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弗莱堡时期的解构和解释学都是适合于用来原初地通达、理解、显示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并实现其原初动机的哲学方法，都是由实际生活经验自身的这两个特征所决定的，它们源自并应合着这两个特征。解构、解释学与形式指引之间是内在勾连、互相需用的。
　　关键词：方法；解释学；解构；前理论；动荡
　　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5－0090－005
　　真正的哲学被早期弗莱堡时期（１９１９—１９２３）的海德格尔看作“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本真样式，因为它原初地具有、体现了其“前理论”和“动荡”的特征，保持、实行、增强着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本有之可问性和艰难，从而促使每个人警醒着自身没落的可能性，在无尽的追问中不断地重新赢得本己的自我。但是，如何能实现这种真正的哲学呢？或者说，哲学如何能够获得一个恰当的“距离”，既如其自身地通达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获得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原初理解，又警醒人们去决断本真的存在状态呢？又或者说，作为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之本真样式的哲学与作为其对象的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之间的关联和区分如何实现？也即我们所是的生活如何通达自身、面对自身，而不把自己转变为一个去生活化的客体对象？海德格尔对此很清楚，这需要恰当的方法，要获得这恰当的方法，关键就在于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前理论和动荡这两个特征的恰当理解和实行。所以说，海德格尔早期弗莱堡时期的哲学方法，即形式指引、解构和解释学，都是由实际生活经验自身的这两个特征所决定的，它们源自并应合着这两个特征。wwW.11665.com本文着重分析他的后两个哲学方法，并指明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解构的方法
　　在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认为，对于如何理解“实际生活经验”这一问题，在哲学方法上所需要的乃是能够引导出开端性方向并激发当下境域的“形式指引”。不过，他又指出：“对问题的引导是在现象学的－批判的解构（ｄｅ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１）的路上而发生的。”［１］２９这也就是说，形式指引需要解构来为其开路，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开光”（ｌｉｃｈｔｅｒｓｃｈｌｉｅβｅｎ）。因为“解构”能够使先前被遮蔽的东西首次以某种方式显现出来，从而赢得某些决定性的东西。用现象学的口号来说就是，通过解构可以“回到事情（２）自身”。但是，对海德格尔来说，这却不再意味着像胡塞尔所要求的那样还原回先验的绝对意识，而是“越来越原初地实行本己的实际境域，并在实行中为真做好准备”［１］３０，即打破生活的谎言，警醒人们直面生活自身原本的艰难，向本真的实际生活经验和“在自身中并为了自身的生活”这一前理论的、动荡的起源领域回返。
　　可见，解构的必要性、范围和艰难性都出自自我之被遮蔽和在生活自身中再次遮蔽自身的基本经验，实行解构的动机就在于打破实际生活的遮蔽。具体说来，解构出自实际生活经验追求安宁和稳靠的“褪色”、“没落”倾向，“在褪色中开始”，并与之进行不断的斗争。自古及今的各色哲学对绝对、普遍、永恒、无限、必然之物的固执追求，就是实际生活经验这种没落倾向的典型表现。所以，对海德格尔来说，真正的“哲学必须被规定为对实际生活经验的原初地实行着的、理解着的和使人警醒着的解释”，而“这解释必然总是从解构开始”［１］１８３，因为“只要在哲学的动机中存在着属己缘在的稳靠化，或者毋宁说制造不稳靠的动机，那么解构就是哲学的表达”［１］１７１。总是追求稳靠化的、事物性的－体系性的哲学，显然就是解构的一个主要对象，海德格尔把往这种哲学里不断地扔火把看作自己的任务。
　　在海德格尔这里，解构只是给出不间断的否定和拒绝，人们不能从它这里期待最终会有一个大大的“是”；它并没有预先设定最终的和决定性的东西，而是以哲学的基本经验为前提，总在不断的怀疑和追问之中。对于解构来说，最本己的东西就是它自身及其实际性，即拆除，而不是结果。它是一个需要被不断实行的无限任务。恰恰是对自身之赢获的不断牵挂和忧惧构成了它自身。所以说，解构是没落生活的反运动，它可以实行哲学的原初动机及其真正任务。被解构的是没落的生活，被还复的是艰难生活的本来面目，被赢得的是本真的自我。
　　海德格尔还指出，虽然解构自身具有实行性的结构和易变性，但它不是纯粹的“摧毁”，而是“拆除”。

也就是说，它所从事的主要是清理性的工作，从而将原本被遮蔽的可能性显露出来。而且，解构是“有方向的”，它在“先行标划”、“前把握”和基本经验的实行境域中运行。简言之，解构不仅揭示先行的领会，而且自身也总是受限于先行的领会。哲学从其基本经验那里获得动机的前领会引导着对要被解构的前领会的解构，从而可以断定后者的原初性或非原初性。而“前领会”出自实际生活经验自身，并在解构的实行中随着生存的变化而不断革新。由此可见，解构的可能性最终来自实际生活经验不断革新自我的历史性特征。
　　在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对解构方法的具体运用是以对传统哲学的拆解为方式而进行的。比如，他批判作为世界观的哲学总是在寻求终极的、普遍有效的东西，妄图以此破解生活和世界之谜，最终走向安宁，所以要求将世界观与哲学明确地分离开来；他批判雅斯贝尔斯以生命过程的力量为关注核心的生命观也是“审美的”，其基本的动机是把生命作为固定的对象来凝视、观察，所以必须把雅斯贝尔斯的纯粹观察的方法推进为无尽的彻底追问，而且这追问总是把自身纳入问题之中并在这些问题中保持自身；他还指出：先验哲学的危险在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主体性，并用它来变出客体性，于是主体自身就被客体化、事物化了，在僵固的结构中，而不是在运动中来审视它；他还不点名地批评了胡塞尔：“然而，它最为舒适地把自身置于世界和生活之外，而进入了极乐和绝对的大陆。”［２］他批判当今所谓的客观的科学哲学只是提供了客观的庇护、令人欣慰的确定性和牢靠性的希望，以及所谓直接的“切近生活”的壮丽。
　　通过对先前哲学的解构，海德格尔试图摧毁理论的姿态、立场和方法的统治，打断对所谓的普遍、绝对、永恒、无限、必然之物的固执追求，还复实际生活之前理论的、动荡不安的原本面貌，从而赢得不断的重新决断本真自我的时机和境域。也正因此，解构并不是哲学所使用的可有可无、可以随意更换的外在手段，而是处身于“没落－反没落”的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自身的一种实行和承担，从而是适合于用来原初地通达和理解实际生活经验的恰当方法。学的方法
　　在１９１９年战时亟须学期即将结束时，海德格尔非常突然地提出了一个“杂交性”的词语：“解释学的直观”（３）；紧接着，在讲座《现象学和先验价值哲学》中，他提出了“现象学的解释学”；在《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的一个脚注里，他则指出，“起源的科学”最终是解释学的，并在该讲座的结尾部分提到了令人感到怪异的“辨证解释学”；在《直观和表达的现象学》和《宗教现象学导论》中，他强调了“解释学的前领会”；在《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现象学研究导论》和《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解释学境域的显示》中，他对“解释学的境域”进行了阐释，并在后一个讲座中提到了“实际性的现象学的解释学”。但是，在以上这些地方，海德格尔对解释学自身并没有做出过详细的阐释，这个任务是在１９２３年夏季学期的讲座《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中完成的。
　　该讲座的第一章起首就对解释学做了一个形式指引性的规定：“‘解释学’这一表述指的是投入、接近、通达、追问和解释实际性的统一方式。”［３］９也就是说，解释学乃是实际性的解释学。所以，他要诉诸的是解释学的原初含义：呈报之实行。它是这样的一种对实际性的解释：实际性在概念中被遭遇、看到、把握和表达。因此，解释学是由“实际性”、“缘在”本身的特征所决定的。
　　解释学所要通达的“对象”，即生活经验的实际性或缘在，具有如下的特征：它总已处在“前握”（倾向）和“回握”（动机）之中，在意蕴世界之中对自身具有一种先行的领会，拥有属于自身的独特形式和风格。可以说，日常生活中人们依据生活自身的倾向和动机，就已在使用特定的概念了，只不过它们还不是作为概念来被使用的。或者说，这里不存在概念地、区域地被标划的“作为”，只有意蕴性的“作为”，后者总是境域性的、历史性的。
　　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实际生活经验是作为能够进行解释和需要进行解释的东西而存在的，“以某种方式已是被解释的”就属于它的存在，它有一种“解释学的作为”。因而，解释学与实际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对对象的把握”和“被把握的对象”之间的关系。解释自身就是实际生活经验的一个可能的和突出的存在方式，它逗留于实际生活之中。

这种生存状态上的理解的直观，不仅保证了概念范畴上的解释学直观是可能的，而且表明原初意义上的解释学就是实际性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归根结底，解释学就是实际性或缘在的自我解释，而不是关于解释的条件、对象、方式及其实际运用的理论学说，也不是广义上被理解的“关于”解释的理论学说，它根本就不是一门理论学说。在这个意义上，“实际性的解释学”是双重属格的，既是宾格的也是主格的；“实际性的解释”既可以指“对实际性的解释”，也可以指“实际性自身进行的解释”。
　　正是由于原初意义上的解释学是实际生活经验的自我解释，所以它能就其自身将实际生活经验本身的生存动势“解开释放出来”，将它本身的关系势态以“悬而未决”的方式当场呈现出来，将其本身所包含的“前握－回握”、“没落－反没落”的动荡活生生显示出来，从而不扭曲它的前理论特征，也不阻断它的动荡之流。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就是形式指引的（４）。所以，解释学能够相关于其存在特征而使“总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缘在”成为可通达的，并将其呈报出来，从而能够追索使缘在毁灭的“与自身的异化”，它呈供给缘在的是理解自身的方式，为其自身而变易和存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强调，这里的“理解”不是意味着对他人生活的认知活动，而是缘在自身的一个存在方式，它可以先行被规定为“缘在对其自身的警醒”［３］１５。这种在“没落－反没落”的动荡之中的“警醒的存在”，就是缘在或实际性最为本己的存在可能性，他在此明确地将之称为“生存”（５）。解释学的追问就是从生存出发，在其基础之上并着眼于它展开对实际性的解释。由这种解释而来的概念被称作“生存论范畴”。但是，这里的“范畴”不是抽象的词语，而是根据其意义，以某种方式，在一个意义方向中，把现象作为被解释者带向理解的东西；这里的“概念”也不是僵死的图式，而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是一个开眼的时刻，它把我们转入一个基本经验，即根据解释的倾向和忧惧把我们转入我们的缘在之中去。因此，海德格尔说：“解释学：担负起当下彻底的实际性。”［３］１０５做哲学就是哲学的实际解释反对它的实际没落的永恒斗争。总而言之，对于作为真正哲学的“实际性的解释学”来说，其根本之处在于：不断地端呈出实际生活经验或缘在的本真存在可能性。因此，解释学不是公众讨论的对象，所有“关于”解释学的谈论都是根本性的误解，解释学的本质特征就在于解释的不断实行。如果解释学应当予以时机化和展开对实际性的警醒不“在”，解释学自身就依然是无关紧要的东西。
　　正是由于解释学是实际性或缘在的自我解释，所以它的实行总会遇到一个循环：在对被解释者有明确的概念把握之前，解释就已经以某种方式“拥有”了它，否则面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东西，解释根本就无从下手。海德格尔称这种先行的拥有为“前有”或“前把握”。（６）解释学的具体实行就取决于实际生活经验或缘在已被置入其中的这种前有和前把握的原初性、本真性。所谓的“脱离任何立场”的要求，只有当无事可做时才会有被满足的可能。实际上，脱离任何立场本身就是一种立场。因此，关键的不在于预先有没有立场，而在于先行拥有什么样的立场。海德格尔认为，他的解释学的“前有”可以形式指引地表述为：“缘在（实际生活）是在一个世界中的存在。”［３］８０在这前有中最可问的东西是牵挂、不安、畏、时间性：缘在总是逗留于当下各是的境域中，牵挂地遭遇着先行敞开的意蕴世界。也正因此，每个缘在具有自己的独特时间性。但是，“牵挂”的一个特征在于，它会被诱惑而消融于它的时间化和实行中，从而总会倾向于显现出它的一个最切近的方面，即“无牵无挂”，以至于“牵挂睡着了”。然而，“窘困”突然出现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着，就如难产的痛苦降临怀胎的妇人一样，它会将世界之中存在本身所含蕴的不安和可畏展现给缘在，将它的“无牵无挂”警醒。
　　不过，解释学的具体实行恰恰就需要从离我们最切近的现在、常人、共在、日常性、我们的时代、公众性或平均性的理解开始。海德格尔称此恰当的开始境域为“当今”。在这当今中，缘在总在漠不关心地与自身和他人攀谈，即“闲谈”。流传中的闲谈不属于任何人，无人对之负责，每一个人都已说过。常人总以公众性的方式存在。因此，“常人”就是“无人”，它只是缘在举在自己面前的一张面具，用来逃避畏惧，以防被

本真的自身吓倒。但是，另一方面，常人不仅是一种沉沦现象，而且是某种确定的和肯定性的东西，即实际缘在存在的一种方式。解释学应当逗留于“当今”之中获得关于缘在的特定范畴的指示，并保持警醒。在这个意义上，解释学就是解构，解掉舒适的常人生活的遮蔽和谎言，还复艰难生活之真理。所以，海德格尔说：“只有通过解构，解释学才能完成其任务。”［４］３４ 是实际性的自我解释，它逗留于实际生活经验之中并出自实际生活经验自身而显示生活的实际性，从而可以与实际生活经验之“前构－回溯”、“没落－反没落“的动荡一起“随波逐流”。这意味着，解释学能够端呈出实际缘在前理论的存在特征，显示出在何种意义上缘在就是动荡。所以，波格勒说：与流行的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不同，青年海德格尔试图通过解释学使生活和存在的不可言说的运动成为显明的。［５］然而，解释学并没有将自己完全埋身于实际生活经验对意蕴世界的无尽牵挂之中，而是对生活之实际性保持着警醒，揭开日常生活的遮蔽使之永远处在可问的状态之中，指示出“作为真正的逗留的反运动的可能性”。海德格尔说：解释学“逗留于生活自身、它的对象意义和存在意义，即实际性中。克制没落的动荡，即严肃地担负起艰难，实行由此而来的对艰难的警醒着的强化，保其为真”［３］１０９。简而言之，在他这里，解释学就是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之“显伪保真”的（反）运动。卡普托有着深刻的体悟，他说：“解释学就是隐退、遮蔽和沉沦的牵引力的反运动”［６］６３，“彻底的解释学，按我的解读，是运动的哲学。”［６］１９８谢汉也曾指出：在海德格尔这里，“解释毋宁是这样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才能对基本运动中的现在，以便对一个人的过去进行原初的保护，依此保卫人的根本，总而言之，以便存在”［７］。因此说，海德格尔的解释学是适合于用来原初地通达、理解、显示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并实现其原初动机的方法。或者更确切地说（以避免误解）：在海德格尔这里，解释学就是实际生活的自我解释，而不是它的方法。
　　小 结
　　海德格尔曾明确地指出：“方法不是人为的造物，而是由事情所规定的，并总是重新发生。”［８］在早期弗莱堡时期，这“事情”就是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他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方法”就是通达、端呈、开显、理解、实现这实际生活经验的道路，它们都出自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自身。也正因此，它们之间并非是彼此孤立互不相关的，而是内在勾连、互相需用的：形式指引需要解构为其开路，解构需要形式指引的引导；解释学不仅是形式指引的，而且就是解构，它只有通过解构才能实现自己的任务。（７）作为实际生活经验时机化自身的一种方式，它们共同如其自身地清理出实际生活经验对自身的前理论的解释，督促实际生活对自身的没落可能性时刻保持警醒，从而一同不断地塑造着本真的生存状态。它们都服务于如下难题的解决：本身就是一种运用普遍概念的理论的哲学如何能够原初地端呈出前理论的、动荡的实际生活经验？或者说，它们服务于就其自身原初地通达和理解动荡不安的实际生活经验这一共同任务。由于这一任务是需要每个人自身担承的无尽任务，所以“方法”并不是永恒有效的指导法则，而是需要不断地重新在当下的实行中被赢获的。通过这些方法，海德格尔在战时亟须学期中提出的使整代人成熟起来的任务也借此得以被执行，他的原初动机也借此得以被实行。凭借形式指引、解构、解释学的方法，海德格尔自身的原初哲学经验也形诸了语言，而不必如有论者所言必须诉诸于辨证的中介。海德格尔对原初现象的描述，也绝对不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要返回人兽杂处的生存状态和远古的蒙昧状态。
　　注释：
　　（１）在１９１９年夏季学期的讲座《现象学和先验价值 哲学》的起始处，海德格尔提及的是对先验价值哲学的“批判”，在１９１９／２０冬季学期的讲座《现象学的基本问题》结尾处，他才提到了对理性秩序的“解构”。另外，在作于１９１９—１９２１年间的《评卡尔·雅斯贝尔斯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中，海德格尔提到了对传统的解构，１９２０年夏季学期这个词才得到了详细的探讨。海德格尔所用的“ｄｅｓｔｒｕｋｔｉｏｎ”一词来自克尔凯郭尔、尤其是路德的“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在早期弗莱堡时期，海德格尔并不像在《存在与

间》之后的著作中那样将“ｓａｃｈｅ”看作思想的终极目标，并诉诸其原初的含义，即诉讼或法庭辩论，而是常常在理论认知的现成对象或客体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只是在提及胡塞尔的现象学原则时，这个词才似乎有了积极的含义。大概是从１９２１／２２年冬季学期的讲座提到哲学问题的两个“主要事情”开始，这个词才开始慢慢有了后来的含义。
　　（３）因此，当在《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在一位日本人和一位探问者之间》一文中，海德格尔说他１９２３年夏季才第一次提及“解释学”这个词时（参见：孙周兴，选编． 海德格尔选集［ｍ］． 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１０１３．），他或者是真的记错了，或者是故意混淆视听。
　　（４）后来，在１９２５／２６年冬季学期的讲座中，海德格尔又指出：只有在形式指引中，解释学的指示才能被看到。波格勒和伊姆达尔都把海德格尔的解释学称作“形式指引的现象学”。克兹尔甚至认为，自１９１９年战时亟须学期中的突破以来，形式指引就是海德格尔解释学的核心。
　　（５）海德格尔在这里使用的是狭义上的“生存”概念，它只是实际生活经验的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像在《存在与时间》中那样在广义上把“生存”理解为对缘在之存在可能性的形式指引。
　　（６）在那托普手稿中海德格尔就已指出：先行被具有的“视点”、“视向”和“视域”属于所有解释的本己参数。另外，按照克兹尔的考证，解释学循环的另一个因素“前见”直到１９２３／２４冬季学期的讲座才被提出。但克兹尔没有提及这个词在１９２１／２２年冬季学期中的出现，也许他认为该词在那里的出现是海德格尔在晚于１９２３／２４冬季学期讲座的某个时候被后补插入的。
　　（７）在这个意义上，本文不能理解李章印先生为什么把“解构－指引”凸显出来，并极力强调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而把解释学置于海德格尔形式指引现象学的一个维度上带过，虽然他自己也说到解构－指引的现象学一开始就是解释学的。而且，这“维度”是何种意义上的也是不清楚的，难道是要把解释学归属于解构和形式指引方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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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