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为“顺应各族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新期待”，中国政府正从经济增长型向民生型的新范式过渡。保障民生幸福是政府合法性的道德基础，是政府义不容辞的道德责任与最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建设民生型政府有着极为深刻的伦理意义。 
　　 论文关键词：民生型政府;行政伦理;意义 
　　 
　　兑现保障和改善民生这个政府对民众的政治承诺，不仅是一个经济责任或政治责任，更是一个首要的伦理责任。政府因拥有为民众所认同的价值依归而产生和存在，而这种内在的价值观、伦理精神及道德选择的向度又决定着政府的民生行为选择。正如伍德罗•威尔逊所言：行政管理领域“远不是纯技术细节的单纯领域所能涵盖得了的，因为它是通过自己更崇高的原则同长期以来的政治贤哲的格言，即政治不断前进这一永恒真理直接联系在一起的” 。行政伦理作为行政领域内一种自律与他律统一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其解释和论证是对“政治不断前进”、建设民生型政府在价值层面的可成立性的最根本的判别依据。 
　　在行政伦理的视阈对建设民生型政府进行评判和审视，研究政府对待民生问题的伦理态度，“制定民生政策的伦理取向”，“解决民生问题的伦理原则以及民生问题道德解决所需要的经济基础、法制环境和文化氛围” ，有助于中国政府的成功转型以及政府善治、社会和谐、民众幸福目标的实现。 
　　1 建设民生型政府是政府合法性的道德基础 
　　“合法性”是指“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权利能够让被统治的客体认为是正当的、合乎道义的,从而自愿服从或认可的能力与属性”。wwW.11665.coM合法性不仅是一种法律判断，还是来自于一种隐性的道义基础的为政府权力提供基础来源，先于法律判断的价值判断。“只有当政府的产出与社会价值范式相符合的时候，一个政府才算是合法的” ，所以为民生幸福提供保障，是任何政权得以存在和延续所必须努力探索的课题。 
　　因民众的委托代理而存在的政府应当体现公众的价值要求，政府并不预设伦理价值。首先，政府必须能够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断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增加社会财富，从而为保障和改善民生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必须确保政府始终代表公共利益的要求，禀承着公平公正原则让全体民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任何国家经济发展只是一个工具和手段，它为人的终极目标——幸福服务。正如亚当•斯密所言：“如果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真正分流到大众手中，那么它在道义上将是不得人心的，并且有风险的，因为它注定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 。空洞的口号和虚幻的目标都将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难以为继，由此对政治体系的信仰也必然坍塌。

来自国际上一些政府的教训也足以警示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不同群体的民生诉求没有得到相对平衡的满足，长期的纠结便以各种形式的冲突出现，包括某些极端的形式。“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用“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情怀让民众相信政府追求的是公共权益和人民福祉，是党和政府合法性和生命力的逻辑必然，而民族复兴与大国崛起的中国梦也必将因之成真。反之，如果民生得不到保障和改善，gdp的高速增长并不能使政府摆脱享廷顿所谓的“政绩困境”，我们的社会将重新陷入发展—纷争的轮回。 
　　2 保障民生幸福是政府的道德责任与价值追求 
　　作为行政伦理学的核心概念，责任是公共行政存在的理由。保障“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实现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提升民众的幸福感是政府对民众的终极关怀。英国哲学家休谟说过: “一切人类努力的伟大目标在于获得幸福”。 幸福，是任何人、任何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源于个体主观感受的幸福虽然不能完全倚赖于外界的给予，虽然在今天市场是人类社会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式，但大多数人的幸福都需要政府提供条件、保障与环境。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但是市场没有心脏，也没有头脑，没有良心，不会思考，也没有什么顾虑，它不会按人的期望和需要去提供公共产品，而是考虑到自身的利益。目前，就业困难、收入较低、物价上涨，“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等等一系列问题正在蚕食着中国近年经济发展带给民众的幸福增量。在这些幸福缺憾中，诸如受教育权、劳动权、生命权、健康权、社会保障权等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提供与保障无一不是政府的分内之事。温家宝总理曾郑重阐明中国政府的奋斗目标：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民众个体幸福与否与政府是否积极作为息息相关，民生型政府的建设承载的是民众的信任和期盼，民生的保障和改善必然会增加公众的福祉。“幸福不是我们企求许多目的中的一个, 而是整个计划的实现本身。” 好的政府是将民众的幸福感做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指标和价值尺度，其所致力的发展目标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描述的那样：“至治之极，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其价值追求是以人民的富裕安康、社会的和谐稳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出发点和归宿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