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论的转向:科学哲学的新发展

　　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创立的科学哲学最初是基于“科学逻辑”的定位来探讨科学知识的构成、辩护方式及界限等问题，而库恩改变了整个科学哲学的面貌。后来者正是沿着库恩开创的进路，一改以往对科学进行元层次研究的传统，转而从不同的维度来考察科学，从而开辟了一系列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如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的文化研究、科学的政治学研究和科学的人类学研究等。其实，这些新的研究领域或方向目前均可囊括在“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标题之下。更值得注意的是，科学论的“后学科”视角和“描述性”立场不仅有助于弥补传统科学哲学研究思路的局限，而且为整个科学哲学研究开辟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了广阔的前景。
　　
　　一、“正统”科学哲学的转向
　　
　　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搞清科学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起点、发展动力及其进程、科学知识真伪的判断标准等问题。对此，我们看到，传统科学哲学的实际工作基本局限在认识论和方法论领域内，其主题是研究各门科学的程序和结构以及科学解释的逻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及其以前的科学哲学通常被看作是“正统的”科学哲学，而库恩、费耶阿本德等历史主义则被看作是“非正统的”。
　　不过，如果经过一番仔细考察，我们就会发现，这种所谓“正统的”科学哲学，要么是静态地、非历史地研究科学，认为“科学的特征就是理论和数据间的形式关系”，要么是从内部以及规范性的理性视角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概念，即“科学是一种规范的行为”，并由此得出“表象主义”(representationalist)的科学观。wWW.11665.com换言之，那种所谓的“正统的”科学哲学，“无非就是一种把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副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然而，随着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和政治化，人们逐渐意识到了这种“正统的”科学哲学认识的局限性，即科学并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理性知识。科学活动说到底是一项社会的公共性事业，它始终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若是按照传统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不可能的。此外，由于科学本身的发展以及新的科学哲学流派提出的挑战，科学哲学被分割为不同问题的哲学，传统普遍主义的元方法论的缺陷也由此暴露无遗，并最终导致了元方法论的失败。实践表明，“正统的”元方法论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效果。实际上，不论是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还是波普尔的“证伪原则”，它们都没有真正实现对科学的划界。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缺陷，更重要的是因为它们太过理想化，与事实不符。正是在这样的进路之下，传统科学哲学观及其方法论遭到了当代科学哲学家的强烈质疑，学者们进而探求研究科学的新进路。
　　
　　二、科学论的重组与超越
　　
　　大科学的特点之一就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和政治化，传统科学哲学之所以成问题就在于它无视这一显著的特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如何将认识因素和社会文化等因素密切联系起来成为科学哲学的主要课题。在这方面，托马斯·库恩无疑是先驱者。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库恩提出了其革命性的思想：“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产品的逻辑结构”，从理性角度把“发现的情境”(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境”(contextof justification)分离开来是不恰当的，“发现”与“辩护”之间应该没有鸿沟。科学知识的生成和辩护实际上都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进行的。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谈论知识，这样的做法已经过时。与传统科学哲学致力于科学的逻辑分析不同，库恩对科学知识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科学的逻辑和经验基础，而是致力于对科学发展动态模式的研究。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关注科学的历程，更要关注对科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制约作用的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等非理性因素，并通过这些因素来呈现“科学当时的完整历史”，从而解释科学的本质和特征，这即是库恩所主张的“解释学转向”(hermeneutlcs)。这样，不仅传统科学哲学元方法论的思维方式被库恩抛弃了，而且科学史和科学哲学这个全新的跨学科领域也在这里应运而生。在hps中，科学哲学的工作必须充分倾听历史并与其紧密结合，而不是对科学进行非历史的逻辑重构。
　　库恩“解释学转向”可归结为一种“情境化”策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70年代前后，几乎每个科学社会研究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库恩的直接影响，“库恩的功绩在于给以地方性的方式来思考科学实践留出了空间，……他深深地影响了后续者对科学、技术的思考方式。”因而，在库恩“解释学转向”之后，社会理论领域也在酝酿着一场认识论的革命。最终，兴起于70年代的欧洲纲领取代了美国传统或默顿纲领，科学的社会研究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被称为“社会研究的转向”。这种“转向”的实质是要进一步推进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彻底实现科学的情境化和地方化，其特点在于从规范走向描述，并通过情境化策略来重构或解决科学哲学的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等)。在他们看来，只有通过情境化，才能有效地把知识的内容与其社会、文化形式结合起来，才能把被默顿学派黑箱化了的“认识内容”重新解救出来。
　　因此，我们看到，经过库恩的“解释学转向”与“社会研究的转向”，科学哲学通过分化与重组彻底改变了自身“科学逻辑”的定位。并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理论视角—科学论。事实上，这种“科学论”正是一种汲取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转向的研究成果的“三位一体”式的新的研究进路。
　　可以说，在库恩之后，科学论有两条主要的研究进路：一是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mdief science)；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