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心性在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商业心性”和“同情心性”都是商业社会中的人之本性。追根溯源，心性不仅是亚当·斯密建构其价值体系的基础，还是其人格理论形成的内因，是其全部伦理思想的本原。从“心性”这个新的视角出发，有利于我们全面正确地把握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
　　[论文关键词]“商业心性”；“同情心性”；价值；人格
　　亚当·斯密(adma smiht，1723—179o年)是18世纪英国著名的道德哲学家，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自《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与《道德情操论》问世以来，学界在亚当·斯密人性问题上的争论旷日持久，莫衷一是。通过深入研究亚当·斯密的生平著作，笔者发现，“心性”在斯密价值思想、人格理论建构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为全面正确地把握亚当·斯密的伦理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一、心性的形成及其层次
　　心性是一种意识态度，它决定着事物在人的周围环境中呈现自身的方式。我们周围的事物如何显现取决于特定的意识态度的本质。
　　亚当·斯密的“心性”论发端于当时特定的社会条件。文艺复兴之前，人类可以通过宗教揭开人类本性的秘密。文艺复兴以后，随着教会威信的逐渐衰落，以超验物来支撑的精神性存在的人让位给单一的具体的身体性现实存在的人。理性、经验、人性和幸福成为现代社会追求的东西，人们信神的心性逐渐让位于人的现实感受。此外，18世纪中期的英国是欧洲市场经济发育程度最高的国家，斯密当年长期生活和工作的格拉斯哥，是商业活动最为繁忙、商业气息最为浓厚的城市之一。wWw.11665.COm斯密经过对商业社会的深人研究，发现“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商业社会”。所有这些都促使了斯密两种心性论的产生。
    在斯密看来，“心性”有两个层次。
    (一)“商业心性”。“商业心性”在亚当·斯密那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斯密认为，“商业心性”首先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人本身有一种“改良自身状况的愿望”，“这愿望，虽然是冷静的、沉着的，但是我们从胎里出来一直到死，从没一刻放弃过这愿望。我们一生到死，对于自身地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有一刻觉得完全满意，不求进步，不想改良。但是怎样改良呢?一般人都觉得，增加财产是最适当的方法。”其次，亚当·斯密杰出的经济思想成为其“商业心性”确立的催化剂。斯密认为分工是经济增长、国富民裕的源泉。劳动分工可以刺激资本积累并且通过共同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增加整个国家的产出，继而会拓展市场，进一步推动劳动分工和资本积累。作为资本积累的一个结果，工资基金就会增加，工资便会上升。高工资会进一步激发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国家产出的提高进而会增加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便构成了国民财富。在斯密看来，“商业心性”就是渴望效用或收益不断地增长的欲求。在“商业心性”的视野中，世界被建构成一个广大无边的市场，其中充满了实现实用价值的潜能。
　　(二)“同情心性”。亚当·斯密是以同情心性
　　来构造其道德体系的。斯密认为，同情首先是人的一种道德本性或道德天性。“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最大的恶棍，极其严重地违犯社会法律的人，也不会全然丧失同情心。”其次，斯密又把同情视为设身处地进行想像的心理能力或情感能力，视为动态的心理过程或情感过程。“想像你自己处在当事人的情景中，想像你对这一情景的情感反应将是什么……那么，‘同情’(sympathy)就表示通过想像你自己处于他人的位置并想像你会如何感受而产生的‘同感’(fellow—feeling)。”比较而言，斯密的“同情”实际上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情绪和情感的相互感应，即“情感共鸣”。“同情心性”是斯密道德情操或行为的心理基础。在“同情心性”的关照下，世界充满了仁慈、宽容和人情味。
　　在斯密看来，“商业心性”是社会财富不断增长的内在驱动，“同情心性”是实现公序良俗的必要保障。“商业心性”和“同情心性”都是商业社会中的人之本性。二者并立共存、对等相处，既联系又有冲突。

　　二、心性对其价值体系的建构作用
　　心性是能促进某种特殊世界观形成的、主观思考的和感受的模式。二元化的心性是作为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的心性特征，也是斯密价值多元化的内因。总体来看，亚当·斯密的价值论观点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以“商业心性”为起点，以“看不见的手”为指引，实现经济秩序最优的价值；二是以“同情心性”为起点，以“公正的旁观者”为镜子，实现良性道德秩序的价值。
　　在斯密看来，源于“商业心性”、以经济秩序最优为目标而产生的价值有：自爱、自利，荣誉、报酬，勤劳、节俭，诚实、守信，进取、刚毅、勇敢。
　　亚当·斯密肯定了自爱或自利的正当性和合理性，认为自爱或自利意味着保持生命的延续和发展。“每个人心里确实必然宁爱自己而不爱别人”，个人自利或自爱，当然会有益于他自己，在不违背法律、不危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斯密赞许了荣誉、报酬的社会价值。“遍及所有地位不同的人的那个竞争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按照我们所说的人生的伟大目标，即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都是我们根据这个目的所能谋求的利益。吸引我们的，是虚荣而不是舒适和快乐。不过，虚荣总是建立在我们相信自己是关心和赞同的对象的基础上。”斯密认为，“劳动报酬优厚，是国民财富增进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国民财富增进的自然征候。反之，贫穷劳动者生活维持费不足，是社会停滞不进的征候，而劳动者处于饥饿状态，乃是社会急速退步的征候。”斯密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一个人是贫是富，就看他能在什么程度上享受人生的必需品、便利品和娱乐品。……世间的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所以，对于占有财富并愿用以交换一些新产品的人来说，它的价值恰恰等于它使他们能够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斯密鼓励节俭，认为节俭有利于改善自身状况的愿望，节俭有利于资本的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加。“资本增加的直接原因是节俭，不是勤劳。诚然，未有节俭以前，须先有勤劳，节俭所积蓄的物，都是由勤劳得来。但若只有勤劳，无俭，有所得而无所贮，资本不能加大。”斯密肯定了诚实守信在商业社会中的价值。“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商人最怕失信用，他总是时刻小心翼翼地按照契约履行所承担的义务。”“在大部分人都是商人的时候，他们总会使诚实和守时成为风尚。”斯密认为，专业学习、勤奋进取、努力经营能够培养更重要的美德。“他必须具有较多的专业知识，十分勤勉地做好自己的工作．他必须吃苦耐劳．面对危险坚定不移，在痛苦中毫不动摇。他必须通过事业的艰难和重要，以及对事业的良好判断，通过经营事业所需要的刻苦和不懈的勤奋努力，来使公众看到这些才能。”相反，斯密认为勤勉、刚毅、勇敢等美德，在出生高贵的那些人身上几乎看不到。
　　在斯密看来，源于“同情心性”，以良性道德秩序为目标而产生的价值主要有：同情、仁慈、谨慎、自制、正义。
　　亚当·斯密认为，同情的伦理价值不仅在于其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原始的道德感情会产生利他心，还在于能通过在相似的境遇里产生的同感，实现当事者的激情(passion)和旁观者的情绪(emotion)之间的感情和谐。斯密伦理思想中的其他价值都是基于同情产生的。仁慈是对他人幸福的关心，能够促进他人幸福。仁慈德性可以使社会处于一种令人愉快的状态。斯密认为仁慈是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仁慈作为一种具有较高伦理价值的德性，它不能通过强迫或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仁慈是不受约束的，它不能以力桕逼。仅仅缺乏仁慈并不会受到惩罚，因为这剪不会导致真正确实的罪恶。”一谨慎能够促进一个人自身的幸福。在斯密看来，人的激情很容易把自己引入歧途，促使他去违反他在清醒和冷静时赞成的一切准则，因此需要最完善的自我控制的支持。“自制不仅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且，所有其它美德的主要光辉似乎也源自自制。”在斯密看来，商业社会里人们的审慎和自制，最终目的是为了未来的最大幸福而牺牲眼前安乐的理性计算。斯密还认为正义是支撑整个社会道德的根基。斯密说，“与其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正义足这种基础。虽然没有仁慈之心社会也可以存在于一种不很令人愉快的状态之中，但是不义行动的盛行却肯定会彻底毁掉它。……正义犹如支撑整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柱子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雄伟而巨大的建筑必然会在顷刻之间土崩瓦解。”斯密还肯定了正义在构建良性社会秩序中的价值。“在极大多数情况下，正义只是一种消极的美德，它仅仅阻止我们去伤害周阿的邻人。一个仅仅不去侵犯邻居的人身、财产或名誉的人，确实只具有一丁点实际优点。然而，他却履行了特别称为正义的全部法规并做了地位网他楣等的人可能适当地强迫他去做、或者他们为他不去做而可能给予惩罚的一切事情。

　　三、心性在人格迥造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般来说，人格(1ml~mality、inlegritv或dignity)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尊严、名誉等特征的总和，也指个人道德品质的卑下与高尚。弗洛伊德将人格结构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三个层次。舍勒认为人格是行为的统一体，人格作为行为中心并不是一种经验的抽象，而是一种直观的本质。
　　亚当·斯密的人格理论是什么，与“心性”论有何关系?笔者认为，亚当·斯密的八格理论是建立在经验实在特性的基础上，以心理现象来规定人格的。这种人格必然深受其“商业心性”和“同情心性”的熏陶。
　　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有一种心性对历史的某个时代发挥着建构作用。在基督教教义中，人格概念与上帝有本质关系，上帝被看作是无限人格的上帝，而上帝决不能等同于经验意义上的人。人本来注定是最高的目的，但由于堕落他失去了自己的这种地位，失去了他的力量，人不能狂妄自负地听从自，他必须倾听上帝的声音，这样上帝便成了“人格神”。在某种程度上，文艺复兴预示了从“神的人格”向“人的人格”的转向。文艺复兴之后。整个社会大力倡导以人为中心，以追求人的现世生活为目标的世俗道德此外，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巨大变革，目也催生着新的伦理道德的形成，“商业心性”正起在其间得以倡扬随之，面对资本主义经济在道德领域带来的巨大负面效应，人们的“同情心性”再次被强烈地唤起。而亚当·斯密不仅是一位敏锐的观察家，一位深刻的思想家，更是一位情感丰富的理性的现实主义者特定的时代促使其人格理论在两种心性的滋养下应运而生。
　　二元化的“心性”论，必然导致了人恪的二元背离。不过，斯密预设了“看不见的手”的协调机制和“公正的旁观者”的价值标准，期望“道德人”和“经济人”在经验领域实现殊途同归。
　　笔者认为，“看不见的手”是长在“公正的旁观者”身上的价值渊节器。亚当·斯密虽然推崇“经济人”个人利益的正当性或合理性，但是他并没有否认社会公共利益客观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在《道德清操论》中说：“我们自己只是一个人，所以，无论什么地方，我们自己的幸福与整体中某一重大部分的幸福相一致时，应当——甚至由我们自己来作选择的话也是这样——使个人的幸福服从于如此广泛地为人所看重的整体幸福。正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根本利益被看成是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整体的不仅应当作为一个原则，而且应当是我们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不仅如此，亚当·斯密还通过“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让“他追求他自己的利益，比他真地打算去促进社会利益的时候常常更为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利益。”“引导他们对生活必需品作出几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给全体居民的情况下所能作出的一样分配，从而不知不觉地增进了社会利益。”因为在社会分工和私有制的条件下，货币成为交换的媒介和财富的象征，个人只能生产单一或少数的产品，每个人生活所需都必须通过市场交换才能得到，个人的劳动要成为社会劳动，只能通过市场交换的顺利完成才能实现。因此，个人自我利益的追求必须考虑到他人和社会的需要，否则，自我利益不可能得到满足。
　　“公正的旁观者”是价值判断的标准，“经济人”和“道德人”在同一标准的引导下有可能会实现融合统一。斯密认为：第一，“公正的旁观者”首先是“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伙伴、这个抽象的人、这个人类的代表和大自然派他作为人们行为最高仲裁者的神的代替者，是“自然而正确的标准”。第二，“公正的旁观者”是我们能用别人的眼光来检查自己行为合宜性的惟一的镜子。“我们只能通过向这个内心裁判者请教，才能看到与我们有关的任何东西的固有形状和范围，才能将我们自己的利益与别人的利益进行适当比较”。第三，“公正的旁观者”从人们的遵守或信奉中获得了权威。“这些重要的道德准则是造物主的指令和戒律，造物主最终会报偿那些顺从的人，而惩罚那些违反本分的人”。第四，斯密相信在上帝的指引下能够到达完美境地，“由于这个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为聪颖贤明、强而有力、仁慈善良的上帝的天意所安排，所以我们可以相信，所发生的一切都有助于整体的幸福和完美。”不仅如此，在斯密那里，同情、仁慈、美德、效用、节制、正义等多种价值内涵，都可以通过“公正的旁观者”的审视，从“合宜感”中找到结合点，从而形成一种全面的评价体系。
　　总的来说，亚当·斯密为商业社会中的人们设立了“公正的旁观者”这个近乎完美的价值评价标准。也正是在这个标准的指引下，人类才可能不断地试图超越自身的有限性，努力通达某种至高无上的、无限的、自由的“帕累托最优”式的理想境界。即使理想境界未必能够实现，但它毕竟是人类为之奉献激情的动因，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更是值得每一个哲人关切和追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