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竞技体育;市场经济;体育社会化;投资模式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资料研究法，回顾了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的阶段特征，阐述了社会转型期竞技体育投资多元化的主要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提出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应由社会自治、产业经营、财政拨款、政府与社会结合等四种模式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实力极大增强;特别是在第27届悉尼奥运会上，我国首次获得奖牌榜的第3名，处于第二集团的领先地位。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获得成功，政府将在新建比赛场馆、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以及办会费用等方面投人大量资金。作为奥运会的举办国，势必需要巨大的资金支持。随着竞技体育的竞争日趋激烈，原有的政府一元化的竞技体育投资模式，显然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竞技体育所需资金从何而来，是哑待思考与回答的问题。
　　1、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沿革
    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也与我国其它领域一样，始终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影响和制约。建国初期，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不具备社会办竞技体育的条件。政府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必然承担起竞技体育投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并包揽了竞技体育工作的各个方面，由此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竞技体育“举国体制”。这一体制为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保证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缩小与世界各国的差距提供了条件，也适应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竞技体育超前发展，升国旗、扬国威的要求。wWW.11665.COm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举}虱体制”的竞技体育投资特征表现为:各级政府的财政拨款是最主要的或唯一的经费来源，政府承担了从训练到竞赛，从运动员工资到场地器材，从国家队到基层少体校的一切开支。它有助于政府从全社会的最高利益出发，规划资源的配置，保证竞技体育及各级运动队的迅速发展;有助于政府对竞技体育的责任和义务形成明确的规定，排除各种可能的干扰，使竞技体育紧紧围绕着政府的意志运转。但是，政府一元化的竞技体育投资体系使竞技体育各项活动非经济化，失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各级运动队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国家的财政拨款，并对加大投入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的投资模式的选择受到极大的限制，在政府包办一切事务的制度框架内，竞技体育只能是靠政府办，而要形成社会、个人、政府共同办竞技体育的模式是不可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竞技体育的改革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开始启动。针对“举国体制”下竞技体育发展活力不够，后劲不足，仅靠政府单方向积极性难以适应发展要求等问题，提出了政府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方针，即在政府办竞技体育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社会团体、集体、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竞技体育的发展。具体表现为:鼓励有条件的城市、行业、厂矿企业、高校投资办高水平运动队;专业运动队向社会寻求经济赞助，缓解训练竞赛经费不足的矛盾;竞赛参与主体与竞赛资金社会化。这些措施的实质是试图打破竞技体育由政府独家办的模式，积极争取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来源。但由于认识的误区、体委目标与社会偏好不一致，以及竞技体育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等原因，竞技体育过分依赖国家，政府独家办运动队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
    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改革取向，我国以足球为代表的部分竞技体育项目相继推行了职业体育俱乐部制度，运动竞赛社会招标及商业性比赛不断涌现，为竞技体育向社会筹集发展资金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在职业体育俱乐部制度下，运动队被逐步推向市场，竞技体育的经济价值被发掘与利用，企业、社会向俱乐部注人了大量资金。当前，社会各行各业赞助各类体育竞赛及运动队的积极性高涨;职业体育俱乐部正由联办型向实体型、股份公司型方向发展，社会资金在竞技体育中的比重不断加大。与此同时，社会兴办的运动项目学校或青少年体育俱乐部大量涌现，它们不用政府投入，却为这些项目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人才基础。这些都表明政府独家办竞技体育的模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

    综上所述，我国竞技体育长期处于计划经济的影响下，政府包揽过多，严重束缚了社会各方面办竞技体育的积极性，竞技体育自身发展动力不足，运动训练竞赛经费短缺，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整体不高等问题长期困扰着竞技体育的发展。可以预示，在整个社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出实质性步伐的形势下，我国竟技体育的改革必将进一步加速，这将为完善我国竞技体育的投资体系提供良好条件。
　　2、完善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理论论据和现实基础
    进人21世纪，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果说我国竞技体育一元化的投资体系是计划经济以及国力不强的条件下竞技体育超前发展的唯一选择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投资体系应有新的发展与突破，使之更为科学与完善。主要依据有以下几方面:
　　2.1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是体育发展的基础，也是竞技体育从社会筹集资金的必要条件。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以平均每年8%的速度递增，人均gd1〕由1978年的300多元提高到1998年的6 000多元;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1999年为44.5%。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处在从温饱向小康过渡阶段，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实现了小康水平。根据我国既定的社会发展目标，从现在起到本世纪中叶，我国社会将由小康社会向中等发达国家过渡。据中国社会科学院预测，从1999一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gdp年均增长将保持在7.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05年将达到1万元。国民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将为竞技体育获取社会资金提供良好的基础，为实现竞技体育投资多元化创造条件。
　　2.2非国有经济日益壮大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我国非国有经济迅速发展，投资主体呈多元化趋势，国家投资的比重迅速下降，集体、个体投资比重迅速上升。以1997年为例，全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达24 941亿元，其中国有经济投资占52.5%，集体经济占15.4%，个体经济占13.8%，外资和港澳台投资占18.3，国有经济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与非国有经济已形成平分秋色的格局。另据调查，中国国有工业总产值的结构比在10多年时间里迅速下降，而集体工业等非国有工业的比重大幅上升。非国有经济的壮大为我国竞技体育投资结构中降低国家投资比重，拓宽社会、个人投资渠道，提供了可能。
　　2.3体育社会化、产业化改革的大力推进
    “全民健身计划”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群众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人们对体育的认识以及体育服务的需求明显增强。随着体育产业化改革的不断推进，体育市场的主客体出现，体育健身、竞赛表演、体育无形资产、体育用品等体育市场应运而生，其中与竞技体育发展密切相关的体育竞赛表演市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观众和球迷群体，竞技体育的巨大市场价值和经济价值正在被开发和利用。1998年足球甲a联赛的观众达580万人，各俱乐部的市场收入均值在2 500万元左右，基本上实现了不依靠政府的直接投人。而在90年代以前，一支省级足球队年经费在100万元左右，而今一个经营良好的俱乐部年收人可达5 000万元，整个足球产业则高达几亿元产值。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的高水平运动队，也通过市场开发不同程度地获得了政府之外的发展资金，缓解了发展资金短缺的矛盾。90年代以来的实践告诉我们，尽管我国体育社会化、市场化改革的成效尚十分有限，况且许多竞技体育项目不具备市场开发的潜质，但部分竞技项目从社会、市场获得必要的资金，加速自身的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2.4“结合型”投资模式正成为趋势
    纵观世界各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为“政府拨款型”，即竞技体育的所需经费根据政府财政的承受能力，通过计划手段，以政府行政拨款方式下达。前苏联、东欧都是采用此种投资方式。它有利于集中有限的资源实现政府对竞技体育的预期目标，但易抑制社会参与与支持竞技体育的积极性，进而限制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第二种为“社会筹款型”，即政府除极为特殊的情况之外，不直接承担竞技体育项目或组织的经费，一切经费来源由竞技体育项目或组织向社会、个人筹集。以往美国及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均采用这一方式。它的优势是有利于调动社会、个人等各方面的积极性，但在全局上缺乏对竞技体育的有效协调与统一。现今竞技体育资金密集型的特点日趋明显，许多国家为了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而对原有的竞技体育投资体系进行调整，呈现出由单纯政府拨款或社会筹款的两极向中间集中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结合型”的投资模式，即政府根据各竞技项目或组织的具体情况，给予数量不等的财政投人，并实施必要的宏观管理、协调与监督，其它活动经费由各项目或组织向社会自行筹集。这种投资模式的优势表现为:确保竞技体育在政府宏观管理下有序发展，实现政府既定的发展目标;促使各竞技体育项目充分发掘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运用市场机制广泛争取社会资金支持;迫使各竞技体育项目或组织在经济上形成硬约束，不断提高投人产出效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为各项目及组织提供自主发展的空间，激发其紧迫感、责任感与积极性。尽管各国在实际运用“结合型”投资模式中存在着一些差异，有偏重于政府或偏重于社会等方式，但由于它结合了“政府拨款型”与“社会筹款型”的各自优势，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两者的弊端，故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

　　3、构建我国竞技体育新的投资体系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型的竞技体育投资体系，必须正确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简而言之，政府的基本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会的共同需要。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将竞技体育笼统视为社会共同需要，因而形成政府一元化的竞技体育投资体系。所谓社会共同需要是指:“维持一定社会的存在和再生产的正常运转，促进社会发展，必须以社会为单位，由社会集中组织实施的事务。这种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具有下述特征:第一，它是只有以社会为主体来组织和实施才能实现的事务;第二，它是社会成员个人和私人组织不愿办而又是社会存在与发展所必需办的事务;第三，它是唯有以社会为主体去举办才能有效地协调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事务。”任何政府所能支配的财力总是有限的，而社会共同需要是无限的，因此政府只能“有所为而为所不为”，将有限财力集中于必须由政府投人才能有效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事务方面。
    将我国竞技体育项目完全视为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公共物品，而必须由政府投资的提法，在理论上是不能成立的。仅就竞技体育项目而言，不能在国际重大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以振奋民族精神的项目，政府没有对之投资的义务;某一运动项目有能力通过市场机制与社会筹款达到发展的预期目标，政府没有投资的必要;政府在财力有限的条件下，对许多事务属“心有余而力不足”，超出政府财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则政府不可能投资。竞技体育的物品属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与政府职责、国民收人水平、国民认识水平、国家经济实力等有关。长期以来，由于我国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高，竞技体育不可能成为人民群众生活中的迫切需要，更无经济实力投资于竞技体育消费.:政府出于国家与社会利益的需要投资兴办竞技体育，将竞技体育视为公共物品、社会公益事业，这是可以理解的。在大力推进体育市场化、产业化改革的今天，我国一部分竞技体育项目承担着“为国争光”的任务，但不具备市场开发的经济价值，仍将需要政府财政来支持其运转。更多的竞技项目将不同程度进人市场，使其经济价值得到充分开发与利用，对政府财政的依赖速度逐步降低，成为准公共物品或个人物品。这是构建我国竞技体育新的投资体系时的基本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认为政府对各竞技体育项目投资与否及其力度，取决于政府对以下三个方面的判断:该运动项目发展是否关系到社会共同利益的满足，即该项目能否在预定时期内实现“为国争光”的目标;该运动项目的发展是否必须由政府办才能实现预期目标，或者说是否能通过市场机制达到预期目标;政府的有限财力能否承受该项目发展的资金要求。
    根据对上述三个方面的判断形成的结果，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大致由以下4种模式构成:
    第一，社会自治模式。非奥运项目及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奥运项目实行社会筹款为主的投资方式，根据“谁受益，谁投资”的原则，主要依靠各行业、社区、企业、个人的参与积极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
    第二，产业经营模式。具有观赏性强、市场开发潜力大的项目，在政策上鼓励和推进产业化、实体化，充分发掘其经济价值，按盈利性方式运行，通过市场机制筹措发展所需资金)
    第三，财政拨款模式。对尚不具备市场开发价值、观赏性不强，且承担着“为国争光”的奥运重点项目，或对奥运重点项目起基础性作用的相关项目，政府财政在其经费投人上予以重点保证，按社会公益事业性质实行财政预算拨款。
    第四，政府与社会结合模式。对于介于第二类与第三类之间的众多竞技体育项目，实行政府资助与社会筹款相结合的投资模式。政府通过财政的直接资助以及彩票、基金等政策性间接扶持。与此同时，项目自身通过社会捐赠、赞助、经营收人、会费收人等途径向社会筹集发展资金。这些项目或以政府资助为主，或以社会筹款为主，取决于政府对其竞技实力以及市场开发潜能的判断。
    依上述投资体系及其模式，我国竞技体育投资将形成三个主体三个层次。一个主体是中央财政，它的投资主要用于国家队的训练竞赛活动，国际与国内综合性运动会举办、高精尖的体育科研以及大型体育场馆建设。另一主体是地方财政，它主要服务于省、市高水平运动队的训练竞赛以及后备人才培养、中小型体育场馆建设等。第三个主体是社会公众，他们以资助、捐赠、消费等方式给予竞技体育投人。三个层次中的第一层次是代表国家利益的国家代表队，它的运作以中央财政的投人作为保障，以实现所承担的国家任务。第二层次为省市高水平运动队，它以地方财政拨款或补贴为部分经费来源，同时在市场化、社会化、产业化的过程中，争取社会资金来满足发展需要。第三层次为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它的经费来源与训练所处层次有关，训练层次越低则健身、娱乐、休闲的色彩越明显，从社会及个人所获资金的比重越大，反之亦然。由此补偿政府资助的不足，使后备人才培养可持续发展。
    另外，在不断增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对竞技体育投人的同时，要强化政府政策的导向作用，挖掘竞技体育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同时启动竞技体育投资的利益机制，不断增大竞技体育发展资金中社会资金的比重，把国家办与社会办结合起来，这是完善我国竞技体育投资体系的重要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