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秘密花园》中的二元对立哲学思想

　　1911年美国作家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的新作《秘密花园》问世，这部小说被公认为是伯内特最著名、最成功的作品，且成为20世纪初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它三度被拍成电影、被制作成卡通片，两度被改编成音乐剧，被改编成的话剧于1991年获戏剧托尼奖。这部作品广受好评，美国作家玛格丽特·拉斯基（marghanita laski）称其为“我所见到过的最令人满意的儿童作品”。①
　　在《秘密花园》中，作者伯内特塑造了性格鲜明的儿童形象和成人形象，借助这些形象建立起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这一哲学可以追溯到16世纪意大利哲学家乔尔丹诺·布鲁诺。布鲁诺的辩证哲学②明确指出：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和不断运动变化之中，经过相互转化，形成对立的统一。对立的双方不是分别处于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而是一个整体。
　　本文试图从布鲁诺的辩证哲学观点出发解析《秘密花园》中儿童形象的二元对立关系、成人与儿童的二元对立关系，认为伯内特的《秘密花园》以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为依托，真切地发现儿童的本质，正因为对儿童形象的把握，才使得文本在一个世纪以来广受好评，畅销不止。
　　一、文本中儿童形象的二元对立
　　《秘密花园》主要勾勒了玛丽、科林、迪肯三位个性鲜明的孩子，还有作为仆人身份出现的玛莎、玛丽失去双亲之后暂居于英国牧师家中的巴兹尔和其他孩子。wwW.11665.coM
　　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一分为二，彼此相互对立，这种哲学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基本思维方法，反映了人类对客观世界内部关系的智慧把握。因此，要探究《秘密花园》中叙述的张力，可以从儿童形象的二元对立进行解析。
　　（一）“好孩子”与“坏孩子”的对立关系
　　读者眼中的“玛丽”和“科林”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孩子”。“结果，到了玛丽六岁时，她已经变得像头少见的又专横霸道又自私自利的小野猪”，小说一开始，作者便用“专横霸道”、“小野猪”这样的词语毫不夸张地形容玛丽给人留下的印象，缺少教养的她对印度仆人说话毫无礼貌，甚至当她的父母过世之后，好心收留她的克劳福德夫人都遗憾地表示：“可是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孩子像玛丽这样有这么多令人讨厌的癖性。”③
　　“一张挂着织锦幔帐的四柱雕花床边点着一盏夜灯，床上躺着一个男孩，正是他在那儿令人烦躁地哭着。”④这是科林继不断地深夜啜泣之后第一次被玛丽发现的形象，之后玛丽见识到了他像“酋长”一样的脾气。“你不知道他发起脾气来是什么样子。他是一个大男孩，但哭起来像个婴儿。他一发火就大喊大叫地吓唬我们。他知道我们的小命都捏在他手里。”⑤这是玛莎对科林的评价，却也让读者看到了科林的反复无常和易怒、暴躁的性格。
　　与他们的形象相对立的“迪肯”却是标准的好孩子。来自于贫苦家庭的他与大自然为伍，乐观开朗，谦逊有礼，索尔比太太说：“如果没有迪肯的这个菜园的话，我们永远也不会这么舒舒服服地过日子。”⑥甚至连知更鸟都“由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它知道自己用不着对迪肯有戒心”。⑦
　　但是作者并没有把两种形象处理成剑拔弩张的关系。玛丽一直都很崇拜迪肯，她从迪肯的身上学到了“乐观、善良”，并和科林一起在“秘密花园”的重建中把迪肯的品质逐步地内化，最终达到了自身性格的内化。
　　从个体形象来说，改变前的玛丽和科林是“坏孩子”形象，自私自利、暴戾；改变后的玛丽和科林却是大方得体、温文尔雅。这种个体形象的前后变化本身也是一种强烈的对立转化关系。
　　（二）自然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对立
　　作者在作品中强调了自然和爱心对孩子成长的作用，这也是美国教育所推崇的。这种推崇主要体现在接受社会教育的儿童形象和接受自然教育的儿童形象之间的对立。文本中有多处对此展开了讨论。
　　文本开篇就指出当玛丽失去双亲之后，临时监管她的是英国牧师克劳福德一家，克劳福德家中有五六个孩子，却与玛丽格格不入。作品在此有隐喻和象征的含义。以巴兹尔为代表的儿童接受社会教育，对玛丽采取回避甚至是孤立的手段，这是社会教育和自然教育在文本中直接的冲突。
　　自然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对立还体现在玛丽和科林形象在文本中的前后对比。玛丽在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时，并没有学会彬彬有礼、大方得体，相反，所有的成人都对她表示头疼。科林更是让所有仆人都感到害怕，以至于他们只能在背后诅咒他快点死去。
　　但是进入“秘密花园”之后，无论是玛丽还是科林都有了鲜明的变化，他们的身体变强壮了，爱笑了，无形之中为这座死气沉沉的庄园带来了一丝年轻人的活力。
　　刘再复在《性格组合论》中定义人物性格的二重组合原理认为，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由诸如谦虚与高傲、勤奋与懒惰相反的两个极端构成。两个极端相互依存并受环境的影响而发展变化，由此性格处于复杂但有序的动态变化之中。在《秘密花园》中伯内特所勾勒的玛丽和科林两位少年的形象有这样的发展过程，读者可以发现玛丽和科林的身上始终存在一种流变的因素。在小说中他们不是一成不变、呈阶段性地发生与发展，而是以基本对立的性格元素的形式自始至终、相随相伴。性格上逐步的修缮，由粗鲁到彬彬有礼，由不学无术到主动学习，由厌恶世人和生命到珍惜友情、珍爱生命，这一系列性格上的对立转变都是在自然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对立中获得。
　　这种社会教育和自然教育观念的对立表达了作者创作时的倾向，这也与美国式教育观念不谋而合。正如金燕玉所说：艾默生在《美国的哲人》中说：“大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