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健词:政治　伦理　政治伦理
    论文摘要:政治伦理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反映了政治与伦理的复杂历史关系。对政治合法性的论证和对于理想政治社会秩序的理论构建是政治伦理的一个永恒的和持续的主要关注对象。梳理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为代表的三种近现代西方主要政治伦理观，便于从整体上理解西方哲学的脉络，这必然会对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与思维方式。
    任何政治哲学，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国家学说，关注的重点是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综观近现代西方政治学，自马基亚维利通过《君主论)将政治与道德明确区分开来而使现代政治学得以诞生以来，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保守主义、精英主义、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流派纷呈，这其中是以自由主义为主流，其他各派共存发展。在对政治伦理取向上，不仅以上各流派众说纷纭，而且各流派内部也多有相左。从整体上理解西方哲学在政治伦理观上的发展脉络，主要包括“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善优先于权利”的保守主义政治伦理观;“共同体的善优先于个体权利”的社群主义政治伦理观。
    一、“权利优先于善”的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
    自由主义区别于其他政治学说的显著特征是，它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为立论的基础，把它们的价值的普遍有效性作为不言而喻的前提。WWW.11665.cOM认为国家无道德可言(或国家应保持道德中立)。自由主义以保护个人的自由不受侵害为由主张政治与道德相分离，从而提出了个人权利优先于共同体的或个人的善的政治伦理观，认为私人道德不应该由政治权力和国家法律来干涉。国家应当中立于其公民所追求的所有善的生活观念，平等地对待它们，国家的任务在于制定和维持一些规则使公民能够去过他们想过的生活，政治道德应当只关心权利(正当)，而让个人去决定他们自己的善。自由主义一般认为政治只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领域，其范围不可能也不应该包括属于伦理学领域的私人道德伦理问题。政治本身的性质和范围以及伦理对政治的统摄将导致的极权危险，也就是说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不能像古典时代那样全面统摄人们的一切公私领域，而伦理也不能成为政治的实施目标或保障。波普认为“国家是一种必要的罪恶:如无必要，它的权力不应增加”。而政府干预可能导致“奴役之路”。因此，政府权力受到严格限制，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保护个人最大限度地选择自由和机会均等。国家在伦理道德上必须采取价值中立原则。伦理道德作为一个私人间题，道德、习惯和法律等社会规范有着不同的价值指向，法律主要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产物，而道德和传统习惯等则自生自发地存在于私人生活空间中，并在哈贝马斯所谓的那种公共领域中达致成为一种不受政治干预的公共精神空间。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激烈批判了柏拉图的政治伦理观，认为乌托邦的社会工程很可能毁灭人类的自由，而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第一个乌托邦。柏拉图把实现善的理念视为理想城邦的最终目的，由于现实难以符合乌托邦的这种理想的构想，即使乌托邦本身的目标是人类的解放，而这种理想的实施必将采用强制手段甚至是极权主义，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强制实行的封闭社会，由此将毁灭现代的开放社会所赖以存在的个人自由的基础。建立在伦理与政治共叠基础之上的“古典美德是一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的美德，它秉持意图伦理和积极的政治观，以为人活着的目的和一切政治活动的目标就是追求那个在天国中才有的至善”。伦理与政治的重叠理论是一种“以国家为核心、以个人自由为代价”的政治伦理观。而建立在伦理与政治相分离的“现代美德是低调的现实主义美德，它秉持责任伦理和消极的政治观”。
    作为西方主流政治伦理思想的自由主义促进了市场经济的繁荣以及适应市场经济的个体本位意识的现代道德观念体系发展。但是“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资本主义从来就存在;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唯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这种试图通过市场之手推动个人与社会发展的理念在现实中却有一个极为危险的问题，就是虽然市场经济有助于消除专制集权控制，为社会成员自由的社会活动创造空间，但是它却无法提供社会价值的产生空间，也不能培育出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合作精神与公共责任感。以个体权利本位为核心价值的自由主义构成了现代性的基本内容，而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的伦理以个人主义原则为核心。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主要成分，而个体本位也恰恰是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个人自由的维护问题，构成了自由主义的首要关怀及其异质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征。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价值多元论。在展现个性自由的同时，道德自由主义却毋庸置疑地带来了一系列的消极后果。自由主义政治伦理在排斥“道德推论法律、政治”的道德主义的同时忽视了社会治理的根本道德价值和目的，将政治治理价值中立化、简单工具化、形式化，使政治权力的运用缺乏政治合法性和道德正当性，也无法使体现着社会道德意识形态的法律和各种社会政治规则与政策内化为公民内心信念，提升公民道德的水准。如果说道德客观性的确立属于个体责任范畴，那么择善而不是选恶，使生活成为一种自身良好的价值，这就有赖于个体期望善与行善的能力。这样，道德权威的追寻必然导致“诸神之战”，从而造成了道德多元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
    在政治价值中立条件下，现代社会忽略了具有终极性意义的超越、关怀和掌握世界的形而上的信仰追求，进而使得人们陷人了“既定目标得到后的无聊、与得不到时的痛苦”的焦虑和虚无情结。从而造成了社会价值多元化这一道德困境。文化的差异性和多元化的基础在于个体为了维护自己的自主权利必须首先尊重他人的自主权利。然而现代化进程中的人们缺少一种具有.主导性的强势价值导向系统以维持这种文化的健康发展，从而必然导致对作为“人类情感合理性的结晶”的人性的摧残，导致“作为存在意义、生活规范的道德价值及其规范要求或者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社会生活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社会行为的混乱”。人必须经过自我塑造才能担当起公民的角色，这种自我塑造也就是最深刻意义上的启蒙。并非任何启蒙都有助于塑造公民。塑造公民的启蒙必须具有与公民政治理念(自由、民主、法制等等)相一致的价值和实践方式。麦金太尔认为:“当代道德危机是道德权威的危机，人们无从找到这种合理的权威。”
    二、“善优先于权利”的保守主义政治伦理观
    在对政治伦理的认识上，自由主义所秉持的政治与伦理的对立态度在西方受到诸多理论流派的抨击与责难。这其中以保守主义、社群主义等流派的批判最具特色。
    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想是形成于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并逐渐影响到西方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一种政治学流派。它与民族主义、自由主义一起原本统归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启蒙思想”摩下，后来，在法国大革命的冲击下逐渐分化出来，并随着对法国大革命的一些激进做法的批评而日趋成熟。其思想的集大成者埃德蒙·伯克的代表作《法国革命论》集中体现了保守主义思想的主要观点，即对经验主义、传统、渐进变革方式及有限政府的推崇，对理性主义、激变和暴力革命的批判。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因历史背景不同和策略需要，保守主义有种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要求维护社会现状和历史传统，反对社会重大变革是其基本主张。保守主义反对“过度”的自由，反对个人权利的泛滥，强调融习俗、历史、传统、道德规范等政治价值观的“一种高尚的、有道德的、有规矩的自由”，它坚持一种“善优先于权利”的政治伦理观，经常强调人们在智力、体力和其他方面的差别，主张区别对待，他们不相信人们在政治权利甚至法律上的完全平等，认为这些只是幻想。一般说来，保守主义致力于维护一种既定的秩序以及那一种秩序中某些集团或阶级的领导地位及其利益。保守主义强调历史与传统，进而是对秩序的关注，而规则对秩序的意义是极为重要的，强调这一点并不表明保守主义在政治伦理上坚持什么，他们一般不信任先验推理、平等和革命，而是比较相信经验和逐步检验或验证的改良手段，致力于维护现状，反对急风暴雨式的根本性变革。这种思想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柏拉图，后经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面对基于个人道德自主而产生的价值多元化的道德困境，德裔美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大师列奥·施特劳斯尖锐地指出:“我们落到了这样的地位:在小事上理智而冷静，在面对大事时却像个疯子在赌博;我们零售的是理智，批发的是疯狂。按照施特劳斯的理解，古典政治哲学强调政治对德性的服从，而“现代政治哲学从马基雅维里开始则将德性服从于人类现实需要的手段”。在政治与伦理道德问题上，与一般自由主义在“依托于与传统社会结构相联系的超验性”作为善恶判断标准失效之后而求助于个体的道德责任、个体的理性能力不同，保守主义在知识问题上坚持对理性的排斥，认为“祛除了仁爱、依恋等情感，摆脱了道德抉择和道德制约，抽象的理性非但毫无用处，而且可能成为政治生活中对权力、荣誉和私利的畸形欲望和疯狂激情的俘虏，从而产生诸多的邪恶行为”。因此，“人们应该谨慎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把它仅仅限于证明逻辑关系，因为事实上它并不能对关于存在或者说事实以及价值进行任何证明”。保守主义者认为，“价值决定是政治及制度问题的本质:‘是政治制度本身，而非我们这些旁观者的偏见迫使我们想知道哪些政治制度更好。”’这是由于“一种政治制度的设立，因此带有一种关于生活价值的主张，表明对人类理想的价值冲突作了裁决”。而这种价值指向于对“恶”的排斥。

在做出这一价值决定时，“政府职能不是把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强加给国民，不是教导，不是强使他们过得更好或更幸福(除非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不是指导，不是引领或管制他们，政府的职能仅仅是裁决”。由此可见，保守主义的政治伦理观并非是强调政治对伦理的先导推动，而是一种消极的维护作用，这就如伯克指出的:“审慎在所有的事物中都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的美德。也就是说保守主义不反对政治包含着伦理道德观念，只是反对通过政治手段武断地推行“道德”建设。
    但是，保守主义的“善优先于权利”政治伦理观的理论与实践存在着脱节的现实。这一方面是国家“利维坦”必须承担政治教育与伦理道德教化责任，保守主义者强调对他们所持的价值观念予以维系和强加给其他人的责任。这也是哈耶克批判保守主义者对与他们持有不同道德价值的人采取不宽容以及保守主义会造成帝国主义的原因所在。另一方面也是对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心存戒备，奥克肖特指出:“政府职能不是把他人的意志和行为强加给国民，不是教导，不是强使他们过得更好或更幸福(除非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不是指导，不是引领或管制他们，政府的职能仅仅是裁决。”这是对自由主义的理论批判与回应。也是保守主义在理论上难以取代自由主义，同时在政治实践上难以真正贯彻其思想的原因。
    三、“共同体的善优先于个体权利”的杜群主义政治伦理观
    与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政治伦理观的批判不同，作为自由主义另一个对立面的社群主义强调一种“共同体主义”的对共同的善的追求的政治伦理观。尽管“社群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在不同的理论家手中，它有着不同的表现形态、理论内容和侧重点”但是在批判自由主义忽视人类群体生活中存在共享价值上社群主义者有着共同的目标，社群主义者的目标是创立某种允许人们体验他们生活的政治，这种体验是与构成他们认同的社群的善联系在一起的，它与自由主义政治是对立的，后者首先关注的是保障引导个人走向自由生活的条件。它从方法论和规范理论方面对自由主义提出了批评。在方法论上，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的基础一.一个人主义关于理性的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的前提，是错误的或者虚假的，理解人类行为的唯一正确方式是把个人放到其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的背景中去考察。在规范理论方面，社群主义认为，自由主义把权利置于优越于德行或善的地位，这就预设了一种对于人性和自我的形而上的观点。就是说在自由主义眼里，人是脱离环境，没有经验特征，没有属性的存在物，与目的、欲望等无关，只是一心捍卫自己的正当权利。社群主义则强调普遍的善和公共利益，认为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力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上的各种权利都离不开他所在的社群。个人权利既不能离开群体自发地实现，也不会自动导致公共利益的实现。只有公共利益才是人类最高的价值。
    桑德尔、泰勒、麦金泰尔等社群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着眼于否认其个人本位观而代之以社会本位观，它认为西方社会存在问题的渊源在于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使得社会成员在处理社会关系时只关心自身利益而不虑及他人，这就造成了极端个人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社群主义要求将实现善良的公共生活、维护共享的价值理念和促进社群的和谐繁荣等视作是政治的目标，并反映在一个能增强成员之凝聚力和‘道德系数’的政治制度上。显然，在政治与伦理关系问题上，社群主义强调政治与伦理道德的结合，反对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中立”立场，认为这会导致形式正义而无实质正义。因此，合理的政治伦理观就是对政治共同体善的一种“理性地建立道德规则”，以促进和维持人们共享的善良生活。
    客观看来，社群主义理论本身处于自由主义理论占据西方政治哲学主导地位下的亚理论地位，社群主义的理论话语并不能脱离自由主义视域，就如我们前面指出的那样，在自由主义思想中并没有决然地将伦理与政治隔离开来，只是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之间自由主义的天平更多地指向前者。在此意义上，社群主义的意义目前来说还只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修补而非另起炉灶似的革命，且两者都是在西方哲学话语之下，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将社群主义观点搬到非西方理论语境中去批判自由主义，给人一点祀人优天的感觉。就社群主义自身理论体系来看，社群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指责不无道理，然而让它自己提出一项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安排，以社会本位取代个体本位，这在逻辑上暗含这一个极为危险的趋势，即共同体可以以社会意志压制个体意志，导致集权主义，在理论上这决非危言耸听，同样在实践中却容易假共同体之名行私人之利，造成共同体对社会成员冠冕堂皇地侵犯。
    政治伦理观在社会整合和社会进化发展中、尤其是在历史大转折时期，起着重大的社会导向作用。因此，从学理上梳理西方政治哲学思想，从整体上理解西方哲学的脉络，通过理述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政治伦理思想的理论结构及其据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政治制度背景等相关论题，必然会对解决转型期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与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