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革命思想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福斯特生态革命的思想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生态批判,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视域。福斯特的生态革命思想对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评析
　　　
　　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著名的美国左翼刊物《每月评论》主编,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结合,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寻求解决当前生态危机的方案,从而成为西方最有影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被有些学者称为西方“激进环境运动最主要的智力支柱(mtel-leetual　pillar)。2010年1月,福斯特在《每月评论》上发表了题为《为什么要进行生态革命》的文章,就他2005年以来多次强调的生态革命主张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综合福斯特近年来发表的关于生态革命思想的著述,其生态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态危机是比经济危机更为严峻的危机
　　
　　福斯特指出:“自2008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活在一场世界经济危机中,这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亿万人,实际上是数以十亿计的人,为此痛苦莫名。”虽然经济危机对社会和人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它毕竟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危机过后便会迎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复苏与增长,直到下次的危机降临”。WwW.11665.coM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并不是当今资本主义遇到的最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最终能够从这次危机中走出来。
　　福斯特指出,相比较而言,人们现在面临的世界生态危机是一场“极有可能出现终结一切的危机。如果这场危机处理不好,这就是人类的最后危机——人类将整体死亡,人类支配地球的时期将告终。人类的行动正造成危及地球大多数物种灭绝的环境变化,连带文明与我们自己的种类可以想见也无法幸存。”
　　福斯特认为,当前生态问题的严峻性主要表现为:人类增加温室气体排放所造成的气候变化,不是以线性进程逐渐发生,而是正以危险的加速度方式逼向地球体系状态的突变。他在论文中用翔实的资料说明了当前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和紧迫性:第一,由全球气候变暖导致的海平面上升淹没了部分岛屿和低洼海岸区,热带森林的消失,珊瑚礁的灭亡,堪与地球史上的大灭亡匹敌的“第六次灭绝”,大量的农作物损失,极端的气候事件,广布的饥饿与疾病等。第二,由于人的逐利企图导致的热带森林被砍伐殆尽,土壤被摧毁,有毒废弃物遍布整个环境,过度使用的肥料逸出的氮气正祸及湖泊、河流与海洋区域,造成缺氧的“死亡区”。第三,由于存在某些迫在眉睫的临界点,已不能再贻误时机。最多在几十年内,就可能无法逆转地发生地球体系的大气变化。如果这样,更为严重的灾难也可能被引发。
　　
　　二、技术方法或市场机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福斯特对西方国家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评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发展科学技术和利用市场机制作为解决生态危机的主要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
　　首先,福斯特指出,人们现在往往被引导相信科技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天降神力”,即希望借助于科技实现“在生产与消费上都增加能源或碳的使用效率”。但实际上,“在当前的经济制度下,能源效率的增加一般都会造成经济产出规模的增加”,结果是陷入杰文斯悖论之中,即本想通过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可结果却大大加剧了自然资源的耗竭速度。他说,杰文斯在19世纪时就发现,“每一部新的蒸汽机在使用煤炭上都比之前的蒸汽机更有效率,这并没有阻碍煤炭的燃烧在总体上日益增加,因为效率的增加只会造成蒸汽机的数量扩大与在总量上增长。效率与规模的这种关系已被证实合乎直至今日的资本主义经济。”我们随处可以看到,某种特定资源的消耗和枯竭速度,会随着利用这种资源之技术的改进而加快,因为技术改进会使以这种资源为原料的产品价格大幅度降低,而价格降低会进一步刺激人们对这种产品的需求和使用。
　　其次,福斯特指出,政治家们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碳交易已证明失效。他说:“虽然欧洲已通过以‘碳交易’为实行《京都议定书》的部分措施,‘碳交易’却未如预期在减低碳排放量上发挥重要作用。”因为碳交易计划本身漏洞百出,以至于什么样的交易都可以以碳交易的名义进行。结果是事与愿违,碳交易真正起作用的地方就是以碳交易的形式出现了可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金融衍生商品市场,投机者和企业获得了巨额利润,而人类的子子孙孙却陷入万劫不复的灾难之中。
　　此外,福斯特还揭露了美国政府在减排问题上玩弄的花招:第一,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气候法草案关于2020年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会比2005年的水平降低17%的目标,并没有达到《京都议定书》要求富裕国家到2012年应比1990年减少6%-8%的目标。第二,这个远远不够的目标也因该草案的限制性附属细则而根本无法实现。比如该草案规定,煤炭工业在2025年前实现该法案的污染减排任务,也可能在2025年之后延期遵守;该法案赞同建立新的燃煤发电厂;该法案对占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四分之一的农业综合企业完全豁免了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义务;该法案中的排放限制与额度交易条款每年把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给予美国各地约7400个企业,其中大部分是免费分发。这些污染配额将一直增加到2016年,而且公司被允许无限期地“储存”这些配额以供日后使用。到2027年为止公司能够通过购买与污染控制项目相关的“碳抵销”来履行所有义务等。第三,美国在2009年12月哥本哈根世界气候谈判之前的准备期扮演着破坏者的角色,“即使最有限的自愿协议也遭到了美国的阻挠”。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以技术修复和市场机制为重点的应对世界生态危机的主导方法是在否认危机的存在及其严重性”,本质上是为资本主义企业的既得利益服务的。
　　
　　三、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的根源
　　
　　福斯特认为,人类现在面对的任务是进行一场能够迅速施行于全世界的解决生态问题的生态革命和社会革命,然而,资本主义却否认危机的社会性质,并将消除危机的希望寄托在这样或那样的技术修复或市场机制上,技术修复和市场机制不仅不是消除危机的良药,而且还是进一步加深危机的助推器。资本主义为什么会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之中呢?福斯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了答案一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非正义性的。
　　近年来,福斯特一直致力于向马克思主义寻求生态危机现象的合理解释。福斯特认为:“马克思主义整 个思想的核心就在于批判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及其对人类和自然造成的严重后果。”于是福斯特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体系人手,阐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逻辑的揭示,他强调说:“马克思认为,资本是自我扩张的价值,不断地进行积累。没有止境。资本总是无穷无尽地超越限制它的各种障碍。否则它就不是资本(即一种能够自我生殖的货币)了。因此,资本将自然、自然规律以及人的一切变成其自我扩张的手段。结果是产生了一个迷恋利润和积累的指数增长的系统。”福斯特还挖掘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发的“新陈代谢断裂”思想——随着资本主义制度下农业产业化和城市的发展,人类与地球之间的天然的新陈代谢产生了裂痕。走数百英里、有时甚至数千英里路把粮食和纤维运往城市,意味着土壤养分的丧失,如氮、磷和钾,最终导致城市的污染,而土壤本身的“组成部分”被掠夺。这造成了“土壤持久肥力所需的永恒自然条件”的破坏。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同时破坏了“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不仅如此,资本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掠夺,使这一进程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严重的破坏性。福斯特还指出,资本主义所造成的新陈代谢断裂在当代表现为“在边缘国家里农业综合企业的扩张导致其农民被剥夺生产资料”。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福斯特将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生产资料私有制,特别是大土地私有制,他说:“把土地变为私人财产,变成一种纯粹的积累手段,同时就为破坏人类与地球的新陈代谢打下了基础。”
　　不仅如此,福斯特还通过对马克思原著的研读得出结论:“马克思在分析自然与社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已经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这个现代生态学概念”。
　　
　　四、生态革命是从根本上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出路
　　
　　福斯特认为,根据上述情况,目前解决生态危机“唯一的合理对策在于一场生态革命,这也必须是场旨在创造公平而永续的社会的社会革命”。
　　关于生态革命,福斯特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和说明:
　　第一,生态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以“生态的基本三角”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实现人类永续发展。其中“生态的基本三角”的含义是:(1)自然资源应由社会运用而非占有;(2)由联合的生产者调节人类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关系;(3)满足共同的需要——不仅满足当前的世代也要满足未来的世代(以及生命本身)。在这里福斯特将生态的要素纳入对社会主义内涵的理解之中,把建立一个实质平等的社会视为生态革命的应有之义。他关于“没有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生态革命,也没有不是生态革命的真正社会主义革命”的论述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福斯特引用马克思的话说:“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的角度来看,个别人对土地的私有权,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私有权(即奴隶制)一样,是十分荒谬的。甚至整个社会,一个民族,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都不是土地的所有者。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土地的利用者,并且他们必须像好家长那样,把土地改良后,传给后代。”
　　第二,生态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并举的原因在于经济帝国主义同时也是生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抢夺了全球的公共资源,同时,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掠夺了边缘国家。目前的生态危机是作为世界体系中心的富裕国家进行长期积累的结果。虽说不发达国家对生态危机的产生没有多少责任,但大气能够容纳的碳排放浓度已达到了极限,因此。贫穷国家目前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受到迫切需要减排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制定战略使边缘国家引进太阳能和可再生能源技术成为经济上可行的选择一即对社会关系进行必要的彻底的变革,使它们能够稳定和减少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这里福斯特站在贫穷国家的角度强调,私有制和自由市场经济都不能很好地解决本国的减排问题,必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借助公有制和国家政权的力量解决生态危机。
　　第三,生态革命是跨越一切地理疆界的世界起义,即“第三世界的生态与社会革命必须偕同或激发全球对抗帝国主义、阻止地球毁灭与遏制资本车轮的起义。”因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跨越了所有的阶级界线,一切国家与地区都概莫能免。只有反对破坏地球,抵制资本主义积累,彻底消灭造成地球毁灭的资本主义体制,才能树立起平等地拥有和利用资源、与自然界和谐相处的新观念。他呼吁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要求生产者把人类的新陈代谢与自然合理地组织起来,从而祛除最根本的祸害——资本主义。
　　第四,生态革命的主要力量已经形成。这种革命力量主要是指集中在南方国家的“农民之路”,如巴西“无地工人运动”的社会主义组织、正在拉丁美洲与亚洲进行的革命等等。这些革命力量都在日益壮大。还有古巴自1990年代,就仿效能充分发挥能源效果的自然系统,设计出使农业可永续耕作的技术,运用到农业上,引发粮食生产的革命。委内瑞拉近些年来,朝向旨在满足集体需要的社会发展,已取得不寻常的成就,其中包括在粮食主权上令人瞩目的成就等。
　　第五,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目前最有希望的运动是以青年为基础、迅速崛起的气候正义运动。这个运动在直接行动的动员与质疑当前的气候谈判上,正展现可观的力量。
　　近年来,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受到我国学者的高度重视,他的著作和论文迅速地被翻译成中文,并成为研究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文献和资料。我国有的学者对福斯特的学说做了如下评价:“在英语世界里,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了到目前为止的肇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这一股西方思潮的最新和最高水平。”
　　在笔者看来,生态革命思想是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如果说,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代表了目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最高水平的话,那么福斯特的生态革命思想则是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首先,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从关注生态问题开始,又没有拘泥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等单纯的绿色运动的主张,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探讨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的原则和出路,从而超出了西方一般环境主义理论的水平。

　20世纪80年代西方生态问题凸显,随即出现了旨在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的生态运动。1985年福斯特在离别十年后重返太平洋西北岸时,发现他那个原来质朴、未受文明腐蚀的家乡正面临着大量的、不可恢复性的全球性的而非局部地区的生态破坏:原始森林的参天古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被砍伐;哥伦比亚—斯内克河体系已经成为美国受威胁最大的河系;说不清的物种——从北部的斑点鹄到斯内克河的鲑鱼正处于灭绝的边缘;核工厂成为放射源。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环境与经济扩张力量之间的斗争,一个不必为环境而担心的家乡不复存在了。在亲眼目睹了这一系列的环境恶果之后,福斯特理论研究的重点从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垄断资本的研究转向分析资本主义历史和现状中的环境、生态及社会问题的研究。 在福斯特看来,环境问题和世界上大多数人口生活条件的恶化同战争、经济不平等和第三世界不发达等社会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提出:认识到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这是改变全球生态和环境现状为目的的运动的主要理论基础。”
　　其次,福斯特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和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一样,都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反思社会与自然的关系,联系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来考察生态危机的本质,说明当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和激化都是同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福斯特生态革命的理论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
　　福斯特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文中指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据此,福斯特认为,全球变暖、臭氧层遭到破坏、热带雨林消失、珊瑚礁死亡、过度捕捞、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环境与食物毒性增加、沙漠化、水资源日趋短缺、洁净水不足以及放射性污染等不胜枚举的一系列环境问题出现的根源都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具有的内在反生态特质决定了只要不改变资本主义体制的运行机制,生态危机的产生就具有必然性。福斯特的生态理论以对资本主义的制度批判超越了西方绿色思潮的伦理价值批判和科学技术批判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论证了所谓绿色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本质上是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政治理论。
　　再次,福斯特与其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他采用史论结合的方法,通过重新梳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程,深入地分析了马克思的原著,并紧密联系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建构起生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和生态唯物主义哲学。福斯特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挖掘,为他的生态革命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福斯特强调,虽然马克思没有过多的关注自然,也并没有对生态问题展开详细的论述,但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中不仅含有丰富的生态学理论,甚至可以将生态学理论作为马克思的核心理论。同时,福斯特指出马克思利用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以及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奠定了自然—历史基础,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还通过提出“新陈代谢断裂理论”,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必然矛盾,形成了生态唯物主义的自然—社会观。福斯特所阐发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坚持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同时又坚持了科学原则与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从而为我们解决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之间的两极对立提供了一种可能的思路,使我们在面临包括生态问题在内的当代人类问题时,能够用更广阔的理论视域思考如何发展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理论。
　　最后,福斯特的生态革命思想主张的是一种与环境问题相关的社会正义,最终旨在建立一个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福斯特倡导进行一场生态革命,就是要结束唯利是图的经济学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构建一种能够实现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正义的新的社会体制。福斯特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目前的生态问题与将生态破坏视为其生存必要基础的全球不平等的社会体制有很大关系。”只有承认环境的敌人是我们所在的特定的历史阶段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我们才能够为拯救地球而进行的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革命寻找充分的共同基础……只有重视和解决与生产方式相关的经济和环境不公的问题,生态发展才有可能。”福斯特要构建一种“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的社会秩序,“它必须以人为本,特别是要优先考虑穷人而不是利润和生产,必须是强调满足最基本需求和确保长期安全的重要性。”
　　尽管福斯特生态革命思想也存在着不够系统,特别是没有解决如何使生态革命从理论走向实践,使其具有可操作性等方面的缺陷,但福斯特生态革命的思想以生态问题为切入点,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展开了生态批判,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视域。福斯特的生态革命思想无论是对于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对于我们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