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马克思(1818～1883)与波德里亚(1929～2007)是分处两个世纪的两位思想家，尽管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特征与哲学主题不尽相同，从两者的著述中也可明显觉察到研究方法的差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批判的题域争靶心，即对拜物逻辑的批判——不是对碎片式的拜物形式的批判，也不是对一般感觉形态的拜物现象的批判，而是以一种成熟的哲学历史观和人学观念，综合性地运用社会科学体系框架内的若干方法，对工业文明发端以来人的逻辑与物的逻辑所产生的一种特殊关系的揭示、反思及其追问。“物化一幻化一异化”乃是拜物逻辑的内在模式。波德里亚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和解读，反映的正是马克思关于货币化生存世界哲学批判的学术传统。 
【关键词】 现代性 拜物逻辑 资本 消费社会

 

　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三大理论命题之后，在一百多年的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过程中，游荡在现代性时空背景中的拜物逻辑的幽灵，始终成为真诚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思想家们头脑中挥之不去的一个重要议题。波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也译作鲍德里亚)在《物体系》、《消费社会》、《拜物教与意识形态》、《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完美的罪行》等著作中。对当下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体系、社会意识形态所内含的拜物逻辑，作了深刻的批判和解读，反映的正是马克思关于货币化生存世界哲学批判的学术传统。值得重视的是，两位思想家所思考的对象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实体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颠覆人类心智进化认知传统的问题。Www.11665.COm在当下中国这样一个现代性状况与后现代性体验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与波德里亚的拜物逻辑批判的思想与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对于理解与解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现代化过程中一些深层问题有着现实的针对性。

　　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是马克思和波德里亚社会批判理论的思想兴奋点，但由于所处时代的不同，其批判的坐标和分析路径也迥然不同。

　　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正处在西方近、现代化过程深度发展的拐点期。16～18世纪宗教革命、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发展，导致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与意识形态趋于成熟，被松巴特称为“盛期资本主义”。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矛盾日趋尖锐，总资本与总劳动的对立，导致了大规模灾难和阶级冲突的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显示了对人的创造活动的本质的否定。

　　波德里亚所处的时代特征突出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由现代性的生产时代转向现代性的解构时代。对理性主义传统的质疑和对多元性、不确定性的关注，使得资本主义具有的鲜明的精神特质开始萎缩，个人对社会行为的思辨的偶然性下降，社会意识的离散度和异质性凸显。二是资本已从少数人的垄断行为转向利益多元化的组合行为。资本的全球化和市场处于全球网络化阶段，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经营者分离；资本之间的联合成为势所必然；个人资本的联合在股份制的黏合下往往采取社会资本的形式，它直接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加之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资本已成为多样性主体利益的组合体。三是经济社会的总特征已从过去的生产型社会转向消费社会。消费行为的整体已成为构筑市场的符号，变成了资本的作用对象。消费已被大众传媒幻化，在象征、符号、欲求、认同的驱动下，西方社会发生了结构性变化。人的生活去中心化，生活的意义不再只是“工作”，而更多的是休闲与游戏。人们特别注重追求富有个性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消费从市场领域向社会领域广泛侵入；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活动转向具有文化霸权意义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实践活动；从人的感性物质生活的本能诉求，上升到人的精神世界的符号体认。消费社会已成为西方后工业社会的主导特征之一。

　　时代内涵的不同，决定了两位思想家对拜物逻辑批判坐标的核心概念各有差异。马克思对拜物逻辑批判坐标的核心概念是资本。之所以如此，有三个主要原因：第一，马克思以其毕生的精力投入到对资本及其运行规律的解剖之中。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巨著是《资本论》，而《资本论》中最重要的两大理论贡献——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都与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密切相关。劳动价值论是古典经济学初建时期用以反对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的主要理论手段，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从人学的角度发展了斯密以降的劳动价值论传统，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对劳动、机器对人、物对主体的剥夺和颠倒给予了深刻的批判：“资本已经变成了一种非常神秘的东西，因为劳动的一切社会生产力，都好像不为劳动本身所有，而为资本所有，都好像是从资本自身生长出来的力量。”第二，马克思在其著作中无论是揭示还是批判拜物逻辑，其思想意图都在于揭示资本的本质，在于回答资本的人学问题、资本的精神现象学问题、资本的历史进化论问题，而这些问题归根结底是在讲清一个重要命题——人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第三，马克思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是对现代性逻辑程式的深刻揭示，也是对现代性背后所关涉的人类遭遇和未来命运的科学思考与人文关怀。事实已证明，现代性离不开资本的脱域性，在资本的驱动下，现代性属人的最重要特征是：在人对物的依赖关系的货币化生存世界里，人类的拜物意识所引起的物化、幻化以及异化现象不可避免。因此，对资本的批判也就必然关涉到对拜物逻辑的批判。

　　在马克思以资本为轴心的拜物逻辑批判坐标系中，有三个标示着不同批判维度的方向矢量：一是制度分析。在马克思看来，拜物逻辑源自私有制、贪欲跟劳动、资本、地产这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以及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一切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积极扬弃，将是解决物化与异化现象的最终途径。二是政治哲学，即批判拜物逻辑与无产阶级政治使命和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三是历史哲学。马克思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三大阶段(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以物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来分析与揭示拜物逻辑产生的客观性和过程性，并且把拜物逻辑的消亡理解为人性异化的扬弃，以物为目的的生产被以人为目的的生产所替代，它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波德里亚拜物逻辑批判坐标的核心概念则是消费。他指出：“消费是个神话。也就是说，它是当代社会关于自身的一种言说，是我们社会进行自我表达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消费惟一的客观现实，正是消费的思想，正是这种不断被日常话语和知识界话语提及而获得了常识力量的自省和推论。”消费之所以是核心概念，是由于：第一，波德里亚的毕生学术贡献主要凝聚在对消费社会的解剖之中。波德里亚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博士论文《物体系》，由对现代社会物的区分、功能及其意义出发，最终得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的结论，这便有了《消费社会》一书对现代社会中人对物的消费行为及其深层机理的全面解读。对消费逻辑的确证自然引申出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及其生产逻辑的否定，这是随后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象征交换与死亡》、《拟像与模拟》等著作的写作主旨。后期波德里亚的写作风格转向后现代，但在《完美的死亡》等一系列晚期著作中仍然可以感悟到其早年对消费社会批判的回响。波德里亚一生通过对消费本质的揭示来说明当下人类的拜物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拜物与传统的拜物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在资本的驱动下，人成了符号的役使者，成了传媒的被操控者，成了物的指称对象。第二，波德里亚对消费社会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要宣布当下社会的三个重要命题：一是当下的人类虽然摆脱了传统的人对人的依赖和束缚，却仍未摆脱物的重重包围；二是当代人被其自身对物的力量、影像、想象、幻觉、符号所干扰、围困和决定；三是已经步入后工业社会的西方世界，随着消费领域的革命，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拜物问题一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与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非常僵硬的对立状态，资本对人的剥削非常明显，从而使得大部分人相当贫困的话，那么在当下的时代中，这种对立与剥削的性质已完全隐蔽化，尽管出现了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但他们在物质丰裕的同时，拜物的秉性未改，精神仍然匮乏。

　在波德里亚以消费为轴心的拜物逻辑批判坐标系中，同样存在着三个标示着不同批判维度的方向矢量：一是对消费的意识形态的批判，而这种意识形态又是与媒体的摹本效应合二为一的。波德里亚指出：“这种盲目拜物的逻辑，就是消费的意识形态。”人对物的印象以及对物的崇拜通过现代大众传媒及相应的技术而无限放大，并在人群中产生交互式影响，形成集体无意识。二是从社会符号逻辑的角度展开对人的个性的自主性、独特性张扬的揭示与批判。随着现代社会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人口流向物资充裕的城市，超市、大卖场、剧院、音乐厅等各种形态的物的消费场所吸引了大批新的消费阶层。都市生活有种种社会刺激使人受到压抑，生活中存在各种社会的给予性，以满足社会需求。人身处这样一种消费社会中，会真实地感到一种孤独，表现出一种追求自主性的个性，反映在它对自己追求的不断的自由选择、变化，也带来对自身存在的社会确证。商品本身是什么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对商品所抽象出的符号的寓意的持有，这种持有本身被视作品味和个性的象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波德里亚把对拜物逻辑的批判理解为对“生产与驾驭社会符号的逻辑”的批判。他指出：“这种逻辑根本不是那种把财富和服务的使用价值占为已有的逻辑一不平等的丰盛逻辑，一些人拥有奇迹权，而另一部分人唯有奇迹的碎片一这不是令人满意的逻辑，这是生产与驾驭社会符号的逻辑。”三是作为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消费。整个社会都是建立在消费这样一个基本砖块的基础之上。消费不仅突破了在传统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从属性地位，也超越了新古典经济学对它的文本解读，从而超出了纯粹的物的领域，成为一种文化活动、一种意识形态、一种精神动力、一种社会控制模式，在更深广的本体论层面推动着拜物逻辑的新一波浪潮。 波德里亚对拜物逻辑的分析路径更加侧重于人的精神和心理层面，我们可以将这条路径概括为“不断被开发着的欲求——符号的人与人的符号化——社会心理的认同”这样三个阶段。首先。波德里亚是从现代人的欲求出发。现代社会把人对物品的需要、需求抽象上升为一种人的本质存在的规定性，对物的追逐充斥了人的生命意义的全部。在消费社会中，对消费的一切分析都最终归结到一种人类学或心理学意义上不容置疑的逻辑预设上，即关于人的需求、需要的理论，而人自身却已很难鉴别欲求和需要的真伪。在民主主义与福利主义双重影响下的现代社会里，“消费者主权”、“顾客是上帝”、“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声音不绝于耳，遗憾的是，这仍然是一个神话。马尔库塞指出，人们的需要存在真实与虚假之分，而判断真假的标准固然取决于每一个体自身，但是只要人们仍然处于不能自治自觉的状态，就有可能受到外界力量的干扰、灌输和操纵，从而误把虚假的需要当真，坠入集体无意识的深渊之中。这种将一切归结为人类需要的理论被波德里亚讽为“一种惊人的反复叙事”，“我买它是因为我需要它”的理论实际上和依靠自身燃素而燃烧的火焰是等值的。其次，为了填充永远无法餍足的人的欲求，人在对物的追逐过程中化为符号，即符号化的人与人的符号化。整个社会成为一个大的系统，按照系统的需要对人进行功能性区分，“这个系统需要有人作为劳动者(有偿劳动)、作为储蓄者(赋税、借贷等)，但越来越需要人作为消费者一。个体被归类、编码、排序，“所有关于消费的话语都想把消费者塑造成普遍的人”，“消费的主体，是符号的秩序一。最后，人在对物的占有和消费过程中在心理上获得了一种社会认同。在消费社会中，对物的占有不仅能够满足生理需求，更带来一种强大的心理满足。这种满足超出了对物的实体性消费，而对外释放一种符号信息，当物成为系统化的符号、消费行为成为系统化的符号操控行为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通过物而被消费。这种映射着人际关系的消费自动地形成社会分层，并制造出消费者的心理认同。人们所推崇和膜拜的不再是物的使用价值本身，而是物的交换价值中所映射出来的身份和地位。
　　马克思和波德里亚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存在着共有的内在程式：“物化一幻化一异化”，即由对物性的抽象化过渡到主观精神现象的幻化，再到人的主体性存在的颠覆与丧失。两位思想家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最终被还原为对货币化生活世界的经济哲学批判，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历史哲学批判。
　　(一)物化
　　马克思对物化的研究深刻而富于开创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马克思对物化的原因作了深刻的透视，认为物化发生在“社会物”的历史环境中，而不存在“自然物”的演化变迁中。物化是历史哲学范畴，是对社会历史进化过程中，人与“社会物”的基本关系的思考。物化反映了人类历史发展到以资本为轴心的私有制社会形态里人的生存状况：个体私向化生活的不完全性和局限性导致了由分工、交换而出现的社会关系的变异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表现为自觉的社会关系，却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物化分两类：一是劳动的对象化或物化，它反映了人的智力进步和生存自由状态；是对人的肯定；二是社会关系的物化，主要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关系的内在维度失去属人的高级品性，生存目的被生存手段所制约，历史主客体关系发生易位。人与人关系的相互联接是多方面、多维度的。这里的内在维度，主要指在诸多特定因素和条件的影响下所构成的人与人关系相互联接的某种性质；而外在维度则指由该性质所表现出的外在形式与特征。内在维度的性质呈物性而不是人性时，物化便发生了。物化的社会关系和体现这种关系的经济范畴、经济学说，是马克思最为关注的批判领域。
　　第二，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物化作了辩证的分析与批判。首先，明确指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替代人对人的依赖关系所具有的历史进步性。由于第一阶段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有限，人只能依附于社会权威的强制性力量，在此阶段，“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的发展”。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身来说是异化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能力”。也就是说，封建的自然经济被商品经济所取代，意味着以权力配置社会资源的形式被以货币、资本配置社会资源的形式所代替，自然形式的共同体被社会关系的共同体所取代，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由纯粹的自然关系过渡到物与物的商品关系，这是历史的进步：人性获得了张扬，尽管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个人能力的发展与个人个性的限制同时并在。其次，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关系物化的历史片面性：(1)物化号致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物化被视为始基意义上存在的社会存在本体论。物化成为抽象的思辨形式，成戈社会普遍性存在的逻辑之格。其要义为：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物与物的关系；把一切人的需要归结为则富与物质利益的需要；把一切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动因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因素；把一切存在的价值归结为交换价值。在感性的经验世界里，本质地反映为用货币和资本的关系量度一切。(2)物化赋予社会存在的遮蔽性，必然导致人的拜物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商品交换关系所掩盖，以至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3)“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商品经济社会的根本特征，它一方面产生了由社会分工带来的人的能力发展与个性发展的内在矛盾性，另一方面为社会构建了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市场、生产契约和交换自由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利基础之上的自发经济制度，该制度最大的弊端是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马克思看来，这种矛盾正是社会关系物化背后所隐含的个人与社会相悖逆的深层原因所在。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实存着历史的内在否定性的深层原因所在。(4)对社会关系物化的思辨形式的扬弃，最终表现为：把受分工限制的不完整的个性，发展为完整的个性；自由个人的联合体最终替代由经济关系的自然必然性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物化形式。

　　波德里亚对物化的解读，与马克思有着共同性：都是从人类精神现象学的角度关注物化问题，把物化视为人类缺乏生命整体关照和丧失类意识的严重精神痼疾；对物化的描述，都伴随着由资本世界物的流转关系所衍生的社会意识形态系统的深刻批判。所不同的是，波德里亚处在一个“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时代，其直面传统的“摧毁”意识和“死亡”意识，以及对物品体系的客观分析和对现代社会构成的深刻思辨，构成了他独特的理解范式。
　　他指出，现代社会中物的激增证明了当代人并没有摆脱生存的物化遭遇：“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在晚年近著《完美的罪行》一书中，他仍然坚持认为：“实在的激增，就如同自然界中人们可能已经消灭的捕食动物的一个种类在迅速繁殖—样，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灾难，这是一个客体世界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他看来，当代人所遭遇的物化事实，集中地反映在生活世界的消费本质中，消费已不是传统意义上对物品的购买、拥有和消耗，其本质是在物中并通过物而建立的人和人之间的象征关系。
　　波德里亚认为，消费导致物化主要通过两个过程：首先是物被生产程序、意识形态程序所编码，并被投入到一个象征权力、地位、等级等社会关系内涵的符号系统之中，这种编码组织的力量是如此之强大，以至“没有人能逃开它”。在他看来，消费者的逃跑无法取消这样一个事实——每一天人人都参与了它的集体庆典，把支持这个编码的行动贯彻到它与那个要求它与之相适应的社会联系的自身之中。因此，这是一种社会总体性的编码，不仅编码了消费社会所有的物，而且编码了与物相联系的所有的人。因此，人和物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从“需要一满足”的关系转变为纯粹符号性的消费关系。其次是人的被编码，人的内在性和主体性，包括人和自身的关系，都被这种编码的力量所分解并转换到符号系统中去。所有的欲望、计划、要求，所有的激情和所有的关系都抽象化或物化为符号和物品，以便被购买和消费。在这里并没有所谓个体的需求。需求经过整个生产体制的系统分解和编码已“显现为抽象的社会需求力”。主体的一切，他的身体和欲望，在需求中被分离和催化，并被物品或多或少地加以先在地限定。在需求中，所有的本能都被合理化、终极化和客观化了，因此，被象征性地取消了。人自身成了消费品：他和他自身的关系——他的本能、欲望、需要和激情——成了一种购买和消费的关系。
　　在波德里亚看来，物化是一个不断被定义、开发、舍弃、更新的过程。物被划分为物的理性层次，即物的客观科技结构化过程；物自身的流变性来自“技术元”不断带来物品功能自身的冲突，并被带入更为广阔的结构中得到辩证性解决，每一系统演变都会走向一个更好的整合，同时产生新的意义。物品成为商品后，由技术体系走向文化体系，物由“客观本义”进入“引申意义”，即商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业化、个性化。于是，物化表现为，人的需求往往不去追求商品内含的技术本质。却沉湎在个性化地接纳商品技术非本质属性所展现的外在形式方面。是物品的引申意义将物品的技术体系固置化、套式化，并使它退化，而且要求并推动物品技术体系的变革。物品的“引申意义”制约并决定着人的个性化存在。物品被社会系统所设计，物成为一个持续突变及扩展的社会集合体。物品的符号功能通过媒体实现对社会的操纵，侵蚀人的心智结构，改变着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
　　波德里亚认为，人把对物品符号的欲求作为生存的至上原则，物化意味着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理性之间的矛盾，物品的生活体验真象持续地与物品合理性的分离。现代社会的拜物逻辑的特点正在于：物品质料因通常被抽象为某种形式因，从而把形式因看成本体的始基意义上的存在。物化过程就是以人的理性从个别的质料因中抽离出一种“共相”，在将物的地位提高到一定的高度之后，还要把物的文本经过消费行为转换成一种拜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文本和社会控制意图灌输人人的大脑，催生了整个日常社会生活与精神状态的变化。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反为这种物所奴役；人的实践主体性被扼杀，人被降到了物的水准；人的活动变成了一种非批判的、单纯接受性的机械运动。人们已习惯于生存在一个物化社会并开始自觉地认同物化社会的这种物役性。这表明。物化结构积淀到了人的思想结构中，入不仅在意识上缺乏超越这种物化的倾向，而且反而将这种物化结构当作外生于人的活动的不可背反的规律和人本来的命运加以服从，完全听任物化力量的摆布。
　　(二)幻化
　　马克思和波德里亚在批判拜物逻辑过程中都提及主观意象的精神幻化问题。在他们看来，商品世界中人的拜物意识所体现的精神幻化，起源于被物化了的社会存在对人的主观意识的侵扰，使人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系统和评价系统发生根本改变。幻化尤其发生在货币符号或消费符号被实体化、主体化和神圣化的过程中，其实质是用交换价值的某些抽象符号来通过整个生活世界的固有价值。拜物意识的幻化有着发生认识论根源，康德曾在《实用人类学》中对人之主观化生成的逻辑作了诠释：“幻象是这样的错觉，尽管人们知道这种被误看作对象的东西并非真实，它却仍然存在着”，幻化来自具有自我意识特征的主体产生的想象力：“人的想象力的加强所产生的幻觉，经常导致他相信在自身之外看见和感到了仅仅在他头脑中的东西。”
　　马克思对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的考察集中体现在《资本论》中。该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部关于资本的幻化及其本质揭示的科学著作。在马克思看来，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由商品生产的本性所决定。他深刻地揭示了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认为商品拜物教是人对商品崇拜而导致的精神幻化的结果。商品之所以成为“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原因并不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0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与物的关系，这些物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控制着商品生产者，支配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式。“货币主义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由于货币主义没有看出：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生产关系，不过这种关系采取了一种具有奇特的社会属性的自然物的形式。”显然，当金和银因其天然属性从商品世界中游离出来而充当一般等价物时，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就决定于商品能不能换成货币，对商品的幻觉进而发展成了对货币的幻觉，货币具有兑换生活世界一切价值的神秘力量。同样，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本的价值增殖看作是物本身具有的魔力的一种错误观念。在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利润分割为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和利息，使人们对资本的幻觉进一步加深。资本拜物教的形成使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幻觉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总之，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都是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商品生产中真正的社会关系被歪曲了。

　马克思认为，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是客观价值的心理事实，是经济价值被作为主观价值改装的结果。在感觉形态里，商品社会的一切似乎都被颠倒地表现着，地租好像是带给占有者以收入的土地的天然属性；利息好像也是资本的产生奇迹的这种属性的结果。而在抽象观念的认知形态里，颠倒的假象在相对主义世界图景的排序中，符号变成了实体性存在，它是客观价值形成的第一因。如货币幻化的出现，一方面货币能够“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象；另一方面，能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象，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而这种普遍的观念混淆和替换，正好以扭曲的形式反映了货币在物质交换形态中自身所实存的内在矛盾。马克思深刻地指出，“由于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一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从而使得“货币本来是一切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竟成为货币的代表”。于是，人们对物的追求被替换为对符号的追求，符号可以指向一个深层的意义，符号可以与意义进行交换，它谈不上客观上的真实不真实，因为它在意识领域不再与客观真实发生交换，只与它自身发生交换，在一个没有所指、没有边缘、没有遮拦的非理性精神想象循环体系中与它自身进行交换。
　　此外，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表现为观念向现实转换过程中的非理性疯狂。马克思指出，货币“把那些愿望从它们的想象的、表象的、期望的存在改变和转化成它们的感性的、现实的存在，从观念转化成生活，从想象的存在转化成实在的存在。作为这样的中介，货币是真正的创造力。”货币能购买一切、占有一切、支配一切，能把一切人的和自然的性质加以颠倒和混淆。使各种冰炭难容的人亲密起来。
　　波德里亚对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也作了考察。在他看来，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表现为物的符号比物的实体更具诱惑力，为此，对幻化的透视需要对神圣视域中外表进行解读。他认为，直接的幻觉优于感知。在资本操纵的商业社会里，在视觉显示张力的时代。一切东西都是诱惑，而且只是诱惑。诱惑处于符号和外表领域，追求着快乐和身体的使用权。诱惑的秘密就在对他者的这种召魂和再招魂中。任何商品消费的感性的诱惑，都是从话语中抽出意义并将意义从真理中转移出来的，诱惑构建了商品消费符号和符号竞争的神圣的表面，反映了显在话语的外表性极其肤浅的方面，但外表压根就不肤浅，它是游戏和强烈情感产生转变的场所，商品消费符号的引诱比任何真理的显现更为重要。因为在与主体遭遇时，物体的预先反应，就是外表，它处于创造着诱惑和愉快效果的双重形式下。其施魅的模拟特征为：触觉的眩晕讲述着主体天生想抓住自己的形象并随之消失的欲望。只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同一性，或者当它以幻觉的死亡出现时，我们才能抓住现实。
　　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表现为当下的人类需要“由童心构成的古老意向和骗人的幻觉来维持他那满意的神经系统”，消费符号的幻化离不开无意识幻想的运作，为此，揭示幻化的本质需要对“超真实和意象”的解读。从无意识而来的符号纵容着结构间的交换——这种纵容吞没着他者、无意识的“作品”、以及传递和反传递的纯粹而简单的过程，更多地强调了符号的价值通约性，即以大众传媒所操控和设计了的符号来通约世界的一切价值。与凡勃伦的开创性分析方法相类似，波德里亚认为。在消费社会的架构里，人们主要以其消费能力显示自身具有的能量。他特别观察到“地位”的普遍性价值。随着现代社会秩序的演进，“身份”概念越来越趋于简化，并与“地位”概念合流，成为个人谋求的决定性标准。地位的符号系统总括了其他一切价值体系，而成为一种普遍的、可通兑的符码。“地位”符码不会比其他的符码更有随意性。它构成一个完全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识别记号体系，构成了一个普遍的记号和阅读体系。但是，波德里亚也深刻地指出，这种以某一特定价值为轴心的简化了的普遍性符号体系给人的精神状况带来危机：一是“普遍化、效率的代价是价值‘语言’的彻底简化、贫乏化，几乎不可逆转的退化”，一是。价值参考单一化所具有的强制性，似乎只是使得区别的欲望更加强烈。人们会被迫坠入自身编造的幻化的物体系中，在追逐虚幻的价值目标的歧路上越走越远，越来越为物所俘获和奴役，最终彻底被物所吞噬或消解。
　　拜物意识的精神幻化表现为消费文化越来越使人置身于庞大的物的镜像世界之中，为此，应当终结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一物就是物的存在本身，而应当提倡一种新的理念——传统的真实不存在，物就是物的图像、影像。幻化把巨大的、丧失了与人的亲缘关系的物带到我们面前。主体对世界的幻化理解，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第七卷中那经典的“洞穴之喻”，将那投射到洞壁上的幻化了的光影世界、符号世界定位为真实世界。物的体系正在宣告自己的合法性，宣称自己就是世界。而其本质上却是一个镜像世界、仿真世界。波德里亚评论道：“在这里镜像象征地代表了我们行动的意义。我们的行动在我们周围构成了一个属于我们影像的世界。”在消费社会中，主体试图用购买行为来确证自身主体性的存在，即我买故我在(i shop，there－fore i am)。
　　(三)异化
　　异化是马克思批判拜物逻辑最为重要的范畴。从根本上说，异化关联着人的个性能否彻底解放、人类自由能否彻底实现的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人的实践活动的产物，一切“社会物”的存在，本质上都与人的实践行为相关联，可是，在以资本为轴心的商品社会里，社会存在作为社会活动的结果，不仅失去人的行为特征，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的意识和行为，异化由此而出现。马克思的异化概念揭示了人的生存困境：人被原本属于人的东西或人的创造物所控制的非人状态。
　　根据马克思在不同时期著作中的不同切入点。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的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的基本立足点是人本主义，异化表现为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其特定目的是为了人性的复归及人类从拜物状态中的彻底解放。异化劳动使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人的生命活动同人自身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人同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们在生产中结成的社会关系采取了物的形式，人所创造的物脱离了人的控制，反过来奴役人，其直接后果就是人的主体地位的丧失，整个社会运转呈现为一个见物不见人的过程。究其原因，就在于生产者的产品同生产者相异化了。不难发现，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集中体现在劳动异化理论方面，认为劳动是人作为类的主体本质，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的客体化，是人的类本质的外在化和异化。在第二阶段，体现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以及《资本论》中的马克思的异化批判理论基本出发点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结构的解剖，其主旨在于从生产过程和制度层面探究拜物逻辑的根源。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资本发展过程中劳动条件与劳动相异化的情况。所谓劳动条件，就是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物化劳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相对立。”但是，“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在于巨大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对立的地位”。这里马克思已深入到制度层面，劳动者与资产者的对立的实质是权力的不平等。工人丧失所有权，资本占有劳动，这种生产关系的私有制度的设定才是异化产生的深层根源，要实现对异化的扬弃和人性的复归，最终落实在制度层面必须经由对生产关系私有制的颠覆。

　马克思显然也注意到，对异化的扬弃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转变过程，实际上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已经指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他进一步预言：“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显然，马克思后期的异化理论主要是社会关系异化理论，他把异化和生产关系的物化联系起来，指出当下资本主义社会已把人与人的关系改变为物与物的关系。因此，社会关系的根本性质不再是人，而是物；社会关系的物化，不发生在生产过程中，而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产品交换过程中。个人对物化的社会关系的崇拜，被视为异化。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的拜物逻辑表现为社会的商品、资本、劳动市场按照物的形式进行无政府状态的盲目运动。要扬弃、结束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拜物教现象，就必须对资本的主体性进行消解。

　　波德里亚更侧重于对消费过程中的异化现象进行批判。异化问题在20世纪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异化的程度和范围都大大加深了。不仅统治人的异化力量从有形的政治、经济力量向无形的文化力量转化，而且异化机制已经深入和内化到人的生存方式中。波德里亚正是在这一文化背景上、从消费这一切口展开了对现代异化现象及其所反映的拜物逻辑的批判。

　　首先。人的主观幻觉、麻醉、游戏等态度成为消费社会的主要异化模式。波德里亚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当代的异化程度远比马克思的时代更加严重——“异化走得要远得多。我们所离弃的我们的一部分，我们并没有摆脱它。物品会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被剥夺的一切依然与我们相联，但却是消极地与我们相联，也就是说它会骚扰我们……一切超越异化的理想解决办法都被无情击碎。异化是无法超越的：它就是与魔鬼交易的结构本身。它是商品社会的结构本身。”更为可悲的是，现代人已经沉浸到物的符号世界的秩序中去，个体的自反性思维能力趋于消失，个性的张扬逐渐转向玩世不恭式的游戏人生，“已经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同一’、‘同一主体’，因此不再有同一之相异性，因而也不再有本来意义上的异化……在符号之间，没有矛盾……也没有排斥性的对立：秩序化的勾结和蕴涵……消费是游戏式的，而消费游戏逐渐地取代了同一性的悲剧”。

　　其次，消费社会的形成改变了人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现代社会中，物的丰盛推动了炫耀性消费，物承载着人们对品味、地位、荣誉、职业、性别、个性等各方面的差异化要求。物创造了购买奇迹，并借助于1929～1933年经济危机及其后凯恩斯主义的风行而击垮了个人层面的节俭准则和国家层面的平衡预算原则，催生了新的经济伦理，即“消费先行于积累之前，不断地向前逃逸，强迫的投资、加速的消费、周期性通货膨胀……人们先购买，再用工作来偿还”。消费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时代只作为资本主义体系循环过程中的一环，转而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力。消费不但成功地对家庭生活模式进行了商品化改造，还走出家庭范围，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时空结构，将人们引向一种新的关系网络中，各种人际关系包括婚姻、性乃至死亡都可以作为商品提供给市场。整个消费社会的基本结构，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受人崇拜的物以及由从属于各种系列中的物所组成的物体系为中心，社会的运转模式演变为以对物体的礼拜形式为基本动力的拜物化过程。物的人格化相伴而来的是人的主体性的丧失，人成为物体系自发扩张的绝对律令的手段，人的生活与生存进程转化为消费符号机器运作的重要场地。

　　再次，越来越多的价值从流通领域流出。在这个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时代，流通领域早已不再居于从属性的地位。后期的波德里亚认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生产逻辑已经失效。即将生产力的解放混同于人的解放——片面地走向经济决定论而无视文化、意识形态、政治结构等方面的配合。“任何事情只要被当成财富的源泉或满足的源泉，当成使用价值，就是可以忍受的……”生产的幻觉永远是让生产符合其理想使用价值的幻觉。摆脱生产的幻觉，才能够透视现代社会的消费逻辑，看到流通领域由于科技的进展、信息的不对称、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的潜移默化特别是以广告为典型代表的现代传媒对消费者欲求的刺激和引导，对物的符号消费已成为社会的主流活动，成为市场经济全部意义的灵魂，成为资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主要内容。不断的消费活动、消费行为已经成为构建市场的符号，变为资本的新的追逐对象。

　　相比之下，马克思尽管也十分强调流通领域对价值实现过程的必要性，但并不认为流通领域创造剩余价值，他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将流通时间对生产时间的消极的制约作用误读为积极的推动作用，“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剩余价值的源泉归根结底是出自生产阶段，因为“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总之，马克思意义上的异化主要是生产的异化、劳动的异化、资本的异化，而波德里亚意义上的异化则主要是流通的异化、消费的异化、符号的异化。波德里亚深刻地指出，当代“异化了的人决不只是一个衰竭了、贫乏了但在本质上仍完整如故的人——而是一个颠倒了的人、变成了恶、变成了自己敌人的人、反对自己的人。这是弗洛伊德在压抑中所描绘的程式在另一层面上的体现：被压抑穿透压抑恳请本身而冒了出来。这是变成了女性以纠缠发誓要克守贞洁的僧倡十字架上基督的身体。在异化中，存在之客观化活力不断地消耗他变成他并这样将他一直引向死亡。”

　　回首一百多年前的马克思和20世纪中叶以后包括波德里亚在内的一系列西方思想家对拜物逻辑执著而深刻的批判。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渗透着当下人类对传统的发展理念所包含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思考；对拜物逻辑的批判，提出了人类奴役下的自然、资本奴役下的“他者”、符号奴役下的商品欲求者等一些令人深感忧患的问题；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召唤着对于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和对于科技发展的辩证认识；对拜物逻辑的批判，印证着对一种物质主义的生存本体论的解构与批判势所必然，正当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