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爱因斯坦并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那样一直生活在荣耀与崇拜中。尤其是在他做出相对论等最重要科学创造成果的那些年代里，他一直遭受着疾病、贫困和家庭矛盾等多重困扰。如果没有杰出的人文素质，他就不可能在这么多困难的考验中点燃自己生命的火焰，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他的杰出人文素质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生意义的深刻思考，对人类和平与正义的不懈追求以及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美的探求。
【关健词】:爱因斯坦 人文精神 科学道德 科学美
过去人们往往产生一种误解，认为现代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利于科学创新人才的成长，科学研究事业会受到社会的重视，科学家都是社会的“骄子”、“宠儿”。但是，笔者在对有关爱因斯坦的传记资料进行较详细的研究后却发现:在提出和发展相对论的那些岁月里，爱因斯坦的生活与工作环境并不理想。与许多经历过困难与挫折的伟人一样，爱因斯坦在其科学创造活动最重要的年代里，其实也是生活在“逆境”中。如果没有坚定而崇高的人生理想，没有为人做出奉献的广阔胸怀，没有坚强乐观的个性和对幸福人生的深刻理解与向往，爱因斯坦是难以战胜重重困难，独自完成他对宇宙之谜的孤独探索的。WWW.11665.COM这使我们认识到:杰出科学家的人文素质是推动他们一生走向科学高峰的重要动力。对于爱因斯坦来说，人文素质最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人生意义的深刻理解，他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以及他对科学道德和科学美的探求中。
一、对人生意义的独立思考
从少年时代起，爱因斯坦就从阅读科学读物中感受到宇宙之谜巨大而永恒的吸引力。他尊敬并钦佩这些科学著作的创作者，相信他们从科学探索中获得了思想的自由和解放，感受到精神世界的幸福和安宁。这使他很早就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在自己的科学自传中说:“当我还是一个相当早熟的少年的时候，我就已经深切地意识到，大多数人终生无休止地追逐的那些希望和努力是毫无价值的。而且，我不久就发现了这种追逐的残酷，这在当年较之今天是更精心地用伪善和漂亮的字句掩饰着的。每个人只是因为有个胃，就注定要参与这种追逐。而且由于参于这种追逐，他的胃是有可能得到满足的;但是，一个有思想、有感情的人却不能由此而得到满足。”爱因斯坦在《自述》一书中，批判性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竞争中，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支配，许多人无休止地追求金钱和物质享受的人生观是违背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因而，、一个对人生意义持有深切理解的人是不会随波逐流的，因为物质欲望的追求只会使人感到痛苦和失落。为了寻求精神世界牢固的支点，他坚定地选择了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里，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
爱因斯坦从青年时代起就以积极的态度肯定人生的意义。1934年他出版了《我的世界观》文集，其中谈到“人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他回答:“凡是认为他自己的生命和人类的生命是无意义的人，他不仅是不幸得很，而且也难适应生活。”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取决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他对人生意义的这种理解是很可贵的。他又说，人生的‘t善”的价值，在于“对人类和人类生活的提高有贡献。”这样的人，是应当受到尊敬与爱戴的。一个人为人民最好地服务，是让他们去做某种提高他们的思想境界的工作。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他对人生观、价值观的这些论点表明，他从事科学探索的根本动力，是为人类的进步作贡献，这包括为人类打开通向真理的大门，并使科学有助于提高人类的生活。
1930年，爱因斯坦专门以《我们信仰》为题在《论坛和世纪》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地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们领受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一定的理想，这种理想决定着他的努力和判断方向，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爱因斯坦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贯穿在他人生的各个阶段，实践于他的各种重要科学和社会活动中。在爱因斯坦科学探索最重要、最关键的那些年，正是这种追求理想和真理的力量，支持他战胜了各种困难。1895年，爱因斯坦经历了第一次考大学失败的打击。第二年，他虽然通过补习考上了苏黎世工业大学，但不久，他的父亲破产了，家庭财产都用来偿还债务。爱因斯坦在给妹妹的信中倾诉了他当时沉重的心情:“可怜的父母真不幸，多年来一刻也没有幸福过，令我感到很沉重。”1900年，爱因斯坦大学毕业，通过考试取得了做教师的资格，并发表了一篇关于分子运动的很有创见的论文，但他却连个大学助教的职务也没能谋到。他多次向几所大学的教授们寄去言辞恳切的求职信，但都如石沉大海。从 1901年起，他靠在中学临时代课谋生，并表示自己“放弃到大学谋职的野心”。但他依然保持着“进行科学研究的力量和愿望”，后来受聘为一所私立中学的教师，能有这样的工作，他已经很乐观了。这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篇准备申报博士学位的论文，但这篇论文没有被接受。1902年，他被聘为伯尔尼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员，在试用期间，他父亲就在贫病交迫中去世了。
爱因斯坦1903年同米列娃结婚，第二年他们的长子出生，但他雇不起佣人，常常边推着婴儿车，边做科学论文演算。就这样，在1905年连续发表了他后来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关于光量子的论文及在物理学史上划时代的《论动体的电动力学》等论文。
1915年，爱因斯坦到柏林任职，他的科学生涯正面临严峻考验。他的广义相对论未得到更多的实验证实，也很少有人能真正理解这一理论。他又在思考着把这一原理推广到宇宙的运动。他写信给朋友说，自己几乎要累垮了。1916年，他多次生病，仍然写了10篇论文。1917年，爱因斯坦终于病倒了，又没有人照顾，当时柏林因为战争而食品短缺，他连必要的营养也难以得到，只好靠从瑞士和德国南部的亲戚那里寄点食品作补充。1917年，他又得了胃溃疡，在床上躺了几个月。接着，又得了黄疽病。他担心自己再也不会康复了。由于在病中得术到应有的照顾，他又经历了家庭婚变。随后，他母亲去世……。在这么多生活磨难中，爱因斯坦始终坚持自己的目标不动摇，往往躺在病床上仍然坚持做研究、写论文。
纵观爱因斯坦的一生，积极的人生态度、追求真善美的人生目标、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精神动力、不断开拓的精神境界，是他战胜困难、独立特行、冷对偏见、奋斗终生的内在力量，是他灵魂深处人文底蕴的表现。没有这种素质和力量，要想实现如此艰巨的科学探索目标是不可想象的。从根本上说，科学研究结出硕果，既是科学精神的凝结，也是人文精神的展现。科学精神的理性力量，只有在人的精神得到自由和解放的条件下，才能焕发出来。人文精神使科学家以革命的目光重新审视一直被奉为绝对权威的经典力学。没有这种自我解放，即使已经掌握了相对论力学的技巧和方法，也不可能领悟它的物质观、运动观和时空观。洛伦兹、彭加勒等人之所以在科学革命创造的边缘上止步，原因就在于此。
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坚持和平与正义的人道主义
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很早就感到人类文明的隔阂和冲突，造成他的精神压力和心灵创伤。他生活在基督教文化的社会氛围中，在教堂做礼拜时总会感受到别人投来的冷眼，仿佛把他当作“异教徒”，使他蒙受宗教偏见和迷信的屈辱。他对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前所推行的军国主义教育极为抵触，为此，他们举家迁往意大利，以避开德国学校中的紧张气氛和严格的军事训练。
爱因斯坦一生中，曾多次作为著名人士在和平反战的声明上签字，表达自己祈求人类和平的渴望。第一次是1914年，他在《致欧洲人宣言》上签字。宣言号召所有欧洲文化人组成一个联盟，防止一次大战的悲剧再发生。但此后，欧洲还是屡次发生主张和平主义的科学家、教育家受到迫害甚至遭暗杀的事件，爱因斯坦常以朋友的身份发表声明，表明自己主张和平、正义的立场。如1916年物理学家阿德勒被捕、阿龙去世，1922年他的好朋友拉特瑙被暗杀，1923年为营救被迫害的犹太文化人，他都发表文章和声明大声疾呼，呼吁人们为实现和平理想而觉醒。
《爱因斯坦传》的作者、爱因斯坦晚年的忠诚朋友亚伯拉罕·派斯评论:“爱因斯坦的政治倾向，简单地说，可以叫左派，这来自他的正义感，而不是因为他赞同某种方法或偏爱某种哲学。”他说过:“我尊重列宁，他为实现社会主义献出了全部力量乃至生命……”1939年，为促使二次大战早日结束，爱因斯坦曾就利用核能问题致信罗斯福，并受聘担任美国海军军需部顾问。二战后，他又极力倡导世界各国政府和平利用核能。1954年，美国右翼议员麦卡锡利用所谓“苏联间谍案”指控研制第一颗原子弹的技术负责人奥本海默。一天晚上，著名记者奥尔索普就此事访问爱因斯坦，告诉他，第二天美国各大报将要发表奥本海默被传讯的消息，爱因斯坦听到这个消息后突然放声大笑，并嘲笑说:这个问题很简单，奥本海默只要去华盛顿，告诉那些人大声说“他们都是傻瓜”，然后回家就行了。第二天，即1954年4月14日一大早，爱因斯坦在报上发表声明，支持奥本海默的立场。1955年4月11日在他去世前，他发出的最后一封信是给英国哲学家罗素的，他同意签署一份号召所有国家政府放弃核武器的宣言。在爱因斯坦于4月18日逝世后，7月9日，由罗素在伦敦以《罗素一爱因斯坦宣言》的形式发表。宣言的最后说:“作为人，我们要向人类呼吁:记住你们的人性而忘掉其余。要是你们能这样做，展示在人类面前的是通向新乐园的道路;要是你们不能这样做，那么摆在你们而前的就是普遍死亡的危险。”(《名人名言录》第343-34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这封公开信征求著名科学家对于禁止使用核武器、寻求用和平办法解决人类争端等倡议的签名。后来，布里奇曼、缪勒、鲍威尔、约里奥·居里、玻恩、鲍林等12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和英费尔德、罗特布拉特等著名科学家在宣言上签了字。爱因斯坦曾希望量子论创始人之一尼尔斯·玻尔在宣言上签字，但玻尔拒绝了。
爱因斯坦的“和平主义”主张是以正义为原则的，他并不泛泛地反对战争。1952年9月15日，日本《改造》杂志主编寄了一些二战中日本人在广岛和长崎受到原子弹之害的照片，并向爱因斯坦询问他看到这些照片后的感想，问他“尽管您完全明白原子弹的可怕破坏力，可为什么还要参加原子弹的制造?”爱因斯坦表示，当时德国人正准备制造原子弹，因而，他当时只能这么做，没有其他选择的余地，尽管他是一个 “虔诚的和平主义者”。几个月后，为《改造》杂志翻译爱因斯坦复信的日本人藤原正瑛又写信给爱因斯坦，对爱因斯坦声明中的立场表示不满，并提出:既然声明自己是一个“绝对”和平主义者，怎么可能在1939年给罗斯福总统写那样的信?认为他的行为是一个犹太人有意无意的报复情绪。爱因斯坦明确答复:
“但是我给《改造》杂志的信中并没有说我是一个绝对的和平主义者，而是说我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虽然我是一个虔诚的和平主义者，但有些情况下我认为使用武力还是适当的—那就是碰到这样一个敌人，他无条件地一心想要消灭我和我的民族。”《名人名言录》第31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可见，在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爱因斯坦并不是泛和平主义者，而是以反对侵略、维护正义为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他支持二战中的反法西斯战争，同他战后的和平立场是一致的。虽然他赞扬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但还是明确谴责了法西斯的侵略行径。即使普通日本平民因为美国政府使用原子弹受到伤害，他也不会受到良心责备，因为他对此无能为力;正如二战中日本人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