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建国以来，“三农”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追根溯源，中国的三农问题实际上是由于片面追求现代化所产生的问题，因此只能通过全面和谐地发展现代化来解决。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根据新的时代要求，明确“三农”问题在整个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定位，突出农民的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切切实实地让农民能够当家作主，成为适应现代化发展方向和水平的现代人。
【关键词】“三农”问题 人的现代化 社会生产力 社会发展模式 社会组织化程度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
议》，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其实，这一重大历史任务从20世纪初期就已经开始了，关于中国农村改造的设想与实践，不同的组织者根据自己的理念倡导或实践了对中国农村的改造。在三十年代，梁漱溟等爱国知识分子的“乡村建设运动”试验，着重利用传统文化从改造农民精神上建设农村，到九十年代，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则主张凭借国家的宏观调控从解决中国内需不足的困境出发，实施开发农村消费能力的“新农村运动”。然而，中国的农村问题并未因这些热心的知识分子的改造实验和演绎严密的理论而有所改变。
一、“三农”问题在转型社会下的困境及误区
早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农村就陷于“贫困陷阱”之中，城乡收入差异巨大，农民收入始终在生存线水平上徘徊。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由农民自发创立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村被压抑的生产力，以此为核心的农村经济改革大幅度提高了农民的收入，解决了农村的温饱问题。wWW.11665.COm但到了80年代后期，城乡收入差距开始拉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的发展失去活力，陷入“温饱陷阱”之中，而至今仍未找到打破这种收入水平低位徘徊的有效力量。旧有农村政策的临界点已经达到，要解决三农困境就必须引入新的政策理念和工作思路。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全面地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涵？搞清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一个切实可行、开拓创新的突破口。
自党中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以来，全国各地各部门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焕发出了巨大的热情，纷纷提出了自己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路。但是，我们要看到，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改革，很容易形成的决策思路就是将城市的发展作为决策背景，从城市的角度审视整个社会改革发展的过程。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建设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
如何将解决农村问题的视野从城市一极放到全国一盘棋的整体局面中来，这是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考虑的出发点。实践证明，农村的发展应该是个系统工程，它所涵盖的内容远远超过了诸如启动内需这样的经济范畴，而应扩展为统筹物质文明、生态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一项全面的社会改造工程。而社会是由一个个具有丰富情感的、个体的人组成的复杂的系统。社会进步，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是人的发展，是人的现代化。因此，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此为基点去着力考量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为一个正在努力步入工业化、信息化的农业大国，中国传统农业在国家的经济格局中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农村人口仍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因而发展农村，建设农村，追根究底就是要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享受更高的文明成果，也就是和全国人民一道享受现代化建设所带来的辉煌成就。显然，这种现代化的最核心之处就是要求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要始终明确农民的主体地位，并随着社会文明的高度进步去不断激发和唤醒农民的主体意识，使整个社会呈现出经济富庶、政治开明、社会宽容、文化繁荣、精神高尚的和谐共生局面。可见，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过程中，要自始自终以农民为主体。只有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去考量政策，才能将这场“新农村建设运动”落到实处，否则很容易在落实中走样，蜕变为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形象工程。今天我们谈论新农村建设的“新”内涵，就应该是站在社会全面进步，城乡和谐发展的高度上。在此，笔者只从三个方面来剖析一下怎样把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1.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
生产力就好比一台驱动社会不断前进的永动机，也是衡量一个社会达到何等现代化程度的标尺，离开了这个标尺奢谈现代化，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里所谓的“新”是与我国农村传统的“生产力水平相对而言的。我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农业大国，曾经创造出举世闻名的伟大成就。然而，在世界进入工业文明后，我国的大多数农村地区仍然停留在农耕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首要的是必须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其现代化水平，从而为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下面不妨从生产力的几个基本要素来进行初步分析。
生产力的第一个重要因素——生产工具，在中国农村中必须首先更新。就在不远的过去，农村生产力的主要表现形式——生产工具，还主要是锄头、镰刀、耕牛等，这些生产工具所具有的科技含量和展现的技术工艺水平与数百年前并无本质区别。即或是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年的今天，在许多农村地区，人们仍然能够看到传承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生产工具还在发挥重要的作用。显然，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尽快提高农业生产中生产工具的科技含量和技术工艺水平是当务之急。
生产力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劳动对象，在中国农村中也必须更新。中国农村传统种养殖业中延续了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一些落后的东西仍然存在。在一些偏远农村，人们劳动对象与自己先辈们所面对的没有多大区别。新中国建立以来，尽管农林牧副渔各方面都获得发展，但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狭窄的缺陷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农业依然薄弱，农村依然落后，农民依然贫穷。当然，通过发展现代农业，积极推进农业技术进步能一定程度上解决农业发展过程中一些问题，比如袁隆平教授的超级杂交稻技术对于解决中国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就是一例。但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全面活跃农村经济，就生产力的劳动对象来讲，还必须大力改革农业产业结构，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走城乡统筹、小城镇工业化的道路。
生产力的第三个重要因素，也是生产力诸要素中最为重要的要素即生产者——人。生产力的“新”，不仅仅是拓展一个劳动对象或是改进生产工具及耕作方法，最重要的是通过现代化的生产方式，推动人的现代化，因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是最重要的因素。现代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必须是由具备现代意识，掌握了现代科学技术和管理的人来创造、使用和经营。离开了“新”人来谈论“新农村”是没有意义的。如果生产力发展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富裕了，但思想意识、行为习惯、生活习俗仍然没有任何改观，则物质现代化很有可能带来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比如有些地方农业经济发展了，物质生活改善了，随之而来的却是一些人不能正确地使用获得的财富，嫖娼卖淫，赌博吸毒等腐朽的东西残渣浮起，人们在追求糜烂的生活方式中沉沦、堕落。如此发展下去，物质文明的进步伴随的却是精神文明的退步，最终物质文明的进步还是要被葬送掉，新农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就根本无从谈起。
2.社会发展模式调整的“新”
我国过去几十年的建设发展模式由于受到前苏联的影响，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除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普遍推行给广大农民多少带来一些实惠和利益外，此后许多领域的改革都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城乡差距日益拉大，农民增收富裕的步伐沉重，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明显落后于城市。即使是那些已经脱离土地进了城的农民，“农民工”的身份也使他们在为城市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无法充分享受到国家经济文化发展的成果。
但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来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加速推进现代化，必须妥善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农村人口众多是我国的国情，只有发展好农村经济，建设好农民的家园，让农民过上宽裕的生活，才能保障全体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才能不断扩大内需和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地发展。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光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改革能够做到的，必须对现行社会运行方式进行全方位深刻的变革。以成渝两地为代表的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成立，就是站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行的又一轮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这不仅是只要求全社会关注农民工，而且是要采取切实措施改变社会的运行方式，为这些农民工充分融入城市，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创造出更好的条件，并通过他们来进一步推动农村现代文明的建设和发展。
3.社会组织化程度提高的“新”
以往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不以农民为主体的改革和运动，最终都会因为缺乏农民的积极回应而失败，最后的结果就像梁漱溟所总结的那样，是“我们运动而乡民不动”⑸。然而，自从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以后，农民一直就是以分散农户的形式从事生产和生活，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讲还处于基本无序的状态。
在中国社会，“农民”一词不单单意味一种职业，也潜在地代表着一种较低社会层次。在改革开放的30年间，随着社会分层的变化，城乡分立的社会结构使“城里人”与“乡下人”之间的对立与矛盾不断加剧。农民工在城市里被歧视，荒芜的农村在整个社会中被边缘化，闲散的农民成为贫穷落后的代名词。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农民对于未来的前景是可想而知的，对于通过自身努力改变生存状况的可行性是怀疑的，因而在政府推动的农村改革中将会是被动的⑹。主体意识的缺乏淡化、生存环境的孤立无助导致农民群体成为中国目前人数最多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村、农民的这种组织化程度过低，不仅仅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一大不利因素，而且也是农村政治、社会、文化进步的主要障碍。分散的农民获得有效的生产、科技和市场信息有限；没有太多为自己争取表达群体利益的话语权；缺乏按照自己的需要寻求公共服务的意识而只能被动接受政府的安排。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农村发展设计的宏伟蓝图、为农民提供的公共服务、为农业发展提供的各项政策优惠，都难以引起农民的回应，达到预期的效果。
其实，中国农村广泛存在的民间组织是可以充分合理地利用起来的，这些组织与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比政府有着明显的信息优势和组织优势，政府所要做的就是一方面承认其合法地位、给予适当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不放弃自己的监督职能，对于这些民间组织的活动内容进行合理的引导，并对效果进行适时的评估。只要放权让利于农民，调动起他们主人翁意识和激发起他们潜在创造力，农村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就会迸发出来；同样，只要让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代表其群体利益的民间组织，其巨大的人力资源优势就会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当他们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争取到自己应有的地位和权利时，城乡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健康发展也就推动起来，整个国家尽快步入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也自然为期不远了。
总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并不仅限于上述所说的一些方面。它应该是一个立体的，多维的，层次丰富的综合体。站在时代的高度，前瞻性地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对于搞好新农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如果仅仅停留于肤浅的理解，并满足于表层的体现，无论对于国家还是民族都是有害的。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于2005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2］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3］林毅夫.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几点思考.华商管理网.2006-11-7.
［4］孟维华.英国金融时报读者文章.中国农村建设的第三条道路.
［5］武坚.对于新农村运动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