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551-479 bce)和毕达哥拉斯(580-500b.c.?)是两个世界著名的思想家。他们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两种不同文化传统的创立者和代表者－－－古中国的儒家学派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虽然这两位思想家所在的人文环境和地理环境相差遥远，然而他们有关“和”的思想以及对音乐功能的认识却表现出极大的相同点。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把和谐与秩序作为自然以及人文领域真理和价值的判断标准，才使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对科学的兴趣与宗教的执着完美地结合起来、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对数学与音乐的学习研究是获得灵魂和谐的最好方式。相似的观点在以中和为天道的儒家哲学体系中也可以找到。儒家认为，因为人道与天道是相统一的，而圣人是知天道之人，那么如果人们按照圣人所制的礼乐指导自己的行为，人心才能得以平和，社会才能得以大治。
i．
毕达哥拉斯对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他把科学探究与宗教伦理信仰相结合，使其思想具有特有的活力，以致在其后的几百年中，其思想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以复兴或再生。毕达哥拉斯没有留下任何有关他教育情况的文字记载，但是其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清楚的：首先，他对那些具有足够理解能力的人施以数学的教育，并持一种对宇宙的数学观念的理解；其次，他还宣扬奥菲世教的灵魂转世学说。对一个现代读者而言，似乎很难理解毕达哥拉斯理论中科学因素与宗教观念的结合。但是，正是通过和谐这个观念，毕达哥拉斯把二者成功地整合在一个统一体中。
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字是万物的最终构成元素，因为数字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能给表面的混乱带来秩序与和谐。WwW.11665.cOM它是一种注定能够产生秩序的工具，或者一种注定能够理解存在着的、但目前未被知晓的排列或秩序的工具。可见，世界中的万物都必定存在着一种完美的秩序，彼此间维持着一种和谐的关系。因此，他发明了‘cosmos’一词（宇宙，即把世界看作是一个有秩序的、和谐的整体），用以表述这一学说。
毕达哥拉斯首先发明并使用了‘秩序的宇宙’一词，这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象征着无穷尽的世界是以一种有秩序的、和谐的方式组织的。第欧根尼在评价这个词起源的重要意义时讲：“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用‘秩序的宇宙’这个词来概括整个世界的，以体现整个世界可供观赏的结构。”[1] 宇宙间的各种不同事物是根据数学比例或（其对应物）音乐的和谐[2] 而组织起来的。我们所见、所接触的万物代表或体现着数字，因此也能通过数字而得以理解或说明。
从人的灵魂和肉体的微观世界来看，毕达哥拉斯看到人体的完美－－－它的美、强壮和健康－－－取决于物质元素的和谐。这一理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对古希腊的医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从此以后，治愈疾病就是恢复由疾病所引起的平衡或比例的失调的原则就开始非常流行。同样的原则也被应用到善或灵魂的“德性”等问题上。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的恶是由错误的欲望所引起的，而错误的欲望有三种形式：欲望本身就是低级鄙俗的东西 （他们程之为“缺乏形式”）；欲望过度强烈或持久 （“缺乏比例”）；欲望的时间和原因是错误的 （“缺乏适当性”）。[3]美化灵魂就是一个恢复存在于人这个小宇宙的和谐的过程。混乱无序的强烈感情和肉体欲望需要得到控制，并通过培养如节制、自制、正义和智慧等美德加以调和。第欧根尼把“美德就是和谐”的格言归功于毕达哥拉斯。这种关于美德的观念后来被亚里士多德所吸收，并发展为著名的“中道原则”。
人的灵魂与周围的自然界是相互关联的。毕达哥拉斯通过讲授灵魂转世说表达了这一原理。灵魂转世说认为，所有有生命的东西和有机生物都是彼此联系的－－－神、人和动物都来自于一个共同体，由一个单一的生命原则所支配。灵魂是不灭的；它能否成功地保持自身及其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和谐，注定了它的去向：是成为其它形式的生命，还是在生存等级中的升降沉浮。因此，每个灵魂所不时呈现于其中的形式取决于它前生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是它应受奖励或惩罚的根据。在现世，灵魂可以进入神圣的境界，从而脱离进一步的转世。在获得纯粹的完美后，它就与不朽的神结伴而居，不再返回尘世了。人可以达到这种神圣的境界，人的生命是一簇可以照耀世界的神圣火焰。[4]
毕达哥拉斯生活方式的目的是从轮回的循环中解脱出来而进入一个永久的、神圣的福佑状态。通向这种状态的途径，即得到拯救的方法就是净化感性欲望，彻底放弃尘世生活。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把净化灵魂作为其道德生活的重要活动。然而，最高形式的净化是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这是使自己从肉体的监狱中解脱出来而重新获得灵魂和谐的最安全的途径。毕达哥拉斯说：“除了神之外，我们应当珍爱真理，它本身使人最象神。” [5] 在对抽象真理的追求中，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科学研究与宗教成功地结合起来。
毕达哥拉斯学派与传统宗教的分歧在于他们所采取的净化灵魂的方式不同。在奥菲士教中，灵魂是通过有魔力的宗教仪式而得到净化的；祭祀和魔法是提高拯救机会的主要手段。但是毕达哥拉斯认为对数学和音乐的学习是最好的达到灵魂和谐和净化的手段。因此，在毕达哥拉斯设计的教育体系中，数学（包括算术和几何，天文学，物理学）为那些具有足够心智能力的人所学习，这不仅仅是为了学科本身的发展，而且也是作为品格的训练和一种靠近那个把世界安排得和谐有序的神圣理智的途径。同时，正如药物是医治身体疾病的良方一样，音乐被看作是医治灵魂疾病的良方：药物为了肉体，音乐为了灵魂。这种对净化的重新解释，把净化作为自我实现和理智发展的过程，这在宗教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也正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秩序的科学方面和宗教方面的相互关联。[6]
可见，毕达哥拉斯的教育是围绕着灵魂和谐的观念而展开的。一个好的灵魂在其冲动和价值标准之间能维持固有的秩序：而教育的目的就是灌输一种对和谐的爱。我们可以通过欣赏和接触音乐的美而成为和谐的人。对毕达哥拉斯来讲，音乐不仅仅是娱乐。在教育中音乐也被用来传授道德，因为它可以控制品格中欲望的和富于侵略性的部分。毕达哥拉斯通过音乐来塑造弟子的品格：
毕达哥拉斯相信人的实际追求是通过对感官的反复灌输而形成这一事实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通过使人看美好的形式形态和听美妙的韵律曲调而实现人对美的追求；因此他是第一个通过某种韵律和曲调的形式而建立音乐教育的人，帮助人们改正坏的品格和达到对激情欲望的控制，以恢复精神器官原初状态的和谐。从这些曲调中，他还设计了检查和治疗各种身体、精神疾病的方法。其中最令人惊奇的是他亲自创作所谓的音乐曲调，并亲自为其弟子弹奏，运用其受神的启示而设计的……曲调，他很容易地改变并控制了不久前在他的徒弟中出现的精神上的激情欲望，如沉溺在痛苦和愤怒中的激情，遗憾和嫉妒，创伤的恐惧，各种形式的欲望和侵犯性、食欲不振以及松弛、懒惰和热烈等。通过适合的音乐，就象通过救命的、精心调制的草药，他把这些困扰回复为正确的和谐的美德。[7]
通过为人展现和谐的存在，可以重建人自身这个小宇宙中正确的秩序。根据这个观点，毕达哥拉斯不仅把音乐作为塑造人格的重要手段，也把音乐作为治疗精神疾病的重要途径。据记载，他曾通过对着一个醉汉吹奏不同曲调的方式制止了他的疯狂行为，恢复了他清醒的头脑。[8]
毕达哥拉斯的成功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他彻底掌握了音乐的语言，并认识到音乐通过影响灵魂的和谐，具有增加或解除人的激情的作用。在西方，有无数关于音乐的情感作用的例子。这一重视音乐功能的传统的源头很可能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流行有关，当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流行与柏拉图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显然，音乐的伟大力量来自它所具有的和谐的比率。毕达哥拉斯坚持对音乐的美学评价标准是比例的和谐。对他而言，秩序的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和谐比率，反过来它包含了很多更小的比率，所有这些加起来形成了宇宙的和谐，而音乐的隐喻代表了自然秩序的广泛与协调。
毕达哥拉斯认为，以和谐比率为基础的音乐的影响力是深远的，可以达到对立面的调和。据thomas stanley的论述，毕达哥拉斯学派把音乐定义为对对立面的适当的创作，是多方面的统一，是不同而一。因为它所调和的不仅是韵律和音调，而且是体系的方方面面。在音乐中存在着万物的统一、世界的等级秩序。[9]在这里，音乐被视为一种能够调和矛盾、导致统一的普遍性力量；而不存在一贯的试图利用自然或以科学的方式掌握控制自然的思想。
ii.
有趣的是，相似的关于和谐及音乐功能的观念也渗透在孔子思想及其所创立的儒家思想中。众所周知，儒家把天作为世界万物的根源。天创造了万物，但这种创造不是上帝创造万物意义上创造，而是因为通过天内在丰富的生命力而孕育了万物。在论语中，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阳货》)孔子的意思是说，虽然天不以言示人，我们仍然可以从天的运作中看到天息息不止的生殖力以及世界中客观秩序的存在。
《易经》用阴阳的概念来解释这种生生不息地产生生命的过程。阴阳代表了对立的两个方面、两个方向或两极，如天地、男女等等。尽管阴阳是二，在动态中就变成了一－－－也就是说，它们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所有的个体事物都是由阴阳之气构成，但是它们的内在结构和相互关系是由阴阳的分配及比例所决定的。事物之间内在的、外在的联系决定了其形式和方向的变化。所有事物的整体就构成了变化产生的环境。决定事物变化的因素、结构及其与其它事物的联系决定了某一事物在世界中适当的位置。我们可以从《周易·系辞上》的第一章认识到这种联系：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简能。
这段话说明秩序是在变化中的秩序，而变化本身也正是秩序的体现。世界万物和过程在一种倾向和谐与平衡的过程中相互联系着。因此说，天道乃和。故《中庸》上讲：“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天是各种生命形式的起源。因此，所有由天所产生的各种事物也因此与天保持某种联系。天不仅是万物的起源，而且也是万物继续存在的基础和证明。简言之，天固有地存在于万物之中，并构成了万物的本质。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存在。因此，人道必须遵从天道。是孟子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为了使人们更好地认识和遵从天道，才有圣人制礼，以指导人的行为、使社会保持秩序井然有序。正如孔子的弟子有子所说的，“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因此，礼的实施，正是为了达到和的目的。这里的和不仅指与宇宙秩序（即天道）、与社会中他人的和谐，也指人自身之中的和谐，这样人的言行举止就会自自然然地符合礼。因此，君子贵诚，其思想、言谈和行动无不体现贯彻了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乐记》上也讲，“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
“君子”是儒家重要的理想人格。君子最初是对贵族出身子弟的称呼，孔子则把这个词推广应用于所有具有高贵品质的人。君子是孜孜求道的人，他们的品格和言行中渗透着儒家提倡的美德。孔子认为，这样的君子由于具有一种内在的平和，这种平和体现在其行为和品格之中，因此可以不负重任。他们因为其具有的仁、义、礼、智、信等美德，又通过遵循圣人制定的礼乐，而达到了身心的和谐而受到社会的尊敬。
儒家思想的最终目的之一，就是要培养这样的谦谦君子。诗、礼、乐是孔子用以培养弟子高尚品格的重要手段。
据《史记》记载，孔子曾参与诗经的编纂，并对之评价甚高。《论语》上记载，他曾建议其弟子读诗：“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读诗是重要的，因为这是学之始。但是没有礼乐，学习是不彻底的。因此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强调了对礼、特别是对音乐的学习，因为它们对于平衡人的内在情感和外在行为以达到社会和谐秩序的目的至关重要。礼乐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礼乐源于天、根于心。
“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
“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则群物皆别。”
孔子认为，正是这种宇宙论的和的观念是音乐的源头。真正伟大的音乐能够成功地模拟自然的和谐。只有这种音乐才是有益的、可取的。礼的制定规定了明确的秩序和规则，而音乐的普遍流行在人们中间建立了一种平和的气氛。在儒家看来，音乐艺术的目的就是为了达到和。[10]
更重要的是，儒家认为，音乐不仅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也能塑造人的性格。这是因为以和为本质的音乐能渗透到人的内心深处。人性原本是平和安静的，但是由于受到外界世界的影响，就起了种种贪欲之心。当这些欲望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以及我们的自觉心被物质世界所扰乱时，我们就丧失了自我而为其欲望所淹没。从这里就滋生了叛乱、违抗、狡黠和欺骗以及普遍的不道德。因此才出现了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弱肉强食、鳏寡孤独老弱病残无所养的局面。这是乱世的表现。[11] 由于音乐源于心灵的内在运动，因此也就能渗透到心灵的深处。好的音乐是那种能够引发人进行心灵内在反省的音乐。古代圣人制礼作乐不仅是为了满足我们口腹耳目之欲，而是为了使我们具有正确的鉴赏力和正确的好恶之心，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正如《乐记》上讲：“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因此，与毕达哥拉斯一样，对孔子而言，音乐教育是改变和培养人的道德品质、维持社会秩序最有效的途径之一。
iii．
众所周知，孔子与毕达哥拉斯哲学的理论背景和历史背景是完全不同的。早期古希腊哲学是于公元前六世纪早期在米利都－－－一个作为爱奥尼亚古希腊财富和文化中心的海港城市－－－兴起的。公元前七世纪，这个城市曾是爱琴海域最繁忙的市场，也是富庶的内陆国家与其它文明世界之间的配散中心。米利都人的探险到了地中海、埃及和黑海。他们的海员到达了各个地方，带回了其它地方的特产和民间故事。这个繁华、富庶、物质丰富、富于活力的城市正是古希腊哲学的发祥地。在毕达哥拉斯之前，早期古希腊哲学家的好奇心－－－早期古希腊哲学家关注的方向是向外寻找一种对神奇的周围自然界运作的合理解释。从目前所了解的材料看，米利都哲学家几乎没有涉及人生问题。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对物理世界的研究：气象学、天文学以及相关对航海家和探险家有用的学科。这一点也影响到了毕达哥拉斯，他的和谐观念正是建立在科学（如数学和天文学）探测的基础上。与此相反，中国古代哲学家（包括孔子）最初的兴趣却指向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人生的秩序和目的，以及这个领域的核心－－－人性问题。早期古希腊哲学是以物理世界的发现为起始的，而古代中国哲学却是以发现人性问题为开端的。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通过对秩序宇宙形成结构的数学观察－－－它的数字的比例、顺序、对称等－－－所得出的独特见解是不为孔子所知的。在孔子思想中也有自然主义的思想，但是，那是一种建立在“天人合一” 的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自然主义，而非科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自然是可供鉴赏的、可由直觉理解的、可与之融为一体的、值得尊敬的，而不是通过科学的方式而掌握和认识的。
但是尽管孔子和毕达哥拉斯哲学的文化背景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的和谐观念以及对音乐功能的认识却如此相似。例如他们都认为宇宙是一个秩序的宇宙，世界万物彼此之间以某种方式存在着和谐的联系；都认为音乐具有培养人的道德品质、净化心灵的作用，因为和谐是世界万物的法则，而这种与音乐本身的和谐是与世界万物的和谐息息相通的。这是因为，毕达哥拉斯与其他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不同，关注的仅仅是科学本身。他以一种不为米利都哲学家所了解的方式把数学观念也应用于乐音学和音乐的发展、应用于指导人的行为。在早期米利都哲学家那里，也可以发现和谐的观念。例如，米利都学派的第三个代表人物阿纳西曼尼斯，认为空气是事物的基本元素。显然，他是从对物理世界的观察中得出这样的观点的：生命依靠呼吸，因此呼吸 （空气）即生命。他还说：“作为我们灵魂的空气，把我们联系在一起，因此呼吸和空气环绕着整个世界。”因此，第一要素与世界所有生命之间的联系与它同人之间的联系一样紧密。空气，作为最基本要素，显然是永恒的、神圣的，因此那些由空气产生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灵魂，也一样具有神性。米利都学派似乎认为这种神性是生命的起源，因此我们的灵魂和所有其他形式的生命或活动都是这个神性的一部分。这样米利都学派就在世界万物和生命之间建立了一种和谐的关系。毕达哥拉斯与米利都学派不同的是，他还关心道德问题的解决，并把哲学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看待。他把和谐既作为自然界、也作为人类社会真理和美学价值的标准。这对柏拉图的影响是巨大的。柏拉图认为，世界本身是一个活的生物体－－－既有形体，也有灵魂－－－不是一个由无目的、无方向的、偶然的风吹到一起的物质原子无生命的混乱。世界的灵魂是由音乐的和谐比例和数字来调和的；而它的形体由几何图形来框架和约束。从某种意义上讲，由毕达哥拉斯学派所倡导的对人生和人的灵魂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古希腊哲学发展的转型，即哲学研究从研究外在的自然转向了研究人。正是在这个转型中，我们看到孔子与毕达哥拉斯思想更多的相似点。他们都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秩序的和谐的存在，人的灵魂或人性也同样如此。同时，灵魂或人性的内在和谐与宇宙的和谐密切联系在一起。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认为我们应当保持并尊重这种世界的秩序与和谐。他们给予其弟子的道德教育也是为了使其灵魂或人性保持一种和谐状态。这也是音乐的功能。他们都认为音乐起源于天，渗透于心，也都把音乐作为达到心境平和的重要手段。
他们的和谐观的一个不同点在于，孔子重点强调了如何维持社会的和谐的问题。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是一个战乱流行的混乱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儒家的思想家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人们之间如何才能平安相处、如何更好地互相帮助而维持一种良好和谐的秩序。因此，中国哲学的重点放在了社会的维度上。制礼作乐、居仁行义以及培养理想人格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建立一个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使人们能够和平共处、安居乐业。而要达到这个目的，离不开人格和美德的修养。因此《大学》上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相反，在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人格培养和获得灵魂和谐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净化灵魂，从尘世的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并最终进入永久神圣的福佑状态。
对于那些熟悉印度哲学的人，不难发现毕达哥拉斯哲学与印度哲学思想的相似点。同时，也有论点认为，毕达哥拉斯的哲学受到了古埃及哲学的深刻影响。无论这些观点是对是错，都暗示了在这四大古典文化所存在的某些内在的相似性。在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再涉及对古印度和古埃及传统的比较，但是通过对毕达哥拉斯和孔子有关和的哲学思想的初步比较，有助于我们树立一种新的宇宙观念，这种宇宙观强调万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共同体观念，这种共同体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体，也是包括自然界以及其中的动植物的全世界的共同体。这种宇宙论可以成为所有其它科学的基础，因而也成为国家与个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
[1] (1696), the lives, opinions and remarkable sayings of the most famous ancient philosophers….made english by several hands[viii.48], 2 vols. (london), ii.35.
[2] 据说，毕达哥拉斯数学哲学的萌芽是出于在音乐领域的一个发现。毕达哥拉斯发现最完美的辅音韵的音乐比例－－－第四、第五音和八度音之间的间隔－－－恰恰可以通过数字1，2，3和4之间的比率来表现，而这四个数字加起来，就得出了完美的数字10。八度音的比率是2：1， 第五音的比率是3：2，第四音的比率是4：3。这个发现无疑是通过测弦器测量产生这几个音符在形成完美的间隔时所需要的弦的长度而得出的。详细论述请见j. burnet (1914), greek philosophy, part i (london), p. 46.
[3] k. freeman (1952), god, man and state: greek concept (london, macdonald), p. 172.
[4] f. m. cornford (1950), before and after socrat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69-70.
[5] j. n. hritzu (trans., 1965) the apology against the books of rufinus [iii.xxxix]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n press), p. 211.
[6] r. s. brumbaugh (1964), the philosophers of greece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 pp. 40-1.
[7] p. gorman (1979), pythagoras, a lif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p. 155.
[8] ibid, p. 158.
[9] s. k. heninger, jr. (1974), touches of sweet harmony: pythagorean cosmology and renaissance poetics (california, the huntington library), p. 103－4.
[10] 中国古文的‘龢’字就是由乐与禾两部分共同组成的。乐指意，禾指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音乐与和之间存在的一种内在联系。
[11] 这就是《乐记》上所讲的：“人生而静，天地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佚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弱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