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不能。
　　从历史上看，“哲学无用论”的出现往往与时代转型相关。它的本质实际上是“旧哲学无用”。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时代变了，旧哲学当然失去作用。在这一意义上说“哲学无用”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谈过“哲学的终结”，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但“哲学的终结”不是哲学本身的终结，而只是旧哲学的终结。比如恩格斯谈“哲学的终结”是指“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是指它不再是旧哲学，而并没有否认它仍然是“世界观”[1]。马克思也说，“作为哲学的哲学”终结了，兴起的是“为历史服务的哲学”[2]。这样的哲学是为满足新时代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不仅有用，而且更重要的是，所谓“有用”和“无用”的界限，就是由这种作为新时代精神精华的新哲学规定的。在这一意义上，新时代的一切新事物，无非都是新哲学原则的应用。
　　当代“哲学无用论”的盛行，多数并不是在上述语境中讨论问题的。相反，它们往往基于愚蠢的功利主义或狭隘的价值观。愚蠢的功利主义者把一切不能立竿见影，让自己马上得到好处的东西都看得“没有用处”。狭隘的价值观仅看到某一种特定的价值，比如仅看到体现为货币的交换价值，认为不能用它衡量的就都没有价值。在当前社会中，很多人认为只有教人如何赚钱或如何做官的“学问”才有用，否则就没有用，忽略了金钱和权力本身并不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特定目的的手段。这种愚蠢和狭隘让人只承认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形而下者”，既然如此，对这些人来说，探讨看不见、摸不着的形上之“道”的哲学，能有什么用呢？
　　马克思曾经指出：“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拥有的时候，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它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等等的时候，简言之，在它被我们使用的时候，才是我们的。”[3]这正是对当代“哲学无用论”的最好说明。马克思并不否认吃喝住穿等使用价值或货币的交换价值，但在他看来，这些都只有手段的意义，而且都只是物质生活的价值体现。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而且在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需要也应当得到满足，因而价值也不是单一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与作为手段的具体科学相比，马克思的哲学关注的是作为目的的价值本身，而不是某一种具体价值。哲学之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说的。
　　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探讨的并不是哲学有没有用，而是各种哲学分别有什么用？如何应用？
　　二、何种哲学？如何应用？
　　人们的愚蠢和狭隘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3]马斯洛则认为，需要有一个等级结构，只有低级需要得到了满足，高级需要才会产生。哲学满足人类的需要也是如此。当人们为物质需要所支配的时候，“有用”和“无用”的标准只能是物质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只有当人们摆脱了物质需要的束缚，社会需要、政治需要、精神需要才会产生出来。这时候，“有用”和“无用”的标准，就不再是狭隘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是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
　　因此，不仅不同的时代呼唤不同的哲学和不同的哲学应用，而且不同的需要也只能由不同的哲学来满足。人们在研究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源”时，往往忽略了包括唯心主义在内的某种哲学之所以不可根除，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甚至在有了马克思对唯物主义的不同历史作用进行研究以后也仍然存在这种忽略。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特别研究了18世纪法国的两种唯物主义：一种是起源于笛卡尔的自然唯物主义，一种是起源于洛克的社会唯物主义。马克思认为它们分别满足的是认识自然的需要和认识社会的需要，从而分别成为法国自然科学的遗产和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的遗产[4]。然而迄今为止，很少有学者关注马克思的这一划分，似乎马克思之前在社会领域根本就不存在“唯物主义”，似乎社会的唯物主义是马克思的独创。如果真是这样，马克思之前的唯物主义怎么可能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发生影响呢？
　　由于马克思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因而人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的哲学做出不同阐释是完全正常的。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来说，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主义阐释，还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主义阐释，都有自己的根据。从国内研究来说，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阐释，还是“人学”阐释，或者“实践本体论”阐释，都各有各的道理。笔者一贯主张用“生活哲学”体系把所有这些阐释统一起来，原因不在于否认这些阐释各自的合理性，而在于：从理论上来说，“生活哲学”的包容性最强，不仅把以上阐释都扬弃于自身之内，消除了它们各自在阐释马克思文本时的相互冲突之处；从实践上说，它不仅能满足革命实践的需要，而且能满足建设实践的需要，因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
　　马克思是从法哲学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在马克思看来：“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5]这里的物质生活、市民社会、国家和法、人类精神等等层面，恰恰是马克思把生活划分成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四个层面的根据。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贡献在于说明了“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方式具有历史性，并以此作为划分“市民社会”和“人类社会”的标准。而人类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恰恰是摆脱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束缚的社会。因此，随着社会的变革，需要本身也必然随着改变，从而要求有不同的哲学与之相适应。
　　马克思的生活哲学代表着双重批判，即：既对国家和法、意识形态、市民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等等，又对反映这些现象的法哲学、意识形态（形式）学、社会学（马克思创立生活哲学时“社会学”尚未创立）、政治经济学等等进行批判。只要符合马克思的双重批判标准，各种对马克思的哲学阐释是可以相互补充的。其中，西方研究者在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或者“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科学主义对立起来之后，分别形成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和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两种哲学思潮；东方研究者包括国内学者则按照东方和中国的生活实际，分裂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学和实践本体论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派别。对这些派别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从理论上，我们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它们各自是否符合“双重批判”的要求；在实践上，则是它们各自满足了什么样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