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章借助徽州历史档案，运用社会记忆理论，从社会记忆的触发功能、传承功能、证实与补正功能、形象展示功能和选择张扬功能等五个方面对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进行了阐发，旨在为档案记忆理论研究提供一点经验参照。
关键词：社会记忆；档案记忆；微州历史档案；徽州文书；徽州社会
社会记忆研究的创始人莫里斯·哈布瓦赫说：“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是一群人对于过去的记忆。”“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对此，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在评论时指出：“尽管现在的一代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的，尤其是在那些较之于这里所提及的事件具有更齐备的文献记录的历史时期，则更是如此”。…科塞的思想为我们进行档案学科对社会记忆的理论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想象，本文试图借助徽州历史档案对档案的社会记忆建构功能作一阐发。
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陆续发现和收藏的“徽州历史档案”(又称徽州文书、徽州文书档案、徽州契约文书等)不仅年代跨度最长、种类最多，而且数量最多。据掌握的资料估算，现存总数至少达30万卷、件以上。这一发现震动了学术界，被视为我国继甲骨档案、秦汉简帛、敦煌经卷文书、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四大发现之后，
一是代际传承。即在徽州时代，作为社会知识、文化、规则和经验的手段，传给后代，“通过一套共有的符码和一套共有的象征规则，各个前后相继的时代也会保持生命力”。wWW.11665.cOM比如说，徽州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世家大族雄踞其间。清人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描写道：
“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掺入者。……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年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徽州人为尊祖、敬宗、睦族，就要建祠墓、修族谱、置族产、订族规，由此产生并保存了大量的《族谱》、《宗谱》、《家规》、《家训》及其他各种条规，这些家族的谱系和规条，维系着家族血缘网络结构，提高了宗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也作为一种传统和规范，世代相传，维持着封建的伦理等级秩序和宗族成员的行为。其他如商业经营、乡规民约、科举应试、土地买卖、会社组织等活动中，都产生了各种类型的历史档案，使徽卅i的文化、传统得以传续、延绵。
二是时代传承。徽州历史档案作为社会生活的实态记录资料，传承给我们，使我们今天了解、回顾徽州社会成为可能。几十万份的档案传到今天是一个历史的奇迹，如果没有徽州历史档案，我们对徽州社会的认识会失忆在
浓缩和汇聚，含有中华文化的‘全息基因’，是研究中华文化的一个标本和缩影”。这是否更意味着徽州历史档案包含了徽州社会的“全息基因”呢?
徽州历史档案还要传承下去，时代在发展，我们对徽州社会的认识也在不断变化，
“根基性历史”和“表述性历史”总是杂糅在一起，这正是社会记忆建构的连续性和现实性交融的特征。
3 社会记忆的证实与补正功能
对于历史，有人喜欢“戏说”，有人则喜欢“新解”，更有人在否认和掩盖自身犯下的罪恶。如日本某些右翼势力就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极力地混淆历史。“在日本侵华(1931～1945)的表述方面，无论是指导思想，还是基本史实，特别是在涉及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这一关键问题上，都采取含糊、暖昧、拐弯抹角和避重就轻等表述手法”，试图建构一种反传统的历史记忆，否认“南京大屠杀”和侵华暴行，刻意强化自身受害者的角色。历史是否能随意让人评说?
当然，历史已经证明并不是随意让人“涂抹”的，正如科塞所言：“后人可以重写历史，但不可能是在一张白纸上来写。”历史自有其根基，这种根基就在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记录”与“摄录”。面对“屠城血证”、“731档案”，日本还能否认自己制造的“罪恶”吗?后现代主义者试图解构历史，经常怀疑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对此，加拿大档案学家特里·库克曾批评道：“他们一方面把档案仅仅看作是一种历史遗迹，认为档案是历史事实的歪曲记录，怀疑其真实性；另一方面，他们有常常引用、分析档案中记录的历史。这充分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于文件或档案的矛盾的看法。”
档案作为历史活动的记录物，它首先能作为一种活动的“证据”，证实历史社会中曾经发生的事情、事件。虽说孤证难立，但对以集群式出现的大量的历史档案，我们不能说历史的“实然”了，这正是徽州历史档案的可贵之处。徽学研究专家栾成显研究员指出：“大量的文书档案，作为官府和民问在各种社会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文献资料，具有原始性、唯一性和文物性质，是研究历史文化的第一手资料，它不仅能对典籍文献加以补正，而且具有独特的、新的研究价值。”例如，过去研究土地制度往往利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家族规约，对土地产权进行静态的分析。实际上在土地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除签订契约外，卖家为了证明自己对这块土地拥有产权，还要将上手契(这块土地历次交易的契约文书)交给买家。这些保存完整的文书档案既证实了徽州社会土地买卖的存在，又说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