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关系对于自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关系的研究存在“重中国化，轻时代化”现象，原因之一是对“两化”关系认识存在偏差。基于理论界对“中国化”研究已达到了相当程度，目前要在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涵认识的基础上准确理解“两化”关系，需要弄清三个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逻辑起点及其思想脉络、中共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现实诉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两种可能的关系。
　　关键词：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关系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8-0044-03
　　自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命题以来，随着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研究的展开，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以下简称“两化”）关系的认识分歧开始凸显。如何认识和正确把握“两化”关系，对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有重要意义。
　　一、“重中国化、轻时代化”：对“两化”关系认识的偏颇
　　学界关于“两化”关系的看法，总体上都强调“两化”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但具体看法有多种，如“核心——关键”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核心，时代化是关键）、“并列”说、“主辅包含”说等，其中引起较大争议的是“主辅包含”说。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论及“两化”关系时，强调两者是主辅或者包含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时代化。从“两化”命题的形成来考察，“主辅包含说”有着一定的逻辑依托，但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学界存在“重中国化、轻时代化”的现象。Www.11665.Com客观分析这一现象是准确把握“两化”关系的前提之一。造成“重中国化，轻时代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一）两个命题提出的时间差较大
　　历史进程与思想进程是一致的，而人们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往往要在事物发展比较全面地展开并为人们所认识以后。由于“两化”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凸显的时间不同，人们对两者理论提升的进程就有先后之别。两个命题明确提出的时间差达70余年（1938—2009），这是导致当前学界“重中国化、轻时代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同教条主义做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我们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在1945年4月召开的中共“七大”上，刘少奇首次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做了比较集中的阐述，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并强调要根据中国的特殊性运用马克思主义，“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2]。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误入迷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理论探索也步入低谷。拨乱反正以后，中共强调从中国实际出发应用马克思主义，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一重大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重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明确提出是在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上，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晚了70余年。这一命题提出后，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才起步。
　　（二）对“两化”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不同
　　“两化”思想的形成，反映了几代中共领导和学界对“两化”及其关系认识的发展历程。与“两化”命题提出的巨大时差相联系，学界对“两化”的重视程度和研究深度也存在较大差距。
　　从教育科研和宣传等重要部门看，“我国在学科设置、理论宣传和教材编写中，存在‘重中国化’而‘轻时代化’的倾向和做法。”[3]也就是说，在重要理论工作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主要内容的学科、宣传和教材众多，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则处于边缘化地位。
　　从学术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大于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也体现着“包含”关系，即往往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作为整体研究时，才谈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

学术网的数据大体反映了这一现象。至2013年1月中旬，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篇名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精确查找，有文章5000多篇，而以篇名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进行精确查找，不到300篇，这些文章主要发表于2010年以后。这些数据反映了学界对“两化”研究的程度不同，同时也表明对“两化”研究程度深受“两化”命题形成进程的影响。
　　从研究广度和深度来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有大批专著出现。而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则近两三年才起步，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内涵、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实践路径等进行了探讨，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入。比如，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解读至今尚未形成共识，有学者解读为“永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4]；有学者强调其内涵在于“科学地解答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5]；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研究的着力点在于突出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世界意义”，并由此强调时代化研究的重点是以时代和世界发展为立足点[6]。还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义就是解释世界，回答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7]等等。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工具，如果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一基本命题的内涵把握不准，就难以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国化的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提出以前，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要求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来承载，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时代化”的要求。而随着认识的深化，这一思想逐渐突出，其理论诉求被以各种方式表达出来，比如，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等。如果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明确提出后，仍然固守“两化”主辅或包含关系的成见，显然有悖于这一命题提出的初衷。基于这种情况，有学者呼吁“要改变‘重民族化’（在中国叫中国化）而‘轻时代化’的问题”[8]，这是有道理的。而要改变这一现象，需要在深入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科学内涵的基础上科学把握“两化”关系。 二、科学把握“两化”关系需要进一步弄清的几个问题
　　科学把握“两化”关系的重要前提是正确把握“两化”的科学内涵。基于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已达到了相当深度，目前准确理解“两化”关系的瓶颈主要在于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内涵的科学把握。要弄清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科学内涵，必须突破当前学界普遍存在的单纯从概念层面解读其内涵的局限，而应该侧重从这一命题形成的思想脉络、现实诉求等方面来理解。
　　（一）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逻辑起点及其思想脉络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逻辑起点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其时代化进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继承者根据时空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和发展，在中国主要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不断变化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因此，要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内涵，需要将这一命题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联系起来，即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90年的发展历程去理解。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运用问题，中共在建党早期就强调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不言而喻，中国的实际，显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即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基本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尚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宏观表达中分离出来之前，“时代化”的理论表达被包含于“中国化”之中。但并不能由此来判衡两者孰轻孰重。两个命题提出的时间差距较大，主要源于两者在实践中突显的阶段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共领导，在经历了建党初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造成的惨痛失败后就凸显了；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则是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阶段性成果之后，在中共几代领导目睹了苏联共产党囿于传统苏联模式逐渐走向衰落，经历了中国自身以革命思维对待社会建设所造成的巨大挫折之后才成为突出问题。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历程看，第一代中共领导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思想已有所表达，如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8]而这一思想的新一轮发展要等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20余年的曲折之后。在驱走“文革”阴霾后，从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到江泽民、胡锦涛强调的“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中共领导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以鲜明的时代特色，不断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内涵。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政治命题，是党和人民在实践推动下不断探索总结出的理论成果。
　　总之，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逻辑起点及其思想发展进程来考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是同时进行的，两者分别是马克思主义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展开，两者相互依存，只有把中国实际放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平台上，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有效结合；同时，只有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始终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永葆活力。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现实诉求
　　目前，人们对“两化”关系的解读，较多注重其“解释”功能，强调两者的统一或者包含关系。而为什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几十年后，又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命题？回答这一问题，需要考察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现实诉求。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形成，体现着学界和中共领导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逐渐深化的认识进程。中共十三大在反对思想“僵化”的主题下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马克思主义需要有新的大发展，这是现时代的大趋势。”这反映了中共开始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的思考。中共十四大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赞扬邓小平“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这些表述反映了中共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开始从理论层面考察国情和时代这两重因素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影响。中共十五大指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这实际提出了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双重要求。中共十六大指出，“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新境界”，这明示了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思想方法。中共十七大指出：“《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一百六十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同时，号召全党要“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至此，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已呼之欲出。2009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深刻总结中共建党经验的基础上，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当前和今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正式成为政治命题。
　　从以上的简单梳理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思想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僵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教训，基于对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的深刻理解，基于时代变化带来的巨大挑战，这一命题的现实诉求就是要使中共保持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高度自觉。这一命题的提出，既是对中共建党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在成功经验面前容易出现“精神懈怠的危险”的防范。因此，对“两化”关系准确把握，不仅要注重“两化”命题的理论内涵，当前还特别要关注较晚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现实诉求。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两种可能的关系 　在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的讨论中，多数学者都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是辩证统一的，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程，统一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之中。但不少人忽视了这一点：这种统一只是“应然”的，而不是“必然”的。如果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进行静态考察，“两化”统一于这些成果之中；而从马克思主义的动态发展进程看，“两化”统一只是人们的主观愿望，“两化”关系客观上存在两种可能：统一或者背离。
　　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在中国就是

国化）与时代化能否统一，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观努力，也正因为“两化”结合的这一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运用充满曲折。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教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苏联在20世纪上半叶依靠形成于备战时期的“苏联模式”，仅用30年左右的时间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迅猛发展成工业大国，创造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苏联模式”尽管后来备受诟病，但从历史看，它是与当时苏联所处的备战环境及战后恢复时期的形势相适应的，是苏共在特定历史时期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本土化（即俄国化）的成果。然而，后来苏共在和平发展时期无视国内外形势的巨大变迁，长期固守这一发展模式，僵化看待马克思主义，错失改革良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丧失了发展优势，最终导致政党易帜、国家解体、社会变质的严重后果。在中国，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近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接着又创造性地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并举的道路。但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僵化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苏联经验，在社会建设中固守革命年代的群众阶级斗争模式，从而严重地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社会主义事业濒临崩溃。这些沉痛的历史教训，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僵化只会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同时，这些教训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与时代化并非天然统一的。某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只能说明当时成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但并不表明以后能成功推进这一理论成果。脱离本国实际，或者僵化对待已有理论，都会导致“两化”的错位，从而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挫折。
　　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在提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命题的同时，提醒全党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号召全党要“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这正是对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深刻反思的结果，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思想的理性解读。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一以贯之的接力探索中，我们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这实际上再次重申：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功的关键就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时代化。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开始它们的历程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的展开，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必须始终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放眼时代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研究，提防“重中国化，轻时代化”的偏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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