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对法国科学家和哲学家昂利•彭加勒的有关哲学思想——唯心主义、经验主义、约定主义、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进行了概括的考察，特别是对彭加勒的约定主义思想，作者从原著出发进行了分析，认为研究和发掘这位“敏锐的、深刻的思想家”留下的遗产，批判地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对于开展学术争鸣，活跃学术思想是有益处的。

朱尔•昂利•彭加勒(jules henri poincaré，1854~1912)是法国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代表作《科学与假设》(1902年)、《科学的价值》(1905年)、《科学与方法》(1908年) 和《最后的沉思》(1912年) 中。本文拟从这些原著出发，概括地考察一下彭加勒的哲学思想。

一、唯心主义的哲学言论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
彭加勒对哲学基本问题是怎样回答的呢?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这样写道：“物质客体的存在，”“只是一种方便的假设而已”([1]，p.174)。“一个完全独立于想到它，看到它和感觉到它的精神之外的实在是不可能有的”([1]，p.209)。“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断言存在思想以外的事物，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主张。”([1]，p.355)彭加勒甚至认为，思想即是一切，他这样说过：“地质史向我们表明，生命仅是两个永恒死亡之间的短暂插曲，即使在这一插曲中，有意识的思想已经持续了并且将只能持续一瞬间。wWw.11665.com思想只不过是漫漫长夜中的一线闪光而已。但是，正是这种闪光，即是一切事物。”([1]，p.355)彭加勒的这些宣言式的论断表明，他在哲学基本问题上作了唯心主义的回答。
在这方面彭加勒与马赫是一致的。他在谈到“外部物体”或“客体”时说：人们为了称呼外部物体而发明了“客体”这个词。他承认“外部物体是真实的客体”，而不是“稍纵即逝的现象”，可是却认为其原因在于“它们不仅是感觉群，而且是用不变的结合剂粘结起来的群，正是这种结合剂，而且唯有这种结合剂才是客体本身，这种结合剂就是关系。”([1]，p.350)彭加勒把物视为“感觉群”、“结合剂”或“关系”，归根结底还是否认物的独立存在。在这里，我们自然会想起马赫的“物是感觉的复合”和毕而生的“物是感性知觉群”的命题。显然，他们之间不仅观点雷同，而且在用语上也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不仅如此，彭加勒还部分承袭了马赫描述主义的科学观和思维经济的方法论。彭加勒的一些哲学思想尽管与马赫有程度上的差别或较大的分歧，但是他们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用列宁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只有’一个:哲学唯心主义。”
彭加勒在他的著作中经常谈到“客观”，“客观性”和“客观实在”，可是他对这些术语的用法并不具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
第一，在彭加勒看来：“唯一的客观实在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宇宙的和谐。毫无疑问，这些关系，这种和谐不能认为存在于构想出它们的精神之外。”([1]，p.352)他还认为完全无序的集合没有客观价值，由于它是不可理解的，即使是有序的集合，如果它不与实际经验过的感觉相对应，那么它也不具有客观的价值。([1]，p.349)显而易见，彭加勒所谓的“客观实在”只是可以理解的、与感觉相对应的“有序集合”，只是包容于精神之内的“关系”与“和谐”，这样的“客观实在”实际上仍不过是主观的东西。
第二，彭加勒认为，客观的东西是对所有思维者都是共同的。他这样写道：“保证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客观性就在于这个世界对于我们和其他思维者是共同的。”([1]，p.347)物理世界的客观性是不依赖于人类和人类经验而存在的，物理世界的客观性在于它的物质性，根本无需用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来保证。
第三，既然除了对所有人都是同一的事物以外，没有什么事物是客观的，于是彭加勒认为，要判定是否同一，只有能够比较，只有这种比较能够转化为从一个精神传达给另一个精神的“交换货币”时，我们才能说这样的同一性。而这种传达只有通过“交谈”才能进行，彭加勒从而推出一个奇怪的结论：“没有语言，就没有客观性。”([1]，p.348)这样一来，客观性并不是事物本身所固有，而在于事物的共同名称，世界的客观性是建立在共同“语言”之上的，这显然是讲不通的。
第四，彭加勒认为，由于其他人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永恒封闭的世界，我们无法验证，我们称之为红色的感觉与我们邻人称之为红色的感觉是相同的。因此，感觉是不可传达的，或者毋宁说，感觉的纯粹的质是不可传达的、永远无法解释的，可是感觉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由此出发，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凡客观的东西都缺乏一切质，仅仅是纯粹的关系。”([1]，p.348)我们知道，质是一个事物与另一个事物相互区别的内在根据，客观的东西怎么会缺乏一切质呢?况且，“关系”只是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之间才具有，孤立地看每一个事物没有独立的客观意义。彭加勒的思想，实际上也就是认为一切事物都不具有客观性。
第五，彭加勒还提出了对于“联接关系”的客观性的衡量标准问题。在他看来，“这种标准与我们对外界物体的信仰完全相同”，因为“外界物体是这样的实在，以致在我们看来，它们在我们身上引起的感觉似乎是由我们所不了解的某种不可破坏的结合物互相结合起来的，而不是由一日的偶然机遇相互结合起来的。”([1]，p.352)这种观点只不过是马赫的“物是感觉的恒久可能性”的旧调重弹而已。

二、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
彭加勒一方面断言，物是感觉群的恒久结合，世界的客观性要由众人思想同一来保证，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认识来源于经验，科学由事实建造。在涉及到哲学基本问题时，彭加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唯心论者，而在涉及与科学有关的问题时，他却坚持自然科学家的传统，直率地用唯物主义观点去议论，是一个唯物论的经验论者。经验主义不仅表现在彭加勒的言论中，而且也贯穿到他一生的科学活动中。
彭加勒开宗明义：“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唯有它能够告诉我们以新事物，唯有它能够给我们以可靠性。这是谁也不能怀疑的两点。”([1]，p.127)在他看来，“一切定律莫不来自实验”([1]，p.281)，“从每一个经验中，用一系列的数学演绎法便可推出许多结果，于是每一个经验将能使我们认识宇宙的一角。”([1]，p.27)“不凭实验，基于某些不成熟的假设来说明宇宙，长期以来只是幻想。”([1]，p.280)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谬论时说：“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 ([5]，p.77)彭加勒主要是一个数学家，通过数学研究的实践，他也达到了这一正确的认识。彭加勒说：“纯粹数学家，如果忘记外部世界的存在，那么他就会像这样一位画家：虽然深知色与形如何配合，但由于缺乏实物模型，其创作能力会很快衰竭。”([1]，p.284)
彭加勒一生的科学活动也处处贯彻了经验论的原则。例如，在世纪之交，一系列革命性的新发现和新实验纷至沓来，严重地动摇了物理学的基础，导致了物理学的危机。面对旧理论的“废墟”，彭加勒既不像大多数物理学家那样，固守机械自然观的一隅之地，把经典理论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实物，也不像一些轻薄之徒，张皇失措，怀疑一切，哀叹“科学的破产”。他认为，经典物理学的理论基础有必要进行改造，但是它的基本理论却保持其固有的价值。他指出，这些理论是实验反复证明过的。它们代表着无数观察的精髓。因此，即使它们不能原封不动的存在，它们也能够经过修正而继续有效。
经验主义的哲学基础也使彭加勒对十九世纪末的一系列新的实验发现满腔热忱 。但是由于过分看重经验，也使彭加勒在一些问题上等待观望，畏葸不前。彭加勒是相对论的先驱。1895年，他第一个提出尝试性的建议，认为像相对性这样的普遍原理应该是必要的；1898年，又是他第一个讨论了假设光速对所有观察者都是常数的必要性。但是，由于他把这两个原理仅仅看作是经验定律，而没有坚持他的约定主义立场，把二者提升到普遍的形式原理的高度来看待，因而尽管他已走到相对论的门口，也无力打开这扇大门 。在爱因斯坦于1905年提出狭义相对论后，他认识不到相对论与洛伦兹电子论的本质差异，长期对相对论保持缄默。 当他得知考夫曼(m.kaufmann)1905年的实验结果(后来有人指出结果有错误)表明，电子的电磁质量的变化不遵守洛伦兹和爱因斯坦公式时，这使他深深陷入忧虑之中。提到这一实验结果时，彭加勒承认：“它似乎表明相对性原理并不具有诱使我们给予它的精确无误的价值。” 直到1908年，彭加勒还不愿匆忙确认有关新理论的地位，他说：“也许有些人过于匆忙承认这些新奇的东西已经最终地确立了，并且正在打破我们昨天的偶像。在赞成这种观点之前，再等待更多、更可信的实验恐怕是妥当的。”([1]，p.486)
关于经验和实验问题，彭加勒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思考的看法。他指出检验不可能一次完成，也认识到观察和实验渗透着理论以及实验本身的“局限性”。

三、约定主义的哲学创造
约定主义的萌芽在康德那里就有了。康德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发现的秩序并非与我们思想的特征毫不相干。在马赫那里，也出现了某些与约定主义有关的因素。马赫把科学理论中“图示的”或“解释的”成分与相关的成分加以区别。在马赫看来，甚至在理论的相关成分不能直接被证实，图示部分根本不能被证实的情况下，我们在构造理论时也具有很大的自由度。可是，马赫还是强调和偏好从感觉材料进行直接推演。系统提出和论述约定主义的是彭加勒，他因而被理所当然地称为约定主义的创始人。
彭加勒的约定主义是在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通过对几何学不同体系的研究，得出了他关于科学定律和理论的本性的结论。在《科学与假设》中，他首次明确阐述了约定主义。
彭加勒分析说，一方面，几何学公理与数学归纳法那样的先验综合判断不同，人们不能否定数学归纳法而建立类似于非欧几何的算术。另一方面，几何学公理也不是实验的真理，几何学涉及的理想的点、线、面，人们无法用实验作几何学的基础。即使认为几何学是实验科学，那么它就不成其为一门精密的科学，它就要不断根据实验事实来修正，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彭加勒得出结论：“几何学的公理既非先验综合判断，亦非经验事实”，“它们原来都是约定”([1]，p.65)。
彭加勒发现，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实验为基础，但是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它不是先验地支配我们的真理，否则希腊学者早就应该知道它们了，它也不是经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不能用不受外力的物体作实验，因而无法用实验证实或否证它。经过最终分析，它实际上便简化为约定或隐蔽的定义。
因此，彭加勒得出结论说，在数学及其相关的学科中，“可以看出自由约定的特征”([1]，p.28)。他进而认为：“约定是我们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我们在所有可能的约定中进行选择时，要受实验事实的引导，但它仍是自由的，只是为了避免一切矛盾起见，才有所限制。”([1]，p.65)
关于彭加勒的“约定是我们精神的自由活动的产品”的命题，人们以往把它视为唯心主义的命题。其实，这只不过是望文生义而已。事实上，这里的所谓“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杜撰。彭加勒明确指出，“自由并非任意之谓”，学者们所思考、所发现的世界并不是“他自己的任意所创造”，([1]，p.28)。约定的选择除受到逻辑无矛盾要求的限制外，还要受到实验事实的引导，特别在物理学等与经验相关的学科中更是如此。彭加勒说，“如果我们细看一下引导科学创造者采用约定的实验，尽管这些实验多么不完善，足以证明约定合理而非任意的了。因此人们最好时时注意这些约定的实验根源。”([1]，p.106)他阐述了实验在选择约定时能使我们辨明最容易的路径，他把实验的指导作用比作为一位专制而聪明的王子要咨询参议后才颁布法令一样。他还把物理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喻为容纳事实的框架，这种框架是我们自己创造的，但并非随意所制。我们是按照尺寸作的，因此我们能使事实适合于它，同时又不改变事实的基本东西。在这里，不难看出，显然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干预的余地。把约定主义简单地视为唯心主义而予以全盘否定是不恰当的。

彭加勒并不像有人说的那样，把整个科学都视为约定的。他认为，“凡原理都是约定或隐蔽的定义。不过它们还是从实验的定律引出，这些定律可以说被提升为原理，我们的精神把绝对的价值赋予这些原理。”([1]，p.125)但是他埋怨有些哲学家推广得太过分，把原理视为全部科学，从而相信整个科学都是约定的。他反对把约定在科学中的作用肆意夸大，以致说定律、科学事实都是科学家创造的。在彭加勒看来，物理学中有两类陈述——原理和定律。定律是实验结果的概括，它们对于相对孤立的系统而言可以近似地被证实。原理是约定的公设，它是十分普遍的，严格真实的，超越了实验所及的范围，因为我们做出这些公设是出于方便。科学并非都是约定的，因为科学不能整个都由原理组成。彭加勒还指出：“科学家并非凭空创造科学的事实，他用未加工的事实做出科学的事实。因而，科学家不能自由而随意地制作科学的事实，工人不管如何有本领，他的自由总是受到他所加工的原材料性质的限制。”([1]，p.331)
彭加勒说过采用约定要出于方便，这也不意味着只凭纯粹的主观意愿就行了。这是因为，有某些实验确实向我们表明一些约定是方便的，此其一，再者，“出于方便的考虑”“往往很强烈地受到实验的引导”，“以致实际上几乎没有一点这种自由度”。([1]，p.334)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我们的定律的表述随着我们采取的约定而变化，尽管这些约定甚至可以修改这些定律的天然关系，但是在复写这些定律时，却存在着一些独立于这些约定的东西，即可以起到不变性作用的东西。彭加勒指出：“翻译的可能性隐含着不变性的存在，翻译就是精确地分离出这种不变性。”([1]，p.339)例如，彭加勒认为，欧氏几何学是方便的几何学。这是因为它首先是简单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思想习惯的关系或我们对欧氏空间有一种直接的直觉，而且它本身的确是最简单的。其次是因为它与自然界的固体的性质颇能符合。
彭加勒提出约定主义并不是无缘无故的。近代科学发展的早期，弗兰西斯•培根了提出经验，归纳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对于促进近代科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后来却逐渐助长了狭隘经验主义的盛行。到十九世纪，以惠威尔和穆勒为代表的“全归纳派”和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广为流行，把经验和归纳视为万能认识方法。到十九世纪末，第二代实证主义的代表人物马赫更是扬言要把一切多余的“形而上学的东西”从科学中“排除掉”。另一方面，早在十八世纪末期，康德不满意经验论的归纳主义阶梯，他把梯子颠倒过来：不是从经验上升到理论，而是以先天的“感性直观的纯形式”(时间和空间)和先天的“知性的纯粹概念或纯粹范畴”(因果关系必然性、可能性等十二个范畴)去组织后天经验，以构成绝对可靠的“先验综合知识”。彭加勒看到，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先验论，都不能完满地说明科学理论体系的特征。为了强调在从事实过渡到定律和原理时，科学家应充分享有发挥能动性的自由，他提出了约定主义。约定主义既要求摆脱狭隘经验论，又要求摆脱先验论，它反映了当时科学界自由创造、大胆假设的要求，在科学上和哲学上都有其积极意义。
约定主义还有其方法论的意义。彭加勒说：当一个定律被认为由实验充分证实时，我们可以采取两种态度。我们可以把这个定律提交讨论，于是，它依然要受到持续不断的修正，毋庸置疑，这将以证明它仅仅是近似的而终结。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选定这样一个约定，使命题肯定为真，从而把定律提升为原理。在彭加勒看来，经典物理学的六大基本原理——卡诺原理(能的退降原理)、相对性原理、牛顿原理(作用与反作用原理)、拉瓦锡原理(质量守恒原理)、迈尔原理(能量守恒原理)、最小作用原理——就是这样形成的。
彭加勒的约定主义对爱因斯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奥林比亚科学院”时期(1902年3月至1905年11月)，爱因斯坦和他的同伴研读了彭加勒的著作《科学与假设》。这本书对他们的印象极深，他们用好几个星期紧张地读完了它，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爱因斯坦1921年在题为“几何学与经验”的演讲中表示，他赞同彭加勒的约定主义观点，也认为“公理是人的思想的自由创造”。他还指出：“从永恒的观点来看，彭加勒是正确的。” 约定主义的一些基本内容还被爱因斯坦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爱因斯坦看来，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构成了科学的框架，起着公理基础的作用，它们“不能从经验中抽取出来，而必须自由地发明出来”([10],p.315)。“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公理)本身是可以自由选定的。可是这种选择的自由是一种特殊的自由，完全不同于作家写小说的自由。它倒多少有点像一个人在猜一个设计很巧妙的字谜时的那种自由。他固然可以猜想以无论什么字作为谜底，但是只有一个字才真正完全解决了这个字谜。”([10],pp.345~346)。

四、热情的理性主义者和高远的理想主义者
彭加勒立足经验，注重实验事实，但也并不是一个狭隘的经验论者和实用主义者。他承认科学理论和科学思维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有时也对科学理论的意义和作用估价不足)。即使在他为经验至高无上的地位辩护时，也依然认为理论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创造，实验证据更多地是指导而不是限制科学家能够做出的选择。他是一个热情的理性主义者。
彭加勒认为，我们不能只限于推广实验，并且还要校正它们。如果物理学家不愿意作这种修正，而以赤裸裸的实验为满足，他势必会说出许多离奇的定律来。因此他说：“赤裸裸的事实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们要有经过整理的科学，即有组织的科学。”([1]，p.101)彭加勒还明确指出：“经验并非一切，而且学者也不是被动的，他没有等待真理跑来找他，或者期待真理碰到他鼻子尖上的机会。他必须去迎接真理，正是他的思考向他揭示出通向真理的道路。”([1]，p.5)他尖锐地批评那些“最藐视理论的人”，指责他们“天天吃理论的食粮而不自知”。他说：“假若失去这种食粮，进步会立即中止，我们将会像古老的中国那样，不久便会停滞不前。”([1]，p.279)。
的确，彭加勒并不满意孔德、马赫的实证主义。众所周知，法国是实证主义的发源地，直到世纪之交，实证主义依然在法国颇有声势，科学家甚至拿不准，他们的基础理论是否能够适用于实验室研究的现象，更不必说提出超越于他们所能直接观察到的世界的本性的理论了。作为一个聪明的科学家，避免谈论关于太阳系起源和宇宙演化这些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问题是明智之举。但是，彭加勒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不仅申明了自己的上述观点，而且还认真地讨论了宇宙论假设。他还从方法论上论证了假设在科学中的重要作用，他断言，“没有假设，科学家将寸步难行。”([1]，p.6)。
彭加勒看到了理性的巨大威力。他认为，宗教虽然能够摆布信仰者，但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它的信徒。“信仰只能强加于少数人，而理性却会给一切人留下烙印，我们必须致力于理性。”他在批评勒卢阿(le roy)坚持本格森的反理智主义时说：“如果他把理智看作是完全无能为力的、那只不过是把更大的地盘给予其他认识源泉，例如心情、情感、本能、信仰。”([1]，p.322)彭加勒还看到，正确的思想体系一旦出现，便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自我增殖的能力，即纯粹思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握实在。他说：“正像个别人死去而人类不死一样，个别的思想即使消灭了，而真理依旧永存。这是因为，正像人可以生育一样，思想也可以产生思想。”
彭加勒对“以为真理在于实用，舍实用即无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大加抨击，他极力倡导“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本身的美而忘我追求真理”，他是一个高远的理想主义者。彭加勒说过：“人们甚至不应该说行动是科学的目的。我们也许从未对天狼星施加任何影响，难道我们能够以此为借口而责怪对于天狼星的研究吗?相反地，依我之见，认识才是目的，而行动则是手段。”([1]，p.325)在彭加勒看来，仅仅着眼于直接应用的人，不会给后世留下任何东西，当面临新的需要时，一切必须重新开始。他认为：“仅以应用为目的科学是不可能有的，真理只有结合在一起才是丰富的。如果我们仅仅使自己囿于期望得到直接结果的真理，那就会失去中间环节而不再连锁。”([1]，p.277)
彭加勒明确表示：“对于真理的求索应当是我们活动的目标，这才是活动的唯一最终价值。”([1]，p.205)他认为，唯有真理才是美的，热爱真理是伟大的事情，在彭加勒看来。科学家研究自然，并非只是因为有用处，他之所以研究自然，是因为自然很美，是因为自然本身具有一种纯粹理性能够把握的理性美。科学家所作的工作，与其说像庸人认为的那样是为了得到物质结果，倒不如说他们“感觉到这种审美情绪，并把这种情绪传给能体验到这种情绪的人”([11]，p.140)。“科学家之所以投身于长期而艰巨的劳动，也许为此缘故甚于为人类未来的福利。”([1]，p.367)彭加勒强调指出，文明的目的不在于福利，唯有科学和艺术才能增文明之光，物质福利之所以有价值，只是因为它能够给人们以自由，使之全神贯注地从事理想事业。
彭加勒的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无疑是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非理性主义、实用主义的解毒剂，也是对当时反科学潮流的一种反动，并为理论科学争得了应有的地位，从而成为二十世纪科学中的唯理论传统的先驱。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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