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孔子创立的仁学曾经在两千年的儒教时期为中华文化精神奠定了基础和开辟了方向，今天在全球科技商业化时代重新阐释仁学，亦应有可能为人类文化的精神方向提供新的参照基础。因为仁学是人类历史上结构最完整的人本主义伦理学，其精神效力可验证于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过程。21世纪高度发展的人类物质文明急需新的伦理精神作为反省和批评的根据，而新伦理精神需有效地相关于涵括实践和理论两方面的全体人类经验。按照现代跨学科和跨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书作者认为，由于其天然彻底的人本主义和经验主义，仁学具有潜在的超越时空经验的普适性。此外，以仁学为代表的人本主义伦理学甚至为宗教信仰冲突日益激化的现时代人类所急需。为此首先应该重新界定原始仁学的内容、结构和功能，其次应考察其漫长的历史遭遇，最后再研究其现代的意义和效用。三个不同的学术任务却均以对原始仁学本身的精细认知为基础，后者正是仁学被选做本书主题的主要理由。
孔子思想中所谓“述而不作”和“集大成”，实为春秋时代中华文化的经验总结及其集体智慧结晶。孔子仁学为一兼具认知、信仰和实践的伦理学系统，其主要内容由孔子及其数代门人于先秦时代共同编撰而成，其实质影响则发生于秦帝国之后两千年。所谓儒家思想和制度乃孔子及其他先秦思想和其后中国社会文化历史演变汇合而成的结果。因此，儒教、儒家或儒学乃是一种先秦思想和秦后历史的综合物，具有多个组成层次和方面，不能将其等同于孔子思想本身。现在我们用“仁学”一词取代或对比于“儒学”，以严格区分先秦孔子思想和秦后儒家思想。Www.11665.CoM这种区别意在辨析两者在思想构成和作用方面的异同，而非特别有关于它们的形成历史和作用历史过程，尽管历史因素与思想的构成关系密切。对于仁学一词的历代用法均包含着侧重孔子精神的意思。谭嗣同在其《仁学》中已辨析了孔子和儒教的异同，但当时的学术思想条件并未能使其充分认知两者之别；而康有为的“孔教”构想则仍然是建立在传统儒家和佛家的模糊知识论上的。清末民初诸君子确实都怀有强烈的仁学情怀，但新旧交替时期的主客观条件尚不可能使他们对此重大课题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再认识。
我们在此所用的仁学一词专指孔子伦理学或孔孟伦理学之精华部分，其含义包括孔孟文本的原始构成、历史作用和现代意义三大方面。为了把握此三个方面，必须以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和新的历史现实经验认知为探索根据。对于现代学术方法论而言，研究者也需要区分三个层次：古代哲学传统、现代科学传统和当代跨学科方法论趋向。对于跨学科方法论而言，我们的伦理学研究首先强调的是解释学和符号学的观察角度和研究方向，用以摆脱各种中西传统道德哲学的框架。我们在此提出的仁学伦理学模型是在人类知识总体范围内重新设定的，虽然其材料和思想来源于中国历史，但分析此历史材料的方法则主要来自现代学术世界。现代历史解释学告诉我们，为了把握古代材料的“真义”，必须充分依靠现代知识成果。这样，远如朱熹近如章太炎等大儒如复出，亦并不能为古代思想研究提供更多的“诠释”。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指出的旧籍解读问题，至今仍然存在：“古书年代久远，书中的字义古今不同。宋儒解书往往妄用己意，故常失古意。”(26)又言：“宋儒注重贯通，汉学家注重校勘训估，但是宋儒不明校勘训估之学(朱子稍知之而不甚精)，故流于空疏，流于臆说。”(30)在称赞清儒考据学之余，胡适亦指出他们“不肯作贯通的功夫，故流于支离琐碎”。胡适认为待精通佛学理论的章太炎出，综合字义和贯通的诸子学才被提出。(30)章太炎一方面对胡适等新派疑古论不予苟同，一方面承认经学与哲学关系甚小，并指出，“在太平安宁时治哲学的极少，隋唐统一天下后讲哲理的只有和尚”(58)。但是，“义理”在此是不是可以归结为“佛理”和“哲理”呢？应当看到，民初以来学术思想先驱对中华思想史的反思工作所根据的“理论方法”尚属常识层次，但他们对古代文典做了极其有益的初步整理和批评工作。一般来说，现代史学界的贡献更具实质性，但是如古史辩一代文本考据学研究也并未达到有关历史文本意义理解的解释学研究的层次。一方面，他们的研究中仍然存在着字义研究和义理研究之间类别异同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不同“义理”之间的类别划分问题。今天我们不可再像前人那样拘守于传统考据学模式来进行笼统的讨论，实际上无论是“考据学”还是“义理学”等传统学科门类，今天都必须纳入人类的新学术框架内，重新加以分辨和定位。义理考据之争及玄学史学之争都是纠缠于古人学术分科不严而引至的结果，今天只能视其为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阶段性成就，而不应当视之为我们今后相关探讨的方法论“基”。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此处提出的历史解释学和伦理解释学等研究角度和方法，却特意要将(中国)“史学”和(西方)“理论”结合起来，虽然结合的立场和方法已与前人根本不同了。所谓古代思想的“复原”乃是一个现代思想和古代思想多方面互动的结果。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有效地利用现代思想方法以深化我们对历史思想的理解。现代孔学研究和儒学研究必然是一个在人类知识整体内加以综合性处理的问题。我们在此提出的仁学分析即本此意。本书所说的仁学因此也兼指在现代社会、文化、历史条件下对孔子仁学伦理学原型之时代意义提出的新解。“仁学”的现代解释虽然是原始文本和后世知识思想之间的对话结果，但其后世历代读解和现代解释都是以原始文本结构为根基的。古典仁学和现代仁学的“深层意义结构”应该相同，两者的表层话语形式及其读解方式则会有较大的不同。本书既指出仁学原始文本深层意义结构的稳定性，又强调对其历史读解方式的多元性。
五四运动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评价不一，然而对孔子及其《论语》一书则多予以充份肯定。这一现象足以表明孔子思想超越时空的普遍可接受性。其原因正在于孔子思想本身的人性论立场和其跨文化的广泛可结合性(可对话性)。因此孔子伦理学和中国儒家传统思想不可等同視之。孔子思想的人类普适性恰缘于其具有超越中华文化传统的内在的人本主义潜力。其实，也只有在今天社会学术条件下我们才能认识到孔子思想的世界意义，即孔子思想可超越中华历史经验而表现出一种人类历史生存中普遍涵有的内在伦理精神倾向。本书企图在现代社会、文化、学术环境整体中探索和重构仁学中的一切有效因素，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研究孔子仁学在现代社会文化中应有的地位和可能的作用。“新仁学”的产生不是将现成的中华文化传统人为地投射于世界，而是将再整理之后的中华伦理文化传统有机地融入于世界，以使其积极参与全人类普遍伦理文化的重建。因此我们的仁学“解释学”不只是研究中华文化学术的结果，而且是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文化学术的结果。进而言之，也只有在充分把握了现代文化学术之后，才有可能对仁学传统进行有效的再理解。在此意义上，传统仁学的现代解读工作(仁学解释学)是有关古典仁学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种企图，是促进古典仁学和现代学术世界思想互动的一种设想。仁学的现代再理解将是中国传统思想在人类生存基本方向上对新时代和新世界的认知和信仰活动进行积极参与和创造的契机，其精髓将主要表现于人本主义伦理学和理性主义人文学两大方面。前者将为世界人本主义伦理学提供更合理、更可行的理论指引，后者将为有待更新的世界人文科学提供更合理的研究态度和伦理实践精神方向；前者使其对峙于各种超越性信仰文化，后者使其对峙于人文学术商业化的世界总趋势。
毋庸赘言，今天从不同角度欲使孔学贡献于现代世界的学说所在多有。然而应该注意到，颂扬孔子和孔学也符合中华两千年历史中儒教的基本意识形态。我们的仁学研究立场和方法却与其他一些儒学和孔学的研究方式不同，尽管各种相关学说必然包含着大量共同的内容材料。解释学的新仁学研究将强调仁学的历史现实针对性和逻辑运作一致性等特点。仁学研究的精义不限于其取自历史文化中的内容材料，而表现在其彰显和运作仁学诸内容细节之间理性互动关系的方面。我们研究的目的在于对仁学的结构和功能整体加以把握，而非在于对其内容细节的随意运用。内容细节可以服务于任何思想体系，如经肢解，它不过是被不同运作者按照任何一种需要和方向加以操作的材料而已。我们的目标则在于适切地理解仁学系统中诸因素之间固有的动态的和静态的关系及其真实的历史效果。
古今中外的学术思想都是在历史性的学科系统中形成的，学科系统又与其他社会文化系统处于相互作用之中。学术和思想的演变往往是人们对诸系统中的各种因素创造性地、交替地运用分析程序和综合程序之结果。在当代世界一体化的新时代，学科世界不仅涉及学科性的差异问题，也涉及文化性的差异问题。当代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研究趋势也反映在伦理学观念革新方面。具有悠久文化学术传统的中国学者参与全球文化思想学术对话，有朝一日势必有力地影响世界人文学术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说，当前伦理学新思维或可被看做中国文化历史经验传统和西方科学理论传统之间相互积极作用的一个时代性过程。在此过程中，既不必持中学本位主义，更不可持西学中心主义，跨文化学术方法论策略的要义正在于此。西方学术界应诚实地遵守思想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充分重视非西方思想传统拥有的人文理论思维的创造潜力，中国文化传统也应体认到所谓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必应在今天世界整体范围内进行，其目标、范围、对象和验证诸方面自应遍及世界各域。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也就必然是在其与世界充分互动之后和之中发生的---确切来说，是在其本身经过与世界的充分相互作用而发生了根本变革之后才得以发生的。
因此，在强调仁学研究现代化方向之时，应注意到两个不同方面：现代科学的各种具体方法论和对这些不同方法论的综合运用。当代学术思想的进展要求我们对现代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成果进行更具批评性和创造性的分析。为此，首先应当根据课题的需要，而不是根据职业性的功利需要，来设定学术方法论策略。作为后进者的中国学术之所以有可能分离于作为先进者的西方学术而在某一方面达到世界领先地位，不一定是由于我们拥有超过西方的学术遗产，而是由于具有深厚资源的中华人文精神传统能使中国学者在认知上同时把握东西方先进学术，也因而能朝向和坚守人文科学的人本主义思考方向。我们选用的解释学和符号学方法论为我们提出了有关新时代人文思想的普适性的全新观察角度和思考方法，使我们能够在世界学术思想密切交流的今天去构擬新的伦理学思考和对话的有效框架和渠道。为此，在看待中西学术思想传统时，须打破各自原有的学术、文化、学科制度等分类学规范，而按照更适切的课题任务和更合理的标准来重新设定新的分类学系统(这是跨文化、跨学科符号学当今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至少就伦理学和历史学而言，新的分类学观念必须同时兼顾中西学术传统，因为这两大经验性学科领域必须涵括一切历史经验，而只有按照新的方法整理后的非西方学术经验才能有效地进入世界学术对话场之整体。关于人类学术思想分类经验的问题，我们要指出，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的一切分类学都包含着既会促进也会阻碍思想学术发展的因素。思想发展到一定程度，原来有益的分类学形式就会开始限制思考的方向。一方面，这是人类思维机制本身的自然趋向，另一方面，这也是与任何社会文化制度化发展的自然性限制有关。思考者总是按一定的社会文化制度提供的渠道去活动和思想的，而其思考方向在某些方面得益于此制度框架的同时也无形中会在另一些方面受到此同一制度框架的约制。在这里，无论是按照仁学标准，还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都有一个在真理追求和利益追求之间划清界限的“前科研性”伦理学态度问题。学者如果以利用学历、职称、学科制度、学派势力以及学术权威来求得社会公认的“成就”为治学的目标，就会倾向于坚守传统分科制度，并将其作为运作上述学术目标的现成基地，就会自觉不自觉地倾向于排斥“跨学科”的科研方向，就会倾向于紧密追随世界学术潮流。符号学和解释学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则在于从不同层次上对历史的和理论的学术思想话语进行更合理的拆分和组合工作。一门仁学解释学要求我们从学术全局角度重新为孔孟思想研究的方法论进行探讨。
我们在本书中所描摹的仁学模型，一方面基于孔孟伦理学本身的理论潜力，另一方面基于其历史现实针对性。孔孟学系统“一以贯之”的内在完整性(理论)和其对于外在人性现实(历史)的适切针对性，使其在现代文化学术世界中表现出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性上和实践上的创发性潜力。我们选用“仁学”作为代表孔孟伦理学思想的名称，理由是多方面的。一方面仁学名称源远流长，以仁范畴为孔子思想的中心也是历史上的共识。另一方面，在我们企图促进孔孟思想和人类伦理学进行全面对话时，发现仁范畴在人本主义思潮史上具有特殊的象征性意涵：仁学、人学、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性论都属于同一类信仰和思想方向。然而中国的仁学有其特定的历史性背景和表达方式，两者共同赋予孔孟伦理学以特有的喻示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理论性和实践性之间的认识论联结，这正是西方伦理学传统所欠缺的。仁学是作为人格学的君子学和士学，是有关伦理实践修炼的思想和技术，这正是传统孔孟学的意义和目标所在，并成为孔孟伦理学或仁学的表达方式。而我们提出的新仁学是要在传统仁学话语基础上发挥其现代解释学的功能：原始话语表达如何承担现代环境中的多重意指作用。仁学的原始实践学层次上的选择学智慧可以在现代环境中通向新的认知和实践领域，从而可大大扩展其意涵和功能。历史的伦理学材料包含着一个具有广泛连接性和统一性的“深层结构”，后者经解释学开发之后可以获得适切的现代意义。以具体先秦历史材料为载体的直观伦理学系统也就有可能成为现代的一般性基本伦理学模型。仁学的原始结构及功能和其现代意义及功能是一体之两面。
简而言之，我们的仁学研究是一种如何使古代(中国)思想和现代(世界)思想有效“接轨”的探索，是如何在现代的学术思想语境中读解和运用中国古代伦理智慧的解释学研究，同时也是如何在当前人类社会、文化、学术、思想世界整体中有效发扬孔子思想和扩大其影响的努力。与当代西方汉学研究不同，本书的研究具有两种特殊的背景。一种是强调古典历史研究和现代理论研究具有互动性和互补性的立场，另一种是强调中国学者在中国历史社会环境中对孔孟思想话语具有外国人所不具备的亲身体验能力，这种亲身历史体验性不仅相关于个人信仰的形成而且相关于个人认知方向的形成。正是孔子的“学为己”之教本身蕴涵着一种独立自主的朝向真理探索的“绝对命令”，这一原则有助于抵制已取得职业性特权的当代西方非理性思想潮流和各种传统保守潮流的垄断性。孔子可以在古代为君主专制所挟持，也可以在现代为学术商业化竞争所利用。“孔子”大名遂可成为各方为追求本身利益竞相利用的工具。对孔学形象的功利主义利用和对仁学的真实探索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孔学或仁学不仅是属于所有中国人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仁学绝对不是只属于少数“专家”的。仁学作为对孔孟思想的“还原学”和“解释学”，目的在于促使孔孟思想和现代思想进行有效的对话和互动。这一在中與西之间、古典与现代之间、理论与实践之间进行的多元对话活动，既在理论上也在信仰上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前者相关于人文学术的前途，后者相关于人类生存的方向。孔子思想的价值首先并不在于仁学中并未明言的社会性“大同思想”，因为“大同”乌托邦实为不同文明史上的公言，我们不必为此人类历史公言特意去争取一个中国人的创始权；孔子的特殊价值在于其思想内在蕴涵的伦理生存态度和“一以贯之”的实践整体观，在于仁学所包含的一种实践学“结构主义”。“善读”《论语》即指善于从整体角度，以随境伸缩调节的方式把握其中的各种具体伦理学指令及其搭配关系，而历代《论语》读解中的偏差多源于种种读解的支离性。因此，我们现在不妨即用仁学专指对孔孟思想的一种整体性或结构性的读解法和实践术之全体。这样，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仁学解释学也就相当于一种有关仁学文本的结构式读解法。
孔子思想的伟大首先是指其具有的原始经验人本主义价值观。作为基本伦理学的仁学于是在宗教冲突日益严重的世界中为人类提供了一种伦理学上中性的理性对话基础，以协助一切信仰体系接受必然适用于全体人类的人本主义之“共识部分”(人道主义为其一)。这个信仰的共识部分恰恰已由孔子思想提出于两千多年前并曲折地验证于其后两千多年间。我们的仁学研究就是要根据直到现代古史辨一代的中国传统考据学成果，通过现代解释学和符号学方法，还原出孔子思想本身及其历史作用的真实结构和意义，使其在现代世界环境中继续发挥伟大的精神引导作用。为此，仁学当然要与它在历史上所寄存的儒学和儒教划清界限，并在两者的历史性缠结和互动中剖析其真实的关联和分际。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剖析仁学的结构和功能，以使研究者了解其运作关系的细节。但是这种解析性说明不能替代存在于历史文本中的孔子思想话语的原始表達形式，后者才是读者从中获得感悟的真实源泉和有效的方式。在类似的意义上，花卉的欣赏和其植物学结构认知是两件事，两者各有不同的作用。但是我们的“结构分析”是历史解释学的研究，不是社会学和心理学一类的科学性研究，即是一种根据孔子思想本身的存在形态和作用方式等历史性现象进行的意义关系解剖。这种“中度的”理论性工作保持着双重身份：对一切相关理论领域的开放性和对原始话语结构和功能的关联性。前者相关于一种普遍伦理学探讨，后者相关于仁学之社会文化功能的阐释。本书企图论证，作为人类人本理性主义原型的仁学，其本质是一种关于“学”的人生信仰。孔子的“学的伦理学”应该成为新时代最重要的普世价值。《论语》文本中第一个字“学”因此具有多方面象征性的深意，其重要性不亚于“爱”。早在2500年前，孔子仁学提出的第一原则不是“信”，而是“学”，相比其他人类传统信仰系统，这是何等伟大的理性精神境界和宽宏气度，并必然与主“知”的古希腊哲学同为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双峰。仁学作为历史上实存的伦理精神理想发生于和作用于各种不同的历史现实环境之中，仁学实践学是在此理想和现实的互动张力中进行的理性主义活动。伦理学理性的实质在其方法，只有適切的方法才能使价值的信仰和实践具有可行性。
由于种种内外因素的影响，仁学的意义和效用今天远远未能彰显出来。按照本书作者的期望，未来的仁学将可在三个层次上加以推广和发扬。首先，仁学可以作为有关个人信仰的人生观，其实质内容是以“学”为人生目标和过程，可为大多数人所信从和实践。仁学之学有别于特别的专业和技艺之学，而特指人生性、人际性和社会性知识之学。仁学强调仁者应以提升个人之有关人性、人际、社会、历史之实证性知识为主要生存目标和手段。仁学是有关“人学”的人生观。与强调“信”为单一原则的宗教不同，仁学是学而后信，而其学又是经验人本性的，现代仁学君子学是通过不断丰富个人知识来达成其信仰目标的。其次，仁学可提供更系统、更深入的社会伦理实践学人生观，为社会和精神事业奠定认知的和信仰的坚定基础。最后，作为其现代化的发展或应用，仁学可成为未来人类人文科学整合的价值论和方法论基础之一，成为“人文科学”发展的一种理性精神指南。仁学将可能在上述三个层次上与现代世界有效接轨，在可操作的方式上成为促进古今中外不同信仰体系和知识系统之间展开积极对话的基本伦理学之“公共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