执政风险是与政党执政相伴生的历史现象。中国共产党从走上执政地位就面临执政风险的考验，为抵御执政风险进行了艰辛而曲折的探索，取得了重要的认识和实践成果。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领导人民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抵御执政风险经验，对今后党抵御风险和安全执政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历史考察；基本经验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3—0069—08
中国共产党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中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而不断发展壮大，走上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地位。执政风险与党执政相伴生，是党的执政地位面临的一种可能的、潜在的危险。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同样面临各种风险，只不过它能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科学认识和能动把握抵御风险的规律，从而使化解风险成为一种更加自觉的行为。中国共产党执政风险贯穿于党执政以来的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对抵御执政风险的艰辛探索，逐步深化了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进而形成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认识系统。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抵御执政风险的宝贵经验。
一、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对抵御执政风险艰辛而曲折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至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这一时期，党面临的执政风险既有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经济封锁的威胁，也有国内反动势力猖狂活动、颠覆新生人民政权的危险；既有迅速治理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又有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上遇到的复杂问题；既有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又有一些党员干部思想道德防线的脆弱。wWw.11665.COm面对多重风险，党科学判断主要执政风险源在党内，注重从加强党自身建设入手，努力探索抵御风险之路。
提出“两个务必”思想，揭示了党兴衰存亡内在因素。“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提出的著名论断，高瞻远瞩，意蕴深远。执政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同任何客观事物一样，都遵循着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法则，即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党自身。“两个务必”是对执政党内部矛盾性的科学分析，揭示了执政党兴衰存亡的内在因素。党执政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以功臣自居，贪污腐化。1951年底，党开展大规模的“三反”运动，刘青山、张子善等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被处以极刑，此即共和国历史上的“开国第一刀”。常言道：“物必自腐而后虫生”。我们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是历史方位的根本变化，如果不加强自身建设，很容易“自腐”，丧失革命党时期所具有的那种艰苦奋斗的思想作风。古人讲：“慎终如始，则无败事。”“两个务必”就是要求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应当慎终如始。慎终如始，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对于一个政党来说，都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因为这要有一种坚强的意志品质，要有一种优良的思想作风，要有对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抵御力，要有一种矢志不渝的奋斗精神。毛泽东的“两个务必”，这是在中国历史大转折时期对共产党人敲响的警钟，是对共产党能够跳出“历史周期率”所表达的自信，也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富有预见性的洞察。
科学分析少数人闹事，正确把握闹事矛盾的主导方面。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确立后，人民内部矛盾开始突出起来，加之受当时波匈事件影响，1956年我国出现了少数人闹事问题。党科学分析、从容应对，注意划清两类矛盾界限，正确把握闹事矛盾主导方面。毛泽东认为，闹事既有物质利益方面原因，也有思想教育方面原因，而“发生闹事的更重要的因素，还是领导上的官僚主义。”［1］236刘少奇、周恩来等也持这种认识。党对闹事问题的科学分析，正确把握了党群关系的主导方面。党群关系是一对矛盾，一般来说，矛盾的主导方面是在党的方面。执政条件下，党的宗旨是执政为民，这是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本质，也使党在同群众的关系中必然居于主导地位。党群关系如何主要取决于党而不是群众，党的行为决定着群众的态度。党中央提出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等对策，妥善解决了闹事问题。这一时期，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政策，奠定了党抵御执政风险一块重要的理论基石，并在党
历史上首次提出了“风险”的概念。［2］456 - 457这些重要思想具有长远指导意义。
注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为重点的党的作风建设，把这作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项根本举措。建国初期，党就开展了整风运动，克服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解决思想作风不纯问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针对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起的“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等“五风”，党中央及时察觉，下发了《紧急指示信》等有关指示，要求提高思想认识，坚决纠正错误，认真落实政策，改进干部作风。1960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困难。党注重抓党风问题，以优良的党风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毛泽东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党中央颁布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关心群众生活、不搞特殊化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做起，为全党作出表率。邓小平回顾这段历史时说：“那个时候，党和群众心连心，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比较高，社会风尚好，广大干部群众精神振作。所以，尽管遇到困难，还是能够比较顺利地渡过。”［3］302优良的党风是党赢得民心的关键，是党战胜困难和风险获得不竭的力量之源。
党执政初期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探索是艰辛而曲折的。由于“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4］115，导致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本意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解决共产党执政风险问题，但因对国内形势的错误估计和认识上、理论上的错误，却使社会主义中国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酿成内乱而拉大了同一些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差距，这是我们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严重失误。［5］976然而，党执政初期抵御执政风险的成就毕竟是基本方面，是党艰辛探索的主流和本质，曲折和失误不会泯灭党艰辛探索的历史性贡献，而且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发掘其蕴含的时代价值。中国共产党正是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果敢拨乱反正，勇于开拓创新，引领广大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的认识。
党在拨乱反正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成功与否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这条发展道路也就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执政初期对抵御执政风险的探索之所以走过一段弯路，根本原因就是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出现了偏差，而这种偏差的实质，如同邓小平所说，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完全搞清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逐步探索到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使党成功抵御执政风险有了根本保证。胡锦涛同志2007年12月17日与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谈话时指出，道路问题是关系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第一位的问题，道路就是党的生命，道路就是党的事业的命脉。这虽然是现阶段作出的概括，但这种认识在党当时拨乱反正的深刻反思中是很清晰的，这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上，是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认识的标志性成果。中国共产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的认识，还在于如何坚持正确的发展道路。对此，邓小平有一个经典性论断：发展是硬道理。他指出：“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3］314他还指出：“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4］141唯有如此，抵御执政风险才能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的认识，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特别是邓小平反复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要防止两极分化。他把这一重要思想定位为社会主义的特点、原则、本质、目的。如他指出：“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4］265又指出：“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
共同致富。”［4］172还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4］110 - 111他尤为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373 这些重要的思想、观点和论断深刻揭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内涵，也是我们在改革发展中始终要致力于并解决好的问题。唯有如此，抵御执政风险才能有巩固的社会基础。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发展道路的认识，这是中国共产党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规律认识的根本点。
发展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风险安全机理的认识。执政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有其内在机理，党在领导发展实践中不断深化对这种机理的认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是党执政安全系统的基石。1987年党的十三大对基本路线作出明确概括，但实际上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已经明确，邓小平当时称之为“战略布局”。1989年11月23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十三大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我们十年前就是这样提出的，十三大用这个语言把它概括起来。这个战略布局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永远不改变。”［4］345基本路线对于党执政安全具有基础性和战略性作用。邓小平认为，坚持基本路线永远不改变，“什么威胁也吓不倒我们”。［4］345这既是针对当时苏东剧变、中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来说的，又说明基本路线是党执政安全的“护身符”，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改革、发展、稳定是党执政安全系统中的三个关节点。邓小平指出：“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4］286邓小平强调稳定，因为“只有稳定，才能有发展”［4］357。而1989年发生的国内严重政治风波，则更加说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邓小平不止一次说过的。正是基于这一点，邓小平提出“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最高利益就是稳定”。［4］331，313由此，稳定成为党执政安全的关键性因素。当然，这种稳定不是消极的、静态的稳定。邓小平多次说过，改革开放是“有风险的事情”，既要坚持改革，步子又要稳妥。即是说，党执政安全机理中的稳定是一种动态的、改革和发展中的稳定。江泽民把改革、发展、稳定视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棋盘上三着紧密关联的战略性棋子，阐明发展是关键，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这是对执政安全三个关节点的明确定位。把发展作为关键，强调了发展的至关紧要性；把改革作为动力，强调了改革的革命性作用；把稳定作为前提，强调了稳定是一种先决条件。江泽民在稳定功能的措词上虽然与邓小平略有不同，但实质上是一样的，就是改革和发展不能没有稳定。由于邓小平是在1989年政治风波的大背景下讲稳定的，更加突出了稳定的首要价值取向。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江泽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利益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抓住了实现党执政安全最根本的问题。正如他所说，这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必须的，也是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所必须的”。［6］217这些重要思想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执政安全机理的内在关联，反映了党对改革发展过程中实现执政安全带有规律性的认识。克服“左”右错误倾向干扰是党执政安全系统中的排险机制。改革作为革命性变革，必然要受到“左”右错误倾向干扰。对此，党坚持解放思想，打破“两个凡是”，确立“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正确引导对姓“社”姓“资”的认识，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所有制实现形式区别开来；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坚决反对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党执政安全系统因党的基本路线这块基石而稳固，其有效运行则在于改革、发展、稳定这三个关节点的有机统一，防止错误倾向的排险机制则是系统安全运行的基本保障。
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深化对抵御执政的内源性风险认识。内源性风险是对党执政安全最具威胁的风险，这是由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决定的。改革开放后，党在自身建设实践中不断深化对内源性风险认识。这就是：深化对主要风险源在党的内部的认识。邓小平在总结苏东剧变和国内严重政治风波教训时一针见血地点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4］380还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
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4］365江泽民进一步指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组织、作风、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7］1这些重要思想既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执政的内源性风险明确而深刻的揭示。深化对腐败是最具威胁的内源性风险的认识。腐败会失去民心，而民心向背则是决定一个政党兴衰存亡的根本性因素。对此，邓小平告诫：“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4］313他主张：“为了整顿党风，搞好民风，先要从我们高级干部整起。”［3］219上世纪80年代初期，江西省原省委副书记、省长倪献策因包庇走私、行贿受贿等犯罪行为，成为改革开放后被查处的第一个正省级高官。上海市领导干部的儿子陈小蒙、胡晓阳曾横行上海，犯有强奸罪、流氓罪，被判处死刑。这些案件的查处在党内外引起震动，使人民群众增强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90年代我国开始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走上了持续发展的快车道，腐败现象也呈现一些新的特点，如犯罪数额巨大，权力寻租明显，团伙犯罪增多，案犯职务趋高等。江泽民更加强调反腐败问题，指出：“如果我们掉以轻心，任其泛滥，就会葬送我们的党，葬送我们的人民政权，葬送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8］319还告诫说，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就要脱离群众，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7］187这些论断振聋发聩，蕴含着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前车之辙的深刻教训。深化对惩治腐败决不能手软的认识。邓小平说：“腐败的事情，一抓就能抓到重要的案件，就是我们往往下不了手。这就会丧失人心，使人们以为我们在包庇腐败。这个关我们必须过，要兑现。”［4］297他主张对腐败分子要严肃处理，“要真正抓紧实干，不能手软”，认为“死刑不能废除，有些罪犯就是要判死刑”；［4］152要求惩治腐败应雷厉风行、抓住不放，以取信于民；强调要依法治腐败，积极探索不搞群众运动又能有效治理腐败的新路子。1982年1月5日，时任中纪委第一书记的陈云在一份反映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上批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雷厉风行，抓住不放，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9］273 - 274他把执政党党风第一次提到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审查的走私贩私等各类经济犯罪案件达164万多件，依法被判刑的近3万人，涉及党员被开除党籍的5500多人。［10］331原中共广东省汕头地委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前海丰县县委书记、县革委会主任王仲，利用职权大量侵吞缉私物资，受贿索贿总计达69749元，构成贪污罪和受贿罪，被判处死刑。江泽民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他指出：“党内存在的一些消极腐败现象之所以屡禁不止，有的情况还日益严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相当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党组织和领导者治党不严，对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11］497他还纠正了以为“严”就是“左”的错误认识，提出对错误的东西不能放弃批评和斗争。他还希望各级党委和领导同志高度重视从严治党，深入思考贯彻这个方针为什么乏力的原因，以便排除障碍、坚定态度，把中央关于从严治党的要求真正落到实处。这些重要思想和论述对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抵御执政的内源性风险具有战略性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科学认识系统的形成及其成功运用
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深刻回答了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一步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引领和推动党抵御执政风险科学认识系统的形成及其在实践中的成功运用。
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指导理论。科学发展观作为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认识，为党抵御执政风险提供了科学指导。风险是具有人为因素的，按照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解释，“可以看作是人为不确定因素中的控制与失控”。［12］8控制与失控取决于多种因素，关键则是对自然界和社会规律的认知和把握。能够认知和把握客观规律，就能够有效防范风险或降低风险损失，反之就会出现风险失控现象。科学发展观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作为社会主体的人认知和把握规律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大大加强，也使我们党把抵御执政风险更加自觉地建立在对客观规律的遵循上。不仅如此，科学发展观还为党抵御执政风险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统筹兼顾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深刻反映了科学发展观所集中体现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方法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抵御执政风险所应遵循的科学思想方法。现阶段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成因复杂、类型多样、领域宽泛，而党之所以能够战胜困难、化解风险，从方法论视角看，正是由于能够统筹兼顾。统筹兼顾在科学发展观中是作为根本方法来定位的，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它不只是一个方法论的概念。胡锦涛指出：“统筹兼顾是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13］56我们应当从继承创新党的历史经验的视角，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高度，来深刻理解作为方法论的统筹兼顾。现阶段，党娴熟地运用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从而能够稳步推进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规避带有全局性的风险。党在领导改革和发展中既遵循经济规律又遵循自然规律，统筹处理好经济建设、人口增长与资源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努力减少和化解各种风险中的人为因素。统筹兼顾要解决的具体问题很多，但最根本的是统筹兼顾利益关系。这方面，胡锦涛阐发了许多重要观点。他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提高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要深入分析研究改革发展中出现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调整，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部门和地方、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局部和全局、当前和长远的关系，正确处理不同群众之间的关系，全面把握和妥善解决来自各方面的利益诉求，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13］52针对一个时期以来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的问题，胡锦涛强调：“社会建设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社会建设，要以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重点，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多体现到改善民生上。”［14］中国共产党注重协调改革发展中的利益关系，兼顾好各方利益和发展诉求，适时化解因利益矛盾酿成的风险。统筹兼顾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思维，又是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当然也是抵御执政风险的重要抓手。
党构建起现阶段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认识系统。科学发展观是系统发展观。党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起抵御执政风险的科学认识系统：一是形成党面临执政风险多种领域的系统认识。胡锦涛从党战胜困难和风险的角度指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自然界等五个主要领域，［15］实际上也是现阶段党面临执政风险的五个主要领域。这是我们党首次对面临执政风险作出领域划分。二是形成党面临执政风险复杂成因的系统认识。现阶段党面临执政风险的成因更加复杂。党对复杂成因进行的系统分析，可归纳为国际、国内、党内三大方面八种因素：经济全球化双刃剑因素、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因素、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负面影响因素、国内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利益冲突因素、社会收入差距过大利益失衡因素、执政历史延伸考验严峻因素、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因素等。对于这些因素的分析，反映党对执政风险成因的认识更加全面深刻。三是形成党抵御执政风险所具优势的系统认识。现阶段党面临的困难和风险虽然复杂多样，但党无所畏惧、充满信心，因为党对战胜困难和风险的优势有着清醒而科学的认识。这就是：党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使党排除干扰、化解风险有了根本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发挥出明显的制度优势；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为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打下了坚实基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深深融入国人血脉，能够激发出战胜任何困难和风险的巨大力量；党是久经各种风险考验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带领人民抗击风险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四是形成党抵御执政风险警钟长鸣的系统认识。近些年来胡锦涛多次提到风险问题，
如在十七大报告中有8处，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讲话中多达12处，反映了党对风险问题的高度警觉。这就是增强忧患意识，始终居安思危；就是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估计前进道路上种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困难和风险；就是要认清“要奋斗就会有困难有风险”，［16］56始终保持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再一次提出风险问题。他在充分肯定党90年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尖锐而深刻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即“四个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认为这“四个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17］8应当看到，“四个危险”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危险不同于风险，是更加直接而紧迫的问题，随时都有可能造成危害；“四个危险”具有后果的严重性。这种严重性就是危及党的生存。其中，脱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危险，消极腐败是最根本的危险，精神懈怠使我们党跳不出历史周期率，能力不足使党难以成功执政。其中每一个危险都影响到党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和前途命运。正如有论者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说，强调党面临“四种危险”，与国歌中强调“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着同样的分量和震撼。“四个危险”具有一定的涵盖性。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之际讲到这个问题，说明这个问题不只是个别事、个别人的问题了，虽然从总体上看不是矛盾主导方面，但也具有一定面，值得高度警醒。古人有言：思之所以危则安。我们增强忧患意识、振奋精神斗志，就要充分意识到“四个危险”的严重性，并采取切实措施防止和克服“四个危险”，将这些危险降低到最低限度。胡锦涛把党面临的问题如此严重地提到全党面前，这在我们党执政历史上从未有过，再次说明我们党是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党对执政风险警钟长鸣，执政安全才有备无患。
党运用科学认识系统抵御执政风险的成功实践。新世纪以来，党面临的执政风险复杂多变，党从容应对、成功化解，这首先在于党能够运用科学认识系统正确判断，加强风险预测，做到未雨绸缪。胡锦涛指出：“必须清醒地看到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清醒地看到我们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18］83这既是对全党的郑重提醒，也是对面临风险的预测和判断。近年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党中央明确作出机遇前所未有、挑战前所未有、机遇大于挑战的判断，要求把握机遇、发挥优势、战胜困难和风险。从国际到国内，从自然界到社会，从国家到执政党，正由于党加强科学预测和判断，我们才能有效化解风险或把风险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党还善于运用科学认识系统对各种困难和风险妥善应对，显示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统筹全局、协调各方、沉着冷静、应付自如的执政能力。党针对不同领域、不同方面风险的性质和特点，既注重把握规律、抓住共性，又做到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前者如对各种风险都要求增强风险意识、加强科学防范，不断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后者则根据风险情况采取不同对策，或是进行舆论宣传引导，或是着重宏观政策调控，或是加强法规制度建设，或是加大财力物力投入，从而提高化解风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践证明，党运用科学认识系统指导抵御执政风险的实践是成功的实践。党从容应对了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有力抵御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妥善化解国内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大力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领导人民战胜洪涝干旱、雨雪冰冻、地震泥石流等重大自然灾害和“非典”等重大疫病，尤其是引领我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低谷，并推动世界经济形势好转，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和制度优势。
产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执政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抵御执政风险的经验，这是党和国家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后党抵御执政风险、实现执政安全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这主要是：
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不断深化
抵御执政风险规律性认识。抵御执政风险规律是共产党执政规律的重要组成部分。抵御执政风险就要不断深化对其规律性认识。胡锦涛在讲到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时指出：“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说到底是要不断把握和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执政党建设是长期任务，探索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是永恒课题。”［19］抵御执政风险也有一个不断提高科学化水平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对抵御执政风险的规律性探索。为此，就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指导。科学理论的指导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给我们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就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成果的指导，新的历史条件下尤其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深刻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党抵御执政风险的根本遵循。此外，对发达国家比较成熟的风险决策、风险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以开阔视野、拓展思路，深化对共性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抵御执政风险的综合国力。抵御执政风险要有强大的综合国力做支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形势下，党和人民能够战胜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和严峻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提高综合国力，必须坚持科学发展理念。综合国力是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的合力，是涵盖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国防、外交、资源、民族意志、凝聚力等要素的有机关联。［20］16只有坚持科学发展，才符合提高综合国力的内在要求。这就既要重视经济、科技、国防、资源等硬国力的提高，也要重视政治、文化、教育、外交、民族意志和凝聚力等软国力的增强，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从而更为强有力地抵御执政风险。
必须深化各领域的改革，不断赋予抵御执政风险的生机活力。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一场新的伟大革命，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抵御执政风险的必由之路。抵御执政风险贯穿于改革开放全过程，改革开放赋予抵御执政风险以生机活力。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基本制度日益完善，体制机制逐步健全，思想观念与时俱进，抵御执政风险才能充分运用这一伟大革命所释放出来的巨大效能来增强抵御力。这就必须继续深化各领域改革，尤其是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使上层建筑更加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变化，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促进民生改善和人民幸福，使全社会更加团结和睦、同心向党，进而从根本上规避执政风险。
必须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不断巩固抵御执政风险的社会基础。我们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现阶段，党群关系总体是好的，但也存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严重影响党群干群关系的问题，亟待切实解决。新形势下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就要大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群众工作。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理念，把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贯彻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改革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使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不断夯实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社会基础。
必须加强长效机制建设，不断提升抵御执政风险制度化水平。改革开放以来，党抵御执政风险的制度建设不断加强，这包括党自身制度建设与指导和推动国家层面法规制度建设，都取得明显效果。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加强抵御执政风险长效机制建设。主要是：抵御风险预测机制，包括对预测目标确定、风险信息收集和整理、风险预测结果分析、风险预警发布等；抵御风险决策机制，包括风险应对方案拟定、风险应对方案评估和优选、风险应对方案实施等；抵御风险处理机制，包括风险控制、风险应对、善后处理等；抵御风险保障机制，包括政策保障、法制保障、环境保障等，不断提高抵御执政风险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必须大力加强党的建设，不断增强抵御执政风险意识和能力。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具有加强自身建设的优良传统和丰富经验，这是她能够成功抵御执政风险的宝贵资源和政治优势。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要按照党的十七大、十七届
四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要求，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增强抵御执政风险的意识，居安思危，防患未然；不断提高党抵御执政风险的能力，科学统筹，妥善应对。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风险本身并不可怕，中国共产党就是在不断战胜风险中开辟前进道路的。我们只要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练就党抵御执政风险的硬功，就能够 “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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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郭彦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