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1838~1916)和昂利•彭加勒(henri poincaré，1854~1912)作为批判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充分肯定了古典力学固有价值的前提下，对古典力学和古典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发出了物理学革命行将到来的先声。他们的哲学在这个时期起到了启蒙作用和某些建设性的作用。他们二人还都是相对论的先驱。 这都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
但是，由于彭加勒在他的著作中多次公开表示赞同马赫的一些哲学观点，马赫也在《感觉的分析》俄文版序言及《认识和谬误》第二版序言等处表示他同彭加勒在某些看法上一致，加之他们二人同属一个学派，这就容易给那些未曾仔细研究或根本没有翻阅过他们著作的人造成一种印象：马赫和彭加勒的哲学思想是相同的或大同小异的，彭加勒是马赫主义者。事实上，马赫和彭加勒的哲学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本文拟在论述二者哲学思想异同的基础上，澄清—下长期在我国和苏联学术界广为流传的误解。
一、有关哲学见解同中有异
为了达到统一科学的目标，马赫设想一个物理和心理共同的经验“要素”，作为统一解释的基点。他说：“如果在最广泛的、包括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研究范围里，人们坚持这种观点，就会将‘感觉’看作一切可能的物理经验和心理经验的共同‘要素’，并把这种看法作为我们最基本的和最明白的步骤，而这两种经验不过是这些要素的不同形式的结合，是这些要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一来，一切妨害科学研究前进的假问题便会立即销声匿迹了。Www.11665.cOM”
正是从这一前提出发，马赫提出了“物是感觉(或要素)的复合”的命题。而彭加勒在谈到外部对象或客体时说：“为了称呼外部对象，人们发明了客体这个词，外部对象是真实的对象，而不是稍纵即逝的现象，因为它们不仅是感觉群，而且是用不变的结合物粘接起来的群，正是这种结合物，而且只有这种结合物才是客体本身，这种结合物就是关系。” 由此出发，彭加勒认为科学能达到的就是这种关系，而不是客体本身。
在这里，彭加勒提出了客体是“感觉群”的命题。乍看起来，这与马赫的思想和用语完全相同。但是，彭加勒强调的却是，客体是“用不变的结合物粘接起来的群”，客体是“关系”，并进而认为事物之间的和谐关系是唯一的客观实在([3]，pp．9~10)。因此，如果把马赫的学说称之为“要素说”的话，那么彭加勒的观点则可以命名为“关系论”了。二者之间还是有些差别的。
在科学观方面，马赫认为：“科学的功能就是代替经验” ，“科学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对事实作概要的陈述。” ([2]，p. 6)由此也可以窥见，马赫的科学观是描述主义的和知识静态积累的科学观。彭加勒虽然也把科学看作是对经验材料的分类和整理，但是他并没有停留在这一点上。他认为科学理论是由事实、定律、原理三个层次构成的，它强调精神自由活动在逐级上升中的重要作用，强调直觉和审美感在科学发明中的特殊地位。他还看到，科学不仅有稳步的进化，也有革命性的变革，描绘了科学发展的“危机-革命”图像。这后来直接成为爱因斯坦和库恩的科学革命观的前导。彭加勒十分重视假设在科学中的作用，他甚至把自己的第一部科学哲学著作命名为《科学与假设》。他说：“没有假设，科学家将永远寸步难行。” 彭加勒还洞察到，科学正在向统一性和简单性进展，科学具有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强大力量，并响亮地提出了“为科学而科学”的口号。由此也不难看出，彭加勒的科学观比马赫的要深刻一些、丰富一些。
在概念观上，马赫尽管认为概念根本不是现成事物的表象，而是一种抽象，但他对概念的理解仍带有唯象的、操作的特征，他在《力学史评》(亦译《力学及其发展的批判历史概论》)中对质量、力等概念所作的定义就是如此。在马赫看来，概念是一种确定的反映活动，这种活动使用新的感觉要素来充实事实的内容，并使经验得以简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注意力远离了许多感性要素，同时又转向新的感性要素，任何抽象都是以突出一定的感性要素为根据的。彭加勒在批判经典力学时，也以马赫的操作主义的概念观作为武器之一，认为任何不能告诉我们如何测量的概念的定义都是无用的。但是，他却看到在概念形成过程中人为因素的重大作用。他甚至认为，像数学量这样的基本概念，并不是我们在自然界中发现的，而是我们的精神在事实的引导下发明的，是我们把它们引入自然界的。未加工的事实和科学概念之间是有显著差别的，后者实际上是在经验引导下的约定。
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是在1868年关于“液体的形态”的讲演和其后的《功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1872年)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的，马赫后来在“论物理研究的经济本性” (1882年)和《力学史评》(1883年)的一个专门章节中，重申并再次强调了思维经济原理及其与数学推理、因果性、目的论、进化论和心理现象的关系。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包含着这样一些内容：思维的经济，精力的经济，功和时间的经济，方法论的经济，作为数学简单性的经济，作为简化的经济，作为抽象的经济，作为不完善的经济的逻辑，本体论的经济，自然界中没有经济，语言的经济。思维经济原理的精神实质在于，思维经济是科学的目的、方法论的原则，评价科学理论的标准和反形而上学的武器。彭加勒对马赫的思维经济原理是赞同的，他说：“著名的维也纳哲学家马赫曾经说过，科学的作用在于产生思维经济，正像机器产生劳力经济一样。这是十分正确的。”他认为：“思维经济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目标”，“是科学的永恒趋势，同时也是美的源泉和实际利益的源泉。” 不过，彭加勒主要是从简单性的角度理解和运用思维经济原理的，他还给它赋予了科学美的含义。关于思维经济原理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彭加勒的回答也与马赫有所不同。彭加勒认为，自然界的简单性问题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自然界不一定是简单的，但人们可以相信它是简单地而去行动，只有这样科学才是可能的。在科学发展中有两种趋势(向统一性和简单性进展，向多样性和复杂性进展，二者似乎轮番取胜)，但是人们必须在遇到简单性和统一性的地方停下来，以此作为科学的唯一基础，而第二种趋势也必然会给出通向第一种趋势的道路。
由此可见，即便在彭加勒赞同或接近马赫观点的地方，二者的思想也有或大或小的分歧与差异。
二、主导哲学思想大相径庭
马赫的主导哲学思想可以说是怀疑的经验论和实证主义，而彭加勒的主导哲学思想则是经验约定论和理性主义。正如我们下面将要论证的，怀疑的经验论与经验约定相差甚远，而实证主义与理性主义则可以说是背道而驰了。
马赫为了达到统一科学的目标，他选择了一条彻底的经验主义的路线。按照马赫的这条路线，只有感觉经验才是一切科学的基础，科学的任务就在于对经验要素作经济的描述，科学不关心不能由经验检验的形而上学命题。在科学理论中，只应使用那些从可以观察得到的现象的陈述中推断出来的命题。马赫觉得，不受经验约束的科学“论据”，要么适用于用做掩饰伪造的严密性的一种手段，要么适用于求助所谓的纯粹本能认识的高度权威。
马赫的怀疑的经验论既表现为一种实证哲学，也以启蒙哲学的面目出现。马赫哲学的启蒙精神的核心就是反对对现存偶象的盲从和崇拜，提倡一种积极的怀疑精神和坚不可摧的独立性，这充分表现在他同误用概念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上。弗兰克在谈到马赫的这种作用时说：“物理学的每一个时期都有它的辅助概念，而每一后继时期都误用了它们。因此，为了清除这种误用，每一时期都需要一种新的启蒙。”“正是这种永不息止的启蒙精神使科学不至僵化成一种新的烦琐哲学。如果物理学要变成一种宗教，马赫会大声疾呼：我不愿被人称为物理学家。”
在《力学史评》中，马赫正是基于这种怀疑的经验论和实证哲学，对牛顿力学进行了批判。马赫认为，在力学中不存在先验的知识，所有科学知识的基础和源泉是感觉经验。因此，一种尝试的数学论证并不比观察得来的结论更精确；这种结论既不替观察增加任何内容，也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感觉经验所无法告诉我们的有关客观世界的内容。既然强调的是证实， 看来只有证实而不是论证，才是建立科学结论或者确切地说建立任何有关自然界合理结论的恰当方法。正因为如此，全部力学的基本概念必须最终地从感觉经验中推导出来，并与感觉经验发生联系。
例如，马赫在批判牛顿的绝对时空观时指出：绝对时间无法根据比较运动来量度，无法与经验观测相联系，因此它既无实践价值，又无科学价值，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概念。绝对空间和绝对运动概念也不能演绎出可观察的事物，因为它们是纯粹的思维产物，纯粹的理智构造，它们不能产生于经验之中，只不过是一种干巴巴的概念。马赫在揭示出力学原理的先验特征后得出结论说：我们思考的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即使表面上看来最简单的力学定律，实际上也具有十分复杂的特征，这些定律停留在未完成的，甚至永远也不会终止的经验上，决不应该把它们看作数学上确定了的真理，而宁可看作不仅能够被经验永恒支配，而且也需要用经验来永恒支配的定理。(参见[1]第三章)。
马赫的主导哲学思想以及以此为根据而对经典力学的批判，在19世纪末这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诚如爱因斯坦所说：马赫把那些从经验领域里排除出去而放到虚无缥渺的先验的顶峰上去的基本观念，一个一个地从柏拉图的奥林帕斯天堂拖下来，揭露出它们的世俗血统，从强加给它们的禁忌中解放出来。爱因斯坦承认，马赫的《力学史评》冲击了机械自然观和力学先验论的教条式的信念，这本书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他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主义和独立性。”
但是，马赫的主导哲学思想毕竟带有强烈的狭隘经验主义的色彩，他确实低估了科学、特别是现代科学的高度的人造的理性工具的威力所能及的范围。他没有正确阐明思想中，特别是科学思想中本质上是构造的和思辨的性质；因此，正是在理论的构造的思辨的特征赤裸裸地表现出来的那些地方，他却指责了理论，比如在原子运动论中就是这样。爱因斯坦在批评马赫的主导哲学时写道：“它不可能产生出任何有生命的东西，它只能消灭有害的虫豸。”([8]，p．106)爱因斯坦的话尽管说得有点绝对，但他毕竟道出了怀疑的经验论和实证主义是一种破旧有余而立新不足的哲学。
与此不同的是，彭加勒的主导哲学思想——经验约定论和理性主义——尽管也具有经验主义的色彩，但毕竟摆脱了狭隘经验论的羁绊，顺应了科学发展的大趋势，从而成为一种具有建设性作用的哲学。
彭加勒主要是在对数理科学的基础进行了敏锐的批判性的审查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经验约定论的。彭加勒看到，几何学公理与数学归纳法那样的先验综合判断不同，人们不能否定数学归纳法这样的命题建立类似于非欧几何学的伪算术；另一方面，几何学公理也不是实验的真理，因为它涉及的是理想的点、线、面，几何学并非实验科学。几何学公理原来是约定。彭加勒发现，物理学尽管比较直接地以实验为基础，但是它的一些基本原理也具有几何学公理那样的约定特征。例如惯性原理，既不是先验地强加于人们精神上的真理(否则，希腊人早就认识它了)，也不是实验的事实(因为人们从来也没有实验过不受力作用的物体)，牛顿以为惯性原理来自实验且被实验确证，这是一种错觉。彭加勒看到，力学原理虽则具有经验概括的功能，但的确具有约定那样的合理功能。
因此，彭加勒认为，科学理论不仅具有约定，而且约定也是科学理论进步的重要因素。他指出，“约定是我们精神自由活动的产物” ，它贯穿在整个科学创造活动中，由未加工的事实到科学事实，由科学事实到定律，尤其是从定律到原理，都能明显地看到精神的自由活动。
彭加勒所说的“精神的自由活动”，是指“充分发挥我们的能动性”，“并不是放荡不羁、 完全任意”，“并不是胡思乱想”([9]，pp．3，162)。之所以没有自由意志干预的余地，原因在于，虽然我们对规律的表述随着我们的约定而变化，这些约定甚至可以修改这些规律的天然关系；但是，在复写这些规律时，却存在着一些独立于这些约定的东西。这正是科学家的精神的自由活动的自由度受到限制的原因，也就是科学家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出约定的原因。另一个原因在于，每一个约定都有其实验根源。“即使我们没有看到导致科学创造者采纳约定的实验，这些实验尽管可能是不完善的，但也足以证明约定是正当的。我们最好时时留心回想这些约定的实验根源。”([9]，p．133)由于彭加勒强调实验(广义地说是经验)在作出约定时的引导作用，我们才把彭加勒的约定论称为经验约定论。
经验约定论既不赞成马赫的狭隘的经验论，也不赞成康德的先验的唯理论。它认为约定既不是经验唯一地给予的，也不是我们思想的结构唯一地给予的，但是它又汲取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合理因素，在二者之间保持了必要的张力，因而是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
作为一位自然科学家，彭加勒坚持了自然科学家的传统，立足于坚实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他说：“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唯有它能够告诉我们新东西，唯有它能够给我们可靠性。”([9]，p．167)但是，他并不是一位纯粹的感觉论者和狭隘的经验论者。他强调指出，只有观察和实验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做推广的工作。他洞察到实验检验不可能一次完成，也洞察到观察和实验渗透着理论以及实验本身的局限性，并认为有时思想要超过实验。他还就实验和理论之间的关系发表了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它们二者都是必不可少的，舍其一而取其二是愚蠢的举动。脱离实验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理论的实验是盲目的实验。”([6]，p．298)
彭加勒更多的是倾向于理性主义。即使他在为经验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辩护时，也依然认为理论是人类理智的自由创造，实验证据更多地是引导而不是限制科学家做出选择。在彭加勒看来，知识不是赤裸裸的经验的赠品，甚至也不是仅仅由经验构成的，精神的能动性在数学创造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众所周知，法国是实证主义的故乡。直到世纪之交，实证主义在法国依然颇有声势，科学家甚至拿不准，他们的基础理论是否能适用实验室研究的现象，更不必说提出超越于他们所能直接观察到的世界的本性的理论了。作为一个“聪明的”科学家，避免谈论关于太阳系起源和宇宙演化这些虚无缥渺、难以捉模的问题是明智之举。但是，彭加勒没有随波逐流，他认真地讨论了宇宙论假设。他说：“经验并非一切，而且学者也不是被动的，他没有等待真理跑来找他，或者期待真理碰到他鼻子尖上的机会。他必须去迎接真理，正是他的思考向他揭示出通向皋理的道路。”([3]，p．138)
彭加勒在理论科学研究中充分看到了理性的巨大威力。他指出，人的躯体虽然渺小，但是“人的理智能够包容星辰灿烂、茫无际涯的宇宙，并且享受到它的无声和谐。”理性能够推测出眼睛看不到的“真正的和深奥的类似”。（[3]，pp．157，143)他还对勒卢阿和柏格森的反理性主义大加抨击，并着力反对“以为真理在于实用，舍实用即无真理”的实用主义观点，极力倡导“为科学而科学”。
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和理性主义预示并代表了现代科学发展的理论化和持续进步的大趋势。在19世纪这个科学世纪，随着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非欧几何学的诞生和原理物理学的出现)，随着这个世纪末批判学派掀起的“科学的新批判”运动的开展，正统的唯理论(康德的)和传统的经验论关于客观性、理性和科学知识确定性的观点越来越难以立足了。数学和科学的基本原理原来不是先验综合真理，事实也不像传统经验论者所宣称的那样简单。人们不得不承认，数学和科学在比人们预想的更大的程度上具有人为的特征。在这一建设性的活动中，人并不是世界所发生的事件的被动的记录员。在科学活动中，人不仅利用自己的大脑和感官，而且也利用自己的意象和决心。科学成长是生态过程的一部分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科学除了是受真理观指导的智力事业外，它也是受到追求简单性或科学美激发的有感情的活动。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这个由经典科学向现代科学转变的时期，彭加勒的主导哲学思想正好顺应了科学的大趋势，发挥了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
由此可见，马赫和彭加勒的主导哲学思想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所起的历史作用上，都是大相径庭的。这也能从爱因斯坦对待二者的态度上略见一斑。爱因斯坦在创立狭义相对论的过程中吸收了马赫的主导哲学思想作为破旧的锐利武器。他从1917年开始与马赫哲学决裂，但是他却表示赞同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并对它进行了深化和发展，成为他的主导哲学思想之一。 爱因斯坦的另一主导哲学思想即唯理论的实在论，也深受彭加勒理性主义和科学实在论的影响。爱因斯坦认为彭加勒与马赫不同，是一位“非实证论者”。([8]，p．474)
三、彭加勒是马赫义者吗?
由于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认为彭加勒是马赫主义者 ，在苏联和我国学术界，长期以来这成了不可动摇的公认的观点。
我以为，这一传统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彭加勒的主导哲学思想是与马赫大相径庭的，仅仅根据几个观点的接近(况且还同中有异)就断言彭加勒是马赫主义者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如果非要给彭加勒冠一个什么“主义者”的头衔的话，那么称他是经验约定主义者或干脆叫作彭加勒主义者，倒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如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他们与职业哲学家(或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是很不相同的。职业哲学家总是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但是，科学家的哲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走得那么远，他们博采百家之长，尽一切可能吸收对自己有用的东西。一般说来，这不是用他们的立场不稳、党性不强或思想混乱所能说明的，也不是他们着意要搞调和、折衷，而是经验事实给他们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们在构造他们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而要在众多的两极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也是具有哲学头脑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取得重大科学成果的真正原因。如果仅仅抓住这些科学家的哲学家的片言只语，从自己所坚持的一个体系出发，来揣度这些言论，并以此给他们冠以某某主义的话，那么他们的头衔、名目可就五花八门了。如果我们不在详尽掌握材料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把握他们的主导哲学思想的话，就难免以偏概全，从而得出不恰当的结论来。
认为彭加勒是马赫主义者的关键论据在于，马赫和彭加勒哲学思想的共同点是“唯心主义”或“精致的信仰主义”([11]，pp．309，31 2)。
其实，对马赫和彭加勒的哲学，完全有可能做出并非唯心主义的理解。意大利学者奈格利在一篇论文 中比较详细地研究了马赫与唯物主义的关系。他说：马赫虽然轻率地断言， “世界仅仅是我们的感觉构成的”，因而“我们只感觉到自己的感觉”。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马赫术语的背后有一个前提，即不能把任何同感觉有关的东西假设为认识行动的一部分或认识的对象；因此，感觉到的东西就不再被提高到“第一性”的地位上。根据这样的认识，被感觉的东西确实是某种实际上构成客体的东西。马赫的作为感觉复合的自我，自身中就包含着物的世界，它并不希望通过感知来触及作为实在的真实，它本身就是真实。这种自我概念实际上破坏了构成任何唯心主义理论结论的、尤其是最终堕落为唯灵论唯心主义的自我。而且，马赫认识论的大目标是要把认识论提高到新的科学实践的高度，因此他必须克服“自我与世界、感觉与物体”的对立。的确，当事物分解为一系列本能的感觉时，物的世界实际上就会丧失其坚实性；而当人们使这个物的世界处于一种绝对独立于(唯一能够使之变得富有生气的)感觉的状态时，这个世界就会变成某种死气沉沉的东西，这是因为，只有感觉才能把物的世界改变成为人的世界，因而也就是活生生的世界。奈格利得出结论说，马赫的唯心主义只包含着很少的唯心主义，甚至同唯心主义相矛盾。
彭加勒的经验约定论也常常被人指责为唯心主义，因为彭加勒认为数学公理和通过约定而得到的原理“不再受到实验的检验，它既不为真，也不为假，只是方便而已”([3]，p．239)，这便是否认客观真理。我觉得，这种指责是没有多少道理的。首先，它混淆了两种不同的解释系统。任何一种数学系统(如欧氏几何)都一身二任。作为非解释系统，它只是抽象的命题集，无所谓真假，作为解释系统，与经验事件相联系，才有真假。其次，即使在解释系统内，被提升为原理的东西也可以免遭证伪，这既可以把实验的否定结果归咎于一个辅助假设来避免，也可以通过改变语言来避免。最后，确实有些实验向我们表明一些约定是方便的，而且以简单性作为选择标准也是出于方便，经验表明它往往不会使我们受骗。谈到对真理的态度，彭加勒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实验是真理的唯一源泉，追求真理是我们活动的唯一目标。他本人确实为追求真理而奋斗到最后一息。
在谈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时，彭加勒也讲过几句可以作出唯心主义解释的话。但是，仔细考究一下，我们便会发现，彭加勒所谓的“客体”、“客观实在”、“客观性”等，并不具有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意义。他的“客体”指的是“关系”，“客观实在”是“数学定律所表示的和谐”，“客观性”唯有在关系中才能找到，在被视之为彼此孤立的存在中寻求客观性，只能是白费气力。([3]，pp．266，9~10)而且，彭加勒并没有在常识意义上断言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更没有承认创世说。因此，用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经典定义来衡量，也难以把彭加勒划到唯心主义一边。但是，后人却给这个定义加上了其他意义，以致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例如，彭加勒“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的断言，由于列宁把它作为“唯心主义的结论”加以引用([11]，p．259)而为众人所知，在彭加勒的原著中，彭加勒紧接着对他的断言作了这样的辩护：“因为我们只能够思考思想，因为我们用来谈论事物的全部词语只能够表达思想。”他接着进一步解释道：“然而——对于相信时间的人来说却存在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矛盾——地质史向我们表明，生命仅仅是两个永恒死亡之间的短暂插曲，即使在这一插曲中，有意识的思想持续并且将只能持续一瞬间。思想只不过是漫漫长夜的一线闪光而已。但是，正是这种闪光即是一切。”([3]，p．276)由此可见，作为一位研究自然的科学家，彭加勒在常识上是承认存在先于思维的；但是，作为一位大思想家，他不能停留在常识上看问题，他尤为注重思想的重要性。他的“凡不是思想的东西，都是纯粹的无”的断言，也许与马克思的下述言论有相通之处：“被抽象地理解的，孤立的，被认为与人分离的自然界，对人说来也是无。”“作为自然界的自然界， ……就是无，即证明自己是虚无的无。它是无意义的。或者只具有应被扬弃的外在性的意义。”
至于说马赫和彭加勒的共同点是精致的信仰主义，就更没有事实根据了。马赫不仅不相信宗教，而且是宗教的激烈反对者。他在《力学史评》第四章第四节的一个长脚注中讥讽唯灵论者和神学家时说：“对于唯灵论者和由于不知道把地狱安放在什么地方而感到为难的许多神学家说来，第四维空间是非常合时宜的发现，唯灵论者就是这样利用第四维空间的。”“但是，我希望没有人会利用我在这个问题上所说的和所写的东西替任何鬼神之说辩护。”马赫的《力学史评》的主旨，就是戳穿力学神话的，破除对力学教条的信仰的。彭加勒也是坚决反对信仰主义的，他说：“宗教能对信仰者有巨大的威力，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它的信徒。信仰仅能够强加于少数人，而理性却会给一切人留下烙印。我们必须致力于理性，……”
由此可见，认为马赫和彭加勒的共同点是唯心主(或精致的信仰主义)，这种结论是难以成立的；以此为根据而把彭加勒看作是马赫主义者，也是不能成立的。退一步讲，即使认为马赫和彭加勒的共同点是唯心主义，那也不能构成“彭加勒是马赫主义者”的充分必要条件，因为唯心主义也是形形色色的，各个人物和流派的差别也是相当大的，不见得能扯到一起。否则，马赫同时代的及后来的所谓唯心主义者，岂不都是马赫主义者了?
马赫和彭加勒确实有共同点，他们最大的共同点在于：他们属于批判学派(与之相对的是力学学派或机械学派)，他们坚定地批判了经典力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假设，旗帜鲜明地反对机械自然观。但这只是说明彭加勒是马赫科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不能证明彭加勒是马赫哲学派别的代表人物。把科学观点与哲学观点混同起来，在科学学派之间人为地制造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并进而上升为政治上的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这种做法所酿成的悲剧和闹剧，在苏联和我国的学术界导演得还少吗?现在该是认真反省、正本清源的时候了!
参考文献
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资料，读者可参阅拙著：《激动人心的年代——世纪之交物理学革命的历史考察和哲学探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
马赫：《感觉的分析》，洪谦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版，第v页。
h．poinearé，la valeur de la science，paris，ernest f1ammarion éditeur，1905，p．266．
e．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6th ed., translated by t. j. mccormack,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60, p.586.
h. poincaré, the foundations of science,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 g．b．halsted, the science press, new york and garrison, n. y., 1913, p. 6.
h．poinearé，science et mèthode，paris，ernest f1ammarion éditeur，1908，pp．23，28，16．
p．frank，modern science and its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1949，pp．95，100．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许良英等编译，商务印书馆，1977年第1版，第157，548，9，10页。
h．poinearé，la science et l'hypothèse，paris，ernest f1ammarion éditeur，1902，p．3．
李醒民：论爱因斯坦的经验约定论思想，《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4期。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版，第184，297页。
a．奈格利：马赫与唯物主义，《哲学译丛》，1982年第1期。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35，136页。
h. poincaré,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last essays, translated by john m. bolduc, dover publications, inc., new york, 1963, p. 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