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占到文献总数的将近90％，这反映出近年来中国社会学的专业化和学科化建设的成果；(2)评论成为引用率最高的论文类型，篇均达到11.3篇次，高于文献综述的篇均10.4篇次和研究论文的篇均8.83，这说明学术评论已经引起了社会学界的高度重视，其评论水准也大有提高：评论已不单单是一种个人感悟和主观表达，它同样也涉及学理的探究、逻辑的推演和资料的引证。
　　
　　三、社会学领域基金论文的分析
　　
　　从事科学研究少不了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在科学研究越来越超越个人兴趣而成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时更是这样。在社会学诞生初期，研究者们除了从学校或教会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外，自身或家庭的财产继承往往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社会学在美国的发展尤其是伴随着其学科化，基本上在同一时期成长起来的基金会等民间机构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系统的支持。
　　
　　因为有赖于大规模的经验数据和田野调查，和哲学、文学、历史、宗教、艺术等传统的人文学科不同，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更为倚重外部资源的支持。这种支持的来源在现代社会越来越多样化，除了基金会和个人资助外，在前苏联、德国和法国等欧陆国家和中国，国家的财政支持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仅就中国而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学研究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教育部这两个主要途径获得的财政支持，无论项目数量还是资金额度都有了相当的提高，这一方面固然与国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视程度提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整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幅提升有关。
　　从表6中，我们能够看到，2002—2006年5年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社会学和人口学的资助项目呈现比较强劲的增长势头，年度项目数从2002年的67项(含自资项目1项)，增长到2006年的99项。尤为值得注意的是，2005年，无论是重点项目、一般项目还是青年项目的数量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现象或许与前一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关。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正副所长景天魁和李培林两位教授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作了题为“探索社会和谐的奥秘”、“深度透视和谐中国”的报告。事后，《人民日报》全文登载了报告的内容。
　　随着基金资助的数量增多、力度加大，近年来在社会学领域由基金资助写成的论文其发表数量也在迅速上升。从表7中可以看到，2006年由基金资助完成的论文739篇，是2005年437篇的1.7倍。如果对比2000—2004年的统计，我们发现不仅由基金资助完成的论文数量在逐年增长，而且增长的速度也非常快。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例，2002-2006年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由67项增加到99项，增长了47.8％；同期，在它资助下完成的论文则由31篇增长到176篇，增长了近5倍。
　　从表7中我们还能够发现，从发表论文的数量上来说，对社会学研究影响较大的基金依次为其他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省(市)基金、教育部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考虑到其他基金包括的内容和范围比较庞杂，而一般省(市)基金的资助额度又比较低(像上海、江苏这样的发达省市，一般的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额度也不过1—3万元)，因此可以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部基金和自然科学基金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来源。
　　对比表1，我们能够发现，2006年cssci收录社会学论文2827篇，是2005年2406篇的1.17倍；而2006年在各种基金资助下完成的论文739篇，是2005年437篇的1.69倍，其增长速度明显快于社会学论文的增长速度。如果比较2000—2004年的统计结果，对比则更加明显。与2000年相比，cssci收录的社会学论文数量增长了66％(2000年为1703篇)，而基金资助完成的论文数量增长了6.5倍(2000年为98篇)。这说明各种基金，尤其是包括教育部基金在内的国家基金的资助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影响在逐年增加。
　　如果说我们可以用被引次数来衡量学者、机构、地区和具体的论文、图书的学术影响力的话，我们也同样可以用这一指标来衡量不同基金对于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力。表8给出了2005-2006年社会学基金论文的被引统计，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社科院基金、其他部委基金、中科院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基金和其他基金都取得了较高的被引率，篇均被引都在1.00以上，说明这些基金论文的质量和影响力都比较高。相比之下，省(市)基金的被引率仍比较低，或许因为这类基金项目的关注点侧重于当地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对中国内地社会学的整体发展影响并不显著。
　　
　　
　　四、社会学学科论著的影响分析
　　
　　学术影响力虽然是无形的，但它是以论文或著作等有形的学术成果为基础的。除了数量以外，单篇的论文或著作在某一领域内的影响力常常也是甚至更是学术影响力的标志。韦伯的论文《以学术为志业》和《以政治为志业》、费孝通的著作《乡土中国》，多少年来一直为人们广泛引述，是这些著述也是这些著述的作者学术影响力的标志。鉴于数据统计的限制，在这里，我们讨论的只是某篇论文或著作在社会学学科领域中的影响力，对那些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或影响超越学科界限的社会学著述，其影响力则无法在这里获得有效的讨论。一般说来，在本学科领域影响较大的著述，除了其研究所具备的学术水准以外，往往其论域也处在本学科的主流论域之中，它反映了某一时期社会学的主流范式。
　　1．具有重要学术影响的论文
　　在2005—2006年的两年间，被引用次数达6次以上的社会学期刊论文共有66篇。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删除了10篇在两年间被引用次数6次以上的英文文献，其中名列榜首的英文文献是戈兰诺维特的两篇论“弱关系”以及论“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的论文。其余8篇包括华裔旅美学者边燕杰、科尔曼等6位学者的关于市场转型、社会资本、社会分层、强关系、失业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在这10篇英文文献中，有半数被引次数达到10次以上，占被引用10次以上的期刊论文总数的近1／3，这进一步验证了表3所示英语世界对中国社会学的深刻影响。
　　
　　从研究主题来看，在66篇被引次数领先的期刊论文中，名列榜首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王春光研究员的《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被引篇次达21次；其次是该所李培林研究员的《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被引篇次达20次。值得关注的是，不仅这两篇被引次数最多的论文讨论的都是农民工与农民流动问题，在全部66篇论文中，竟有24篇以上与该主题直接相关，这说明有关农民工与农民流动的问题是这两年间社会学界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究其原因，不仅在于自1990年代起超过l亿人口规模的农民流动，推动了中国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引发了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