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信任问题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与重点。由于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以致信任的定义五花八门，给当前的信任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基于此，本文从研究对象、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三个维度试图对当前信任研究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和评价性总结。
    关键词：信任研究研究对象研究假设研究方法

    1．引言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信任在社会科学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出现，并没有成为中心课题(misztal，1996)。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对经济活动认识的不断加深，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信任对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健康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种背景下，长期被忽视的信任问题重新成为了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组织行为学、文化和人类学在内的相关学科研究的热点与重点。学者们纷纷从各自的学科领域出发尝试对信任的概念及其基本构成作出合理的解释。然而信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社会与心理现象，牵涉到很多层面和维度。由于研究角度不同、研究方法各异，以致信任的定义五花八门，这非但没有从概念上对信任作出合理的说明及澄清，反而给当前的信任研究造成极大的混乱。基于此，本文试图对当前信任研究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在着手梳理之前，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分析的框架，即决定从哪一角度以及哪些方面着手进行分析，也就是分析的视角与维度。WWw.11665.CoM
    现代哲学研究成果认为，科学是一个个人知识社会化过程的结果。科学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依赖于科学博弈过程中所处的“制度环境”与“组织形式”。就科学研究领域而言，制度就是“学术规范”，组织就是“科学共同体”。按照托马斯·库恩(2003)的理解，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库恩将其称为“学科基质”( disciplinary matrix)。“学科”是指一个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基质”是指这些共有财产由各种各样的有序元素组成，基于国内学者刘宝宏( 2004)的解释，它应包括四个组成部分：一是“符号概括”，即科学共同体成员能无异议也不加怀疑地使用的公式。就信任研究而言，是指公理性的研究假设；二是“形而上学范式”或“范式的形而上学部分”，是指一类共同体成员共同承诺的信念，或者说相信的特定模型。对应于信任研究，主要是指对信任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问题；三是“价值”，是所有科学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的价值观，实际上主要是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取向问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理论的应用价值，即预言是否应当精确，定量预言是否比定性更受欢迎等；二是理论自身的评价标准，如简单性、自洽性、似然性以及与其它理论的相容性。四是“范例”，是指科学教育中遇到的具体问题的解答以及期刊文献中常见技术性问题的解答，其目的在于通过实验示范、启发如何做研究。对于一群学者因何结合起来而成为科学共同体，新制度经济学的领军人物罗纳德·哈里·科斯(2003)认为是共同使用的分析工具、所依据的共同的理论方法或研究方法以及共同的研究对象。其中，研究对象是决定性因素，研究方法则由研究对象决定，研究工具．则是一个相对不重要的因素。我们将库恩的“学科基质”与科斯的观点相结合，确立对当前信任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性总结的三个维度，即研究对象、研究假设与研究方法。

    2．研究对象：核心概念的模糊不清与类型划分的混乱

    研究对象的界定实际上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开展之前必须首先确定的问题，它直接决定了该项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的宽度和广度。信任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核心概念、内涵界定的模糊不清。毫无疑问，信任是信任研究的对象，但是，对于什么是“信任”，学术界给出的定义五花八门，至今仍然没有统一。信任类型划分的混乱是信任研究在研究对象上存在的另一个问题。由于目前信任研究在核心概念、内涵界定上的模糊不清，每位研究者都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根据各自的划分依据对信任的类型进行划分，这就导致了学术界在信任类型划分上出现了混乱。较为典型的如max weber( 1951)：特殊信任(1)articularistic trust)和普遍信任(universalistic trust),luhmann( 1979)：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和制度信任(in-stitution_based trust)；wiliamson( 1985)：计算的信任(calculativetrust)、制度的信任(institutional trust)和个人的信任(personal orpure trust);2uker(1986):经验信任、特征信任和制度信任；sako(1992):契约性信任(contractual trust)、能力信任(competencelrust)和善意型信任(goodwill trust)；mcallister( 1995)：认知型信任(cognicion-bascd trust)和情感型信任(affect-based trust)；lewic-ki&bunker( 1995)：计算性信任(calculus-based trust)、知识性信任(knowledge-based trust)和认同性信任(identification-basedtrust)；nooteboom( 1996):非自利型信任(non-self-interested trust)和动机型信任(intentional trust)；kramer&tyler( 1996)：工具性模式的信任(instrumental models of trust)和关系性模式的信任(rela-tional models of lrust)；吉诺维希(2000):公众信任和私人信任。

    事实上，学术界关于信任的定义和分类远比以上所列举的要多的多。这种现象实际上反映了至今学术界关于信任研究的核心概念并没有得到自觉和系统地确定，以致信任研究的研究对象至今仍然处于飘忽不定的状态之中。我们可发现：这十八个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就涉及到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社会伦理学、组织行为学、文化和人类学等众多学科，再加之每一个学科又有不同的研究视角。研究者们不是从“为什么”这样一个思路展开逻辑思考而是根据各自的某一视角观察、归纳提出一个关于信任的定义，以致大多数信任的概念都是“经验归纳”的产物，而不是“理性演绎”的结果。这其实也就是信任定义之所以有如此众多分歧的原因所在。

    3．研究假设：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
    任何理论的建立都离不开一定的假设前提。假设可以是公理性假设，也可以是假说性假设，前者是一种不言自明、所有“科学共同体”成员必须无条件接受的“工具主义”抽象，后者是根据已有经验事实，经验知识与理论基础所提出的一系列猜想性命题组合。以“工具主义”抽象作为假设无争议可言，以假说作为假设则需要不断地证伪。因为假说类似于一种理论，其本身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基础之上，因而需要不断地进行证伪。假说证伪的过程就是理论发展的过程。假设构成一个理论“内核”，是一个范式区别于另一个范式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公理性假设，还是假说性假设，都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共同遵守的理论前提。纵观信任研究，虽然众多不同的信任定义反映了不同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取向，但我们还是能够找到不同信任内涵表述中的共同之处（孙伟正、赵建芳，2006）：其一，信任是基于行动一方的考察。各学科的信任研究大都在对此承认或默认的基础之上进行研究探讨的。其二，信任是正向的价值判断，是好的，不是坏的。各学科在对信任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大多是自觉不自觉地从道德伦理视角出发，把信任作为有价值的、应当提倡的东西，认为信任是好的个人品格与社会美德的观点。其三，信任是基于个体关系之上的一种社会关系。在继承心理学关于信任是个体心理倾向的关系性基础上，其它各学科均已突破了这种单纯的个体性关系，而将其视为扩大了的个体关系，也就是一种社会关系。其四，信任隐含着对潜在利益的关注。不管是心理层面的信任感的产生，还是道德伦理层面的信任美德，也不管是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形式而对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信任之中都隐含着某种程度的利益维度的考究。其五，信任是基于实践的行动论，而不是沉思默想的宿命论。各学科对信任的考察研究都没有离开人类行动的背景。“行动”也因之而成为信任研究的基础概念。其六，信任与不确定性、复杂性、风险性等概念密切相关。这些共同之处表明：在资源稀缺条件下的社会中，人际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人类社会总是在人们寻求合作和竞争平衡与制约的过程中不断发展。人际信任是人们进行合作的一种必要心理条件。换言之，在这样一种既合作又竞争的环境下，人类个体是理性的。这实际上就是所有信任研究者都默认的基本假设。
    但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个体理性假设的背后，也有人就信任研究的个人理性假设做出了不同的回应，他们强调人的社会属性，个人理性的假设忽略了每个人所担负的社会角色，人们理所当然地更多地关注市场而不是关注生产行为。而个人主义与个体理性的假设造就了资本主义单一世界。虽然在这种条件下，过滤掉了与心理、社会、文化有关的因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简单而确定了，但是在个体理性假设下，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由此，我们便发现了两个悖论：首先，一个理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是不可信的，也就是说在一个理性自利框架下，不存在信任。其次，信任是理性的个体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一种理性的行为选择。这样的信任是被动的，是有风险的。理性行为选择的过程其实就是信任风险的评估和防范机制确立的过程。由此，信任又存在另一个悖论：既是信任．就无需防范机制；既需防范，正说明缺乏信任。这两个悖论实际上暴露出了信任研究中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信任研究中把理性的人类行为等同于选择的内部一致性，并进一步将其等同于自利最大化，这种过于简单和抽象的假定诚然有利于信任研究模型的构建，但却为我们理解复杂的信任的建立、维持及其演化机制问题设置了巨大障碍。人类不仅仅具有自利的天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倾向，同时也具有诚实、恪守诺言的品质。在互惠、责任、自我约束和传统文化等基础上，可以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当前信任研究中个体理性假设的片面性实际上是对信任伦理视角的“善意忽略”。要知道信任研究本身具备很强跨学科的综合性，需要我们借鉴不同的学科的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理论视野中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信任问题展开深入地研究，如果我们在今后的信任研究中不能解决研究假设的片面的话，将会对信任研究中的学科间的融合产生阻碍作用。

    4．研究方法：实证研究的缺陷与不足

    信任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经济计量分析、历史制度分析、博弈分析、经济实验分析以及数理演绎分析等。这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有：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该方法将信任与交易费用连接起来，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处理信任概念与信任关系，试图将信任引入理性化的分析。其代表人物有williamson、margaretlevi及dominic furlong;博弈论，该方法着眼于信任的理性维度，涉及导致博弈合作均衡的无名氏定理的证明和扩展、声誉机制的形成、合作机制的演进等几个方面。博弈分析以coleman模型最为经典，其次milgrom和roberts模型。其代表人物有列维奇和邦克(r.j．lewicki&b．b．bunker)、巴尼和汉森(j．b.bamey&m.h.hansen)、克瑞普斯(d.m.kreps)和张维迎等；经济实验分析以及数理演绎分析，该方法从信任的非理性的情感维度，采用抽样调查、人工模拟试验和计算机模拟试验的方法，通过设计不同的情景模式和约束条件，分析在信任的建立、维持和演化过程中影响人们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其代表人物有杜温伯格和尼日(m.dufwenberg＆u.gneezy)、波奈特和济科豪瑟(i．bohnet&r．zeckhauser)、巴肯、克洛森和戴维斯fn．r．buchan，r.t．a．cro-son＆r．m．dawes)等。
    综观国内外有关信任的研究方法，它们大致有一个共同的模式；即首先找出影响信任的因素，进而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尽可能合理地假设这些影响因素对信任的影响方式（这些影响方式是通过函数来表示的），然后通过分析所假定的特定函数，从理论上解释信任。虽然这些研究方法通过演绎与归纳，表面上逻辑推导严密，可以从理论的高度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常见问题，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从认识论来看，演绎与归纳是有缺陷的。众所周知，演绎是从一般性的原理出发，推导出特殊性或个别性的知识，其推理过程严格依据某些逻辑规则。如果说依据某些逻辑规则而建立起来的推理过程是正确的，只要前提全是真的，结论也必定是真的，即前提的真理（如果它们都是真的）不变地传递到结论，这被称为真理传递定律；但是如果结论是谬误的，那么在其所有前提中至少有一个前提是错误的。这就是演绎推理的独特之处，即前提中的具体内容与推理过程无关。因此要保证演绎推理的正确性，就必须保证其所依据的全部前提真实、可靠。但是在人类的科学探索中，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大都是人们通过观察实践出发归纳总结而得来的，是以归纳为基础的，信任研究也不例外。可是，归纳是有缺陷的。美籍德国哲学家亨普尔在1945年《对确认的逻辑之研究》一文中提出了“确认悖沦”（又称亨普尔悖论），即对“一切乌鸦都是黑的”这一命题的确认问题，用来说明归纳法是如何违反直觉的。几千年以来，无数人观察了许多事物，比如地心引力法则，人们趋于相信其极可能是真理。这种类型的推理可以总结成“归纳法原理”：如果实例x被观察到和论断t相符合，那么论断t正确的概率增加。亨普尔给出了归纳法原理的一个例子：“所有乌鸦都是黑色的”论断。我们可以出去观察成千上万只乌鸦，然后发现他们都是黑的。在每一次观察之后，我们对“所有乌鸦都是黑的”的信任度会逐渐提高。归纳法原理在这里看起来合理。现在问题出现了。因为根据换质位法，sap→pes。所以，“一切乌鸦都是黑的”应该等价于“非黑的都不是乌鸦”。但是亨普尔发现，一个既非黑色又非乌鸦的例证，如“任何一枝红色的铅笔，任何一片绿色的树叶，任何一头黄色的母牛，等等”不能确认“一切乌鸦都是黑的”，却能确认“非黑的都不是乌鸦”。亨普尔悖论实际上暴露了归纳的缺陷：归纳得出的结论并不具备逻辑上的必然性。因此归纳的合法性就会稍差一些，而依靠归纳法建立起来的信任研究的前提假设的科学性就会大打折扣。

    5．结束语
    从我们对信任研究的梳理来看，由于对信任的内涵界定模糊，导致了信任研究的研究边界无法清晰划定。研究对象不清晰又影响研究假设和研究方法。影响信任的因素十分众多，从宏观的社会制度因素、经济文化因素到职业、收入、受教育程度等个体因素应有尽有。在信任研究中不论从什么样的角度、基于什么样的假设，以什么样的方法，信任的建立、维持及演化机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单靠一个学科在其本学科研究体系的框架内是难以解决的，这就需要相关学科加快进行融合。这种融合不但会对信任研究有利，反过来还会极大地推动相关学科自身的发展。例如经济学将信任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发现：微观层面上的个体理性、个体行为和个人利益，与宏观层面上的社会理性、集体选择和社会利益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有了一条逻辑通道。现代经济学理论也就不必偏执于市场或政府，不再面对市场失效和政府失效而漂浮不定和无所适从。因为在价格（市场）与权威（国家）两极之间，还存在着化解冲突和促成合作的信任（人际网络）机制。随着这样的跨学科研究的广泛展开、学科间的加速融合，我们有理由相信，学派纷争的信任研究一定会走向一个新的统一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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