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

一、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及内容
　　
　　无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至今依旧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社会学的学科性质至今也没出现一个定论。“有多少社会学家，就会有多少种社会学”，这种说法似乎反映着社会学在现今时代所处的境况。然而在笔者看来，它不免还是具有过于夸大之嫌。因为不管特定研究者的主观看法如何，他的逻辑思维、研究理路还是要受到社会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不可能割断传统而凭空得出一个个新奇的“对象”来，尽管“作为进行讨论和交流的某种观念系统，社会学研究的规范对象在不同时期（尤其在不同流派或主流理论中）会有不同的含义变化或差异”。 这样看来，如要检讨社会学研究的对象，把目光回溯到经典思想家那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思考那个时代有关人的事情的，对问题的澄清或许有所助益。
　　“社会学”概念的命名人孔德，突破了中世纪神学的禁锢和形而上学的迷茫，承接孔多塞、圣西门的观念，把整个社会看作某种“超有机体”，以之作为此学科的研究对象，倡导探讨人类社会的秩序与进步两大主题。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只是人类三种“理智”或“精神”状态相应外化的结果，不同的“理智”主导着各阶段人们的社会组织形式。实证（现代）阶段，知性的发展引起了人们劳动的分工与协作，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探讨分工协作行为现象背后的法则或规律。WWW.11665.coM后继者涂尔干则第一个明确阐述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即“社会事实”，“社会事实”指的就是人们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 实际上就是“社会行为”。涂尔干先后通过对“劳动分工”、“自杀”以及职业群体或宗教群体的“集体欢腾”等经典研究，向后人展示了他所开创的社会学研究“社会事实”的“行动”属性的本质。
　　德国社会学的开创者们更是强调人们的“互动”作为该学科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西美尔就反对把社会整体作为统一体来把握，也不主张社会学成为包罗万象的思维和行为科学，而把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限定为“社会化的各种形式”。他认为，孤立存在于并存着的个人的“作为本能欲望、利益、目的、喜好、心理状态和运动”这些材料尚不具有社会的性质，而由某些特定内容材料推动而引起的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地方才构成“社会化”，“因此，社会化就是以无数不同的方式实现的形式，……”。 这里，形式和内容的区分只是对社会事实（现象）在概念上所作的整理归纳和抽象化分析，两要素其实是不可分割的，共同构成统一的现实。显然，西美尔强调对社会化形式的研究，只是提醒人们要避免空谈、泛化社会现象，其实人际互动过程原本就蕴含在他的研究对象之内。之后的 m•韦伯，则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或基本的分析单位，绝不是抽象的社会，而只能是人们的社会行动。根据他给出的定义，社会行动（包括不为或容忍）是一种指向他人行为的有意行为，它以对他人行为的期待为取向。进而，当“若干人的举止，依行为的意义内容而言，每个人的行动都考虑到了他人的行动，并以此为指向”，某种所谓的“社会关系”就得以出现。 可以说，在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西美尔和m•韦伯均取向于人与人之间行动的关系，本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认为，法、德古典社会学家奠定了社会学研究上的两个不同的传统，在该学科的研究对象的界定上存在一个转变：前者强调社会现象的“实体”属性，主张“要把社会事实作为物来考察”；后者则强调社会现象的“关系”属性，承认它的“存在”性。尽管如此，从1890年到1920年30年间，上述大师们都有一共同点，即都在努力把人的社会行为（行动）的研究置于这一学科的立足点上，后来的帕森斯更是以《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这一扛鼎之作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就连今天的社会学家吉登斯也极力承认行动概念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的重要性。 统观他们所作的社会学研究似可得到如下结论，所谓社会（学）研究，就是通过对人们行动（互动）状况的考察来发现起支配作用的模式和规则，揭示人群组合（群体、社会）的结构、过程及其规律性。显然，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笼统宽泛的社会，也不是孤立性的个人，而是特定形式的社会行动或互动现象。
　　那么对行动的社会学研究又要关注哪些内容呢？正如俗话说的“人们之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那样，特定数量的人们通过相互参与、相互支持、相互作用的关系状态而变为“社会”，也源于他们各自的“利益”。西美尔指出，促使人们通过某种形式结合为统一体的是“由于那些——感官的或者理想的、瞬间的或者长久的、自觉的或者不自觉的、受因果关系推动的或者目的所吸引的——利益”，利益的表现多种多样，均需要人们在相互作用的社会统一体中得以实现。m•韦伯也说，“利益（物质的与理念的），而不是理念，直接控制着人的行动。但是，‘理念’创造的‘世界观’常常以扳道工的身份规定着轨道，在这些轨道上，利益的动力驱动着行动。” 显然，激发人们互动的所谓“利益”不单单指物质的、金钱的经济利益，同时也包含观念的、精神的理念利益。“仅仅归结为经济原因，这在文化现象的任何领域，即便是在‘经济’事件的领域里，无论如何也都是不完善的。……特别是就‘精神动机’的影响而言，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排除提出理性行为的规则”。 理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行动除了源于最大限度的追逐金钱以外，其中还有更为重要的“精神”利益深藏于内，即“增添上帝的荣耀”，追求上帝的“拣选”而得救。即使在涂尔干那里，“法团”生活的道理也是同样，一方面是维护这些人的工作机会，保证他们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有满足人们过有意义的群体生活的需要的精神利益贯穿其中。当然，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利益不是彼此孤立、对立的，而是处于一种相互关联、相互渗透或融合的状态，统一在个人的社会行动中，不同的只是二者在不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偏盛。
　　在韦伯的社会行动类型中，由利益而促动的行动即为合理性行动，而上述两个层面利益的实现又相应的涉及到两种理性，即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二者处于紧张对立而又统一的状态。实现物质利益的行动是工具理性行动，指行动者以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为条件来达成目的。像廉价而合理的科学技术、合理计算成本和利润的复式薄计方法、合理而可精确估计的法律、经济商业化等都体现着行动的工具理性的特征。论文联盟http://而实现观念利益的行动则是价值理性行动，指行动者通过有意识的对一个特定行动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如伦理的、宗教的）而采取的行动，如新教徒追求自己的灵魂得救，职业群体的成员追求道德的集体生活。价值理性涉及行动的信仰、主观欲求或终极关怀等要素，具有“激情性”、“革命性”的特点。由于工具理性对行动目的所针对的终极价值是否符合个人的心愿在所不论，而价值理性却对行动所可能导致的后果在所不计，所以可以说工具理性是排除价值判断的或价值中立的，而价值理性则是引入价值判断的。“在韦伯学说中，这两种行动都是作者便于对社会行动意义的思考和理解所设定的范畴，它们都属于“理想类型”。这就是说，它们从未以纯碎的形态在现实中实现过，任何实际行动既包含工具合理性成份，又有价值合理性因素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