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 “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 密。
关键词：六朝；“引”体；“序”体；序论；《文心雕龙》；《与兄平原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2)03?0200?04
汉晋以来文体流别日渐繁多，所谓“众制锋起，源流间出”，如萧统所论：
自炎汉中叶，厥涂渐异：……又诏诰教令之流，表奏笺记之列，书誓符檄之品，吊祭悲哀之作，答客指事之制，三言八字之文，篇辞引序、碑碣志状，众制锋起，源流间出。(《文选序》)[1](2)
在众制“蜂起”的同时，六朝时期的“辨体”观念也日趋分明。自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分体而论，挚虞《文体流别论》条理流别，萧统《文选》分门别类，至刘勰《文心雕龙》而集大成。在六朝诸体之中，有数种文体后世议论纷纭，“引序”之“引”亦为其中之一。六朝“引”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文体？它是一种独立的文体，还是仅仅为“序”体之别称？这一问题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WWW.11665.coM
一、“引”与“序”是否为同一文体？
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曰：“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2](136)其说不确，唐前已有“引”体，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即曾论及：
详观论体，条流多品：陈政，则与议说合契；释经，则与传注参体；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传者转师；注者主解；赞者明意；评者平理；序者次事；引者胤辞：
八名区分，一揆宗论。[3](326?327)
文中之“引”与“序”注家通常视为同一文体，如詹锳《文心雕龙义证》谓：“叙引同体，由来已古。”[4](674)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引，亦文体之一，与叙 同。” [5](774)但也有学者提出异议，如牟世金对《文心雕龙?论说篇》“铨文则与叙、引共纪”条之补正曰：
范注：“铨当作诠”，是。又说：“引，未详”。有人以为“盖即《易?系辞》之类”，未知何据。李曰刚《斠诠》：“引，亦文体之一，与‘叙’同。《后汉书?班固传》：固又作《典引》篇，述叙汉德。’后世如宋苏询之族谱引，皆是。”案彦和明明说“序”即上文之“叙者次事，引者胤辞”，不能视序、引为同一文体。“引”既是一种文体，则《典引》不得视为《典》之“引”体甚明。《文选?典引》注：“尧之常法谓之《尧典》，汉绍其绪，伸而长之也。”所谓“述叙汉德”，正是这个意思。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谓引“大略如序而稍为短简”，但“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查陆云有《赠顾骡骑二首》，一曰《有皇》，一曰《思文》。原注：“八章，有引”。兹录其一引“有皇，美祈阳也。祈阳秉文之士，骏发其声，故能明照有吴，人显乎晋，国人美之，故作是诗焉。”此当是刘勰所说“序引”的“引”。[6](236)
牟氏找到了一条西晋陆云诗作的“力证”，可以发明刘勰之前已有“引”体，并认为“不能视序、引为同一文体”，态度十分坚决。但是，需要究诘的是，牟氏的版本依据是否可靠？检核陆集版本，据黄葵标点本《陆
收稿日期：2011?09?07；修回日期：2012?02?24
作者简介：郑伟(1983?)，男，山东阳信人，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2009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
云集》前言，底本为宋庆元六年(1200)华亭县学所刻《陆士龙文集》十卷本，陆云两诗题下各有四字注文：“八章，有序”，黄葵校勘记：
《有皇》“八章，有序”，原缺，据张本补。《诗纪》，二十六亦有副题“八章，有序”。《思文》亦然，亦据张本补。[7](39)
所谓的“张本”即明人张溥所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本，陆云《赠顾骠骑二首》(《有皇》《思文》)两诗标题之下均有注
文：“八章，有引。” [8](754?755)可知“八章，有序(引)”四字宋刻本《陆云集》原阙，乃明人辑录时增补之文。因此，从版本学的角度来说，牟氏的论据是无效的。退一步说，即使牟氏的论据有效，那也不能证明“不能视序、引为同一文体”。检视萧统《文选》诗文，卷二十四陆士衡《答贾长渊并序》，卷三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并序》，两篇“序”置于正文之前，并交代了创作原委，与所谓陆云诗之“引”性质完全相同，故而“序”“引”之别无从比较。
将“引”与“序”分为两种文体，由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发端其说，徐氏“引”体解题云：
按唐以前，文章未有名“引”者；汉班固虽作《典引》，然实为符命之文，如杂著命题，各用己意耳，非以“引”为文之一体也。唐以后始有此体，大略如序而稍为短简，盖序之滥觞也。今录二首，以备其体。若其名“引”之义，难妄臆说，俟博闻者详焉。(《文体明辨》)[2](136)
按照徐氏的分类方式，“引”与“序”别为二体，既然是不同的文体，那么“引”体自当具备别于“序”体的文体特质。但是，“大略如序而稍为短简，盖序之滥觞也”说明的却是“引”与“序”之间的相似性与渊源关系。在徐氏看来，“引”即为“稍为短简”的“序”，在逻辑上又归结为“引”“序”同体。所以说，“引”与“序”何以分体而立，徐氏没有解释清楚，将“稍为短简”作为“引”体的文体特征也并不坚确。徐氏对“引”体的态度含混不清，并未阐发启人耳目的深刻内涵。尽管如此，徐氏释“引”毕竟是最早的文体分解，故而后世论文常承袭其说，甚至海外的文论家也予以呼应，如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斋藤正(1797~1865)《拙堂文话》云： 文，分“序”“引”为二。或人非之，盖其说据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安，遂改作‘引’。”余殊不谓然。按《韵会》诸书“序”“叙”相通，而古本《论语集解》“序”作“叙”，“引”亦唐人既有之，如柳宗元《霹雳琴赞引》，稍异于“序”体。因检徐师曾《文体明辨》，亦别立“引”部云：“大略如序，而稍为简短，盖序之滥觞也。若其名‘引’之义，难妄臆说，俟博览者详焉。”于是果知陆氏之失考。(《拙堂文话》)[9](9977?9978)
斋藤正谦文话中所录之文也曾将“序”与“引”分列二体，与《文体明辨》分类方式潜通暗合，但并非剿袭徐说。斋藤氏将“引”别为一体的理由是柳宗元《霹雳琴赞引》与序体“稍异”。然而，柳氏《霹雳琴赞引》本是“赞”与“引”的合体，前有“引”后有“赞”，自然与常见的“序”体不类。所以说，斋藤氏所举的论据并没有实际效力，至于“引”何以自成一体，依然令人懵懂不明。
另有清人吴曾祺主张“序”“引”本为不同文体，但其论证与斋藤氏同样无稽，吴氏《文体刍言》序跋类云：
引为诗歌之一名，取引音赴节之义。观石崇有《思归引序》一篇，则引之不与序为类明矣。(《涵芬楼古今文钞》)[9](6637)
西晋石崇《思归引》本为乐府诗体，其“序”即为诗之序文，此处的“引”与“序”分别属于诗体与文体。《文心雕龙》中所论及的“引”有两种，《论说篇》“叙引共纪”谓文体之“引”，《乐府篇》“《北上》众引”谓诗体之“引”。汉乐府古题中有名“引”者，如东汉蔡邕《琴操》收录九“引”，宋郭茂倩《乐府诗集》“琴曲歌辞”收录古题《霹雳引》《思归引》《贞女引》等十一“引”。乐府之“引”本属琴曲名类之一种，如清薛雪《一瓢诗话》所说：“乐府凡用‘引’、‘操’等名，皆是琴曲。”[10](695)因此，乐府诗题中的“引”由琴曲古题发展而来并自成体系，与文体之“引”分流而立，吴曾祺以此论证“序”“引”本非同类，不免叠床架屋，使原先的问题更加纷乱。
前代文论家讨论“引”体，常为其“自成一体”张目，认为“引”“序”属于不同的文体，但是诸家的论据基本上没有效力，其论证也就没有力度，其结论也就不能成立。究其局限，一则缺乏明确的文体针对性，时常泛泛而谈，且止于印象式的说明；二则时代界限不明，或以唐代为界，忽视六朝，妨碍了对这一文体的准确把握。尽管“引”与“序”在唐宋时代发生了文体衍变，但是在六朝时期“序引共纪”，二者经常连用，并且可以互文代指，二者本为同一文体，这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对此，后文将继续申述。有鉴于六朝“引”体的文体内涵较为特殊，故
需要进一步发掘阐析，下文将以《文心雕龙?论说篇》为中心，着力考察六朝“引”体之涵义。
二、《文心雕龙》为何将“引”
列入“论”体？
《文心雕龙?论说篇》：“详观论体，条流多品”；“八名区分，一揆宗论”。可见刘勰对“论”体的统摄性格外强调，“序”与“引”无疑均在“论”体的统摄之下。萧统《文选序》云：“论则析理精微”，“论”体以“析理”为务，而《文心雕龙》所谓“序者次事，引者胤辞”，“序引”则以“次事”“胤辞”为主。那么，刘勰为何将“次事”之“序引”列入“析理”之“论”体呢？这可以从六朝时代的相关史料中窥其端绪。
西晋陆云《与兄平原书》中收录了几则有关“引”体的重要史料，迄今尚未引起文论家的重视：
诲欲定《吴书》，云昔尝已商之兄，此真不朽事，恐不与十分好书，同是出千载事。兄作必自与昔人相去。《辩亡》则已是《过秦》对事，求当可得耳。陈寿《吴书》有《魏赐九锡文》及《分天下文》，《吴书》不载。又有《严、陆诸君传》，今当写送。兄体中佳者，可并思诸应作。传及所作引甚单，常欲更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云方欲更作引。(《与兄平原书》)[7](137)
陆云在文末集中论述“引”：“传及所作引甚单，常欲更之，未得。兄所作引甚好。云方欲更作引。”揣摩其文意，陆云意欲勘定《吴书》，写定后呈送乃兄陆机指点，所谓的“传”当指《严、陆诸君传》，此传应是《吴书》列传中的一篇。那么所谓的“引”又为何物呢？陆云在另一封书信中讨论《吴书》云：
《吴书》是大业，既可垂不朽；且非兄述此一国事，遂亦失兄。诸列人皆是名士，不知姚公足为作传不？可著儒林中耳。不大识唐子正事。愚谓常侍便可连于《尚书传》下，书定自难。云少作书，至今不能令成，日见其不易。前数卷为时有佳语，近来意亦殊已莫莫，犹当一定之，恐不全。此七卷无意复望增，欲作文章六七，纸卷十分，可令皆如今所作辈，为复差徒尔。文章诚不用多，苟卷必佳，便谓此为足。今见已向四卷，比五十可得成。但恐胸中成瘎尔。恐兄胸疾必述作人，故计兄凡著此之自损，胸中无缘不病。作书犹差易，赞叙亦复无几。(《与兄平原书》)[7](143?144)
陆云这封书信主要探讨《吴书》诸篇“名士传”的写作，按“作书犹差易，赞叙亦复无几”，《吴书》诸“传”分为“书”“赞”“叙”三部分，“书”当是列传之正文，“赞”则指篇末之赞文，“叙”对应前书所谓的“引”，当即篇首之“叙”，也即传文之序论。又，陆云《与兄平原书》云：
《丞相赞》云‘披结散纷’，辞中原不清利。兄已自作铭，此但颂实事耳，亦谓可如兄意，真说事而已。若当复属文于引，便当书前铭耳。[7](137?138)
按“兄已自作铭”，陆机之“铭”即《吴丞相陆逊铭》，陆云《丞相赞》应是他为祖父陆逊所作的赞文，或即《严、陆诸君传》的“后赞”。与此相对应，“引”亦指向传文的序论。至于“序论”之文体特征，可以参证以范氏《狱中与诸甥侄书》：
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赡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宋书?范晔传》)[11](1830)
范晔《后汉书》“《循吏》以下及《六夷》”诸篇列传，开篇即“序论”，篇末有“传论”与“后赞”。由此可知《后汉书》与陆云《吴书》列传的单篇构架大致相类。一一对照，更可以确定陆云前书所谓的“引”当即 “赞叙”之“叙”(“序”)，也即《吴书》诸“传”的序论。至于序论之文体特点，可以范晔《后汉书》“循吏列传”之序论为例进行探讨(文繁不录)，此序开篇追述光武帝的勤约之风，然后概述百官的“殊闻显迹”，结穴之处乃阐明 “循吏篇”的设立之意。全篇以叙述为主，间有议论，夹叙夹议，叙议并存。由此而言，《文心雕龙》将“序引”归入“论”体也就合情合理了。 果从史传文学的角度审视“引”体，《文心雕龙》“论”体的诸种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史传文学本是一种复合型文本，正如《论说篇》所说：“辨史，则与赞评齐行；铨文，则与叙引共纪”，史传文学既有“辨史”之文，又有“铨文”之笔，“文”“史”之体兼具。序论则既有“次事”之文，又有“胤辞”之意，“序者次事；引者胤辞”之说，当为互文手法。结合《文心雕龙》的文体
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时期的“引”与“序”应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并且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明乎此，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也就不足为怪了。
三、“引”体在六朝以后的衍变
“引”体在唐宋时期的文体衍变与时人避讳之风至为相关。广为人知的是宋代眉山苏氏的避讳，如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苏东坡祖名‘序’，故为人作序皆用‘叙’字。又以为未安，遂改作‘引’。”[12](74)以苏轼在宋代的文坛地位，以“引”代“序”对后世的影响可想而知。其实，在苏轼之前，唐人刘禹锡亦曾因避家讳而改“序”为“引”，这一点学界鲜有人提及。据《旧唐书》本传，刘禹锡父名“潊”，“潊”与“叙”“序”同音，在唐代属于同一韵部(据《切韵》、《广韵》)。唐人避讳之风甚盛，既避本名又避嫌名[13](60)，检刘禹锡文集，始终没有出现“叙”字，可以推知，《全唐文》卷六百五所收刘禹锡文名“引”者五题(如《泽宫诗引》《彭阳昌和集引》等)[14](2709)，当是避乃父嫌名而改“序”为“引”。应该说，唐宋时人因避讳而改“序”为“引”，使得“引”与“序”的文体同一性更加紧密了。
唐宋以降，“引”主要是指诗赋正文之前具有“导引”作用的一段文字，六朝时期作为史传序论之“引”，其文体内涵逐渐隐没。在“序引同体”观念的影响之 下，诗赋之“序”与正文之间唇齿相依，“随依性”成为“引”体的一个重要文体特性，诚如曹虹先生所论：
关于引的含义，胡震亨曰：“抽其意为引。”徐师曾曰：“乐府命题，名称不一。……述事本末，先后有序，以抽其意者曰引。” 姚华《论文后编》引《炙輠录》曰：“歌、行、引本一曲尔。一曲中有此三节，凡欲始发声，谓之引。引者，谓之导引也。”从以上三条解释看，引原是乐府之名，其功能是“抽其意”而“导引”于前。可见引与所导引的对象相互依存。这也正可以说明序与所要“敷畅其意”的对象的关系，亦即所谓“随依性”。(《论序》)[15](152)
曹先生所论之“引”为乐府诗体之“引”，诗体之“引”与文体之“引”的某些文体特性本有相通之处，不妨相互参证。诗体之“引”的文体特性随着“序引同体”观念的延展而进入文体之“引”，文体之“引”的独立性由此而衰减。
“引”体在唐宋时期的另一个文体衍变是篇幅日趋
短简。初唐王勃名篇《滕王阁诗序》以“敢竭鄙诚，恭疏短引”收束全文，“引”体之短简逐渐为后世所认同，至近世甚至衍生出“小引”一体。如果说徐师曾所谓的“大略如序而稍为短简”作为“引”体的文体特征有其合理之处，还要基于这样一个文体衍变的历史性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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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 literary form of “yin”: taking win xin diao long as the center
zheng wei
(nanjing university,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whether “yin” and “xu” in win xin diao long is the same kind of style or not has caused the attention at home and abroad. many critics o
often argue that the two literary froms are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style, but because the arguments had no effect, the conclusion could not be established. in fact, “yin” and “xu” in the six dynasties they were of the same style. through the sty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wen xin diao long and narrative context of “yin” in lu yun’s letters to his lu ji his brother, “yin” in the six dynastie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historical and biographical literature, its stylistic meaning point to “xu lun” in historical biographies. it has both the narration and comment, so liu xie’s wen xin diao long put it in the “remarks” style. “yin” and “xu” stylisticly evolutived after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their stylistic dependence became stronger and the identity of two literary forms became more closely.
key words: the six dynasties; a literary form of “yin”; a literary form of “xu”; “xu lun”; win xin diao long; letters to his brother lu j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