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亚克西姆·纳德考(joachim radkau)不仅是德国最重要的环境史学家，而且代表了一代人对1970年代环境事件的看法。本文意欲从更加年轻一代的观点出发，补充亚克西姆·纳德考的观点。1970年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经常用他们那个时代的议程作为自我证据，但是年轻一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倾向于采取一种更加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此问题，即从后来发生的事实的角度来看待。因此，过去的环境议程常常被年轻的一代看作是强迫的和错误指导的议程。环境保护主义者经常从一个宽泛的环境问题中选择几个问题给予特别的关注，而历史学家需要仔细地研究是什么指导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选择。因此，不仅仅将环境保护主义看作是知识分子的事业，而且看作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并且进一步考察环境议程与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日常生活是如何联系起来的。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此外，环境史学家需要注意环境争论中不同的国家特色。许多国家都发展出了完全不同的具有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尽管近年来世界环境保护主义出现了趋向一致的倾向，但是这些不同的国家发展道路还没有褪色到足以被忽视的地步。最后，本文呼吁，要对环境意识从一代向下一代的转变给予更多的关注。将来的环境保护主义也许与今天的环境保护主义有相当大的区别，或许环境保护主义将来根本就不存在了。进一步仔细观察，环境保护主义是一个不稳定的、脆弱的事物。
 

   [关键词]环境保护主义  环境保护主义者  环境史学者

一  环境保护主义是当今社会的一种全球性力量
 
    自从1992年7月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主义达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水平。WWw.11665.coM与20年前在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召开的政府首脑会议不同，里约峰会(很快又被称为“地球峰会”)被看作是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全球责任。“可持续”成为这次会议的战斗口号，更多的行动者加入到支持这个议程的呼声之中。今天，每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都设立了环境部长，制定了环境保护行动计划。许多国家还包容了数量众多的民间协会，这些协会对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进行游说以试图影响决策者。今天，我们打开报纸时，不发现一篇涉及环境问题的文章几乎是不可能的。很明显，环境保护主义已经被看作是一种全球力量出现了。
在21世纪，人们很容易忘记一点，即环境保护主义并不总是国家政策固有的一部分。可以确信，环境史学家很早以前就已经证明了“直到当今的环境保护运动开始之前，没有环境意识也没有关于环境问题的政策”的观点是错误的。恰恰相反，在查寻档案文件的时候，经常会发现一大堆久已被遗忘了的抱怨和关于环境问题的会议记录。这说明，对空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或者土壤侵蚀的关注并不仅仅是当今的现象。同时它还显示出，反对这些环境问题的运动是多么地难以维持一个较长的时间，并且公众的兴趣经常会发生戏剧性的转变，这已经成为环境运动的一个特点。例如1900年前后，美国的许多民间组织起来反抗城市里的煤烟，但是在激烈的运动之后，不久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放弃了这个议题。这不仅仅是单一的历史现象。即使是在著名的1970年美国庆祝的“地球日”(这是今天美国集体环境意识中一个显著的事件)之后，人们对环境的兴趣在几年甚至几个月之后就下降了①。早在1972年10月，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就抱怨说“许多环境保护主义者缺乏对空气污染问题的兴趣”②。很明显，进一步观察之后就会发现，环境保护主义是一个相当脆弱的事物。
 
二  过去和现在的环境议程
 
    越从较长的时间角度来观察环境运动的历史发展，越令人怀疑今天环境保护主义的前途。如上所述的环境运动由行动向冷漠甚至背叛的戏剧性转变仅仅是这种怀疑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事实上以今天的知识背景来看，过去的环境议程常常是令人怀疑的。例如，美国城市长久以来对煤烟的强烈关注即与今天关于众多城市空气污染源的知识不同。然而，众多的民间组织，甚至一些特殊的“煤烟消除协会”四处游说，以期制定有效的措施来反对城市的煤烟之祸，而对其他空气污染问题视而不见。数十年来，很少有人关注过汽车尾气的有毒影响，直到1960年代末，大部分美国的州都没有权威的控制气体排放的法规，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去控制这些有害气体③。为什么自1905年开始巴尔的摩(baltimore)就有反对烟雾之祸的组织，但是在同一时间却没有一个运动来反对城市范围内铜熔炉排放出来的有毒硫磺呢?为什么在19世纪晚期美国没有人关注化学工业，而诸如德国等其他国家却对化学工厂进行严格的监控呢④?很明显，长达数十年的与恼人的煤烟作斗争是基于强迫性的环境议程进行的，因此我们无法确信今天的环境议程在数十年后不被看作是不认真的议程。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即判断一个环境问题重要性的标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环境的”。很少有几个环境保护组织是在看了科学的出版物并且讨论了不同污染的危害性之后才开始活动。通常，一个重要环境问题的界定是融合了物质的和文化的力量之后的产物。如果没有认识到大量煤烟的存在与中产阶级的庄重和清洁原则不一致，烟雾消除运动就永远不可能出现⑤。很少有几个烟雾消除组织的成员会认为烟雾是一个健康问题，“正如所看到的那样令人奇怪，家庭主妇对她的帷帐被弄脏、对她碰了邻居的家具是否会弄脏她的手等问题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健康问题的关注”，1928年巴尔的摩市卫生部长如是说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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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on the earth day celebration, see robert gottlieb, forcing the spr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washington,1993, pp.105—114.
      ②oregon historical society,  portland,  mss 2386 box 19 folder 10, coalition for clean air, oregon/washington, minutes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december 14,1972.
      ③cf.  frank uekötter,  von der rauchplage zurökologischen revolution.  eine geschichte der luftverschrnutzung in deutschland und den usa 1880—1970, essen,2003.
      ④cf. ralf henneking, chernische industrie und urnwelt. konflikte urn umweltbelastungen dutch die chemische  industrie  arn  beispiel  der schwerchernischen, farben- und diingemittelindustrie der rheinprovinz(ca.1800—1914), stuttgart,1994.
       ⑤cf.  suellen hoy, chasing dirt.  the american pursuit of cleanliness, oxford,1995.
       ⑥ baltimore sun april 29,1928, p.3 c.7.
 
此外，将烟雾消除运动看作是纯理想主义的运动也是错误的。大部分烟雾消除运动的推进者都有现实的不动产利益，他们认识到市区中过多的烟雾不利于他们位于市区的不动产的价值。最明显的是，前文提到的巴尔的摩市的反对烟雾组织是由一位市民发起的，他在这个组织成立的当年所交的不动产税不低于165585美元①。环境问题的行动主义常常是在具体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并没有必要因此而将环境事业视为不合理的。
环境保护主义是有选择的，过去也是如此。环境史学家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考察促使社会选择某个环境主题或忽视某个环境主题的确切背景是什么②。将环境保护运动的议程与其他运动(如和平运动或女权运动)进行对比具有启迪作用。和平运动有一个评价其目标的相当简单的标准，即世界范围内的战争规模和军费开支的减少。同样地，女权运动通常以经过努力之后的相对胜利作为评价其目标的准绳，即某一职位上妇女人数的增加。与此相反，环境运动缺少这种简单的判断标准，它不得不处理大范围的相互独立的参数：空气、土壤和水的污染浓度、能量的消费量、濒危及灭绝物种的数量、城市中心绿地面积的减少、自然资源储量、面积和数量的减少等。即使有可能，要将这些完全不同的参数整合为统一的标准也是非常困难的。而经济学家用国民生产总值(gdp)来判断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环境保护主义者就是缺乏这样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三  类别与方法：荒野对污染? 
 
    环境保护主义中如此广泛的环境主题是一种资产，同时也是一个问题。西德环境政策主要的设计者之一皮特·蒙科格鲁克特(peter menke—glüekert)曾经抱怨当今社会“持续的绿色之声”：关于各种各样的环境议题的报告、陈述和请求已经形成了一场持久的洪水，以至于在制定环境政策时很难决定到底哪一个具有优先权③。当然，如果说这些众多的环境议程没有任何一致性是有些夸张了，因为环境保护主义也许关注污染或资源，物种或景观，但是这些总是与自然相关的。然而，要对环境保护主义进行分类还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这种挑战来自于环境史学家在分类的时候直接政治性地理解环境保护主义。几年前，大卫·佛曼(dave foreman)，一个美国激进环境保护组织“地球第一”的创始人，提议将污染、资源利用和健康等环境议题与对待原始自然的环境议题区别开来。这一区分非常著名，因为人们发现被区分的两者之间的联系显而易见。最终，佛曼(foreman)的观点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远离危险的现代社会之外存在着完全未被驯服的荒野。这个观念显然是虚构的。空气污染不会在国家公园的边界停止，而且濒危动物也不会孤独地生活在遥远的荒野地区。由于全球变暖，未来世界气候的变化将会极大地影响植物和动物的组合。
所以，为什么环境保护主义者(不仅仅是美国的环境保护主义者)都如此珍视差异性，而这一点又是被质疑最多的?理解这个问题的一个线索来自沃尔特·斯格尼切(walther schoenichen)，他是1922年以来普鲁士自然遗产保护局的领导者，他曾经提到自然保护不仅需要知道如何操作，而且需要有针对性。对比自然保护工作和景观规划，景观规划中有个“弹性的尺度”，并且要求随时准备采取折中、妥协的态度，而自然保护则要求“为了达到总目标，要尽可能地挡开一切有竞争性的要求”④。换句话说，自然保护要求一个有坚强意志的、坚定的、不怕万难的倡导者，而且这里不需要有弹性的协商。此外，斯格尼切(schoenichen)的话中强调，需要描述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行动日程”。通常，环境史学家过多地依赖于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写下的文字，因为这种文件是历史学家最熟悉的类型。但是，对于行动主义分子来说，“做些事情”是环境保护主义中第一位的。1903年美国总统西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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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baltimore city archives rg 4, series 1, baltimore city general property tax books,1905.
      ②cf. the classic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london,1966.
      ③spiegel special no.11/1995, p.64.
      ④walther schoenichen,  naturschutz als völkische und internationale kulturaufgabe, jena,1942, pp.30,33.
 
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与约翰·缪尔(john muir)相遇，这个关键的事件并不是以正式的宣言或签署的文件记录下来的，而仅仅是三天的穿越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荒野之旅①。
 
四  走向国家特色的环境意识
 
    佛曼(foreman)的区分标准走得太远了，以至于很难划分出一个令人满意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类别。实际上，只有很少的环境保护组织能够完全符合佛曼(foreman)二分法的区分标准。例如内华达俱乐部(the sierra club)，1832年约翰·缪尔(john muir)创建它时，它是一个保护荒野自然的组织，经过很长时间的演变之后，它变成了一个关注所有环境议题的组织②。因此，寻找并且界定某种“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是对环境保护主义进行分类的希望之途。毕竟，环境保护主义在不同的国家采取了不同的道路。在美国，自19世纪末开始的自然保护运动已经将荒野的概念固定了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俄国自帝制时期开始，自然保护就已经与自然科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④。而英国则自1894年创立英国保护名胜古迹国民托管组织时就已经将自然保护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合并在一起了⑤。而德国的环境保护主义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数十年来不同类型的环境保护工作齐头并进，保护诸如树、岩石等小尺度自然遗产、划定中尺度的自然保留区、保护景观面貌、保护某种物种等。实际上，德国的环境保护运动甚至设法将旅游排斥在外，而与此同时又从旅游组织那里争取重要的支持⑥。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的确需要解释。当然，就其本身来说，自然不存在界限。更有甚者，对国家自然遗产的界定也通常与一般的认识相反。例如，德国作家们将“德国的莱茵河”视为国家的象征而进行庆祝已经有很长的传统了，但是莱茵河起源于瑞士，更确切地说起源于哥特兰岛(gotthard)(它是瑞士国家主义的象征)，最后流入荷兰的北海(north sea)⑦。而为什么美国人在他们的环境意识中如此地关注美国西部的岩石?毕竟，没有人会严肃地站起来就岩石是美国的一个特点而进行辩论。事实上，即使是约塞米蒂(yosemite)所谓的独一无二性也不能说明这种情况，即如果说独一无二性是界定国家公园的标准的话，那么国家公园的历史应该从南佛罗里达的大沼泽地(everglades)开始，那是一个宽广的、水流缓慢、被浓密的植被覆盖的河流，附近有大量的野生生物。但是，由于那里缺少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者理想的标志性景观，直到1934年才在大沼泽地建立了国家公园，此时距加利福尼亚约塞米蒂谷底建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已经70年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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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f. yosemite national park new release of may15,2003.
      ②cf. michael p. cohen, the history of the sierra club 1892—1970, san francisco,1988.
      ③cf. john opie, nature’s nation. an environ- ment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fort worth et al,1998.
      ④cf. douglas r. weiner, a little corner of freedom.   russian  nature  protection  from  stalin  to gorbachëv,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1999; and douglas r. weiner, models of natur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revolution in soviet russia,  pittsburgh,2000.
      ⑤cf. david evans, a history of nature conservation in britain,2nd ed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1997.
      ⑥cf. frank ueköetter, the green and the brown. a history of conservation in nazi germany, cambridge and new york,2006.
      ⑦cf. mark cioc, the rhine. an eco—biography,1815—2000, seattle and london,2002.
       ⑧alfred runte, national parks.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lincoln and london,2nd edition,1992, esp. pp.8,32,108.
 
很明显，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不是自然的划分。但是，地理环境在其中扮演了角色，即国家不是坐落在阿尔卑斯山脉，瑞士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绝对与今天所见到的不同。国家特色的环境主义框架的构建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地理与文化、社会与政治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这里强调过程，但是不能将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视为一成不变的。生物学家很久以前就发现，自然是开放式的变化，而不仅仅是人类作用的结果。事实上，由于环境的原因，人类一直在奋力减缓变化的节奏。如果不是自然资源保护者采取行动减缓土壤侵蚀的速率，今天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的尼加拉瓜瀑布将会是完全不同的面貌。同时，国家文化也是开放式变化的。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文章中，萨拉·普理查德(sara pritchard)追踪了罗纳河(the rhone)的文化变迁，罗纳河发源于瑞士，流经法国境内，最后注入地中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国家主义者举行罗纳河庆典以弥补纳粹统治时期留下的精神创伤，而最近由于欧洲一体化意识的觉醒，罗纳河越来越被视为一条欧洲的河流①。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我们在旅行中看到的，今天中国的环境意识与40年前的完全不同了②。

五  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与全球意识：融合的迹象?
 
有趣的问题是，不同国家环境保护主义者的分歧近年来是否减弱了，减弱到了何种程度?这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可以确信，有大量的证据表明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依然存在。1980年代，当报导说德国的森林濒临消失时，在西德的公民中引起了恐慌。而法国的观察家带着稍加掩饰的轻蔑态度来看待这场讨论，将之视为其东临国家不理性的、歇斯底里的民族特性③。与此相似，1990年代美国的环境史学家比尔·科诺(bill cronon)由于批评对荒野的崇拜为“返回了错误的自然”而搅动了整个美国环境保护领域④，而欧洲的观察家(他们生活在数个世纪以来被人类强烈利用了的景观之中)则需要奋力理解美国所发生的关于荒野观念的冲突。但无可置疑的是，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环境议程的融合、超越国界的交流与合作逐渐增加的迹象。在西德，第一个宽泛意义上的环境政策是由内政部长汉斯德里斯·根斯切尔(hans—dietrich genscher)策划的，他后来长期担任了德国国务秘书一职，这个政策受到了美国经验的强烈影响⑤。也许最好的证据是，国际协约已经以一种主要的环境保护力量出现了。关于环境问题的国际协商可以追溯到1900年代早期，数十年间它们一直保留着非义务的特征⑥。只有到了所谓的“能源时代”之后，国际协约才被看作是一种力量，著名的协约如1973年的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协定(cites)或者14年后关于臭氧层空洞的蒙特利尔协定等。国际间的协商依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障碍(正如京都协定不确定的未来所显示的那样)，但是即使是强有力的怀疑论者(如美国的布什政府)，也表现出对这些协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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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sara b.  pritchard,  "reconstructing the rhöne.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nature and nation in contemporary france,1945—1997”, french historical studies27,2004, pp.765—799.
      ②cf. judith shapiro, mao’s war against nature. 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2001.
      ③cf.  kenneth anders and frank uek6etter, "viel lärm urns stille sterben: die debatte üiber das waldsterben in deutschland", frank uekötter and jens hohensee(eds.), wird kassandra heiser? die geschichte falscherökoalarme, stuttgart,2004, pp.112—138.
      ④william cronon, "the trouble with wilderness； or, getting back to the wrong nature", william cronon(ed.), uncommon ground.  toward reinventing nature, new york,1995, pp.69—90.
      ⑤kai  f. hünemörder,  die  friihgeschichte  der globalen umweltkrise und die formierung der deutschen umweltpolitik (1950—1973), stuttgart,2004.
      ⑥cf. kurkpatrick dorsey, the dawn of conservation diplomacy. u. s. —canadian wildlife protection treaties in the progressive era, seattle,1998.
 
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环境议程的全球融合趋势强于国际环境组织出现的趋势。例如，德国自然与环境保护同盟(bund)不但是德国强有力的环境组织，同时也是国际地球之友的成员组织之一。国际地球之友由全球71个环境保护组织组成。绿色和平组织的发展史更令人瞠目结舌：自1971年以来，绿色和平国际组织已经成长为一个多国组织，它由40个国家的姐妹组织构成，其中包括中国。更有甚者，绿色和平组织已经开始寻求在不同的国家采取同一个战略计划，这是近年来环境意识和行动主义都已经超越国家界限的强有力的象征。从另一个角度看，绿色和平组织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它说明了环境史中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绿色和平组织是1971年由12人成立的，其中一些来自范库弗尔(vancouver)的嬉皮士团体，这个组织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抵制美国在阿留申群岛的核试验，希望使之远离阿拉斯加海岸，而建立一个国际环境联盟的概念是最后一个闪过他们的脑海的。但是，当他们回到范库弗尔，这个团体的成员发现他们成了英雄，他们被视为一小群献身于理想主义的人，他们站起来反对不可战胜的权力，为高尚的事业而冒着生命危险①。不经意间，绿色和平组织办到了一个在过去数十年来被无数次讨论的问题之结上。绿色和平组织发现它在美国起到了作用，同时在德国、英国、法国也起到了作用，实际上在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发生了作用。
 
六  作为“全球角色”的环境组织：以绿色和平组织为例
 
为什么尽管依然存在国家特色的环境保护主义，绿色和平组织的国际性环境策略工作还可以继续开展呢?部分的解释是，绿色和平组织对环境力量问题的关注是经过筛选的，它没有包括宽泛的环境议题，而是主要集中在具有国际意义的少部分环境议题之上。它强调反对核试验和保护鲸鱼。绿色和平组织在不同的文化之间培养这样的感情，即大部分人都喜欢巨鲸的雄壮，而只有很少的人喜欢核武器。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绿色和平组织一直可以指望从媒体那里得到支持。可以确信，这样的力量已经成为环境保护倡导者最可依赖的力量之一，即将新闻记者认为自己代表了广泛的公众，而他们常常带着善意的同情心来报道环境议题。但是，绿色和平组织将他们与新闻记者的合作带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令人惊奇的行动之前，新闻记者常常提前得到通知，并且被邀请登上绿色和平组织的船只，现场报道他们的生活。最重要的是，绿色和平组织还提供生动的图片，这符合了媒体的胃口。在电视发明之后，他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图片，而不是文字或者口头报道了。很少有人抓到过海洋生物，但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俄国捕鲸船将它的捕鲸叉对准一艘正在鲸鱼群中以试图为它们提供人类保护的绿色和平组织的小船的话，那必定是错误的②。
    近年来，绿色和平组织变得特别沉寂。可以确信的是，这个组织依然存在，而且一直从它众多的成员组织那里得到财政支持。然而，前几年一场戏剧性的运动已经使它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诚信。它的最后一场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的运动是发生在1990年代中期的布伦特司帕(brent spar)运动和反对法国在南太平洋进行核试验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选择一个令人怀疑的环境议题的结果，特别是在布伦特司帕运动中。这个危险的环境议题是关于英国壳牌石油公司计划将石油钻井平台沉入北大西洋海底的事。以绿色和平组织传统的办事风格，和平组织占领了石油钻井平台，拍了一些足以唤起公众的大声疾呼的生动的图片，最终迫使壳牌公司改变它的计划，拆卸并且在陆地上重新利用了布伦特司帕钻井平台，而没有按原计划将之沉入海底。然而，这个环境保护议题打击了很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的旁观者，因为就海洋污染源而言，石油钻探设备显然是第二位的环境议题。此外，后来的事实证明绿色和平组织给媒体提供了关于布伦特司帕石油钻井平台上污染负荷的错误数据。这点正击中了绿色和平组织独特性的心脏，就是因为这一特性，绿色和平组织将自己视为是反抗特权利益、守护真理的化身③。
然而，绿色和平组织除了最近这些具有可质疑的优点的运动之外，它还有很多问题。总体来讲，绿色和平组织的目的总是要唤起某种意识。其方式是，在公众还没有充分产生兴趣之前，他们通过某种生动的方式强调环境问题，以唤起环境意识。但是，绿色和平组织在提供对问题的解决方法方面十分薄弱，协调性的方法和管理的概念在这个组织的文化中是被痛斥的。通常，绿色和平组织的运动提倡一种彻底的禁止：禁止核试验!禁止捕鲸!禁止将石油钻探设备沉人海底!然而，大部分环境问题都不能以这种彻底的方法解决。甚至，这些更加复杂的环境问题在近几年来已经明显地被排到了环境议程的前列。例如，绿色和平组织很少谈及郊区化，尽管它的严重后果是改变了交通和土地利用的模式，因为这个问题需要复杂的土地利用调整计划。对于全球性的主要环境问题之一——过度捕鱼的问题也是如此。一个政策很难用简单的好与坏来判断。绿色和平组织又怎样来看待现代工业社会对化石燃料难以置信的需求(这是众所周知的导致全球变暖的因素之一)呢?很难想象会有一个虔诚地关注全球变暖的绿色和平组织，因为其运动所关注的坏人在世界上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在使用化石燃料，所以每一个人都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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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cf.  frank zelko, make it a green peace.  the history of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organization(ph. d., university of kansas,2003).
      ②cf.  karen oslund, "protecting fat mammals or carnivorous humans? toward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whales",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9,3,2004, pp.63—81.
      ③cf. anna—katharina wöbse, "die brent spar— kampagne.  plattform für diverse wahrheiten"  frank uekötter and jens hohensee (eds.), wird kassandra heiser? die geschichte falscher ökoalarme , stuttgart,2004, pp.139—160.
 
七  21世纪的环境保护主义：环境史学家的一个机会
 
西方国家的环境议程已经发生了明显的改变。那些要求完全禁止的环境议题变得越来越稀少了，而那些需要长时期管理战略的环境议题的重要性正在逐渐增加。因此，环境保护组织的挑战性也改变了：短期的环境保护运动被替代了，环境保护组织需要深呼吸才可以在今后几年和数十年间追随着政策的变化及政策执行的情况。此外，环境保护组织需要更加忠实于他们成员的环境保护足迹。通常，环境运动从远处关注问题，在那里特权的利益被远远地隔离在他们的成员基础之外。保护热带雨林的运动提供了这方面的最好的例子。但是，许多环境保护组织的成员对环境问题产生的贡献与其他人一样多，有时甚至更多。正如乘坐飞机全球旅行所产生的极大的环境影响所表明的那样。不可避免地，致力于环境问题的一个环境保护组织会冒着背叛它的成员基础的危险。但是他们似乎只有很小的选择：毕竟，二者择一的做法是要么关注于缺乏实际意义的符号性问题，要么违背他们自己的环境主义信条。    简而言之，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主义需要改变，并且也为环境史学家打开了一个更加丰富的活动领域。很长时间以来，环境史学家将自己与环境运动视为一致，采用他们的思维模式而不是向他们发起挑战①。然而，这种一致性在近几年已经明显地减弱了，并且没有必要因此而遗憾。毕竟，还未决定向哪个方向转变的环境保护运动需要认识自己的过去：认识环境运动已经走过的道路、认识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认识过去环境运动没有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也许最显著的是，环境保护运动将需要这样的认识，即当前的环境保护主义并不是最好的环境保护主义类型，或者仅仅是可能的一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时代的产物。在许多西方国家，环境保护运动被那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进入这一领域的激进分子统治着。那时，许多政治家和商人正奋力地尽他们所能严肃地对待环境问题。但是这一代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现在逐渐地退休了，并且正在被具有新理念的新一代接替。对于新的一代来说，环境已经被作为一个议题，他们面对的挑战不是唤起人们的环境意识，而是区分什么是解决问题的真正责任和什么仅仅是绿色的花言巧语。强调这些代际之间的差别，实际上显示了不同的一代总会产生不同类别的环境保护主义，这是环境史学家面对的一个挑战，这一点可能会对将来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
比较其他类型的运动，环境保护主义者已经表现出对历史只有很少的兴趣。大部分环境保护主义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将讨论历史视为娱乐，最坏的情况下将其视为一种负担，尤其是在拥有棘手历史问题的国家更是如此。如德国，任何一个对历史的探寻都要包括对环境保护运动亲善纳粹政权的讨论②。然而，历史是第一的，也是最重要的经验宝库，环境保护主义者显然能够而且也应该更多地、更经常地从历史中学习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已经提出了很多建议，但是最明显的一点是，环境保护主义是一个脆弱的事物。它不是已经存在过的那样，而且将来也不会一直那样，但是它现在是近35年来西方社会完成的最重要的成就。全球的社会已经进入了环境时代，但是并没有人担保它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不会离开环境时代。毕竟，环境保护主义依赖于那些在每个社会都稀缺的事物：理想主义、承担义务、有远见、耐性、随时准备向权利说真话等等。从世界范围内的环境保护主义历史所得到的最基本的教训是，它是一种值得保持活力的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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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for the author’s take on these tendencies, see frank uek6etter, "confronting the pitfalls of current environmental history: an argument for an organisational approach", environment and history 4,1998, pp.31—52, and "the old conservation history — and the new: an argument for fresh perspectives on an established topic",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29,3,2004, pp.171—191.
      ②cf. ueköetter, the green and the brown. 
  

 
environmentalism in the world a different views 

   abstract：joachim radkau is not only germany’s foremost environmental historian but also a representative of a generation that took up the environmental cause in the 1970s. this article seeks to complement his perspective with the views of a member of a younger generation. while environmentalists of the 1970s often took their own agenda as self—evident, younger environmentalists tend to take a more critical look；past environmental agendas often look constrained or ill—directed in hind- sight. environmentalists are always selecting a few problems worthy of special attention from a broad range of environmental issues, and historians need to study carefully what is guiding the environmentalists choice. in doing so, it is often rewarding to see environmentalism not only as an intellectual enterprise but also as a way of life, and to look how environmental agendas relate to what environmentalists were doing on a daily basis. furthermore, environmental historians need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national peculiarities of environmental debates. many countries developed a distinct national style of environmentalism, and in spite of convergence in recent years, these national paths have not faded into oblivion. finally, this article calls for more attention to the shifts in environmental awareness from one generation to the next. future environmentalism may differ considerably from today’s environmentalism — or it may not exist at all. looked upon closely, environmentalism is a precariously fragile thing.
 

    key words：environmentalism；environmentalists；environmental historia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