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文人知识分子　心态　颓废　空虚
　　论文摘要：二十世纪末，伴随着轰轰烈烈的经济改革，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它对知识分子基本生存的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冲击，造成了他在精神的颓废与心灵上的空虚。本文就是站在这一点上来分析贾平凹小说《废都》中文化知识分子的心态。
　　 
　　上个世纪90年代，贾平凹的《废都》在文坛上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遭到了毁誉两极的评判。毁之者认为书中关于性场面的描写达到了极为露骨的地步，将其定为一部“淫书”，甚至遭到国家有关部门的微词。而誉之者则认为此书对都市中的三教九流的社会风俗现象的描写极为成功，将其视为一部“奇书”。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一下文本就会发现，《废都》实质上是一部社会文化批判小说，它向读者展示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激烈的经济文化结构变动当中所出现的精神文化家园的“荒原”现象。“废都”二字背后暗示的文化意蕴是指象征着知识分子在精神的颓废与心灵上的空虚、无所归属感。 
　　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就有着重文轻理，重义轻利的传统。文人知识分子一直处于社会经济文化结构的核心地位。他们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价值模式，有着“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实现路径，也有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人格理想信念。因此了无论时代是怎样的诡谲变幻动荡，朝代是如何兴亡更替演变，文人知识分子总能处于一种优越的地位，他们的生活体验也总是显得多姿多彩。同时，他们在整个社会结构之中又有履行着创造文化，传递文明体系中那些显现着进步向上的人类精神之光的伦理原则与观念的使命。wWw.11665.cOM所有的这一切都决定了传统的文人知识分子“往往居于民族文化的核心地位，成为民族文化之光的守护神”上述的种种原因既使得文人知识分子在心中形成了自我本身应属于“社会精英阶层”的特殊情结，又使得他们的人文理想、价值观念、人格理念一直受人们尊敬与景仰。曾几何时，这一切都已化为往昔云烟，漂荡不知所终。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发进行的改革开放，不仅使得国家经济得到了腾飞，人们物质生活得以极大改善，而且也使得人们传统的文化观念结构也在悄然的发生变化。人们对周围的一切的评判都以经济效益标准作为参照系数。文人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当中功能与价值也不可免俗的烙上这一印迹，他们在精神文化领域中核心地位，精英意识及自我内在的优越感都随着经济改革的浪潮黯然失去。《废都》正是从这一意义上阐述主题，它所揭示就是文人知识分子在经济变革浪潮下所处的尴尬地位、及其价值的失落，并由这种失落而产生了精神上的无所归属感，依托感，他们只能置身于精神文化家园的“荒原”之中。 
　　从文本中我们看到，西京城经历了十余年的经济改革大潮，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一切依然如旧，但实质上却是发生了激烈动荡巨变。《废都》一开始就将这批文化名人置身于滚滚而来经济改革开放浪潮风口，从而使得他们普遍地陷入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生存困境之中：虽然这批文化名人虽然在西京城中闻名遐迩，但他们却时刻都在感到自我价值的不断失落。经济改革的浪潮使得他们的行情日益看涨，只要他们愿意，完全可以把名声不断转换成财富。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成为西京城里面最早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作家庄之蝶为俗不可耐的黄厂长写一份五千字的产品推销广告文章，就获得了五千元的高额润笔费。这与他一次偶然投稿仅得二百元的稿费形成了鲜明对比；名画家汪希眠则通过出售画册，兜卖假画获取暴利；书法家龚靖元则是四处题字以获得了巨大收益：而音乐家阮知非干脆放弃自己的专业，亲自“下海”，经营歌舞业。这种迅速致富的方式使得现下的人们对他们进行格外的关注。但这种关注并不是建立在他们昔日在艺术上所取得的辉煌与荣耀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对这批文化人曾经认定的价值系统、社会理念的认可之上，而是其快速的膨胀的钱袋及能够迅速换取金钱技术。名声对于西京文化名人来说已成为一种用于流通交换的商品，一种谋利销赃的工具。从表面上看，这批文化人虽然名气依旧，但实质已虚。财富的快速增长是以他们先前在内心深处拥有的处于文化中心地位优越感的丧失为代价时，就决定了财富本身并没不能给这批文化人带来多少快乐，只能使他们都感到了自我价值的失落。

　　这种失落本身并不痛苦，痛苦是文人知识分子面对自我中心价值地位丧失后的如何自处的问题。因为他们一方面必须面对是积淀了数千年的文人知识分子应属于社会阶层的精英地位的集体无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正视这个以消解价值，离析中心的时代。到底是应该随波逐流，以顺从的姿态去颠覆与消解对过去历史赋予自己的庄严使命与神圣意义，还是应继续向内固守自己视为生命的理想与原则，向外实现自己的人文理想与价值观念呢?这是摆在《废都》篇章当中的文化人面前的一个难以自处的问题。在这一难题面前，西京众多的文化名人如庄之蝶、汪希眠、阮知非、龚靖元，孟云房浑等人终日浑浑噩噩，不知何去何从。面对这种精神上的生存困境，他们都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茫然感与空虚感，在心灵上找不到可以依托的对象。为了摆脱这种令人压抑的生存处境，西京文人知识分子们或是流连于女色的渔猎，如汪希眠、阮知非之流。他们利用自己的名声与财富不断地攫取各式各样的女人，以对女性占有的数量的多少来衡定自我价值实现程度。汪希眠公开宣称作画时没有美人在旁磨墨展纸，就没有激情，甚至在邀友人外出郊游时也不忘带上一车艳丽的女子。阮知非更是则利用承包歌舞厅的机会大肆进行调情活动，其卧室壁柜门里收藏的各式各样大小不一的女式皮鞋成了他这一活动的见证，甚至当着庄之蝶面他不无炫耀地承认这每一双鞋子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同时，在这批人当中又有时而学佛求道，时而流连于虚无缥缈的气功，时机时又对玄学术数感兴趣的人，如孟云房之辈；也有迷醉于赌博，以至烂赌成性，屡放屡抓的人，如龚靖元之徒；更有终日无所事事，犹如一头苍蝇乱撞四处之人，如庄之蝶之流。这些人身上所发生的种种异于常人的行为实质上是他们在自我中心价值失落后的无耐选择，“实际上表现了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神圣秩序与世俗秩序，神圣价值与世俗价值之间感受到的紧张与焦虑删是他们为了摆脱自我心灵空虚的一种手段，是对缺乏诗意的平淡的日常生活无言的消极反抗。 
　　中心价值的失落，心灵上的空虚及其这种空虚的无言反抗最终导致了这批文化人自我创造力的丧失。面对挠人的俗事，庄之蝶时常有江郎才尽的感觉，觉得难以写出传之后世的作品。汪希眠则是一味的模仿名家进行造假活动，很难有自我创意的画作产生。作为文史馆研究员的孟云房更是以打卜问卦为能事，并乐此不疲，根本无法履行一个文史研究员的职责。音乐家阮知非“下海”以后，根本就没有从事过创作，为了评职称写论文竟然达到拿人“捉刀”的地步。书法名家龚靖元更是将创作视为儿戏，当他的字挂满西京的大街小巷时，就很少有得意的作品出现了。更为耐人寻味的是这批文化名人在“求阙斋”定期举行的文艺沙龙活动。按照庄之蝶的想法，“求阙斋”的文艺沙龙活动的主题应该是畅谈一些有关人生、艺术与创作的话题。但实际上从他们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来看，所谓文艺沙龙要么成了众人插科打诨，谈论黄色段子的嬉戏活动，要么成了所谓气功大师讲述无稽之谈的集会，这完全背离了庄之蝶的最初想法。庄之蝶和唐宛儿及赵京五与柳月在“求阙斋”幽会嬉戏的场面描写更是构成了一个极具反讽的意味的情节。西京文化人在“求阙斋”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都强有力的暗示着在世俗化经济浪潮冲击下，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们的心态变得日益浮躁，已经无法坚守往日认可的价值系统。面对滚滚而来的物欲潮流，他们有意或无意地放弃了本应属于自己的“领地”。在转型时期的社会结构中，旧的社会理念和价值系统已经打破，新的理念与价值系统尚未定型。因此，这批西京文化人在还想在原有的价值观念指引下进行创作已然不可能，他们必须寻找创作上的转变。但是，他们并不是进行积极的思考与探索，再造艺术上的经典，而是一味趋时媚俗。一味的在汹涌的物欲潮流面前随波逐流。对于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西京的文人知识分子们选择了归顺与依从，而不是批判与审视。此情此景，这批文化人自我创造力的丧失就成了他们难以摆脱的宿命，也成了他们心中无法抹平的隐痛。这也导致了这群知识分子集体陷入了心灵上的惶惑与精神上的颓废。 

　　总之，《废都》一书对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在精神上的颓废与心灵上的空虚等方面所作的解剖是深刻的，也是独特的，它为我们了解世纪末的知识分子的心态提供了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