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后,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重要作用。本文在分析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内因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定居的思路,在建立全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同时,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以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关键词]剩余劳动力 经济发展 劳动力流动
　　
　　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达30.067万亿元,是1978年3645.2亿元的82.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由1997年的6420元增加到18934元。然而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8.4%减少到11.3%,显然第一产业的发展远落后于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幅。
　　另据统计,2007年末中国城镇总人口达到5.94亿,较1997年城镇总人口3.95亿提高了50.5%,城市规模的高速扩张征用了更多土地,仅2007年全国城市建设征用土地面积就达到1216平方公里,占全国城市建成城区面积的3.43%,这说明中国城市化处于高速发展阶段。
　　由此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城市化进程加快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因素,然而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存在许多障碍和问题。
　　
　　一、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分析
　　
　　1.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因素
　　首先,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内部因素。Www.11665.COm真正引导劳动力流动的动因是经济收入上、利益上、物质条件上的差别,这种差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内因。
　　流动的结果是可以缩小城乡之间收入的差距,尤其是在我国农业水平发展到较高阶段,农业比较收益不断下滑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必然在城乡之间进行大规模的流动,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平衡,也才能实现劳动力结构的优化配置。
　　其次,经济发展是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外部因素
　　我国城市化步伐加快,良好的经济环境以及对经济前境的信心,这种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大量流动,每年数以亿计的民工潮春运期间浩浩荡荡的情景就足以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规模之大,史无前例,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资源,所有这些也都是我国经济社会现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
　　2.阻碍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因素
　　一是相对滞后的土地法规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农村土地承包法》是中国农村土地的基本制度。土地既然是农民自己的生产资料,生存所系,显然在当前发展阶段上,土地作为农民生存保障资料的功能将在很长时期内不会改变。而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须要有更多的农民离开土地成为“城里人”,因此,解决农民对土地的过度依存问题是修改《农村土地承包法》的重要依据。

　　二是“全民社会保障体系”滞后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城市发展水平滞后,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
　　由于我国广大的农村截止目前,社会保障体系还很薄弱,依然采取传统的方式——在家养儿防老,这种保障功能还十分有限,许多地方虽然也建立了“敬老院”但也是形同虚设,基本没有什么“保障”作用,而土地作为农村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载体,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农业种植收入仍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生活保障。农民对土地的依赖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三是粮食直补政策也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近些年来我国农业连年丰收,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获得这样的成就是在国家免去农业税、种粮直补等利农惠农政策支持下,拿出大量资金补贴给农民而实现的,而农民在这些惠农政策的刺激下种田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一时不愿放弃种的责任田,而移居城市。这种“直补”的作用只能是暂时的,不仅不能真正推动农业的发展相反由于农民的小农意识,不愿放弃眼前利益而放弃土地的种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的土地的适当集中的规模经营,同时也影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
　　
　　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政策措施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需要制定相关的配套政策和措施,并采用市场化手段,才能减少新问题的出现。同时,也是我国应对全球化的金融危机,拉动内需不容忽视的重要途经之一。
　　1.修改土地法规中不适于当前形势的条款
　　为了更好的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积极推进城市化过程,结合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对《农村土地承包法》中关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部分进行适当的修改和补充,为农民脱离土地,移居城市提供法律依据,使农民和其它中国公民一样都能平等地与土地和城市建立自由选择关系。
　　2.建立全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
　　根据我国国情,必须建立城乡统一的“全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将该制度作为国家的一项“根本制度”才能较好地解决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的痼疾,从而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生存流动”转变为公民处于“自我发展的流动”而移居城市。这里需要明确的是建立全民“最低”社会保障制度,而非建立全民“基本”社会保障制度。这种“最低”和“基本”的差异是基于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历史时期而定的。2007年底,我国城镇户口的人口比重在在总人口中只占44.9%,农村人口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3.建立新人口迁移制度
　　在户籍制度改革前,“农转非”需要具备一定资格,或者交纳一定数量的“费用”,并无条件放弃集体土地“使用权”,才能允许进入城市社会圈,享受农村社会所不具备的城市社会特有的繁华、富有、机遇,以及其它福利和优惠政策。在进入城市途径已趋于市场化的今天,任何人只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都有可能进入城市社会,基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确定和逐步完善,基于城市市民所具有特权的“市场化”,必然要求农村社会的所有资源(包括土地资源),实行市场化。因此,促进农民转让自己的“集体土地使用权”的政策、措施和法律法规也必须尽快出台,也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