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是在社会学语境下的对于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消除了其客观性的基础。认为“社会因果关系”在理解科学中有着至关重要的地位，社会因素(或因)总是存在于科学之中，而且是决定性因素。
　　论文关键词：强纲领；科学合理性；科学知识社会学
　　科学合理性问题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正是围绕这一问题先后形成了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科学哲学的几个发展阶段。同时正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规定了科学哲学家思考的方向，以及相应的所能达到的水平。
　　“合理性”概念直到近代科学时期才被赋予明确的(直到今天仍不失其原意的)内涵。但到了现代文明时期，“合理性”问题越来越成为思想家关注的主题，而理性概念则似乎被淡化和遗忘了。合理性问题成了现代哲学和精神文化的根本思想和倾向的交汇点。
　　一、现代性与科学表述危机
　　科学历来是人们赞誉有加的对象。科学理性对人类摆脱愚味与盲目，对于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及人类自身起到不可磨灭的功用。由科学所推动的技术应用也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环境。很自然地，人们对科学渐渐地产生了崇敬甚至崇拜之情，习惯于用“科学的”一词作为判别一切是非的标准，说某事物是“科学的”意味着它是正确的、有效的、有价值的等等，很少有人敢于对科学产生怀疑。
　　自l8世纪的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mirror ofnature)，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WWW.11665.COm然而20世纪的科学发展(特别是由于相对论和量子论的诞生)很快就表明，科学虽然拥有一套建构和评价知识的可靠战略和标准，尽管我们希望科学家建构的知识能够确定为真理，但它们并不能保证提供真理。换言之，科学知识虽然被认为是一组关于世界的可靠信念，但它既不是确定的也不是不会错的。这样，自50年代前后，传统的科学表述开始遇到了挑战。以库恩、费耶阿本德和罗蒂等人为主的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家对传统的认识论和科学观进行了集中清算，质疑那种坚持逻辑和证据是科学有效性和科学家理论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即关于科学合理性的传统观点，把相对主义、实用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公开引入科学哲学。
　　二、强纲领：科学知识的社会学说明
　　20世纪末的科学表述危机并非当代科学实践的“意外”结果，而是西方学术文化对科学进行多重理论建构的积极成就。尤其是那些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术实践——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研究等。在这一方面，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突破了正统的科学合理性观念，对科学合理性作了历史性的理解。继历史学派之后，“爱丁堡学派”(edinburghschoo1)又作了一种新的努力。该学派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学术研究团体，主要由爱丁堡大学的“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科学史家构成，包括布鲁尔、巴恩斯等。他们极力坚持“社会因果关系”在理解科学中的至关重要的地位，形成了对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转向”(sociologicalturn)。

　　在如何理解科学的问题上，科学的累积性说明招致了许多批判。在这些批判中，尤以库恩的“范式转换”的观点最为突出和影响深远。库恩的理论，成为了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发展的分水岭，不仅打开了利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成果研究科学史的路径，而且提供了一套挑战科学家自己对其工作的说明的批判的方法论。按照库恩的强历史主义科学观，新的科学价值是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中出现的，科学家则处于非科学的理由而支持新的科学价值。历史上的重大社会和文化变迁通过新的科学价值标准影响科学，产生出建构新的现象场域的新范式。科学认识论、科学理论和科学的事实内容都是与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历史主义性格，因而科学要求批判性的历史重建而不是理性重建。
　　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理解的一个相对集中的出发点就是对库恩科学观的激进解读。在科学知识社会学家看来，正是范式、不可通约性等概念所蕴含的相对主义的革命性才是库恩思想的真正意义所在。因为不可通约性意味着，不可能找到科学合理性的规则，通过参照这些规则，人们就可以借助范式的交替“读出”进步的含义。例如，由于不可通约性，无论实验证据还是逻辑证明都不再能被用于表明一个范式优于另一个范式。而如果一个范式不能按照科学合理性标准被认为比另一个范式更先进，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范式都是同样有效的。
　　现代知识社会学有一个传统，即把信念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数学与自然科学，二是文化性的东西，包括宗教信仰、道德、伦理、实践理性等，这些又称社会科学。前者是客观的，有趣味的，精确的；后者则是主观的，意识形态形成的，或赤裸裸的或隐瞒模糊的。对当代人类知识的这种二分定格主要是由近代西方科学宏大的智力功绩所至。与这种二分定格相应，我们的解释也具有一个二分法：对自然科学我们关注于有效的证据：而对神学、道德或经济学的信念进行说明时，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因素而不是证据。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一种累计性的；而对文化科学的社会科学来说，早期阶段的成果很难为后期的成果所取代，即使早期的错误已经为后来理论所修改，这些理论也难以被称为“已经得到证实”。

　　知识社会学家主张有时为了完整的说明科学史的某一阶段而不得不考虑社会因素。与这种观点相比，爱丁堡学派的观点则更为强烈，它一反默顿传统，公然要对长期以来享有免予社会学研究的科学知识特权提出挑战，将科学知识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从而直接触及科学活动的认知层面。其代表人物布鲁尔在其《知识及其社会意象》一书中开宗明义地问道：“社会学研究科学知识的细节及其本性问题是可能的吗?”布鲁尔用他为科学知识社会学制定的“强纲领”(strongprogram)对此作了肯定答复：“所有知识，不论是经验科学知识，还是数学知识都应该对其进行彻底地研究……，没有什么特殊的界限存在于科学知识本身的绝对的、先验的或存在于合理合法的，真理的或客观性的特殊本质之中。”他提出下面四个准则作为对一种充足的知识社会学与一种科学的适当说明的特征：

　　1．因果关系(causlaity)：它(指一种充足的知识社会学或一种科学的适当说明)所讨论的是有关导致信念或知识形态产生的条件。除去社会原因之外，还存在其他种类的原因，共同导致信念。
　　2．公正性(impartiality)：在对真理与谬误，合理性与非合理性，成功与失败方面，它将是公正无私的。它对这些二分法的两个方面都将做出解释。
　　3．对称性(symmetry)：在解释方法上，它将是对称的，同类的原因将解释真的与假的信念。
　　4．反身性(reflexivity)：在原则上，它的解释类型必须适用与社会学本身，像要求对称性一样，这也是响应与寻求一般性解释的需要，这是一个明显的原则以及要求。否则，社会学将是它本身理论的长期有效的反驳。
　　在这些表达简明的“信条”中，因果性原则源于知识社会学家的一种科学主义信念。按照这种信念，“社会学如果不能彻底地应用于科学知识，那就意味着科学尚未科学地认识自身”。知识社会学对信念的因果解释模式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因果决定论，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借助于各种中介因素建立的因果性的说明模式。巴恩斯曾举例说，如果有一块冰导致了一次交通事故，那我们并不能推论出“一且有一块冰出现，就会有一次交通事故”，或者“除非有一块冰，否则就不会有一次交通事故”；我们所要做的是找出那些造成“一块冰导致一次交通事故”的诸因素，说明为什么是这块冰导致了这次交通事故。
　　理解“强纲领”主张的另一个关键点是“公正性”和“对称性”。这两个原则经常被放在一起处理，公正性原则是指认知科学社会学必须以所有科学知识体系作为研究对象，而不是仅仅以人为的、非理性的、失败的知识内容为科学社会学的考察对象，即使对后一类知识，在诉诸社会学解释中也应将其与前一类知识置于平等地位，社会学解释不含任何歧视色彩，两类知识在社会学研究中都应享有同等待遇；对称性原则是对公正性原则进一步展开，不是采用默顿的“非对称性”做法或歧视性做法，只对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以求矫治那些“非理性”科学家，而对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则免予社会学研究，而是对两类知识给出对称性解释。
　　具体地说，社会因素渗透是对称的，它既可导致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也可导致真的、理性的、成功的知识的产生，如果将伪的、非理性的和失败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将所谓真的、理性的和成功的知识的产生归因于未受社会因素影响的结果就违背了对称性原则。“公正性和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导出其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立场，在社会学意义上解构理性与非理性、正确知识与错误知识的界限，从而把科学知识(或所谓真理知识)合法的纳入知识社会学版图的重要预设。”
　　那么，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社会学转向呢?理性主义的科学哲学家往往认为社会学家只是说明非自然科学，或只限于科学的发现领域。与之相反，布鲁尔宣称社会学家也是科学家，科学的全部都是社会学家的合法领域。这种“成为科学的”强烈要求是导致社会学发生转向的重要因素之一。
　　社会学的转向还在于近来科学哲学工作的影响，例如，赫斯等人阐述的不完全决定论及库恩，费耶阿本德的不可通约性。此外，近来社会学研究案例已取得成功。譬如，福曼和魏玛文化与因果性的论述，夏平对爱丁堡颅相学争论的阐述。
　　综上所述，爱丁堡学派关于科学合理性问题的主要观点如下：科学知识是作为自然现象的知识，它们不是真实的信念，而是得到集体认可的信念。这些知识的产生和存在是有条件和有原因的，它们的内容经常发生重大的变化，知识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建立因果模型，以说明影响知识分布和变迁的各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