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方法论个体主义是分析传统与个体主义传统交汇的结果，这一背景特点形成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本特征，使它与近代科学的分析传统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本文从自由原子论、并行的还原论和意向论，以及多线型的广义分析三个方面论述了这种关系，阐释了这种关系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具有特殊的表述空间，是一种包容性较大的研究纲领。文章指出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一特点在当代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中的特殊意义。

关键词：方法论个体主义 自由原子论 还原论 意向论 多线型分析

abstract: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s the interactive result of both analytical and individualistic tradition, that shapes the character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hence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keeps the analytical tradition at an arm’s lengt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three aspects of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and intentionism, and multithreading-analyses. it points out that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is a 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gramme in the relationship, which has special space of expression and special significan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ontemporary science and social science.

key word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free-atomism, reductionism, intentionism, multithreading-analyses

方法论个体主义不是一种单一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包容性较大的研究纲领。wwW.11665.cOm它的核心观点——社会集体的现象必须根据或落脚于个体的解释而得到解释——是基本的、稳定的，贯穿于该方法论的各个方面；同时这一核心观点又只是规定了从社会现象到个体的解释方向，而实现这一方向的方式却可以是多样的、可变的，能够基于本体论、还原论和意向论等给出不同的表达。
从背景分析的角度看，这样立论的原因在于，方法论个体主义是分析传统与个体主义传统交汇的结果。这种交汇作用形成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本底色和特征，使得它具有特殊的表述空间。也正因为此，方法论个体主义中存在着一定的张力。方法论个体主义既不是纯粹的分析传统形态，也不是典型的个体主义形态。如果从分析传统的角度看，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它血脉相连但又若即若离。“若即”是指，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近代科学的分析传统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其直接表现是试图把个体作为原子纳入还原论的解释模式，而且这一倾向占据了主导地位；“若离”是指，方法论个体主义不能不顾及个体的人文属性，给体现人的自由特性的意向论表达留下地盘。意向论模式虽然从广义上说仍然可以纳入分析的范式，但它毕竟又偏离了还原论模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偏离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传统。这种偏离不仅具有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身的特殊意义，而且也与科学的现代转型具有一定的联系。当今方兴未艾的复杂性研究以还原论为研究基础又以超越还原论为其目标，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还原论的联系和偏离，虽然并非就是复杂性研究，但却与它有着一定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社会科学领域讨论方法论个体主义比仅仅讨论分析方法的运用更具有方法论的现代意味。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上述特点还应该放在下述两种对立的传统中思考：社会科学作为科学的图景是一种特别的盎格鲁—美利坚传统，其倾向是把社会科学的方法和元理论，如果不是看作等同，那也是看作是对自然科学的类似（本斯滕，1983和1935）。在欧洲大陆，社会科学则包含在人文科学中，即包含于geisteswissenschaften中，与naturwissenschaften 相区别。[1]这是两种社会科学概念，一则倾向于物的法则，另一则倾向于人的法则，表现了特有的对立。但是这种对立又是相对的，而且从发展趋势看越来越需要一种融合性的新的社会科学概念。方法论个体主义虽然就其主要倾向看属于前一种传统，但它的包容性特点与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具有某种一致性。
本文希望在这样一些背景视角之下讨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分析传统的关系。
一、自由原子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层面上是一种原子论，但是一种特殊的原子论。
方法论个体主义认为，社会中的个体与原子同处于本体性的地位。原子是自然的本体，个体是社会的本体，因此个体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原子，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原子。
原子论，历史地看是一种关于自然的研究传统。它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来把握：第一，它是一种与自然研究密切相关的自然哲学传统；第二，它是某些自然科学的研究纲领；第三，它是某种自然科学的具体学说。这三个方面密切相关，可以说是同一个关于自然的理论传统的历史展开，其本体论意义虽有所不同，但都以某种形式存在着。
原子论一开始以始基论的形态出现，即把原子视为世界万物的始基。第欧根尼•拉尔修曾描述德莫克利特的学说：“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原子在大小和数量上都是无限的，他们在整个宇宙中由于一种旋涡运动而运动着，并因此形成一些复合物：火、水、气、土。因为这些东西其实也是某些原子集结而成的”。[2]按照这种思想，原子是万物构成和运动的基础。此后的伽桑狄在介绍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过程中使原子论的表述接近近代科学的形式。他说：“原子也是事物的元素。首先由原子组成最小的矿物质凝核或者分子，然后组成比较大的，再组成更大的分子，然后组成最小的，再组成比较大的和最后组成最大的物体。”[3]他的思想影响了化学家波义耳，后者把微粒作为一切变化的基础，提出了著名的化学元素论，因此引发了化学史上的一场革命。原子论进入了科学领域，但它的本体论的意义依然保持着。原子论作为科学研究纲领而取得卓越成效的例证是牛顿的微粒论。牛顿说：“整体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起源于粒子的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和惯性，我们由此得出结论，整体物体的全部最小微粒都是具有广延性、硬度、不可入性、可动性、并且具有惯性，全部哲学的基础就是如此。”[4]这里，原子作为本体，是所有事物属性的承载。
原子论本身虽然经历了历史的变化，但它的近代形态的本体论含义仍然可以概括如下：
（1） 世界万物是由原子构成的，原子是它们的最基本的单位；
（2） 世界万物的变化过程是由原子的结合与分离所决定的；
（3） 决定世界万物性质和过程的原子，其原质是相同的，只是形状、大小和数量不同。
这种概括对于我们认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原子论性质很有帮助。金凯•哈罗德曾经这样概括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本体论命题：
“（1）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不存在超越个人之上的社会；
（2）社会过程完全由包含个人的过程所决定；
（3）所有个人的经济或社会的相关性质都是单子性质的，即其他人或社会实体，比如组织或机构都不介入这一性质之中。” 即使允许个人的非单子性质的存在，也只涉及它们的非本质的或外在的关系。[5]
从对比中不难看到，方法论个体主义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也是一种原子论。
西方微观经济学可以帮助证明这一命题，因为它就是关于个体原子的经济学。它首先分析单个消费者和单个生产者的经济行为，然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单个市场的价格是如何形成的；进而分析所有单个市场又是如何同时形成的。整个分析的出发点和基础是个体的经济单位和变量，是个体的单子性质。西方主流经济学还企图把这种原则扩展到整个经济学。比较典型的奥地利学派把个体视为孤立的原子，认为分析这种原子就可以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它企图排除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宏观经济学命题。
原子论所以能引入社会领域，有其历史方面的原因。乌•罗塞堡对此曾经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把原子论世界观中的一个单个原子的作用与变得越来越复杂的生产结构中的一个单个生产者的地位相比较，这是比较容易理解的。虽然我们并没有以此而获得有关17世纪初期原子论复兴的原因的说明，然而，我们却看到，发展着的新型生产关系，给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的自然哲学的抽象推论以一个完全另样的规模。我们在这个时期的物理学及哲学中，以断断续续的方式发现了生产者之间正在形成着的那些关系，发现了他们的日益增强的个体化及他们的可调换性。”[6]乌•罗塞堡把自然科学中原子论的复兴与社会个体的日益独立联系起来，把17世纪特定科学形态的崛起与当时的社会关系联系起来。
个体这种原子地位的历史确立与个体自由历史发展的相互关联，从个体主义概念的形成也能得到佐证。据卢克斯考证，英文词individualismu直接从法文individualisme 演变而来。他认为，个体主义一词在十九世纪以法文形式出现，用于概括启蒙思潮。19世纪20年代的圣西门主义者也用个体主义概括启蒙运动的主导思想，正是他们把自由经济原则、社会的原子化和工业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哈耶克对此描述说：“‘个体主义’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术语最初都是由现代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圣西门主义者创造的。他们首先创造了‘个体主义’术语，用以描述他们所反对的竞争社会，然后又发明了‘社会主义’一词，用于描述中央计划的社会。”[7]
个体的原子性质与个体的自由性质不仅有着历史关联，而且它们在本体的意义上就是相关的，因为个体本来就是一种自由的原子。正是在此意义上，本文把方法论个体主义看作是一种自由原子论，这是它与自然传统的原子论的重要区别。
自由原子论的基本观点可以表述为：个体是一种主体性的原子，表现在三个层面上：首先，它具有主体能力，有自己的意愿、目标和认知能力，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在特定情境中进行选择的能力；其次，它能够自主活动，具有自然原子不可比拟的活动空间和选择空间；再次，由于它能够在一种确定的意向和信念指引下通过其行为改变自己和环境，因而它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原子，一种价值源。所以，主体性是个体的存在属性，自由就是其本体状态，这种存在属性和本体状态能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得到扩展和增强。
方法论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这种存在以特殊的地位。从宏观的角度看，它使得社会与个体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不可同等而语；从微观的角度看，它限制了个体的进一步分割。
不可同等而语是指，个体自由的本体状态是真正的实在，而由个体组成的社会整体在此意义上却不是真正的实在。
在原子论中，原子与其所构成的物质层次虽然也具有不同的性质，但都是具有同等意义的实在。与此相比较，在比较典型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那里，个体与社会却不具有这样同等的意义。韦伯曾表示，他一生都在为驱散“集体”的幽灵而奋斗。他认为：“就社会学所要达到的目的而言，它不会承认存在一种其‘行为’如同集合个性那样的东西。当我们在社会学的语境中，指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一支‘军队’或其它类似的集合体时，我们所指的仅仅是单个人实际或可能的社会行为的某种扩展”。即使社会或集体存在的话，这种“集合体必须唯一地被视为单个人特定行为的组合和组合方式。”[8]一些著名的方法论个体主义者还从经验的角度对此论证。波普指出：“所谓的社会整体并不是经验的对象，基本上都是流行社会理论的公设……因此，对社会整体或集体的经验存在的信仰（可以被描述为朴素的集体主义）必须让位于这样的要求：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加以分析。”[9]哈耶克则以历史上的唯名论作为说明：“个体主义是哲学上唯名论的必然结果”。（[7]，p.6）唯名论否认“共相”的真实存在，认为一般名词只是加给一组事物的标记，不能成为感觉经验的对象。所以，只有能够成为感觉对象的个体才是真实的存在，而社会这些一般不是真实的存在。
个体与社会在本体上的不对等也体现在个体法则与社会法则的地位不对等上。穆勒说：“社会现象的法则只不过是，也能够不过是社会状态中联结到一起的人类的行为和热情的法则。…社会中的人类所具有的性质只不过是他们原来所具有的那些性质，它们能够被分解为个人的天性法则”。斯考特•高登对此进一步分析说：“这一命题在当代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形式包含在lionel 罗宾逊‘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重要性的论文’中（1932）”，在这一形式中，“经济学通过严格的演绎推理从前提推出它的定理，而它的前提是陈述人的天性的命题。”。[10]
方法论个体主义赋予主体性的个体存在以特殊地位的另一表现是，这种个体不能再继续分割下去。在古代原子论中，原子是构成万物的不可分割的最小单位。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和现代科学的发展，原子被逐步认识到只是物质构成中的一个层次，它还可以继续分为原子核和电子等，而且这种分割并没有造成意义的断裂，也就是说，分割以后仍然属于物质的范畴。但是，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中，个体的继续分割却造成了意义的断裂：分割以后不再属于人文的范畴。方法论个体主义在强调“大规模的社会现象都应该根据个体的情境、意向和信念来解释”[11]时包含着这些个体的主体性质具有基本的意义，如哈耶克所表达，人的知觉和信念是我们行动的基础，因而它构成社会科学的事实；社会科学的起点应当是这种事实，并由此构建更为复杂的社会现象。所以，知觉、信念这些主体特性与个体不能分离，个体以下的层次不再具有这种特性，分割只能到此为止。在这一点上自由原子论好像是对古代原子论的某种回归。
所以，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个体具有自然和自由的双重性质。正因为如此，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个体比原子论中的原子具有更为重要的地位，也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方法论个体主义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视为社会领域的个体自由论。这正是方法论个体主义本体论的特点所在。
二、并行的还原论和意向论
既然方法论个体主义仍然是一种原子论，那么基于原子论的解释模式——还原论就同样适用于方法论个体主义对社会领域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自然科学方法论是相似的。另一方面，既然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一种自由原子论，它的原子——个体具有特殊的属性，因此仅仅还原论又是不够的，于是有了意向论的解释模式。不论是还原论还是意向论，其解释线路都是从宏观到微观，使得社会的现象落脚于个体的一般或特殊属性，都是给出一个因果解释。从这一解释线路来看，还原论和意向论又都可以纳入分析的范畴，一种广义的分析范畴。
洛西（j. losee）曾从历史的角度说：“原子论的一个有影响的方面是这样的思想：根据在更基本的组织上所发生的过程，可解释观察到的变化。这个思想成为17世纪许多自然哲学家们的信条。亚宏观的相互作用引起宏观变化这一点被伽桑狄、波义耳和牛顿等人所肯定。”[12]这一信条首先表现为自然研究中的还原，主要有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
对象还原是把所研究的对象从宏观层次还原到微观层次。这种还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宏观层次的质变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变”；另一种是“假定更深层次存在着同样的性质和过程来恰当解释某个层次的性质和过程”。（[12]，p.28）前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间接形式，后一种可以称为还原论的直接形式。
间接形式在化学理论中有其典型反映。从化学理论的发展来看，拉瓦锡已经认识到：化学元素是化学分析所能达到的真正的终点。这一认识通过查里米亚•李比希的“当量比定律”和弗里契曼•普鲁斯特的“定组成定律”得到证实。1808年道尔顿在《化学原理新体系》中作出关于原子的基本论断，之后柏采力乌斯制定的“原子量表”，杜马发现的化学性质决定于化合物的“结构类型”，阿伏伽德罗关于决定元素原子结合数的“假说”，门捷列夫创立的“元素周期律”，都以不同形式说明了在化学中物质宏观层次的性质是如何被还原为原子层次的量的组合形式的。直接形式在物理学中有其反映。牛顿“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来揭示支配物体微小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的力”，希望“对短程力的研究将实现如状态、溶解、化合物的形成等物理—化学现象的综合，就象万有引力实现了地上动力学和天体动力学的综合一样。”（[12]，p.96）
对象还原的直接形式和间接形式在方法论个体主义中都有体现。间接形式被方法论个体主义者确认为“社会科学中的实际发现”，而且经济学家指出的负反馈经济系统就是这样的发现。在这一系统中，个体动机是自利的，并非为了社会的利益，但是在相互作用中却达到了对社会有利的结果。沃特金斯强调方法论个体主义与这种间接还原的特殊关系：“我认为，在生物学者与方法论个体主义者之间具有真正的平行关系。例如，生物学家不用有机体中的大的目的论趋势解释怀孕中的大的变化，而用小的化学的，细胞的，神经学的等方面的变化作解释，这些变化没有一个与它们的共同的似乎有计划的输出有什么相似之处。”[13]方法论个体主义所以如此重视间接形式，是因为它认为这种还原在解释上是一种进展，具有更大的解释力。

方法论个体主义也重视还原的直接形式。同样是沃特金斯，他赞成机械论原理，认为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机械论是类似的，大尺度的社会现象必须通过个体的特性才能得到解释，社会的共同利益也就是个人利益的加总，个体性质的线性叠加就是整体的性质。经济学中“总需求是所有个体的需求之和”的命题是这种还原的直接体现。但是，他和波普对直接还原的某些运用持警惕的态度。例如，他们都反对心理主义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认为大规模的社会特性是相似的个人心理趋向的表现，即仅仅是个人特性的直接反映。他们认为这是把个人主义方法论推向极端，使得它在解释方面没有什么进展。沃特金斯认为，自从1714年曼德菲尔的《蜜蜂的神话》出版以后，个体主义的社会科学就把重点放在非有意的结果上，更加注意在特定的情境中自私的个人动机可能具有好的社会结果，而好的政治故意却可能有坏的结果。（[13]，p.740）
理论还原在一定意义上能够看作对象还原的逻辑结果。牛顿说：“我希望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推理，从机械的原理推演出其余一切自然现象”。[14]]他将此推广至光学、电学、磁学、热力学、气体运动学等领域，形成了近代科学的谱系。这一观点后来继续被延伸：整个科学是一个等级结构，特殊科学在这一结构中可以还原到它们之下的更一般的科学，例如从社会学还原到心理学，心理学还原到生物学，生物学还原到化学，如此等等。理论还原不仅在自然研究和社会研究之间建立了理论的链条，而且也使自然研究中的理论还原成为社会研究中的某种范式。沃特金斯按照对象还原和理论还原的两分，也将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规则分为内容和形式的两种。前者是一个特殊领域中某解释理论的前提内容必须满足的东西，称为规范原理；后者则包括逻辑规则和某些现实的富有成果的约定。
还原论在社会领域的运用不是没有其特殊的限制。其主要问题是，作为原子的个体，当他的主体性活动受到客观条件的限制从而能够表现出重复性过程时，其所构成的现象能够以某些确定的规则为基础被还原论解释；但是当个体主体活动的自由度比较大，使得被解释的现象不具有可重复性的情况下，其解释不具有逻辑必然性的基础，这时意向论的解释就成为必要。
沃特金斯说：“社会科学家的立场类似于笛卡尔的机械论的立场。后者从不力图发现新的和闻所未闻的物理原理，因为他相信他拥有的接触原理是自明的最终原理。他的工作是发现典型的物理构造，该构造按照接触原理运作，产生可观察的自然规则。其理论模型体现了这样的规则，它们是‘自明’原理在某种假定的物理情境中运作的结果。同样，社会科学家在心理学方面也是依赖于熟悉的心理学的材料做类似的工作。他首先探查相关的意愿，然后发明简单而真实的模型以表明在精确的情境中，这些意愿是怎样产生某种典型的规则。社会科学家现在原则上能够解释这种规则性过程的历史实例，如果他的模型事实上确实适合这种历史情境的话。”（[13]，p.740）所以，对于可重复性的过程，从考察相关的意愿和情境出发，可以发现和确定某些典型的一般规则，通过它们逻辑地说明历史的情境。分配和交换经济学中的边际缩小效用原理，就是这样的规则。
但是在独一无二的历史事件中，由于不存在可重复性过程，因而不存在还原得以实现的逻辑基础，方法论个体主义只能以个体的意愿和信念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情境来解释所产生的社会现象。沃特金斯说：对历史情境或连接情境的顺序的重构，是“揭示个体（通常既是有名的又是匿名的）以他们的信念和意愿（可能包括特殊的个体意愿和典型的人类意愿）在这种特殊的情境中是怎样产生要被解释的共同结果的。因为这一原因，我把侧重点放在意愿上，它是敞开的，似规律的”。（[13]，p.740）在这种似规律的解释中，意愿，特别是特殊的个体意愿具有特殊的地位，个体的自由属性在此有了更大的活动空间。沃特金斯举例说，康斯坦丁大帝给罗马主教西尔维斯特在意大利以广泛的世俗权力，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该事件可以作如下的意向论解释：康斯坦丁大帝具有使所有对手的权力服从于他的意愿；他同时认识到天主教不可能被摧毁，但如果使它成为皇帝官方宗教的话则能使它驯服，于是意愿与情境两者的结合导致了这一事件的发生。
意向论的解释仍然可以视为分析性的，但这种分析性立足于人本身的特点。也就是说，它是更加人文的分析性，而不是更加逻辑的分析性。这种情形在对分析方法的进一步探讨中能够得到更深入的理解。
三、多线型的广义分析
相应于还原论和意向论的解释，方法论个体主义中的分析方法至少也沿着两个方向在运用。一是还原论的方向，经验加逻辑的方法；另一个是意向论的方向，人文经验的因果分析法。为了说明这种复杂情形，本文在此使用多线型概念，其基本含义是，虽然方法论个体主义是从宏观到微观的思维定向，但沿着这一定向的分析线路是多样的。
首先从理性重建的演绎和非演绎性质来看这种多线型。
分析一词源自希腊文anàlysis——分解、肢解，指思想上且往往是现实的分解程序，它把事物、事物的属性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分解为各个部分。笛卡尔对这一方法的描述也有这种意思：“把我所考察的每一个难题，都尽可能分解成细小的部分，直到可以适于加以圆满解决的程度为止”。[15]
但是，近代自然科学中的分析方法，是和获取某种普适性和演绎程序联系在一起的。牛顿的目标就是应用分析方法归纳出解释性原理，而后以之推出理论的其它原理（定理）。这一方法在惠威尔那里有了更清晰也更形式化的表达。惠威尔认为“事实的分解是把复杂事实还原为陈述那些清楚而又区别的观念如空间、时间、数和力等之间关系的‘基本’事实。”“基本观念的意义可以用一组公理表达，这组公理陈述关于观念的基本真理。”“一个派生的概念仅当以理解这些公理的‘必然说服力’方式把它与基本观念联系起来时才被阐明。”（[15]，p.127-128）所以，近代自然科学中具有代表性的分析方法是内含演绎于其中的方法。这一方法为后来的启蒙学者运用于心理学、认识论、宗教、历史、法、国家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中，方法论个体主义中演绎性质的分析线路应该说是这种背景的产物。
但是，分析方法并非仅仅以这样的纯粹形态存在着。在社会历史领域，许多时候在分析所获得的前提和被说明的结果之间并不存在演绎性关系，至多说它们之间是一种因果性的关系。意向论的解释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再建。这种分析方法在社会解释中有很强的应用意义，在某些学科中与演绎性质的分析难分伯仲，在有些特定领域甚至是主要的研究范式。这些说明，社会的科学研究，很难仅仅诉诸于某一种分析线路。
多线型也表现在对经验分析的结果上，它们可能是某种一般原理，也可能是某些特殊之点。
与分析方法紧密相关的演绎虽然具有演绎论证的形式结构，但这时演绎前提的获得和性质发生了某种变化。前提是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分析获得的，不是先验的；前提可能具有公理那样的特性，也可能只具有一般假设的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卡西勒(e. cassirer)说：“牛顿的方法不是纯演绎方法，而是分析的方法”。[16]在这种方法中，经验是分析的基点。莱欣巴哈也说：“躺在原子论摇篮里的哲学思想，在19世纪这一百年中被实验分析所取而代之”。 [17]]这一点为哲学家从更广的视野所注意，卡尔纳普指出：“长久以来，各种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都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一切概念和判断都是经验和理性合作的结果。”[18]就这种意义来说，科学是经验传统和逻辑传统“两个家族的联姻”。[19]在分析传统中，通过对经验的分析所获得的结果是某种一般原理。人们不仅可以对非生物进行这样的分析，也可以把生物，包括人在内分解为组成部分进行一般性概括。一旦人们理解了某一有机体的组成部分如何运动及怎样被组成为一个整体，那么人们也就认识了处于其规律性关系中的生物。在启蒙学者的一些著作中，人类社会也可以被分析出这样的一般性前提，该前提被作为还原的落脚点。
但是，也有许多时候对人类的社会经验无法分析出这样的一般性原理。对于人类具体的意愿和信念在一定的情境下达致的结果，往往是独一无二的、不具有重复性的因果过程。对它的分析结果，显然不同于一般原理；人们能够厘定的是一些特定的意愿、信念和情境，只能由它们对特定的经验过程作出说明。有时候分析出来的结果可能是复合性的，既有比较一般的人类意愿，也有特别的个体意愿，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说明某种结果的发生。在这种情形下，特殊的描述就有了特殊的意义。
多线型还表现在作为分析方法的多重背景理由上。
韦伯在1904年的“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中的客观性”的文章中认为，社会科学家不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家的研究程序，在所谓更为普遍的法则之下系统地包容观察陈述和低阶理论。他强调社会科学家首先应该决定以什么样的观点去接近历史，然后厘定和描述它的成分，最终在这些成分之间划出因果线条，使具体的结果归之于具体的原因。但是，在他死后出版的《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中，他又坚持“社会科学家的第一位的任务是建立一个一般可应用的理论系统；为了达到这一点，他提出理想类型的使用类似于演绎经济学中的模型”。[20]沃特金斯反对早期韦伯而赞成晚期韦伯的观点。但是，即使他也承认历史解释中有不同的情形存在使得分析方法能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他描述了三种情形：一种是束缚性解释，它通过追踪与其它事件的固有关系解释一个事件，并且在它的历史顺序中确定它的位置。大部分“文学的”历史学家事实上是这样写作的，在这种解释中理想类型不起重要的作用。第二种是原则解释，在一个简单的理想模型中从高度精确、高度形式的前提演绎出被决定的范围。这种理想类型可以证明某种原则在历史环境中发挥了作用。这是理想类型表现最为卓越的领域。第三种是细节解释。在这里理想类型大部分被特别构建，并在实施中逐渐现实化，直到它们成为经验的建构。（[20]，pp.154-159）上述三种情形表明，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分析方法，其不同线路的存在有其实际的理由。
分析方法在社会领域的多线型与它的分析对象——个体的人有着深刻的联系。如果人是自然属性与人文属性的某种统一，那么不同的分析线路可以看作分析向自然或人文不同方面的接近。可以比较粗略地说，还原分析比较偏向自然的一极；意向分析比较偏向人文的一极。前者逻辑性比较强，但具体信息损耗大一些；后者逻辑性弱一些，但具体信息的损耗似乎少一些。这些都是向人本身的某种接近，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其运用的合理性要视研究的对象和需要而定。
总的来看，四百多年来经典的分析性科学已经走过了辉煌的岁月，以致罗素能够自豪地说，“只有用分析才能有进步”。[21]分析方法的典型形态——还原论方法在自然研究领域所向披靡，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这种胜利也扩展到社会研究领域，方法论个体主义在主流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中的进军，程度不同地说明了这一点。然而，分析方法的胜利有其限度。它在社会领域的进军一开始就遇到了抵抗，特别是分析方法进入社会领域以后发生的复杂变异具有启迪性。社会领域的特殊性可能一开始就在提醒我们，经典科学的方法虽然在这里不乏建树，但新范式的出现在所难免，而且这种新的范式可能不会固着于抽象的唯一存在和客体化的形态，它可能更加逼近活生生的人的生活世界。这恐怕是我们在从方法论个体主义回溯到分析传统时应该看到的景象。

[参考文献]

[1] e.samuel overman, “introduction: social science and donald t. campbell”, donald t. campbell,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or social science edited by e.samuel overma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viii.
[2]《古希腊罗马哲学》（原著选读），“第欧根尼•拉尔修，第9卷，第7章”，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96页。
[3] 范•麦尔森：《原子——过去与现在》，弗赖堡/慕尼黑，1975年版，第130页。转引于乌•罗塞堡：《哲学与物理学——原子论三千年的历史》，朱章才译，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4] 转引自林定夷：《近代科学中机械自然观的兴衰》，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5] harold kincaid,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atom”, 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edited by john b. davis, d. wade hands and uskali maki, printed and bound in great britain by mpg books ltd, bodmin, cornwall, 1998, p.295.
[6] 乌•罗塞堡：《哲学与物理学——原子论三千年的历史》，朱章才译，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
[7] a•哈耶克：《个体主义与经济秩序》，贾湛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注。
[8]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v.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1978, pp13-14.
[9] 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7页。
[10] scott gordo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1991, p.652.
[11]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 reply”, in o’neill (ed.), mod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3, p.179.
[12] 约翰•洛西：《科学哲学历史导论》，邱仁宗等译，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8页。
[13] john watkins,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tendencies”,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edited by richard boyd, philip gasper, and j.d. trout,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london, england, 1991, p.739.
[14] 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序言，转引于丹皮尔《科学史》，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48页。
[15] 笛卡尔：《方法谈》，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44页。
[16]〖德〗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17]〖德〗赖欣巴赫：《科学哲学的兴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7页。
[18]〖德〗鲁道夫•卡尔纳普：《世界的逻辑构造》，陈启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9]〖美〗m•怀特编著：《分析的时代》，杜任之主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7页。
[20] john watkins, “ideal types and historical explanation” in o’neill (ed.), modes of individualism and collectivism,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london, 1973, p.145
[21]〖英〗伯特拉•罗素：《我的哲学的发展》，温锡增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