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新技术社会学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欧美，它有丰富的学术渊源：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观的汲取、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对技术决定论的批判、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等。
　　论文关键词：新技术社会学；理论背景
　　在人类历史上，技术的产生较科学要更为悠久，对社会的作用也更为直接和深刻。但就社会学而言，对技术的研究却始终没有很好地发展，直至上世纪80年代才在批判传统技术社会观(传统技术社会观比较重视技术对社会的作用，未能充分地认识到社会对技术的作用，因而传统技术社会观又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基础上，产生了“技术的社会形成(建构)”理论及系列经验研究成果。为了与新科学知识社会学相呼应，也为了区别于传统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以“技术的社会建构(形成)”为标志的技术社会学被称之为新技术社会学，其核心主张是“技术的社会形成”(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简称sst)或“技术的社会建构”(socialconstructionoftechnoloyg，简称scot)。新技术社会学的产生，主要是汲取了马克思主义技术社会观的营养，深受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批判了技术决定论以及移植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结果。
　　1马克思主义的技术社会观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雷蒙·阿隆曾经讲过：“马克思并不像科斯塔·阿克塞洛斯所说的那样是一位技术哲学家，也不是其他人所认为的主张异化的哲学家。他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学家”(雷蒙·阿隆，2000：91)。WwW.11665.COM正是在这种前提下，马克思把对技术的研究引入其理论分析的视域之中，力图解释技术进步与经济结构、阶级斗争、社会变迁之间的作用与关系，所以对于他而言，“技术不仅构成了技术专家们感兴趣的主题，而且也构成了社会以及社会病态研究者们感兴趣的主题” (rosenberg，1982：34)。
　　新技术社会学的许多观点在马克思那里就曾有过深刻的见解或预言。马克思运用辩证分析方法，不是把技术当作经济与社会的外生变量，而是强调了技术与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之问的互动机制。一方面，他承认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种革命性的力量，明确提出技术是生产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机器67)。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他还认为，“机械发明引起生产方式上的改变，并且由此引起生产关系上的改变，因而引起社会关系上的改变，并且归根到底引起工人的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139)。此外，现代技术还促使社会分工和社会流动的变革。“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方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这样，它也同样不断地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发生革命，不断地把大量资本和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投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大工业的本性决定了劳动的交换、职能的变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资本论》第1卷：533—534)。在马克思看来，“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发展而不断进步的”(《马恩全集》第23卷，664)。他还认为是技术改变了落后的社会状况，“不列颠的蒸气和不列颠的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把农业和手工业的结合彻底摧毁了”；“蒸气、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马恩选集》第2卷，65，78)；“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生产关系”(《马恩选集》第1卷，108)。因此，“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同上)。所有这些都表明包括技术在内的生产力对社会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决定性影响。
　　另一方面，他又承认社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其他因素对技术发展的巨大影响作用，强调技术的发展受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才第一次产生了只有用科学方法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206)。“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第一次把物质生产过程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运用——变成运用于实践的科学”(《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212)。资本主义正是由于其系统内部产生了加速技术变迁和资本积累的强有力的刺激和制度，才导致了生产能力的巨大扩展；正是在资本主义为了发展它的工业生产、开辟新的原材料来源和获取世界市场需要的基础上，科学技术大大地复兴并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因此，“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资本论》第1卷，424)。而“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马恩全集》第25卷，97)。但他辨证地看到了资本主义对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生产力所起的巨大作用。在《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历史作用的分析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马恩选集》第1卷，253)，为技术的社会化大发展扫清了诸多障碍；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已经变得太狭隘，严重阻碍了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因此革命将要发生，无产阶级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为技术进步创造最积极的社会条件。“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恩选集》第1卷，263)。此外，马克思还反思了技术发明的社会属性，揭示了技术或工艺学的社会本质。他认为，“引导技术发明和技术创新同其他社会经济活动一样，不是作为个人天才的灵感火花，而是作为一种社会过程可以得到很好地分析”(rosenberg，1982，8)。“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资本论》第1卷，409脚注)，从而表明是社会群体共同造就了某种技术的出现。他认为，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马克思不是将资本主义技术的产生看作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认为它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密不可分，这就是说马克思早已提出技术是社会地形成的。马克思认为，技术既是生产力，同时又是生产关系(因为技术有一个含义，即表现为人们的活动，有活动就必然有在活动中结成的关系)，“机器像拉犁的牛一样，也属于经济范畴。以机器使用为基础的现代工厂，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是一个经济范畴”(科瑟，1990，49)。正因为如此，我们必须把技术纳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中，纳入到特定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关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关于技术形成与发展的社会全景图。对于马克思对技术与社会关系所进行的广泛论述，大多学者对他的看法不一，有人认为马克思是技术决定论者，有人认为马克思是技术一社会互动论者(参见牟焕森等)。
　　此外，马克思还对技术决定论进行了批判，对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异化深恶痛绝，并探索解决这种异化的社会途径。在sst的经典论文集(thesocialshapingoftechnology~收录有马克思的文章“themachineversustheworker”(d．mackenzie，j．wajcman，1985：79—80)。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机器与工人的对抗性矛盾异常尖锐。虽然使工作变得便利，妇女、儿童也能从事工作，但失业的危险与日俱增，工人变得多余了。在工人与资本家的对抗中，产生了许多发明，使资本家可摆脱工人罢工、反抗的威胁。如蒸气锤的发明使一半人下岗(1500名雇工降为750名)。资本家在科学资源中寻求存在于其自身与工人之间的无法忍受的束缚的解决办法。那些工人还幻想着在传统社会分工劳动中的状况，他们的不满和防卫在机器面前变得毫无用处。资本支持科学为资本家服务，使倔强的劳动力变得俯首贴耳。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中指出，技术的后果并不是取决于技术本身，而是取决于使用技术的社会条件，尤其是社会的生产关系。他认为，机械的“资本主义使用”而不是机器本身造成了工人的悲惨处境。“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是技术异化的根源，社会制度是造成技术非人性效应的根本原因，它给资本家带来的是财富和资本，而给无产阶级带来的是劳动的重复、单调和被剥削程度的加深，以及贫困和愚钝等等，自由和主体地位完全丧失。所以说，“货币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恩选集》第2卷：265)。马克思还揭示了要消除异化解放人本身，就要消灭私有财产，就“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这些思想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技术的社会实现与社会制约问题。也有人认为行动者网络方法来源之一就是马克思阶级分析模式。关于法国电动力(vel)的技术革新案例，社会学家托拉尼(a．touraine)运用马克思的社会阶级的冲突理论进行分析，认为现在的冲突双方是控制着技术研发的大公司与消费者(w．e．bijker，t．p．hughes，t．j．pinch，1987：87)。由此可见，马克思的许多有关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精辟论述与独到见解，为技术的社会建构(形成)论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营养。从社会形成的角度对技术进行研究也是更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需要。

　　2科学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影响
　　对技术进行研究的学术传统由来已久，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研究路线或纲领，成熟的技术社会学并未建立起来。重视社会对技术的制约作用，始于上世纪30年代初。强调研究科学发展的外部社会经济环境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科学史家b·m·赫森发表了“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一文，认为是当时社会对力学的需要促使了牛顿原理的问世。受这种观点的影响，默顿写出了科学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中对科技与经济发展(采矿业、交通运输业)、科技与军事、科技与若干社会和文化因素(清教、文化背景、人口密度、社会互动、功利主义、信仰进步等)作了详细论述，认为17世纪英格兰的社会推动了科技发展。从此，17世纪英格兰及西欧社会成为科技社会史家的研究热点而长盛不衰。研究科学史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贝尔纳，他的名著是1939年出版的《科学的社会功能》。他一方面论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如生产的竞争和垄断、科研机构和人员、战争等与技术发展的关系，另一方面又从科技的民族性上来探讨社会对技术的影响，具体分析了老工业国(如英、法、德等欧洲国家)、美国、东方国家(印度、日本、中国、伊斯兰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之间科技发展的不同特点，其不同主要是由于社会(地理、资源、人口、经济、政治等)条件的不同。但由于其本人的政治观点所限，他对科技的计划控制(如苏联模式)大唱赞歌，我们重要的是学习他分析问题的方法而非具体的结论和观点。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耗费了大半生精力专门研究中国的科技问题，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全面而系统地对4000年来中国科技发展作了历史性的概括，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体制、经济结构、历史传统、思想体系等因素对中国科技的影响。
　　他说：“无论是谁，要阐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科学，最好还是从说明中国社会未能发展近代商业和工业的资本主义原因着手。”他认为，科学技术必定要受它们得以产生的那个社会的影响，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是具有历史根源的(陈凡，康荣平，1990)。可见，关心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环境是有较为悠久的学术传统的。

　　3对技术决定认的批判
　　虽然对技术的历史学、哲学研究早已形成自己的特色和传统，但对技术进行社会学的研究远不及科学社会学。虽然如此，我们仍可追溯到西方技术社会学的理论传统，马克思对技术变迁所作的资本论的技术动力分析打开了通向技术领域研究的大门，后人很少涉及这一领域(d．mackenzie，j．wajcman，1985：14)。上世纪初，美国学者奥格本(f．w．og—burn，著有《社会变革》)和吉尔菲朗(s．d．gilifllan，著有《发明的社会学》)才开始进行了初步的技术社会学研究。他们从20年代起致力于建立技术社会学，反对把发明归功于发明家灵感的闪烁，认为从社会角度对发明加以解释比把个人因素放在首位更合适。由于他们的研究集中于发明本身，所以也称为发明社会学。人们把1922～1959年(大约30多年)称为“奥格本时代”。在此期间，很多社会学家都卷入了对技术的研究，是技术社会学历史上的高峰期，奥格本是这一时期的灵魂人物，被称为美国第一位致力于技术研究的社会学家如沿着这一传统发展下去可以对技术的社会形成产生更为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成果。
　　但从上世纪30年代起又兴起了另一研究倾向——强调技术对社会的作用。上世纪30年代，技术社会学研究集中描述了科技进步的重要现象，以至形成技治主义思潮；后来，又演变为“技术社会”理论，如法国社会学家j．埃吕尔在《技术社会》一书中认为，通过技术的作用，混乱的社会发展正变成更有秩序、更加合理和更加符合理性的社会；他还提出“技术自主”的概念。在技术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研究中，将人们关注的目光引向了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当代一些学者更是把它推向极端，形成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的缺点显而易见。正如麦肯齐和瓦子曼所指出的那样，“在技术和社会关系之间，片面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是‘技术决定论’。这一理论认为，技术确实是一个独立的因素，技术变化导致了社会变化。最为强烈的观念是宣称，技术变化是社会变化最重要的原因。”技术决定论的含义主要是两点技术发展是自主的，游离于社会之外；技术变化导致社会变化。麦肯齐和瓦子曼认为，社会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技术的应用，同一技术在不同情境中具有不同作用。于是，面对技术决定论的片面观点，有些学者在70年代开始思考技术的内在发展问题，即社会对技术的作用问题。社会学家莱顿就认为：“现在需要把技术当作一种知识体系或一个社会系统从其内部来理解技术。”还有像约翰斯顿、多西、卡斯坦特等学者按照库思的“范式”来指述技术知识的社会过程，提出“技术范式”概念。纳尔逊、温特、多西还提出“技术轨道”的概念，提出“技术轨道一环境选择”模型。但是真正与技术决定论断裂的新技术社会学是在吸收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而兴起的。

　　4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实践
　　科学知识社会学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得到迅猛发展。它的出现，是对古典知识社会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科学社会学转向的结果。英国爱丁堡大学以戴维·埃奇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小组，以及在其他许多地方，哲学家、社会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首先联合起来开始了对科学知识的实质研究。卡林一塞蒂纳的《知识的制造》、拉都尔与乌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是最主要的代表作。由爱丁堡学派开始的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一般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其研究内容包括早期的爱丁堡学派的强纲领，利益理论和相对主义纲领；还包括更为激进的方法，如科学本土方法论研究、论述分析纲领、科学工作的建构主义或人类学研究等。贯穿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整个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建构主义。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定义。谢廷娜把通过对科学争论、实验室的研究形成对科学知识产生过程的共同看法，称为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微观发生学方法)。技术社会学家平奇则把“强纲领”(强调社会学家在考察信念的因果关系时，对真实信念和错误信念应持公正态度，并作出对称性的解释)支配下的实验室研究、科学争论研究、科学家论述分析(这些经验研究都将科学知识集中在更大范围的社会建构过程之上)，称为社会建构主义纲领。
　　与此同时，有些学者开始尝试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来进行技术的社会学研究，如移植“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epor)，建立“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方法。爱丁堡学者马尔凯(m．mulkay)在1979年就注意到：“很少有研究……来考虑硬技术的工艺意义是如何被社会建构的”(同上：25)。他认为，技术的成功与功效可以是科学知识社会建构中的特殊问题，否认技术的实际效果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科学的认识功能，反对惯用的“科学发现，技术应用”观点，提出了激进的社会建构论观点。他还认为，技术的成功并不一定说它所依据的科学知识就是“真的”。唯一有效的处理疑难问题的途径是与科学一样，认为技术也是由社会建构的(同上，25)。此外，拉都尔、乌尔加、柯林斯等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也坚持同样观点。正是由于这种观点的激励和吸引，使得大量欧美的学者转向技术的社会建构研究。
　　5新技术社会学的兴起
　　1982年，美国的平奇和荷兰的比克两位深受科学知识社会学熏陶的技术社会学家共同指出，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是可行的和有效的，并把科学知识社会学渗透和扩张至技术领域，提出技术的社会建构方法。他们说：“近来‘科学研究’成长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将科学与技术分离。科学中新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与技术革新的社会学研究成果都很丰富，但很少试图将二者的工作结合起来。事实证明，科学与技术是不同的，二者的研究进程也是不同的，但只有对它们进行同样分析研究，我们才能确信这一点。对科学的研究和对技术的研究应该也确实能够相互受益。我们尤其认为，在科学社会学中盛行的、在技术社会学中正在兴起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起点。我们必须在分析、经验意义上提出一个统一的社会建构主义方法”。这标志着新技术社会学的诞生，以后以荷兰的特惠底技术学院为基础，于1983年3月在巴黎举办了研究讨论班，一些法、英科学社会学家积极参与。这项活动得到迅速反应，由4人发起的组织，到1984年已吸引了欧、美六国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学者共20人，由此形成了强大的技术社会学的新思想学派，主要包括：美国的平奇、休斯，法国的拉都尔、卡隆、劳，英国的柯林斯、乌尔加、麦肯齐，荷兰的比克等等。他们以社会建构主义纲领为指导进行了大量的案例研究，并指导其研究生参与工作，从而使新技术社会学大大发展起来。它的总体特征是：不再以各个发明家作为技术研究的中心解释概念；拒斥技术决定论；对技术的发展不再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技术自身等各方面分别地加以考察，而代之以所谓技术与社会的“无缝的网”。可以看到，新技术社会学完成了先前技术社会学的“视角转换”，既区别于技术决定论，也不同于早期奥格本的发明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