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政党外交中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它展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确立并发展的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强大生命力。尽管其间存在波折，但半个多世纪以来双方关系的总脉络是逐渐超越意识形态差异，由相互隔绝走向合作共赢。推动双方关系发展的动力既来自不同时期各自的利益需求，也与国际政治的演进趋势密切相关。当前，全球化与全球治理问题正在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内容。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社会党国际；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国际政治；全球治理

　　引言
　　社会党国际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国际政党组织，作为近现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一脉，它可以溯源至1864年成立的第一国际。但其更为直接的前身是1923年在第二国际基础上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1940年该组织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英国工党倡议下，1951年以西欧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为主重建社会党国际，总部设在伦敦。社会党国际目前有正式成员115个，谘商成员27个，以及观察员15个；其中超过60个成员党在50多个国家执政或联合执政，此外还有很多是重要的反对党。该组织在当代国际政治中影响持续扩大，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欧洲以外的成员党已超过半数——目前欧洲成员约占四成，美洲和非洲各占两成多，亚洲和大洋洲占一成。[1]
　　从思想渊源上看，社会党国际已偏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其成立之初的《法兰克福宣言》中，明确宣布其纲领为民主社会主义，它既反对共产主义，也反对资本主义，主张走有别于二者的中间道路。WWw.11665.COM在1989年的《斯德哥尔摩宣言》中，社会党国际对其纲领的内涵作出某些调整，但基本原则并未改变。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党国际代表着一种全球性的社会政治运动，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国际非政府组织，其发展变迁反映了当代政党组织国际化的趋势，并在当前全球治理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国际行为能力。从社会党国际的运作机制来看，尽管其决议对成员党并不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在国际政策协调方面却能够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它享有联合国机构的谘商地位，其欧洲地区的成员党还于1992年结成欧洲社会党，成为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内一个举足轻重的跨国党团，能够对欧盟的政治决策产生重要影响。“政党国际组织的发展为世界各国政党提供了参与并影响当代国际政治的政党外交平台和国际活动舞台”，[2]76无论从我国的总体外交层面还是从政党外交层面，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进行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后期的隔绝与对立
　　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关系之前，双方曾长期处于隔绝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与冷战时期国际格局的结构性制约有关，也与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双方的相互认知及各自的方针政策选择有关。
　　社会党国际成立于冷战初期，其后很长一段时间它一直反对与共产党建立任何形式的合作关系。在《法兰克福宣言》（即《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中，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远甚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当两大阵营在朝鲜战争中交锋时，社会党国际声称“自由民主国家的集体行动能够制止侵略并拯救世界使之免于陷于全面战争”。[3]10此外，西方社会党人对于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着某种西方人对于前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偏见或蔑视。[4]125而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直至50年代后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与苏共保持协调。当时，中国共产党把“一边倒”作为对外交往的指导思想，支持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活动，与以西欧为基地的社会党国际相互敌视，把社会党人视为“资本家的管家”。
　　但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开始显现，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认为在反对帝国主义方面可以而且必须与社会党合作，但其鼓吹“三和路线”、向西欧社会党示好并未得到社会党国际的积极回应。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两党走向分裂，中共在对外交往中趋于激进，视苏共为“修正主义”；在国际斗争中一度“以意识形态划线”，除了“反帝”、“反修”外，还提出“反对各国反动派”，这种世界革命理念自然与身处西方议会政治、反对暴力方式的社会党国际更加无法相容。不过，由于社会党国际这一时期仍然主要局限于欧洲范围内，它的对手主要是苏共及其东欧盟友，对欧洲以外地区的共产党并没有给予过多关注。
　　当时社会党国际成员的西欧属性也决定了它们在两大阵营的对峙中倾向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欧关系难以打开局面。社会党国际甚至把中国共产党视为所谓的“极权主义”威胁，对1959年中国平定西藏叛乱进行指责，1962年其理事会发表包含歪曲中国内容的《奥斯陆声明》，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中偏袒印度，尤其是限制和干涉日本社会党与中共发展关系。在社会党国际1966年十大和1969年十一大上，都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了激烈批判，视共产党为世界和平的破坏者，坚决拒绝同任何共产主义政党合作。[5]53
　　不过，就整个东西方关系以及两大阵营内部关系而言，社会党国际与中共并不处在国际斗争的最前沿，双方并未在意识形态等领域进行直接论战，而是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与美国、苏联的关系上。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华，毛泽东向他们表达了和平共处的愿望，并试图调解西欧社会党与苏共的关系。此前西北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较早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与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有一定关系。在1955年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社会党国际在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上表达了有别于美国的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北京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开始支持中国进入联合国。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无法建立“面”的关系，只有个别“点”的接触——例如中共与日本社会党的关系，双方从上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交往，但它并不具有典型意义。
　　二、冷战后期双方超越意识形态差异在现实利益基础上建立关系
　　上世纪60年代以来，西欧国家自主性的加强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推动着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中国成为美苏之外坚持独立自主的一支重要力量；社会党国际也在寻求以自己的声音说话，日益需要调整与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共产党的关系。1968年，社会党国际成立了“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问题工作组”，专门研究与共产党及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尤其是中美关系缓和超越了意识形态差异，极大地改变了冷战后期的世界格局，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欧、美洲国家的关系，这促使社会党国际重新审视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在1972年第12次代表大会上，联邦德国社民党领导人勃兰特声称尼克松访华是整个世界由“对抗转向合作”的标志之一；社会党国际开始允许成员党自由决定它们同共产党的双边关系，同时还对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表示满意。社会党国际的西欧成员首先与本国共产党开展合作，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推动下，尤其是在倡导“新东方政策”的勃兰特在1976年十三大上成为社会党国际新任领导人后，其对外交往理论与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社会党国际开始谋求与东方阵营的共产党对话，并于80 年代初提出“超越意识形态分歧”，试图使自己成为东西方关系的沟通者。在反战运动、绿色运动以及女权运动等西方社会运动的推动下，社会党国际进一步向左转，世界范围内社会党与共产党的关系在80年代得到进一步调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促使社会党国际采取更为积极灵活的姿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强化全球意识；它淡化了固有的意识形态，针对与共产党关系提出了以接近求变化的策略方针。社会党国际主张世界范围内的缓和、裁军与共处，反对霸权主义、支持民族民主运动，倡导南南合作与南北对话，推动欧洲独立和一体化进程，[6]19这与自70年代末开始调整其国际战略思想的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更多共识。70年代中期，社会党国际开始向亚非拉地区发展，试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这也推动了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直接关系的建立。第三世界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上世纪70年代中共领导人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对此进行了充分肯定。1977年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在这一战略方向上得到重大拓展，开始在共产党与工人党等传统交往对象之外，与不同意识形态的政党—首先是非洲地区民族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建立正常的党际关系，其中有些信奉民主社会主义。接下来提上日程的就是第二世界即西方国家的社会党，它们与第三世界一样是中国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要争取的对象。1980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对外联络部《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同意除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以及民族主义政党外，也可酌情与各国社会党进行接触。[7]45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变化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积极回应，1981年密特朗率领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拉开了社会党国际与中共建立关系的序曲；1982年，社会党国际领导人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在伦敦进行会谈，这是双方时隔28年后的第二次直接接触。1984年，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访华，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会谈并商定开展经常性对话，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此外，奥地利社会党、比利时社会党、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和荷兰工党等也相继访华，中国与西欧社会党的关系实现重大突破。1983年，社会党国际在葡萄牙召开第16次代表大会，中国驻葡大使列席会议；1985年，中共代表参加了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会议。1986年，中共作为唯一的共产党观察员参加了在秘鲁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一切都缘于中国与西欧存在着战略利益的交汇点，双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合作有利于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上结成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它也在根本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能够为改革开放创造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在某种意义上与西欧社会党的关系也是新时期我国开展经济外交的重要渠道。
　　尽管社会党国际试图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对共产党施加影响，但与80年代后期的苏共不同，中共在与社会党国际发展关系的过程中并未放弃自己的原则立场，而是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人总结了党际交往中的经验教训，不挑大旗、不搞论战与对抗，在国家层面上奉行真正的不结盟，倡导“无敌国”外交，开始由“革命”外交向“发展”外交转变。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把“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作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的基础；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再次明确了上述原则对于我党对外交往的指导意义。它不仅适用于各国共产党之间，也适用于共产党与社会党之间，中国政党外交的新局面得以开创。改革开放为社会党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交往注入了新动力，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方式和参与程度都在发生变化，它与社会党国际的不断“国际化”产生互动，使双方合作关系的建立具有某种必然性。1982年，中共与社会党国际开启了正式交往的历史。中国共产党认为在维护世界和平、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与发展等问题上与社会党国际存在合作基础，双方在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方面形成共识。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以及日本等国的社会党，这一时期纷纷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往来，到1986年我党已与36个社会党建立正式的党际关系。
　　三、冷战结束初期双方合作关系的重建
　　1989年，社会党国际第18次代表大会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提出“改造共产党社会”，加大对前苏联东欧国家的影响，“尤其要支持人权和政治公开性的实现”。此外，它还试图对亚洲国家的共产党施加影响，以实现所谓的“和平演变”。尽管此前双方已形成较为理性和积极的认知，但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风波仍然使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受到严重影响；后者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理谴责，并约束其成员党与中共交往，双方关系一度中断。苏东剧变、冷战结束，社会党国际认为这是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积极吸纳由共产党演变而来的东欧各国社会党。社会党国际十八大甚至沾沾自喜，鼓吹“人权和政治公开性”的价值优势；但事实上冷战的终结使右翼政治力量甚嚣尘上，社会党国际的影响反而一度受到削弱，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再度复兴。当时，社会党国际急于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在策略上以“社会民主主义”取代原有的“民主社会主义”提法，与中共的关系一度出现倒退。1993年，社会党国际设立亚太委员会，准备把亚太地区作为冷战后重要的发展方向，并于次年5月在东京召开理事会会议，对中国问题涉及较多。一方面它主张同中国共产党恢复接触从而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又试图同台湾和香港地区的“民主力量”建立关系，并在南海争端、西藏、台湾等问题上发表有损中国利益的言论。[8]611996年，在社会党国际二十大关于亚太问题的决议中，又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无端指责。
　　但中国共产党顶住巨大压力，强调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并未因此选择自我孤立。灵活务实的政党外交为我国打破西方国家的制裁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强调我方合作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与社会党国际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1997年中共十五大再次强调党的对外工作要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等四项原则，同一切愿与我党交往的各国政党发展党际合作关系，促进国家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中国大力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释放的巨大活力也吸引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从而为双方重启交往注入了新的动力。互相尊重各自所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对世界政治多元性现实的承认，也是彼此合作的基础。到1992年，一些国家（如日本、法国、西班牙等）的社会党已陆续恢复同中共的接触。1998年，社会党国际主席莫鲁瓦率团访华，至此社会党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也完全恢复。1999年，中共应邀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第21次代表大会。尽管没有放弃对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继续施加影响的企图，但社会党国际逐渐不再把“现实社会主义”作为反对的主要目标；在巨大的转型压力面前，应对全球化挑战、加强全球治理越来越成为社会党国际政策变革的重心。社会党国际把其基本价值的适用范围从过去主要是民族国家上升至全球层面，关注的主要议题也从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转向世界范围内民族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全球话语在新的理论体系中逐渐凸显。在有关全球治理的话语体系中，社会党国际赋予团结、正义、和平、民主、人权、可持续发展、多元化、民族国家和国际主义等基本价值以新的内涵。[9]20
　　另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在参与国际事务时越来越重视多边主义，以突破传统双边外交的制约，推动冷战后世界的多极化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着力塑造稳健和负责任的大党形象，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日益超越双边性质而具有多边意义。作为冷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两支重要力量，面对全球化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各种挑战，双方关注的议题由高层次政治领域向低层次政治领域拓展，关系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性问题日益成为双方交流与合作的新领域。作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倡导者与参与者，双方在理念与利益层面上的一致性都在增强，例如都主张变革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革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多边机制。

　　四、新世纪双方关系向多维纵深发展
　　2003年，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发表的《圣保罗宣言》阐述了有关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主张，表明其战略视野进一步超越民族国家而具有全球性。社会党国际积极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肯定其成员党与中共进行对话合作，希望与中共建立战略对话机制，并为此成立了专门的工作小组。2004年2月，社会党国际主席古特雷斯应邀访华并与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会晤，标志着双方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10]77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与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并视之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重要手段。新时期我们党陆续提出和谐社会理念和科学发展观，也得到了社会党国际的高度关注。应该说，双方在反对全球治理中的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单边主义，以及对新的和平观、安全观与发展观的理解方面具有相当的共识。2004年9月，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在北京召开，社会党国际代表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社会党国际主席古特雷斯表示，中共是一支有重要影响的世界性进步力量，是社会党国际在建立公正的国际新秩序过程中的重要“伙伴”，并明确提出与中共建立战略对话机制。2005年11月，欧洲社会党代表团访华。在2008年社会党国际第23次代表大会上，除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既有主张外，应对气候变化被视为最紧迫的全球性议题，为此提出要推进联合国等机构改革并加强其基础性作用。社会党国际关于成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建议，很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2009年5月，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在北京共同举办“可持续发展问题研讨会”。社会党国际主席帕潘德里欧赞赏中国坚持可持续发展之路，希望其成员党与中共加强交流，共同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社会党国际认为，中共作为新兴大国的执政党在增强全球多边机制的有效性、完善国际治理的多层次结构以及构建公正、民主的世界新秩序方面是一支重要的同盟军。
　　在新的世纪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不仅涉及中欧关系，也涉及中国与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其稳定发展有助于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随着近年来中国崛起速度加快，中国对外关系也面临一些新的挑战，对于中国的偏见与误解始终存在，为此中国政党外交需要更加主动和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在制约超级大国的单边主义问题上存在着稳定的共识，在中欧人权对话方面双方也具有某些相似的理解，例如对发展权等经济社会权利的重视。尽管我们对社会党国际的全球治理设想并不完全赞同，但它所强调的全球公民社会的凸显无疑是当今国际政治社会化趋势的重大进展，它必将对新自由主义所鼓吹的全球化模式构成制约。当前国际秩序正在发生转型，利益博弈关系十分复杂，而全球化的影响本来就是复杂多重的，即使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也不能忽视那些批判性的主张。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通过与社会党国际的合作，可以进一步向世界展示中国共产党开放、成熟、稳健的执政党形象，推动中国建设性、负责任大国角色的确立，从而稳步提升中国的外交软实力。
　　结语
　　跨国党际关系与国家间关系必然存在某种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际关系首先是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促进国家关系、适应国际政治发展趋势的需要。一般而言，政党外交与国家总体外交目标相适应，它既不能超越国家关系，也不能把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相混淆。作为新时期多渠道外交的一种形式，政党外交所具有的非政府性与较大弹性能够为国家间关系提供更为丰富的沟通和交流空间，弥补国家和政府机构之不足。为了保障中国的和平发展，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政党外交既是党自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总体外交所不可或缺的内容。[11]49中国与欧洲等有关国家的政治、经贸关系状况，也会对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产生制约作用，直接影响到双方在本国的政绩创造，进而对双方的交往产生某种激励作用。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行为体中，社会党国际及其成员政治实践的进步性值得肯定，它们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最重要的对象之一，不仅长期在欧洲政坛占有重要地位，在其它发展中国家也正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我们党几代领导集体对社会党国际的政策体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目前我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外交需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构建新时期的国际统一战线，在这一方面与社会党国际的关系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其中包括发展青年、妇女等双方外围组织之间的关系。
　　处在发展变动中的当代世界政治本质上依然是利益政治，在由对立走向合作的过程中，双方都经历了一个由意识形态支配的理想主义走向寻求合作共赢的现实主义的过程，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彼此认知调整、由务虚到务实的过程。长期无视对方、不相往来是不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在全球化条件下自我封闭更是无法想象的；双方关系中合作性因素与冲突性因素并存，只有通过互动建构共识，才能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建立真正平等与可持续的党际关系。政党的对外交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身活力的重要体现，能够反映其对于环境的调适能力。从我们党学习型、开放型政党建设的角度看，在求同存异基础上与社会党国际建立开放的交流关系，不仅有利于互相学习治国理政经验，提升各自的执政（或参政）能力，还有助于树立开阔的国际视野，增强双方把握国际事务的能力，通过共同参与全球治理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尤其对于我们党而言，如何在新时期经济社会发生深刻转型的条件下提高社会管理能力和推进党内民主建设，可以从社会党国际那里有所借鉴。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规模和影响最大的执政党之一，而社会党国际则是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关系密切的最重要的国际政党组织，它们在一个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为突出特征的时代环境中必然要发生联系。这就要求我们党在与社会党国际的交往中，既要考虑有关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情况，也要考虑当前国际政治力量多元博弈的普遍特点，客观评价社会党国际作为“左翼中的右翼”与“右翼中的左翼”的双重性，与社会党国际不同类型成员的交往也应有所区别。社会党国际的成员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看法有分歧，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成员党的具体奋斗目标存在差异。我们在交往策略上应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认识到双方尽管不是同志关系，但可以建立朋友关系，完全能够“和而不同”地开展广泛合作；尽管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宜与之进行公开论争，但对其可能损害我国核心利益的行为则要进行必要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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