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之间存在着“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关系。以建国后我国农民政治认同所出现的两次高峰为主线，以土地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为关键节点，简要梳理我国农村制度的变迁历程会发现，我国的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存在一种以前者为主导的“非对称性”互动。近年的农村制度安排虽促进了农民政治认同的复兴，但在认同构建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由此亟需学界和政府做出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探寻。
　　关键词：国家制度安排；农村制度变迁；农民政治认同；互动关系
　　中图分类号:f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9-0076-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村基层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缺位及其对策研究”（11czz010）；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历史变迁研究（1949-2010）”（12yjc81003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姚荣杰（1982-），女，河南南阳人，河南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权力制约理论。一、国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
　　在政治学领域，政治生活的两个主要方面即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双向互动的对立统一关系。二者构成生态学意义上“能量变换”与“物质循环”的动态平衡，[1]体现着系统理论中体系与其所处环境之间“输入→转换→输出”的关系，[2]同时也是科尔曼所提出的社会交换现象：“社会行动系统内，最低限度必须有两个行动者，并且每人都控制着能使对方获利的资源。由于双方的利益均依赖对方控制的资源，作为有目的的行动者，他们必须从事与对方发生关系的活动……这种特定的结构和每个行动者的行动原则——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利益——导致了双方行动的相互依赖，或者说其行动具有系统特征”，[3]即，政治体系为其社会成员提供福利和保护，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报以认可和服从，从而达成相互间的交换与依赖关系。WWW.11665.CoM
　　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间的互动抑或交换端赖于一定的载体，这里所说的即是政治体系内的制度安排与社会成员的政治认同。一方面，国家制度安排是政治体系实现其权力和统治（或治理）的主要载体，从而也是政治体系与其外在环境之间相互交换进而达成动态平衡的主要因素，主要包括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等制度组织要素以及政策、策略、规范等工具形式要素。另一方面，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进行政治活动的根本形式，他们通过对政治体系各种要素的态度、情感和行为的反馈与表达，促使政治体系进一步满足自身的权益需求；它是政治体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体系输出的方针政策得以推广、实施的根本保障和主要依托，更是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和坚实基础。（见图1）
　　图1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关联简图可以说，国家制度安排与政治认同对于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产生着重要的联结作用，更是政治体系与社会成员互动关系的显性表达，因此，它们二者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交换、依存的动态平衡关系。我国涉农制度的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的变化历程就鲜明体现着这种态势：随着建国后国家权力的不断下沉，政治权力主导下的制度安排不断改变着传统村落社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也不断改变着人、物质、社会和文化条件这些村庄的内在要素，这重新塑造了农民的政治心理并影响着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另一方面，农民也依据自己的生存伦理与生活理性对政治体系表达其认同与否的政治情感和政治行为，这些态度与行为上的反馈又会进一步影响着国家的相关制度安排和政策规划，最终形成“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与自下而上的反应、融合”[4]之间的双向互动，并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不断完善国家制度和锻造着农民日益成熟的政治理性。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制度变迁与农民政治认同的互动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对农村进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通过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彻底颠覆了传统乡村的经济结构和社会政治结构，使亿万贫苦农民获得翻身大解放。运动拉近了农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打破了千百年来农民对于政治的麻木感和疏离感；更重要的是，运动还摧毁了传统村落文化中的等级意识和家族认同，而形成超越家族血缘关系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认同，最终使农民在心理上获得极大的满足感与归属感，并进而转化为对党和新政权的感恩、敬畏以及绝对忠诚，也由此构成农民政治认同变迁历程中的第一个高峰。
　　虽然土

地改革使党和新政权获得广泛而又坚实的群众基础，也获得了对农村社会的经济控制权、政治支配权和行政干预权，但接下来推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及相继发起的“大跃进”运动和“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逐渐背离了农民的意愿，并不断侵犯着农民的经济利益、个人自由甚至是人格尊严。制度的严重失误与全国范围的自然灾害共致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的发生，而这三年全国性的粮食短缺更在农村达到极致，农民政治心理在极度饥饿的生存危机中迅速归于冷漠与怀疑，“活着”的原则再次超越一切，超越本来对他们就遥不可及的政治，也超越了往昔荒谬的狂热，农民高度的政治认同在建国后出现首次重大波动。
　　面对农民政治认同的急剧下跌，国家于1961年开始进行相关的制度调整，取代“大公社”而逐步建立起“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并适度放松了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经营等方面的相关政策。在改革开放前的近20年时间里，人民公社体制内经济政策的时而松动、阶级斗争所形成的政治压力、浓郁革命文化氛围的笼罩以及农民群众自身“制度外”的变通行为共同维系了“场面之上”农民对政治体系的正向认可及支持，维持和延续着这一时期农民对党和国家政权的认同。但是人民公社体制的“超经济强制”始终束缚着农村的经济社会活力，并侵害着农民的切身利益，而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也使农民渐现政治疲态，这些状态难以构成农民积极主动的政治认同和“发展型的政治稳定”，从而在束缚与自由、迟滞与发展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呼吁和迫使国家进行彻底的制度变革。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改革开放新篇章的开启，党和国家率先在农村进行经济制度以及政治建构等方面的调整，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经济体制取代了人民公社时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乡政村治取代了人民公社建制，传统秩序主导下自然有序的村庄社会取代了“泛政治”的同质化村庄，而传统村落文化的复苏也替代了浓郁的革命文化氛围。这些制度变革使农民重新获得了生产生活上的自主支配权，乡村经济出现复苏并得以蓬勃发展，整个村庄社会也处于自由发展的休养生息阶段，农民在休养生息中获得了经济满足感、政治解脱感以及由相互信任、尊重等传统村落交往所带来的归属感和安全感，他们也由此对党和国家表示出极力的赞同与拥护，并形成农民政治认同变迁历程中的第二个高峰。 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家的宏观制度安排再次向工业和城市倾斜，诸多支农惠农政策被消减或者出现反复，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显性化为对庞大税费的提取和缴纳，这给农民造成了沉重经济负担，更恶化了基层干群关系，村庄社会文化也呈现出普遍的行为失范与价值真空，农民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问题凸显，村庄公共事业陷入困境，外出流动人口更遭遇着源自城乡二元的制度歧视。总体上看，在这个“三农综合症”的集中爆发期，无论在农民所处的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条件中，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现实操作都有很多缺陷，农民的满足感、尊严感、归属感、幸福感、安全感也遭受到强烈的冲击，他们由此对党和国家甚至社会主义政权的性质产生了某种怀疑与疏离，改革之初高度的农民政治认同也由此出现回落并陷入徘徊。
　　农民政治认同的降低和农村社会大量的不稳定现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同时我国的现实国力也可以承付起政策转变所需的成本，所以国家于新世纪伊始即开始着手相关涉农制度的大幅调整。在“多取少予放活”的整体思路下，对农业、农村和农民进行“反哺”，表现在实施税费改革并进一步取消农业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拨付各种惠农直补，大力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建设，不断改进农民工的权益保障等等，并同时通过乡镇机构改革和乡村政权的职能转变缓解基层干群的紧张关系。这些制度变迁使农民得到了切实的经济实惠和权益保障，他们逐渐感受到来自高层中央领导和政府的关注与尊重，上世纪90年代末低落与失望的政治情感也由此出现复兴和回暖，抵制与排斥的政治行为也由此转为支持和拥护，当前农民政治认同在总体上呈稳步上扬的态势。
　　图21949-2010年我国农民政治认同变迁的模拟曲线
　　通过以上简要梳理，我们可以看到，1949年以后我国农村制度安排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的互动变迁构成一条起伏的曲线（如图2所示）。这条曲线凸显出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与

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消农业税等关键节点，也呈现出我国农民群众在这60年中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主体需求。林毅夫曾指出：“制度能提供有用的服务，制度选择及制度变迁可以用‘需求—供给’这一经典的理论构架来进行分析。”[5]如上文所述，农村制度安排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的关系体现着政治体系和社会成员之间的“输入—输出”和“能量转换”，但往内核看，则是“农民需求—制度供给”之间的交互变动，无论是自下而上推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自上而下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都涉及到“需求/获利机会”的自发或强制“供给”。国家制度安排对于农民需求的供给如何、满足与否，是农民对政治体系进行评价和支持的主要衡量标准，也会在“诱致性变迁”中成为制度延续或者再次发生变化、演进、断裂的主要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农民政治认同的变迁是由国家制度安排所主导的双向互动过程。农村的制度变迁过程多是“制度供给→农民需求”的先发强制性供给，而非需求性供给，“它不是行动者由于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而是由政府的命令和法令引入的自上而下的变迁……国家主义权威是乡村社会制度安排的最根本要素。”[6]国家往往根据宏观发展的需要（如国家政权建设、工业化、经济增长、政治稳定）对乡村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行整体规划和制度创设，并通过自上而下的政权组织输出至乡村并加以推广实施。同时，由于农民自下而上的输入表达机制不健全（正如图1中自下而上的细线），农民的需求与其态度、情感，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及时灵敏地反馈于上层，即使能够成功地输入，也并不一定会使国家的整体布局让位于农民需求，由此就形成先发—后发、快捷—不畅、强国家—弱社会的总体格局下制度供给与农民政治认同的“非对称性”互动。我们看到，只有在1959-1961年的“大饥荒”、人民公社体制长期束缚下农村经济政治社会的全面凋敝、上世纪90年代末农民沉重负担与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导致的农村政治不稳定这三个时间点过后，国家才根据农民的生存、自由或社会公正等强烈需求进行了制度上的重大变革。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不断演进，特别是近年来社会的不断壮大，这种“强供给—弱需求”之间的不协调也在发生着积极变化，农民的声音、农民的需求得到更多的倾听和满足，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逐渐得到改变。然而，其中存在的问题仍然不容忽视。
　　三、当前问题与制度空间
　　自新世纪以来的十年间，国家致力于“三农”问题的解决和基层政治合法性的恢复，以财税政策的调整为主导取消从农村的提取，并将资源尽可能向乡村配置，以减轻农民负担、促进农民增收、激活农村内在活力，最终达到城乡统筹发展的国家整合目标。笔者在2009年至2010年的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国家惠农政策在农村确实取得了很大成果，即使在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民的现实生存环境也有着很大的改善，经济收入增长，生活水平提高，村庄内楼房林立、路面平整、交通便利、水电齐全。但在访谈中又感到他们对亲身经历的政治生活的戏谑和随意，对村干部、县乡干部的抱怨和反感，对城乡收入以及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悬殊差距的不满和愤慨，对利益诉求不能表达更不能得到满足的失落和苦闷，对社会腐败现象的痛恨甚至于对党和国家前景的忧虑和担心。现实生活场景与农民政治认同之间的这种落差很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稳定阀”的农民群体，其政治认同在国家制度安排下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状态？当前存在着哪些影响农民政治认同的掣肘？笔者认为，这些问题包括历史上长期遗留但悬而未决的、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以及新的制度安排所催生的，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农民增收空间有限且还普遍存在着经济负担，农村的基础设施还很不健全，养老教育等公共事业还存在很大欠缺，农民在与城市的频繁来往中也越来越尖锐地意识到资源配备甚至社会人格上的悬殊差距，所以即使农民的收入切实得以增加，生活水平确实得到提高，但他们的相对贫困感并没有减少，相对幸福感和满足感也并没有增多，可以说，城乡差距、贫富悬殊的社会现实背离了他们对社会公正日益强烈的需要，并由此引致其对社会和国家的不满。 制度改革并没能成功“倒逼”出基层政权的职能转变，使乡村干部积极为农民提供服务并带领农民致富，反倒在制度变革中削弱和架空了他

们的行政权威。缺乏利益驱动又失去行政权威和群众信任，这些共同降低了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积极工作的可能性。乡村干部的消极作为不单使国家涉农政策的预期绩效大打折扣，使国家和农民关系呈现出悬浮离间的状态，也使干群关系从上世纪90年代末的冲突与紧张转化成更为严峻的冷漠与疏离，农民不信任乡村干部的为人、上任目的、上任途径，更不支持乡村干部即使具有积极意向的工作，他们漠视、鄙视、挖苦、恐吓甚至敢于殴打乡村干部，干群之间相互厌恶、排斥而又无法牵制彼此，最终使干群情感和基层工作都陷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之中。
　　其三，村庄的社会文化建设相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末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推动，更多地停滞于表面阶段，能够增强农民幸福感、确立农民本体价值的社会文化还远没有形成。具体表现在：村庄内外更加缺乏权威和秩序，村民之间也缺乏信任、约束以及相互间的支持，总体上呈现出“平面化之下的原子化”结构，再加上社会治安的混乱和社会风气的败坏，农民在村庄生活中很难感受到村庄共同体所能提供的归属感和安全感；而同时，村庄文化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仍没有得到合理的取舍，传统文化中的“礼”、“德”、“信”、“义”等优良成分为利己主义和拜金主义所击倒，现代文明中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等契约性观念又在村庄内外得不到实践和良性发展，乡村文化最终在传统与现代的消解与胶合中出现了利益观念主导、共同体意识覆灭、尊老重德观念削弱、精神和行为上失范，以及城市文化带给农民的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反差和落寞。
　　总体来看，近些年的城乡关系还没能实现很好的统筹，基层干群关系也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村庄社会的关联与秩序依然松散无着，农民也没能享受到更多的文化福利。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在精神层面依然缺乏满足感、幸福感、归属感和安全感，他们对社会公正、政治清明、社会秩序以及文化福利的主体需求还远未得到满足。这些问题的存在亟待学界和政府以“乐观又充满谨慎”的态度继续关注“三农”，并为之提供良好的制度供给与人文关怀。
　　笔者认为，“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根深的庞大体系，农村资源匮乏以及农村人口众多不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善的现实国情，决定着城乡差距的缩减、乡村基层政权的职能转型以及农村的社会文化建设不可能迅速实现，也决定着农民的主体需求不可能很快得到满足。但正是基于城镇化过程漫长、农民增收空间狭小的现实条件，当前农民政治认同的构建在制度选择上不能单纯倚重于经济增长，而应更加侧重于社会和文化福利方面，诸如改革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提供城乡均等化公共服务、切实加强乡村文化建设、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机制等等，并重建基层政权为乡村社会文化建设提供组织依托，满足农民对社会秩序与社会公正、政治清明以及文化福利的期待和他们对自由、秩序、正义、归属等的基本需求，最终在“农民需求—制度供给”的对称性互动中赢得更具适应性和持续性的政治认同，进而为国家政权奠定足够稳健的合法性基础，也为我国的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提供坚实的支持力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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