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社会整合　单位体制　社区体制
　　论文提要：有效的社会整合能够协调利益关系、解决矛盾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化和规范化二城市社区的兴起和发展打破了建国以来单位体制的一元化城市社会整合模式格局。在当前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的二元化格局中，单位体制依然是城市社会整合的主导形式，但社会变革使社区体制在城市社会整合中日益显现出不容忽视的扩展趋势。
　　一个没有整合的社会是难以想象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按帕森斯的理解包含两层意思:(1)社会体系内各部分的和谐关系，使体系达到均衡状态;(2)体系内已有成份得以维持，以对抗外来压力①。罗兹曼认为所谓社会整合就是:“一个社会内部各单位的相互依存”②。国内学者程美东认为:“社会整合就是指人类社会保持在一个确定的系统范围内发展，这个系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要协调一致，不要出现相互排斥、相互脱节的现象。"从这些解释中可以看出，社会整合的基本功能就是调整和协调社会中不同因素的矛盾、冲突，保持社会的秩序化和规范化，其目的是防止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因缺乏亲和力而导致发展失控，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无序。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我国城市的社会整合基本上是通过单位体制实现的，而随着单位体制赖以存在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化，社区体制作为其补充性模式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不断加强，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也逐渐形成。
　　一、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当前我国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
    “所谓单位制度，即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为了管理公有制体制内人员而设立的组织形式。WwW.11665.cOm在宪法保证公有制至高无上地位的同时，也赋予了单位成员掌握国家权力的合法性。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这种单位制度具有政治、经济和社会的三位一体的功能。从组织学角度看，单位是国家管理公有体制内人员的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元素以公职人员(拥有公职、享受社会主义福利承诺，包括干部与工人)为主体，按照一定的宏观结构，形成国家权力。从经济学角度看，单位一直是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保障和容纳文化与物质生产力的重要实体。从社会学角度看，单位是标志城乡区别的社会集团，是城市生活的核心，它决定了人们的职业、身份、消费能力、价值观念、人生经历、行为方式乃至社会地位的高低’。在这种体制中，“一极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和政府，另一极则是大量相对分散和相对封闭的单位组织。”单位按照其级别和职能与行业分布不同，被政党和行政的力量分割成若干个平行林立的调控领域，任何单位都是这一领域中的一个构成要素。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不同的单位组织中，并由单位组织给予他们社会行为的权利、身份和合法性，满足他们的各种需求，代表和维护他们的利益，控制他们的行为。
    国家和政府对其社会成员，按照国家所倡导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和控制，根本不需要、也不可能直接作用于社会成员，只需要通过控制其隶属的单位就能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而单位在单位成员中贯彻国家整合控制的意志则主要是基于单位成员对单位的全面依附性。产生这种依附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单位在资源分配中的独特地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与单位、单位与个人的关系基于资源总量的不足总是处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一方面，国家全面占有和控制各种社会资源，单位组织占有的资源和可供支配的利益来源于国家，单位组织依赖于国家;另一方面，单位全面占有和控制单位成员发展的机会以及他们在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生活中所必需的资源，组织处于一种绝对的优势地位，个人的资源来源于单位，个人依赖于单位组织。因此，作为国家与社会成员资源分配的中介物，单位在实现对单位成员全面的社会控制的同时，也在极大程度上强化了单位成员对其单位的全面依赖性，履行着控制个人、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二是单位自身的功能多元化。关于单位的功能，复旦大学刘建军教授把其归结为生产、吸纳、安抚、联结、供给、动员、保护、落实、证明和塑造等十大功能。单位全方位功能的存在，使得单位成为个人生存、发展的依托，脱离单位的个人在计划体制下很难寻求更大的发展机遇和充足的资源保障，于是单位对于个人来说就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要想在社会中实现个人价值，只能通过单位这一载体;而没有单位的塑造与扶持，个人要想在社会中立足，是很困难的事情。单位在资源分配中的独特地位及其功能的多元化，在使单位成员对单位产生依附的同时，也使其对单位产生价值认同，从而使单位起到社会整合的作用。
    社区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单位体制的变动而兴起的以社区为依托的新型社会整合机制，是继单位体制后社会调控体系的又一有效的制度形式。该体制功能的发挥是通过凝聚性的组织形式—社区。社区munity)这一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腾尼斯提出，他认为社区是由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共同体。作为城市社区体制依托的社区包含以下基本要素:人口、地域、经济、社区的专业分工和相互依赖关系、共同的文化与制度、居民的凝聚力与归属感、为社区服务的公共设施。其社会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区归属感的形成。社区归属感的形成有赖于社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和社区服务功能的提高。社区公共职能的扩展在满足社区居民物质精神生活的同时会增强其对社区的认同，从而不断增强社区内部的归属感。第二，社区公共生活空间的建立。由于社区是共同居住区域中形成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在为居民提供公共的生活空间的同时，极大地促发了社区公共活动的开展和居民参与程度的提高，社区的整合功能在此可发挥功效。第三，信息渠道的提供。目前随着单位体制的松懈，社会流动性增强，单位已不能有效地向国家反馈全部信息，单位容纳全部信息的特征已经出现不同程度的削弱。由于社区作为公共生活空间具有较强的空间聚合性，因此它能够有效、便捷地掌握本区域内所有人员的信息，弥补单位信息容纳量削弱的缺陷。这样就可以避免流动性增强给国家带来的信息流失。城市社区兴起和发展改变了建国以来城市单位体制的一元化模式，单位体制和社区体制共同构成了城市社会整合的二元模式。
　　二、二元整合模式是我国城市社会整合制度性延续和制度性创新的统一
    建国后，国家对城市各种组织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几乎全部的城市组织均被纳入政府的行政管理系统。单位体制是时形成并延续至改革开放后的一种社会组织和管理体制，是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进行社会资源分配和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作为社会管理的唯一主体，通过行政体系对经济社会生活实行全权管理，各类全能型的‘单位’组织则是落实这种管理的基点。”所以，社区虽然存在，但实质上在承担城市公共事物管理与服务的同时，其功能在很大程度上被城市社区内的单位所覆盖。城市社区内的单位虽然集中于同一社区，但由于各自隶属于不同行业或系统，长期以来，基本不发生横向联系，使城市社区成为“虚拟化”社区，“政社合一”的双重属性不断被强化，城市社区逐渐演变为“行政一社会”双重属性的区位结构。由此可见，在计划经济时代，西方意义上的社区并不存在，社会调控的主体形式是单位体制，其结果便是居民只认同单位，而不认同社区，离开单位，个人不仅无生存之资，亦无合法社会身份。社区只是非单位人群，即没有正式单位的人的组织体系。尽管居委会按法律规定是居民自治组织，但在计划体制下，居委会实际上也成为一种行政性单位(或起着行政单位的作用)，它隶属于街道办事处，是政府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行政延伸，是那些非单位人群的“单位”。党和国家的重要方针政策的传达、文件的学习、社区事务的落实、社会救助等，都通过居委会运作而落实到这些居民。事实也证明，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单位体制在其运作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国家政治经济方面的需要，成为一种有效的社会整合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中国城市社会中的那种由高度集中的国家与政府和相对分散及相对封闭的单位所构成的两极结构逐步松动。与此同时，由国家集中控制和统一分配资源的状况也在逐步改变，这就导致组织对国家的依附性、单位成员对单位组织的依附性逐步弱化。单位作为国家—个人中介的关系格局和治理模式被打破。让社会履行社会的职能已成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趋势。这就意味着，在经济体制继续深化改革的同时，需进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职能的改革—在企业把原来兼任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的同时，政府也必须把原来兼任的社会职能还给社会。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非公有制经济迅速崛起而形成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局面和公有制产权的明晰化，使得中央政府指令性计划配置所有重要资源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单位正日渐成为一种新型的利益主体，其总体性组织的特征明显减少，整合功能不断弱化。另一方面，作为“单位人”的个人也在市场中越来越成为独立的个人，他们可以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正在逐渐完成由“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化;随着社会资源分配渠道增多，单位之外的可替代性社会资源增多，单位的吸引力也大大减弱，单位的整合能力不断下降，单位组织对个人的控制也失去了昔日的有效性，同时也意味着国家通过单位来整合社会的治理模式面临新的挑战。面对这一变化，国家对城市居民的控制与整合必须寻找新的载体，而在城市中，落实社会职能的最基本的载体就是社区，城市社区体制是对单位体制松动之后城市社会整合的又一种制度性选择。
    作为一种新的组织形态和管理体制，社区制改变了单位制管理和整合城市基层社会的理念、形式和目标，是符合社会和谐发展和个人全面发展要求的社会整合模式。从整合理念上来说，社区体制的思想控制性较弱，基本理念是面向全体居民，以人为本，以服务为核心，强调人文关怀，努力为社区居民营造一个环境优美、治安良好、生活便利、人际关系和睦的人文居住环境，最终促成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从整合形式上来说，社区体制的行政功能弱化，命令式的上下级科层色彩淡化。社区与居民不存在命令与服从的行政隶属关系。而是强调居民与社区的平等互动，居民作为社区的主体，具有较强的主动性;从整合和管理目标来说，社区体制改变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主体单一化的局面，管理主体趋于多元化，既强调政府与社区积极有效的合作，又需要社区自治性组织以及专业化的社区服务与社会工作机构的发展和介人，以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促进人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如果片面强调物的发展，结果只会出现异化的社会。作为现代社区主体的人，其发展和社区紧密相连。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从基础设施到居住环境，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从社区参与到政治民主，从社会秩序到人际关系等方面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原来的单位制和现存的街居制都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而社区制则是回归人性、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要求的制度设计。所以说，无论从社会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个人全面发展的角度看，社区体制均是社会整合的良性选择，其社会适应性必将使其成为我国21世纪城市社会整合的基本制度形式。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并不是也不可能完全否定单位体制，其将通过单位组织自身的创新，如弱化行政控制、强化社会职能等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新型制度保障和资源基础;而社区体制则是单位体制整合功能弱化后一种新的有效的制度性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说，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并行的整合模式是我国城市社会整合制度性延续和制度性创新的统一。
　　三、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在二元整合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社区体制日益彰显其社会整合的功能，但在这种二元模式中，单位体制与社区体制在我国目前城市社会整合中并未演绎同等的地位和作用，单位体制和社区体制所形成的是一种主导和补充的作用模式。这也是我国超强政治模式延续和经济体制转型相结合的产物。既不同于改革前的一元单位整合，也不同于西方国家发育相对成熟的社区整合。
    具体说来，两者在二元整合模式中的地位和作用表现为，单位体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单位作为个人安身立命的空间依然在城市社会整合中发挥主导作用;而社区的快速发展并未使其游离于单位体制之外，城市社区在城市社会整合中是对单位整合功能的有效补充。这是由于:一方面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手段并未完全突破单位体制行政性的资源配置体系，国家一单位一个人依然是我国城市社会调控体系的主体性构成要素。在社会资源总量依然相对不足的前提下，国家在资源占有方面的强大势能使单位组织仍保持着很强的政治特征和统治工具特征。对绝大多数城市居民来说，单位依然是其社会化的主要渠道和资源的主要提供者;另一方面社区发育的不充分及社区体系的薄弱使社区体制还不足以对单位体制产生强有力的挑战。
    其原因主要有:首先，中国现在的城市社区并不具有腾尼斯所确定的社区原始特征，腾尼斯所指出的社区特征即关系密切、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富有人情味的人类共同体，作为我国社会组织形态的单位体制拾遗补缺的街居体制，以及由此而建立起的社区体制较多地表现出“家居性”特征。;其次，在西方，现代意义的社区及社区发展是建立在发育成熟的市民社会基础之上，市民社会发育成熟程度的高低，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现代社区的成熟程度，现代社区的发展需要一个成熟的市民社会。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市民社会取得了重大发展，但“以民间组织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也正处在生长发育阶段，远未定型和成熟”，“政府对公民社会的主导始终是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特点”。;再次，尽管社区体制的行政功能弱化，但社区设置仍有较严重的行政化倾向，社区中的管理机构—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带有明显的单位性质和特点。主要表现在:其财政、编制依然受国家控制，内部人员也依然具有干部身份。街道和居委会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自治性非政府组织;第四，社区功能的实现程度受社区区域范围内单位支持程度的影响。因为社区范围内的街道下属集体所有制经济实体及其他企事业单位对社区内部硬件建设承担着一定的责任和义务，社区内单位与社区形成了一种合作与交流的共建格局;第五，尽管“单位体制”、“单位人”的影响正在弱化，但仍然制约社会成员对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形成。
    当前二者这种主导与补充性作用模式，使城市社区体制在发挥整合功能中存在很多问题，如:社区服务的公共设施还很不配套、社区服务体系也很不健全、社区内的各种非经济组织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有待进一步提高等。这些不足使社区的整合功能不能充分有效展开;但是，社会变革毕竟开创了社区整合的新领域，它将形成这样一种格局:让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成为真正的社会劳动单位，让生活社区承担更多的社会整合功能。而构建新型整合机制关键是:在深化体制改革的同时，优化社区发展环境，促进市民社会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