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将我们带入信息化、数字化的时代。它是当今世界上确确实实发生着的一场新技术革命。此次革命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类操纵、控制自然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有可能在更大、更深的范围内发展物质生产，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而且它对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会管理模式、生活样式发生巨大影响。对这个影响舆论似乎有一致的看法，人们欢呼一个更加合理、富裕、舒适、便利和丰富多彩的时代即将到来。这肯定是不错的。不过在众口一致的欢呼声中我们似乎听到“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孩子发出的惊叫：这儿哪里有人，分明是一台台貌似人的机器！马克思所说的“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是否必定伴随着人的全面发展？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是否就是人类事物的合理性？这应当成为世纪之交中国理论工作者关注的现实课题。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机械论/工具理性/信息高速公路

【正文】
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进步是人们不断发现人的经验世界的可计算、可操作、可控制性的过程，也是人的工具理性（当代思想家意指人类理性中专门处理经验事物的那种分析、计算、逻辑的思维能力）不断证实着自己力量的过程。当人可以用各种因果决定方式和它们的组合解释生命、社会乃至思维的复杂功能时；当人可以将自己的各种体力的、智力的、情感的活动加以分解并用二进制数加以表达，从而用各种机器模拟出这些复杂功能时；当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摆弄一个个原子（纳米技术），从而制造出各式各样非自然产生的、海德格尔意义上的“持存物”（bestand）〔1〕，甚至连人自身也能被“克隆”、也被普遍地看作为一种“人才资源”，成为持存物的时候；当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到处碰到的都是由自己的抽象逻辑所产生的机械式产品，只能在自己规划的范围内活动，丧失了向世界、向自然开放的时候，我们在震惊于人类自身无限的创造力并踌躇满志地展望未来，欢呼信息时代将给人带来美好的、不可思议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似乎也不能回避：“人是机器”的古老观念又重新获得了它的活力，我们仿佛听到那个“新世纪幽灵”〔12〕越来越近的脚步声。wWw.11665.cOm
　　　　一、生命事物的机械论解释的命运
很久以来人们就发现，生命系统与人们使用的工具和机器有某些相似之处。笛卡尔和狄德罗是生命事物的机械论解释的鼻祖。他们生活在机械式机器的时代，这些机器的构件是杠杆、弹簧和齿轮，其运转原理可以从牛顿力学理论中找到解释。从历史上来说，这是用于生物学的第一种机械类比。用于生物学的第二种机械类比是热机。这是把生命类比为物理过程中的燃烧现象。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成为这种解释的基础。今天人们用耗散结构、自组织与混沌理论和智能计算机来说明和比喻生命。这类机器具有有序的动态结构和自我调节的功能，能进行复杂的逻辑运算。从直观上看这与生命、特别是高级生命的特征更加接近。法国著名哲学家、医生拉·梅特里的话：人是动物，因而也是机器，不过是更复杂的机器罢了〔3〕， 充分反映出人们对生命事物的本质的观念。
不过，在生物学史上，与对生命事物的机械论解释相对立的还有活力论（目的论）解释。在后者看来，生命有机体中肯定有不服从于物理与化学定律的过程（因而不能进行科学的研究）。但是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生物学家差不多普遍拒绝了活力论。这主要是由于，首先，因为活力论实际上在科学领域留下了后退到未知的或事先假定不知道的因素；其次，因为所有那些看来要求活力论解释的现象，最后都能用物理—化学定律去说明了。例如一个最新的科学成果——现代分子生物学在对基因进行描述与控制方面的成功（1996年底科学家宣布，包含人类五分之一基因地址的人类基因图谱已绘制完成）不可避免地是机械论和还原论观念的胜利。生命事物中确有机械的一面：肢体的运动方式与杠杆相似，而心脏工作的原理与泵相同。计算机的成功则表明人的思维活动至少也有机械的一面。这就解释了，何以笛卡尔的方法与笛卡尔的自然观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可以起到那么巨大的作用。可以说，近代科学的主题就是研究自然界机械性的方面。机械论解释实际上占了上风。不过机械类比的命运并不顺利，它似乎有辱作为高级生命的人类，因此它一提出就被斥为浅薄，认为是机械决定论观念在生物学中的反映。当机械决定论在现代物理学中处处碰壁的时候，生物的机械类比也遭到了人们的嘲笑。
生物的机械类比之遭到如此对待也有它自身的原因。近代科学在将生命当成机器来研究时，使用的是还原—分解的方法（这正是它机械决定论的方面）。在今天看来，这种方法只适用于生命的某些方面。例如，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生物化学家们曾耗费了60年的时间寻找生命发育中的所谓“组织原”，结果没有找到。今天人们已认识到，发育是不能还原为每一单个化学物的行为的。又比如，在人类的认识史上很早就有人意识到，内因、内在联系、目的性的出现是从科学方面说明生命乃至主体产生的关键步骤。苏格拉底就清楚地区分了人类行为中两类不同的原因。他说，有些人认为，他在监狱里坐以待毙这种行为的原因是由于施加在他骨胳、肌肉和肌键上的机械力引起的。但他坐牢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他做出了服从雅典人的判决的抉择。〔4 〕还原—分解的方法是无法处理这类对象的。
二十世纪初对生命的科学研究的方向发生了逆转。整体—综合方法逐渐占了上风。方法上的突破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生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它的自调节、适应性、目的性、演化等一系列性质都获得了令人满意的解释。更为重要的是，科学家把这些成果用于设计新型的机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工程正是在这一科技背景中产生的。这些科学成熟的标志是现代计算机的出现，它具有了类似生命，甚至智慧生命的许多特征。
智慧生命的许多特征现在已不必求助于科学之外的活力来解释，而是可以用大大修正了的物理—化学理论来解释。显然，承认在生命有机体的过程、机能和活动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与任何物理、化学定律相冲突的，或者是在这些规律之外的；承认在物理—化学定律之外不存在着超自然的或非物质的力量，是对生物学进行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生物学家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们要问的是，这一科技成果的理论意义是什么？用大大修正了的物理—化学理论来解释生命现象真的可以使我们避免机械论了吗？
　　　　二、当代科学对生命现象的研究证实了什么？
当科学家们也可以造出具有反馈环路的复杂自调节系统，它们有称为内在联系的东西（如有某种内部结构），有某些智力行为时，生命的机械类比重新获得了它的生命力。诚然，控制论、信息论的产生和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引起了机器这一传统概念的改变。过去，机器指的是将一种能量转化为另一种能量的技术装置，现在出现了用来变换信息的技术装置。这时信息变换的能量过程只具有从属意义。控制论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或更一般地说，信息加工机或智能机器就是这类机器的名称。它具有类似人的智能，如具有感知能力（视、听、嗅、触等），思维能力（分析综合、计算、推理、决策等），表达行动的能力（说、写、画、做等）以及学习记忆、创造等功能。显然，这类机器与一般的机器有很大不同，它的内部活动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硬件与软件。硬件层面是由一系列复杂的电路和开关的网络构成，有一系列电脉冲通过开关。这个过程完全由物理定理所使然。另一方面，某些电路活动可能代表解出一套数学方程式，分析出一枚导弹的弹道。这样的描述就比硬件高出一个层次，要使用到诸如程序、运算、符号、输入、输出这类概念，它们在硬件层面上是没有意义的。两种描述在其本身的范围内都是前后一致，毫无矛盾的，但两者处在完全不同的层面上。显然，将程序只不过看作是一些电脉冲是荒谬的，是还原论观念的表现。智能机器中确实出现了一些新东西，它们需要用整体论的概念和方法去把握。但在本质上这个过渡形式可以通过元素、结构、功能的分析与物理上的所谓的“单纯物质”发生联系。问题在于，程式化本质上是人将他的思维内容与推理过程数字化（表达为二进制数），从而机械化的结果。
因此，尽管这里的“机器”概念已有变化，大量元件的复杂连接使它具有了整体的性质。但仍然可以认为它是像波普尔所说的“钟”的东西。当电子计算机依赖启发式程序成功地找到了对于《数学原理》的定理2.85的证明时，难道不可以说，由像“钟”这样的计算机显示出来合理的创造性吗？而且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还欲使人们相信，他们不过刚刚开始去开发机器的“才智”。果然，近几十年来，计算机的发展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料。
的确，谈到机器，不说说计算机新近的发展是不可想像的。自1946年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至今，才过去了50多个年头，计算机与通讯线路连接起来的全球网络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所建造的最大机器。计算机已越来越多地接替了我们思维的任务。一个有趣的例子是，1997年5 月11日当今世上公认的最优秀的国际象棋大师加里·卡斯帕罗夫与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研制的取名为“深蓝”的计算机对弈， 最后“深蓝”以二胜一负三和取胜。生物计算机的开发目前也已进入了关键时期，届时机器的运算与推理能力将大大超过人脑。甚至连我们最个人化的情感，据说也被放在显微镜下进行科学的分析与研究。科学家们说，爱是牢固建立在生物进化、生物学和化学基础上的。坠入爱河者如痴如醉的表现和滑稽可笑的举止事实上是自然力主宰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然力则是人类几千年来得以生存、繁衍、发展的至关重要的力量。一见钟情已不再是秘密：男人和女人各自把所梦想的对象的情况储存在自己的大脑中，就像把数据存放在软盘上一样。年龄越大，脑子里的这个图像就越具体。在第一次目光接触时，眼睛就把捕捉到的有关对方身高、体型、眼神、头发颜色、发型、风度以及服饰等最初的信息，以时速432公里的速度通过视神经传给大脑。 特征信息与所储存的理想条件越是吻合，大脑发出的信号就越是强烈，这就是爱情！人体内的化学工厂便会开足马力，一系列情感激素被释放出来。科学家甚至统计出，爱的激情可持续2—4年（这一点在当今的离婚统计中是确凿无误的），长久的婚姻不是这种激情所维系的。不管哲学家或普通人是怎么看待这些进展，科学家们却是相当认真地对待这些课题的，现在他们已瞄准了“自我”这个传统上属于哲学的，被视为自然的最高秘密的领域。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各种基础技术似乎还看不出会遇到任何科学上的限制。当有一天我们怀揣着一个一分硬币大小的软盘——存储着相当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藏书（1600万本图书）——的时候（这决不是遥远的事），我们怎能不为这样一个自己所创造的高科技社会所震惊？！
所有这一切表明：第一，人造机器所达到的这种“最高境界”是人脑的胜利，是人类智能的极至表现。“深蓝”的背后有无数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员，甚至企业家和工人。它不是来自太空的怪物，而是许多人的智慧结晶和梦想寄托。在这个意义上，卡斯帕罗夫的对手并不是“深蓝”主机，而是参与“深蓝”计划的整个科学共同体，是一群人如何运用电脑的硬件与软件来向一个人的智慧与反应挑战。人类能够从物种演化中脱颖而出，依靠的就是制造工具的理性能力。电脑的进展使人们对人脑有了更深的了解和尊重，人脑竟如此奥妙无穷，如此强大有力真是不可思议！第二，人脑的功能竟然能用机器模拟出来并且在某些方面超过人脑，不可避免地加强了“人是机器”这个命题。如果说以前的机械类比还只是涉及人的某一个身体器官，现在涉及到人的大脑、人的智慧。它至少表明，人的思维活动中的计算过程能在计算机中客观化，说明人的计算功能可以作为一种客观功能在机器上现实化。我们似乎已从思维的“主观的计算”功能中剥离出了可以客观化的东西。坦率地说，大多数人（不仅仅是哲学家）不喜欢这个结论。国际象棋在西方社会中具有相当特殊的意义，一直被看作是最具代表性的纯智慧活动。很多人虽然对人类体能远不如机器毫不在意，但却无法忍受人类在国际象棋上对机器称臣。卡斯帕罗夫在赛前扬言，他是为人类智慧的尊严而战，他说“我不能想像过一种计算机的知识比人更强的生活”。媒体也立刻将他形容为“人文的最后防线”。且不论这是否是夸大其词，这场比赛的理论意义却是极其深远的。一些专家、学者曾极力强调，计算机原则上有许多事不能做到，而人却可以做到。例如，工人智能面临的多数难题都涉及到指数爆炸，许多人都认为，这不是任何巧妙的技术可以绕过的〔5〕。然而ibm公司这次设计的“深蓝”计算机采用了新的算法，它可计算到后15步。并且，对于利害关系很大的走法可算到30步。而国际大师一般可想到10步或11步之远（这次在与卡斯帕罗夫的对弈中，“深蓝”计算机的设计者只让他们的这台计算机计算到后12步的所有可能性）。一般来说，棋手每走一步约有30步不同的走法。因此要看到15步之远，计算机若要硬算，就必须算遍30[15]种不同的走棋过程，以从中作出选择。按一般枚举算法，即使是目前最快的计算机要完成对每步棋的全部搜索也要化上几千年，这就是所谓的指数爆炸。ibm 的研究小组采取了所谓“α—β”算法，其基本思想是：先进行“浅”搜索，比如深度只有10步，以粗略指出哪些步是有希望的，然后对这些走法进行深度较大的搜索。这使“深蓝”要处理的局面数减少到1千亿种左右。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绕过指数爆炸的“陷阱”。再加上现在它每秒平均能够搜索二亿步棋，有时可达到三亿步棋的速度，使它的能力大大提高。实际上，人造的机器（工具）总是在某一方面超过人，模拟人脑的电脑在逻辑推理和运算速度方面超过人脑是题中之义、情理之中。这次人机大战标志科技发展的“简单问题”时期的结束，科学家今后面临的问题大都需要自我学习的技能，即使只考虑下棋，中国的围棋变化莫测，“深蓝”的“穷举法”还一筹莫展。人类在“人工智能”道路上的摸索还只是刚刚起步而已。现代科学发展的主题进入了“复杂问题”的时代。
公正地说，对生命的机械类比尽管在一开始显得过于肤浅，但它把生物学从中世纪唯灵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它开辟了对生命事物进行科学研究的道路。智能机器的出现和它的可能发展前景表明，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生命世界与非生命世界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在不断地被填平。生命系统中越来越多的功能可以用物理—化学定律加以说明。纵观当今的科技成果，我们不能回避这个受尽奚落的观念仍然是科技工作者基本的工作假定。如果我们以为，当牛顿动力学理论发展到现代动力学阶段（非平衡统计物理学、混沌理论）就克服了自然（包括人）的机械性；如果我们以为现代科学强调了部分的组合产生了部分没有的新性质，就具有了抗拒自然的机械性质的能力是过于简单了。只要我们是以因果决定的方式探究自然，不管这种决定方式的规则是什么（从部分到整体的向上的决定，或是从整体到部分的向下的决定，或者同时存在着双向的、相互缠绕的决定），都不能使问题的实质有什么变化。这是自然科学特有的体验事物的方式。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将近、现代科学对自然事物（包括生命）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更加准确地概括为机械论—还原论和机械论—整体论。因果决定的各种方式的组合才使机械的发展达到了今天这样的境界。
问题在于，这种类比究竟能走多远（这涉及科学认知的特点、范围与界限）。目前在计算机领域进行的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计算机能或不能做什么的讨论，就是在更高的科学水平上对机械类比的本质、范围和意义的哲学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科学家们一般来说较为同情和支持这种“类比”（不管他们口头上怎么说），因为这种类比是指引他们有可能取得进一步成果的向导。在他们看来，科学似乎也找不到证据证明人身上有特殊的神性，也看不出任何基本的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一台先进的计算机不能够在原则上与我们一样具有意识感。这不是说计算机有了灵魂，而是说复杂的、相互缠绕层次产生了我们所认为的精神。须知，这种复杂的、相互缠绕也能在各种各样的系统中发生。如果精神基本上就是“有组织的信息”（大多数科学家是这么认为的），那么，表达信息的媒介（物质载体）就可以是任何东面，而不必是某一特定的大脑〔6〕。
可是，大多数哲学家、人文学家则认为，认识到生命现象并不违反物理—化学的基本定律，并不等于说这类定律完全解释了生命现象。只能说它们与生命现象不矛盾（生命是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之子）。人的思维本身是独一无二的现象，他们绝对否认人跟机器智能之间有任何相同的东西。不管是什么意义上的机械，即使它可以有称为内在联系的东西，它都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主体的特征——自我意识。在他们看来，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人被看作是没有理智的生物。而实际上，人的行为只能在内省观察的意识现象的范围内，而不能在客观的概念范围内加以描写。目前在学术领域流行着一种用系统科学方法解释一切的倾向，以为用物质元件的多层次组合就能产生精神，以为用整体论就可以说明生命和精神现象，这是非常不够的，仅此只不过是用复杂机器替换了简单机器而已。是在新的科学成就的基础上形成的机械论。这使我们回想起康德对莱布尼茨青年时代就提出的，思维是一种计算的想法所做的评论：“所有学识渊博的人都为这一发明跟这位伟大的哲学家一起进入了墓穴而感到遗憾。但是我承认，我将这位伟大哲学家的这一判断，不过看作好比是伊索寓言中的那个父亲临终前给他儿子留下的遗嘱，说他在地里埋藏着宝物。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们准确的地方，就骤然寿终了。可是他却用这遗嘱促使他的儿子不知疲倦地挖掘和松土。最后，尽管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却由于提高了土壤的肥力而变得富有起来。倘若有人还愿意对莱布尼茨的这一著名系统花费劳动，这就是我认为从其研究中所能指望的唯一益处”〔7〕。确实， 来自哲学方面的批评并没有阻止科学家们“不知疲倦地挖掘和松土”，计算机与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以最惊人的速度在扩大，这似乎是一轮新的活力论与机械论之争，其背后隐含着一个固执的，充满矛盾的思想路线：一方面把人从自然无可挽回地分裂出来，区分为主体与客体，肉体与灵魂；另一方面又力图通过与物质实体的类比把人当作物质的现实来理解。奇怪的逻辑似乎给我们出了一道无法解开的难题。这就是近代哲学典型的设问风格。
　　　　三、工具理性将带领我们走向何方？
在当代许多学者看来，科学技术不仅让我们面对自己的生理结构，甚至思维结构的运作有如机器的尴尬局面，而且给我们铸造了一个大机器的社会，它高居在这个社会之上，统治着这个社会，成为人类事物合理性的最终标准。即便人真有灵性，也会在这个社会中丧失殆尽。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过渡意味着这个机械化的进程加快了速度，并将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伽达默尔曾指出：“20世纪是第一个以技术起决定作用的方式重新确定的时代，并且开始使技术知识从掌握自然力量扩展为掌握社会生活，所有这一切都是成熟的标志，或者也可以说，是我们文明危机的标志”。今天，在各国争先恐后地构建信息高速公路的背景下，我们确实应当从生存意义的角度探讨一下数字化生存的含意。
我们无法否认，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的最高，也是最独特的成就。在现代世界中，再也没有第二种力量可以与科学思想相匹敌。科学技术带给人类的福祉是有目共睹的。由科学技术所导致的社会进步和人类平等也是我们每个人切身感受到的。它所导致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合理性是无庸置疑的。我们也不能否认，科学精神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力量，是使人进取的重要精神因素。当人们真正科学地对待所处的自然环境，理智地思考面临的严峻现实，理性精神和规律意识容易把人们引向高尚的境界。同时，理解科学的活动也是一种精神享受，感受科学之美，欣赏自然之奥秘，体验创造之欢乐。人们崇尚科学的更直接的原因还由于它能迅速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和精神财富，以至于人们往往用重大的科技发现——火的利用作为文明的开端，把工具、材料、能源和信息科学方面的进展作为时代的特征。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更成为深刻影响人类生活的全球性现象，它深刻地影响着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发展和每个人的幸福。我们现代人深受现代科技之惠，对从事这项事业的人充满尊敬之情。我们不能想像过另一种生活。

可是，令人困惑的是，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人与自然的这种认知、操纵与控制的关系通过市场化与工业化不可避免地扩张到社会领域。今天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中，个体的人完全变成了被动的消费者，越来越多的人吃得好、住得好、娱乐得好。所有阶层的人的生活似乎只有一个目的了，就是更多地生产和消费。政府最主要的职能就是最大限度地发展经济。各经济部门都是建立在最大消费的原则上，生产得越多越好。为此，一方面它依靠科学技术不断使产品过时，迫使消费者购买新东西。个人电脑的不断更新换代不正逼迫着我们不断地掏钱吗？另一方面，它奉行“科学无禁区”、“凡技术上能够做的都应当做”的原则。显然，一旦这些原则得到普遍接受，所有其他的价值就被废黜，而科技发展将成为伦理学的基础。这就意味着否定了人文主义传统发展起来的一切价值。基因工程、“克隆绵羊”所引起的争论就是两种价值观的交锋。今天一个一般的实验室都能作到把爱滋病病毒跟感冒病毒接到一起，想想这样的后果，真是太可怕了。笔者感到，在“凡技术上能够做的都应当做”的原则面前，在“享乐主义”精神的支配下，反对克隆人、限制基因技术、保护环境的呼声显得是多么微弱、多么不堪一击。
这样的社会对人的控制主要已不是镇压与剥夺，而是通过技术。例如，通过对人体基因的控制（科学家预言，十年内就可能造出基因武器用于种族灭绝），人在社会上原有的各项天赋权利可以不由分说地被剥夺，这就等于承认了人类在遗传上有优劣之分。二次大战后好容易争得的人人平等的权利将以科学合理的借口而被取消。其次，通过电视、电影、广播等媒体无孔不入地侵入人们的闲暇时间，从而占领人们的私人空间；公共传媒可以决定人的观点和思想，替人作出决定，从而剥夺了人自由思想的能力。更为可悲的是，人们本可以从他们的窗户看见真实的东西，但他们却偏偏愿意在荧光屏上去看它的影像（美国作家e.b.怀特语），传媒提供一种现成的反映取代真实的生活，因此，这是一个反映世纪，是一个与一切真实疏远的时代。其后果是使社会可以在富裕的生活水平上，让人们满足于眼前的物质需要而付出不再追求自由，不再想像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代价；技术的进步使社会握有杀伤力更大的武器；技术的进步破坏了生态环境，使人变成物，使人与人的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当人不仅可以设计某个人的身体，而且有可能设计整个人类时，未来对我们是福是祸真就很难讲了。因此，这是一个虽不自由却很舒适，虽不安全却使人安然自得，虽不真实却丰富多彩，虽孤独难忍却应有尽有的社会〔8〕。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为了让生活舒适和轻松正在放弃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特存在，无原则地进入整体、进入人群，让自己淹没在事件的整体之中，丧失在世界历史之中，消亡在普遍性之中。没有一个人敢于或者愿意像梵高、克尔凯郭尔、尼采那样实践“成功地做了他自己”。在这里个人成功的标准完全由外界的事物决定，世俗的目标占有了支配的地位。我国著名学者陈寅恪的诗句：“不采苹花即自由”〔9〕所表达的人生境界在今天是多么难得。在海德格尔看来， 这种生存方式最大的危险就在于使人无思想，或只能用一种思想，从而离真理越来越远〔10〕。现代文明的弊端反映出人危险地落后于他自己的创造发明。对于一个渴求精神发展的、真正热爱生命的人来说，他“实在无法忍受生活的诗的丧失”。难道“我们非得生产病态的人来确保一个健康的经济”吗？〔11〕
如果以为人文学者的这些思考，这些担忧，这些“无法忍受”只不过是人类向来就有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失控情结”，忧虑自己终将无法驾御自己所创造的事物，甚至被其所取代。或者以为他们由于目睹西方文明在近代日益“礼崩乐坏”，道德沧丧，从而把科学技术视为替罪羊，必欲除之而后快，以慰自己浓得化不开的文化乡愁，那真是极大的误解〔12〕。正是他们指出，科学技术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我们的存在：我们之所以成为现代人，部分是技术塑造的结果，所以技术根本是无法抗拒的。任何反科学技术的观点都不是深刻思维的产物。问题在于现代人应当对这种生存方式进行深刻反思，它揭示了什么，又隐蔽了什么，它对人意味着什么。如果人只按照一种方式去思想，那么最终结果必然是无思想。
对此马克思早有深刻的分析，在他看来，人的存在是二重化的：一方面，作为肉体存在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他必须不断地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以维持其生命过程。而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唯一有效的手段是理性方式（工具理性）。另一方面，作为精神存在物，人又是超自然的，他具有自己的内在尺度，并通过自我意识自觉地把握这一尺度，建构起一自足的意义世界。这表现为人的价值存在方式。人的历史即是一部以工具、材料、能源和信息为标志的追求物质需求的记录，又是一部探求和表现超越物质需求的记录，我们在绘画、诗歌、雕刻、神话、戏曲、音乐、舞蹈中可以发现人类多么强烈的精神渴望和追求。因此，理性与价值的二律背反根植于人的生存悖论之中。当代人类的文化危机的深刻性即在于此。只在理性与价值的整合，才构成人的存在的充分表征。任何囿于理性或价值而确立起来的单向度的人或历史，都属于偏离自身本质的异化状态。可以说，马克思是最早看到机器大生产可能给人带来危险的伟大思想家之一，他对“异化”概念进行的深入分析与批判，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当代性，是对所谓工具理性负面效应的深刻反思，这与黑格尔仅仅在精神领域进行的批判不同，也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往往把“解构”的锋芒对准语言层面不同，马克思将批判的目光投向现实的世界。他所关注的不仅是现代性的成就，更是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去论证“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而是揭露出资本主义条件下人是何以处于“完全的虚无”状态的。这一切使他成为揭示现代文明弊端最伟大的先驱者之一。任何关注人类生存现实境况的理论思维都不能忽视马克思。
二十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活动成为哲学家和人文学家全方位审视的对象。在他们看来，科学技术是人对自然的一种特殊的体验方式——将自然数字化，使自然变成一个不具“目的”，丧失“神性”，循数学物理规律而动的物体，变成一个可预测、量度、计算、验证，从而可操纵、可控制的机器。人不仅自己成了机器，并且也成了自然与社会这部大机器中的一个部件。世界现在成了计算思维的对象，没有任何东西能避免计算思维的影响。科学和技术用人自己的构架和发明、计划和目标来阻挡人，使人只能看到科学技术让人看到的那个样子。这就是人的数字化生存的意味。可以说，正是现代科技完成了对自然的全盘机械化，在这个巨机器系统中人被“锁定”在一个四维时空的网络中，比牛顿时代更像一个齿轮或螺丝钉。因为它把现实与一切固有的目的分离开来，否认了它固有的伦理、美学和政治价值，只赋予它以控制的价值〔13〕。人失去了生存的意义，找不到自己的家园。而一当他失去了对抽象价值的追求，仅仅满足于直接价值的体验，他就“重新变成了动物”。这就是为什么当尼采喊出“上帝死了”的时候，“人也死了”。显然，这些批判反思主要在于它的理论向度，它所反对的是隐含在其中的根本旨趣，而不是反对科学技术活动本身，其内含的希望在于，通过人文精神的张扬，以确立一种能够指导人类驾御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将科技文明导入一个人道化的发展轨道〔14〕。
二十一世纪对人类来说将会是一个充满惊心动魄事件的世纪。一方面，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将为人类提供满足物质需求的更强大的手段；作为认知人的经验世界的思维活动将极大地拓宽人的视野；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将进一步成为人的社会生活合理性的标准；作为一种数字化的生存方式将使人的生活更加便利，也更多地丧失个性、丧失真实感，更加孤独。一句话，工具理性将继续取得巨大成就，将更全面地统治人的世俗生活。另一方面，科学技术本身进到“复杂问题”（探索宇宙之伟、粒子之微、数量之硕、速度之极）的时代意味着它在挑战自己的极限，科学技术在其自身领域遭遇到了人类的有限性。这一事实的意义非同小可，须知，“认识到这种有限性就必须承认人将永远存在于真理与非真理之中，就有可能把我们自己从偶像崇拜中永远解放出来”。由于它发生在科学技术内部，发生在其最深邃的部分——物理学和数学（如海森堡、玻尔在物理学，哥德尔在数学中碰到的）中，因而，更为确凿无疑，意义重大。以上两个方面，一个是从外部，另一个是从内部表明：工具理性已进到了人类理性必须也可能对之进行全面反思的阶段。二十一世纪既是一个发展的、充满危机的世纪，也是一个反思的、有可能走出危机的世纪。在海德格尔看来，正是现代技术的虚无主义发展所导致的危机的最后时刻，人类最终走出危机的希望也应运而生。当代世界性的危机“是人类新灵性境界的产痛”。科学技术作为有限的人的一种活动或存在方式将被恢复在它应当所在的位置上。这将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相互融合的时代。
如何建立和发展与迈向21世纪的中国社会相适应的中国科学与中国哲学是中国理论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和学术生命力。正如一些研究者指出的〔15〕，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自己特殊的难题和悖论。西方现代化的历时性、阶段性矛盾在中国则变为共时性并存的错综复杂的格局。在社会存在层面上表现为，自然经济结构中的狭隘旧习、早期工业化进程中的残酷与幼稚、现代社会机械理性化的种种弊端，以及后工业社会种种特有的“富贵病”（高消费、抑郁症、环境污染等）都在同一时空的中国暴露出来。传统、现代和后现代三种力量的并存似乎为我们的现代化提供了多种可能的选择，但更多的却是造成了中国现代化认知图像的混乱模糊。因此，我国的理论工作者面临的现实是严峻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在世纪的交接处必然出现的某些弊端而否定科学精神、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功利追求，我们只能在追求功利的基础上提倡超功利的境界。科学精神和市场经济使几千年来饱受封建束缚的中国人获得了一次大解放，其内涵和意义之深远还只是初露端倪。在一个需要发展、隐含危机、充满希望的时代，在发展物质生产的同时反省西方现代化之路的教训是极其必要的。倡导一种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和健全人格是政府行为、公共传媒、学校教育、理论研究义不容辞的责任。这里只提出一个让笔者深有感触的事例：我们的学校教育，不管是小学，还是中学、大学，甚至研究生阶段可曾给过学生表达、说出个人意见、感受的机会？用共性限制个性是我们学校教育的最大弊端。在理论层面上这是机械论观念的表现。现在提倡用素质教育取代应试教育，不解决尊重学生（实际上是尊重每一个人）的个性发展这一传统的顽症，这个取代就不会有任何结果。
最后，对工具理性的严厉批判绝不意味着，当代哲学无须从现代科学中吸取精神营养，当代哲学家可以不关注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它们只是表明，理性不应仅仅限于在科学技术的层面上理解。问题在于，人的科学技术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维度，它所提出的问题往往直接影响哲学思维的航向。牛顿物理学对近代哲学世界观的形成有须臾不可或缺的意义，现代物理学恰恰暴露出近代哲学在近三个世纪的发展中所存在的深刻矛盾。将科学、技术作为人类的一种最重要的文化活动加以审视永远是哲学发展的动力之一。例如，今天的科学远离了人们的常识，单凭经验和直觉，即使是想像力再丰富的人也难以准确理解它和它所引起的变化，人们难以从自己的经历和知识背景中判断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也许正是这种功能和认知的相悖，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思考，这应当看做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临的一种新的挑战。许多研究者认为，二十世纪以来新的科学观念和方法已经蕴含了新的世界观的全部生长点，但是它还没有来得及对我们在近代以来形成的机械论世界观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可是自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和工业的巨大成就所造成的机械论世界观越来越显露出自己的局限，它对科学和人类进步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如何克服机械论观念和方法的种种弊端、如何揭示和阐释新的科学观念和方法所可能包含的客观内容，确实应当成为现代科学和现代哲学的重大主题。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关注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与理论内涵决不意味着按科学技术的思想和方法规划哲学，在世纪之交有关科学技术的哲学负有重要的历史使命，它应当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的一座桥梁，以沟通科学技术与其它文化形式的联系；它应当把科学技术思想的概念与模式以及它们的本质内容当作批判反思和人文主义理解的对象而进行阐释。唯其如此，才能在确立一种将科技文明导入一个人道化的发展轨道的层面上发挥自己的理论批判功能。
“新世纪的幽灵”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意味着新时代向我们每一个人提出：“你如何成为你自己？”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首先对自己来一个启蒙，实践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参考文献】
〔1〕　在海德格尔看来，在现代技术的支配下， 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以自然的方式呈现出来。所有的东西都被汇入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它们存在着的唯一意义就在于实现技术对事物的控制。见 m. heidegger,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p.17.
〔2〕　德裔美籍思想家弗洛姆在三十年前发出的警告， 他将二十一世纪可能出现的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社会称为新世纪的幽灵。见 erich fheomm,　the revolution of hope: toward a humanized technolog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p.1.
〔3〕参阅（法）拉·梅特里的《人是机器》，商务印书馆， 1981年，第65页。
〔4〕　转引自（美）大卫·格里芬主编的《后现代科学》，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第147页。
〔5〕　 参阅（美）休伯特·德雷福斯的《计算机不能做什么》，三联出版社，1986年。
〔6〕　参阅（英）保罗·戴维斯的《上帝与物理学》，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7〕　见《康德全集》，第一卷，俄译本，莫斯科，1963年， 第269页。
〔8〕　见（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9〕　见陈寅恪的诗《答北客》， 该句典出柳宗元的“欲采苹花不自由”。
〔10〕　heidegger, dei technik und die kehre, s.4.
〔11〕　（美）威廉·巴雷特的《非理性的人》，商务印书馆， 1995年。
〔12〕　见张汝伦的《海德格尔与现代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55页。
〔13〕　见（美）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31页。
〔14〕　参阅高亮华的《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153页
〔15〕　见刘怀玉：“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历史使命”，《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 何中华：“回到自身：世纪之交的哲学重建”，《学术月刊》，199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