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喀喇沁旗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黄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宗教文化信仰，因封建统治者的推崇备至，以及黄教教规的柔和，被喀喇沁民众广泛接受，以致于“安于愚民政策之下，不思振作”，这就制约了喀喇沁地区教育的发展。本文主要从黄教反对外来文化的传入、阻碍了学堂的创办、降低了人口数量和质量三个方面，论述黄教对喀喇沁地区教育的制约，但同时也肯定了其在培养知识分子方面具有的积极影响。
　　关键词：黄教；喀喇沁地区；蒙古族教育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4）03-0020-03
　　喀喇沁旗，今属于内蒙古赤峰市，古有“首都屏障”之称。喀喇沁旗有着悠久的宗教文化历史，其中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形式和上层建筑的黄教，对喀喇沁地区人们各方面的活动，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就黄教在喀喇沁地区的传播及其对教育活动的影响予以简单评述。
　　一、黄教在喀喇沁地区的传播、兴盛和衰落
　　在明代蒙古族东部封建主的大力提倡下，黄教开始在喀喇沁地区得以传播。明万历六年（1578年5月），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与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青海湖畔的仰光寺相会，在索南嘉措的劝说之下，俺答汗放弃了萨满教，信仰了藏语系佛教。随之，藏语系佛教格鲁派也被漠南蒙古各部先后接受了。万历十四年（1586年），阿拉坦汗之子僧格都楞邀请三世达赖索南迦措来哈喇慎部弘扬佛教，①在随行的人中，还有藏族和蒙古族喇嘛，大部分喇嘛后来在该地定居下来，同时按照三世达赖的指示，翻译了大量经典。Www.11665.COm哈喇慎部阿尤什固什适应翻译工作的需要创制了“阿里嘎里字母”，并办学堂培养了大批翻译人才。1600年（万历二十八年），达赖三世来东蒙古传教，在哈喇慎部扎噶苏台圆寂，给部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哈喇慎部成为藏语系佛教格鲁派的另一个发展中心。
　　随着东蒙古哈喇慎部的东移，逐渐于朵颜卫融合，最终形成喀喇沁部。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对喀喇沁部进行了整编，今喀喇沁地区属于右旗。清朝统治者在蒙古地区实行“崇释以制其生”的政策，对黄教推崇备至。喀喇沁地区民众“安于愚民政策之下，不思振作”。②清初，喀喇沁大喇嘛满未习礼呼图克图到盛京，晋见皇太极。在贵族的提倡下，喀喇沁蒙古民众信奉黄教的人数日渐增多。在康熙五十二年至乾隆四十五年（1712年～1780年），承德外八庙先后建成。喀喇沁地区的蒙古王公，受承德建庙的影响，纷纷仿效，于是掀起了建庙热。乾隆年间，主张“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③把提倡、扶持黄教定位国策，作为统治和安抚蒙古族的有力工具，极力尊崇和保护黄教。乾隆五十二年至六十年间（1787年～1794年），喀喇沁第八任王爷满珠巴赞尔在今王爷府镇下瓦房村北沟，耗费巨资修建善通寺。满珠巴赞尔之孙拉玛布仁钦从西藏扎木阳喜特根寺院学习经文归来后，被西藏高僧任命为“高门葛根”，并带回《娜若·卡吉德玛》，入住此寺。在这期间相继建成福会寺、灵悦寺、甘苏庙等众多喇嘛庙。到乾隆嘉庆年间，全旗僧众达3500人以上。因大力弘扬佛教文化，至清朝末年，喀喇沁地区成为漠南文化中心。
　　从道光年间开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侵入，国势一落千丈。清王朝内忧外患日渐加剧，已无力供奉喇嘛，不得不改变以往尊崇的政策。尤其到了清末，在清政府推行“新政”的影响下，黄教的崇高地位迅速下降，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受汉族文化影响较早的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贡桑诺尔布，顺应这一时代潮流，兴办新式学堂，发展民族文化教育事业，打破了喀喇沁地区“学在寺院”的状况，对消除黄教对人思想的束缚无疑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全旗有喇嘛庙27所。清末（1910年），全旗喇嘛人数降至2148人，大小寺庙六十余处，1942年降至950人。④
　　中华民国建立后，随着蒙古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以及民族民主革命的冲击，黄教最终失去了影响喀喇沁地区政治生活、支配蒙古人精神生活的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在喀喇沁地区形成，蒙古族人民开始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逐渐从藏传佛教的文化中脱离出来。
　　二、黄教在喀喇沁地区广泛传播的原因
　　（一）黄教满足了统治阶级的需要，得到了蒙古族封建主的极力提倡
　　经历了蒙元帝国以后的蒙古社会，在经历了长达200多

的封建战争后，人民群众陷入极度的贫困和饥饿状态，这就引起群众对封建主的不满和反抗。黄教宣扬宿命论、因果论，宣扬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认为之所以可汗、济农、台吉以及富裕显贵的人们有他们现在的荣誉地位，生来就具有统治全蒙古的权利，都是本人前世修行的“善果”；而对于下层民众，之所以此生受罪、受苦受难，是因为他们前世所造“罪孽”造成的，都是命运的安排，合情合理。黄教的这种宣扬，巩固了蒙古可汗的统治地位，使广大贫苦蒙古族人们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和统治也认为是命运的安排，而无不满、反抗之心，把一切希望和幻想寄托于佛祖和来世，向封建主顺从，听天由命、放弃斗争，以换取来世的“善果”。黄教教义完全符合蒙古族封建主统治人民、剥削人民的需要。于是，“蒙古诸贝子自弃蒙古之语，名号俱学喇嘛”，⑤竞相作黄教在蒙古社会的代言人。
　　（二）黄教的教义更容易被人们所接受
　　蒙藏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宗教历史，藏族信奉的原始宗教是苯教，蒙古人信仰萨满教，实质上苯教和萨满教都属于同一类型的原始宗教。因而蒙古族群众就具备了接受藏传佛教的思想基础。比起萨满教，黄教在道德方面占优势，“黄教教规劝谕封建主们‘好生戒杀’，禁止用人畜殉葬和滥杀牲畜，使下层人民对和平环境产生希望，因此赢得人们的好感”。⑥
　　（三）明清统治者推行保护黄教的政策，促进了黄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
　　明朝时，派一些西藏喇嘛到蒙古封建主那里讲说劝化，并给予喇嘛以优厚的赏赐，为蒙古封建主迎送达赖喇嘛，给与各种支持，提供各种便利。如允许他们经过内地到西藏，沿途开设临时市场，供应各种物资等。还在北京印制黑字、金字藏经，制造各种法器，送往蒙古地区。⑦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充分估计到漠北蒙古民族的潜在力量，认识到“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便极力尊崇和保护黄教。这是清初新兴的满族统治者推崇和利用黄教征服蒙古的根本所在。于是，历代统治者大力兴建喇嘛庙，采取免除赋役、给予赏赐等方式鼓励蒙古族人民当喇嘛。这就有效地推进了黄教向文化贫乏的蒙古地区乘虚而入，并迅速取得了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