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个体化　社会化　机制　风险社会
    论文摘要:在高度现代性下的风险社会中，有效抵御风险须在把握风险社会个体化趋势的基础上发挥风险社会的社会化机制。这种社会化机制所形成的最基本的安全保护壳就是调整和构筑新型社会关系、形成基于脱域机制下的社会信任体系。
    一、风险社会的内涵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风险社会”理论。“风险社会指明工业主义的一个日益不可把握的阶段，这个阶段更为现代，并且被疑虑笼覃，因为它处于人为制造的自我毁灭的可能之阴影中，提出了自我限制的主题。这才是风险社会的新意，它与所有相互角逐的概念形成对照。风险社会概念促使社会学乃至社会—对生态学问题的投人。但风险与危机所显明的是一种新的社会冲突动力，社会学必须把握这种冲突……风险社会是进人我们置身其中的社会的无人之地的津梁，主流的过去概念掩盖了这片无人之地，门上了进人它的大门。吉登斯判断我们身处一个生态破坏、贫困、全面战争和极权政治的高风险社会，而各类风险都是人类行动和抉择的未能预期的后果阁。
    风险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在于: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工业社会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推进才形成了同工亚社会不相同的一种社会形态;工业社会是一种阶层社会，所分配的是财富，而风险社会中所分配的却是风险，所以财富分配和风险分配是区分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基本标准。wWW.11665.CoM刘小枫认为，在贝克的用法中，“风险社会”概念构成了一个历史的社会理论的范畴:以此不仅从社会的机体的角度，而且从社会结构乃至历史哲学的角度来描述现代性的危机潜能。卢曼认为，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主要的危险来自自然的灾害，所以，危险性则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结构要素。在现代社会中，危害直接源于人或社会群体的观念或者行为。“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因此是‘归咎习惯’的转变，这就意味着危机或危害或不幸的根源不再由天命来负担，不再由神意来担保”，而是由社会秩序来负担和担保。
    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具有非常复杂的特征，有些风险在很大程度上由社会带来的风险，但是也有些风险不是全部由社会带来的或者说不是全部由人造的风险。现代性是一个充满自由的社会所具有的特性，但是现代性社会也是一个对社会进行科学控制的社会。所以社会所自造的风险作为一种显形的风险，随现代性增长而增加的现代社会控制能力为特征的社会可以有效地加以削减和化解，尽管可能不能完全消除人造社会风险(不管是制度化的还是知识化的风险)。社会风险源即引发社会风险的源头显现出来难以预料的突发特征。社会总体性风险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但是人们对风险的过度反应以及不同风险叠加在一起所产生的总体性社会风险的确难以预料。突发的不为人类所知的本原风险是给以往风险社会理论提出挑战的重要风险类型。
　　二、风险社会的特征
    工业社会中的风险特征是伴随现代化过程而出现的，因此贝克所定义的风险概念是“作为一种处理由现代化自身诱发而引起的危害和不安全的系统方式”。风险是工业社会中现代化的意料不到的后果和产物。反思性现代化和风险渗透在整个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贝克分析了以往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的财富和风险生产分配的两种不同的逻辑。人们从对财富的追逐转向更多地对无所不在的危险和灾害的逃避。在风险刚刚出现时，作为潜在的边际效应而得到合法性。但随后风险不再是隐性的，更变成一个全球的间题，成了社会关注和科学调查的主体。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造成风险无处不在，人们也将无法避免。而这最终会冲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给予社会一种新的价值、发展方式和秩序，从而形成一种新的形态社会，这种社会就是风险社会。
    以往的风险社会理论所描述的风险社会特征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风险社会同反思现代性相互关联。贝克认为，现代性是同工业社会一同扩张的，而反思现代性则同风险社会一同扩张。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以财富为基础;而风险社会则是分配风险和坏处。第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主要是人造风险。尽管吉登斯认为，我们每日所面临的风险是无所不包的，它们不是自然性风险，也不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或住所选择而暴露其中的风险，我们无法选择是否接受它们，它们是被我们的专家系统所制造设计出来的[4]242;同时在现代社会中，风险并非是由于脱域机制的完善操作造成的，它还是一种“已定的”制度化了的行为[5j，风险实际上是由瑞见的各种受到人们认同的活动方式引起的。贝岁把人造风险的无所不包性称为冒险的普遍化。自三，人造风险的无层次化。在风险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富有还是贫穷。所以人造风险并没有分层，手们在特定风险的暴露程度也不与财富或权力等级存在关联。第四，人造风险同知识有关。贝克钊为，对风险的管理在本质上是纯理论性的，它必烈要求我们依据对尚不存在的未来的想象来做出夕定或立法。但是科学在这里所起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工业对科学知识的探索增加了我们暴露于风险的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主要通过科学才能解别出风险的程度。由于这一原因，科学知识就有了一种新的双重意义:启蒙与反启蒙、真实与隐瞒、夕沿袭而来的限制中解放和在自我产生中的客观湘约的限制。第五，人造风险影响的社会性。吉登扣和贝克都认为，受风险影响不只是制度，所有的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从全球到局部层次都要贾到影响。第六，风险管理的政治化趋势。对风险跳别和管理是科学和知识的运用问题，但是在风险社会中却被政治化。贝克认为，对风险的定义和计算是由对抗性利益群体和受影响的党派来进行的，而且它逐渐被委托给可以绕过民主程序或对之预先占有的专家并产生了技术政治结构。
    风险的人为叠加性明显，人们的过度反应在很大程度上增加风险冲击的强度和力量;风险影响的群体性和业缘化非常突出和明显。所以，应对传统危机，人类设计出“警察型秩序国家”;但应对现代危机，则需要依靠“警戒型秩序国家”，“这是一个包括政府动员能力、科技学术支撑能力、预警和快速反应能力等的整体应对系统”。
　　三、风险社会的机制:个体化与社会化
    贝克认为，风险社会是个体化的，而吉登斯则认为风险社会是社会化的。我却认为，风险社会是个体化与社会化的统合化。

    (一)风险社会的个体化机制
    在贝克的风险社会中，个体化是重要的概念。贝克非常强调在工业社会中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倾向，认为个体化导致了社会变化，变化了的社会又给个体带来新的危机和风险。这种危险和风险的积聚就会导致风险社会的到来。贝克认为，风险更多的是由于个体化的过程所致。这种个体化影响了个体生活方式、个人阅历以及原有的性别身份和家庭角色的改变。工业主义是伴随着个人主义的一种社会思潮，而个人主义是个体化的思想基础，个体化的发展尽管不产生直接的灾害或风险，但是却改变着风险成为危险的进程，改变着风险积聚的方向，改变着社会风险的分配，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工业社会的风险社会。

    个体化过程导致的风险包括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自我利益为重的个体，分散了应对风险社会责任的个体承担。在公共性危机爆发之后，单纯从自己个体乃至局部的利益来考虑事态，甚至为了自身的利益不惜违背社会公德，这些现象的存在，显示部分民众的社会心态还欠成熟，缺乏对公共利益、公共法则与公共秩序的尊重、爱护与体谅，也缺乏对他人与社会痛苦的感同身受。其次，风险期间集体行为和其他越轨行为的出现尽管原因很是复杂，但是同个人私利膨胀有关。再次，个体化还有助于风险的积聚，使得社会关系变得脆弱和易损。贝克认为，个体化直接嵌入到私人领域使原有的社会关系(如家庭、邻里、朋友、伙伴)变得松散和不稳定，使原有的私人空间维度的关系结构破碎，使个体从传统的支持网络中分离出来，失去了来自家庭、邻里、朋友的保障和支持，个人不得不以自己单薄的力量去面对社会，虽然在面临各种社会风险和社会间题时，可以依据利益关系和特定情况形成联盟，但是一种长久的、稳定的亲密关系却消失了。个人在谋取物质生存、设计自我发展时，不得不选择和改变自身的社会认同，同时也伴随着承担风险。
    社会的个体化过程并不是社会的私人化或私利化过程。社会总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体化过程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社会消解风险。也就是说在风险的社会演进过程中，风险社会中的个体化趋势不仅可以带来风险和危害，同时还可以消解风险，形成社会应对风险的机制。风险使得平民百姓不只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不只是观众，还是演员。
    (二)风险社会中的社会化机制
    1.风险的特性:共时性与遍及性
    只要风险发生，人人都要面对这种风险。这种风险的共时性和遍及性是风险社会所共有的特性。吉登斯指出:“生活在高度现代性的世界里，便是生活在一种机遇与风险的世界中。吉登斯还认为生活不可避免地会与危险相伴，这些危险不仅远离个人的能力，而且也远离更大的团体甚至国家的控制;更有甚者，这些危险对千百万人乃至整个人类来说都可能是高强度的和威胁生命的，而这些风险并不是什么人刻意选择的。sars风险的共时性和遍及性的基本特征是中国风险社会社会化机制的一种表征。在风险社会中无论何种类型的风险，比如不管是隐性的风险还是显形的风险，不管是以群体形式出现的风险还是冲击个体的风险，都内嵌在社会行动类型中和个体生活方式中。因此，现代性的风险氛围使每一个人变得纷乱不堪，无一人能幸免于它的冲击。
    2.风险的社会化成因
    风险是一种社会病，如果它发生在无人的地方，也就无所谓风险与危害。所以风险的社会属性首先就决定了它是一种自然社会现象。其次，发生同人们的生活方式有关，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不直接导致社会风险。风险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吉登斯做过一些考察，他认为一旦某种生活方式的因素建立起来(比如说一种特殊的饮食的出现)，那么可能就相当难以去打破，因为这可能会融入到一个人行为的其他方面中。所有这些考虑都会对外行人反思性接纳通过抽象系统所筛选出来的风险变量产生影响。实际上，面对这种复杂性，有些人不足为奇地对所有的临床医生采取将信将疑的态度，只有在绝望的时候才去就医，并且顽固地坚持他们自己以前所建立起来的生活习惯。比如人们已经知道，有些疾病是由动物身体内的病毒传导到人体而引起的，例如，艾滋病、禽流感等。风险具有制度化的结构性特征。然而，大部分制度化的结构性风险环境在现代社会要比前现代社会更为重要。这种制度化的风险系统实际上影响到每一个人，无论他们是否是系统的“演示者”。这类制度化的系统与其他的风险参量之间的差别，就是它们通过风险而非通过它们偶然碰到的特定风险所构成的。制度化的风险环境用许多方式把个体与集体的风险联结起来。在这里之所以把风险看作是一种制度化的结构、不仅涉及到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构比如纯粹自然和社会化自然所形成的结构、为人类社会活动提供的背景，还涉及到社会结构的制度化功能和制度安排下的人类建构的社会结构，不仅拓展了这种风险危害的范围，还加深了风险的强度。吉登斯认为，“当与目前的实际相联系的时候，风险关涉的是未来所发生的事情，而对未来的拓殖却又打开了新的风险情景，其中有些也是制度化地组织起来的。同时还认为“在各种现代制度的范围中，风险不仅作为脱域机制的不良运作所导致的损害而存在，而且也作为‘封闭的’、制度化的行动场所而存在。
    3.风险的积聚与消解的社会化途径
    “风险(包括活动的许多不同形式)被非专业人士普遍承认为风险，这个事实是现代世界和前现代世界之间发生断裂的一个主要标志。现代性是同风险连接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中，可能性低但后果严重的风险决不会消失，尽管乐观地说，它们可以被降到最低程度。 ‘由于全球经济的形成，一个地方发生的疫病可以轻易、快速地传染给其他地方。传染性疫病是超越国界的。全球化时代可能是大规模传染病高发的时代。人类本身已成为各种新型疾病的生产者与传播者。消解这种由于现代性而积聚的风险也必须靠风险社会的社会化机制。这种社会化机制所形成的最基本的安全保护壳就是调整和构筑新型社会关系、形成基于脱域机制下的社会信任体系。经过抗击风险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新的社会关系的构筑和经过复境机制完成的新的象征符号和专家系统的脱域并构筑了新型健康的信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