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与人生息息相关。本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学与人生的关系，并就科学能否给人以幸福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
关键词：科学 人生 人生观 幸福

动物是靠物质和本能生存的。人是唯一会使用符号的动物，除了对物质有所欲求以维持生存外，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精神和思想生活的。科学不仅间接地为人的生存提供了物质条件，使人获得了闲暇和自由。“它的更大的力量在于，科学的物质利益打开了大门，并将给所有人以使用心智精神的机会” ，从而为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发展开拓了巨大的空间。自近代科学诞生以来，在人的一生中，人生观、个人修养、人的精神生活、人赢得他人的尊重、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等等，都与科学难分难解。因此，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科学与人生息息相关——科学的人生功能正是在这里得以彰显。
在谈到科学和人生的关系时，马克斯•韦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科学对现实的和个人的“生命”能有什么积极的作用吗？他接着回答说：首先，利用一些技术知识，可以对生活——包括外在的事物和人的行为——进行控制；其次，科学给人以思维方法，以及这种方法所必须的手段和训练；最后，科学使人达到头脑的清明。 韦伯所言一点没错，可是科学对人生的积极作用远非仅此而已。
首先，科学满足了我们精神的急切需求，有助于人摆脱物质的牵累，使人的精神生命充实和勃发。爱因斯坦说过：“人类只有在不违背人性的情况下，从追求满足物质的欲望的冲动中解放出来，才能得到有价值的、和谐的生活。这个目标就是推动提升社会的精神价值。” 宗教扮演过这样的角色，科学也能部分地担当此任。wWW.11665.CoM爱因斯坦本人的人生经历就是这样：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使他的精神得到第一次解放：摆脱了原始的物欲追逐和囿于个人的桎梏；在抛弃宗教、皈依科学后，从思想上把握外在世界的最高目标总是有意或无意地浮现在他的心中，使他获得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罗斯扎克也有自己的精辟见解：“自由地探究知识毕竟是最高的价值，是精神的紧迫需要，其程度就像身体对食物的紧迫需要一样。……精神在追求知识时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但同时在道德上要训练有素。……精神的生命在认识和存在之间不断地对话，每一个形成另一个。” 布罗诺乌斯基的下述言论肯定会引起人们的共鸣：

科学必须告诉我们的不是它的技巧，而是它的精神——对探索的不可压抑的需要。……科学创造了我们理智生活的价值，与艺术一起把它们教给我们的文明。科学甚至在长崎的废墟中也不是羞耻的。羞耻的是诉诸其他价值的他们，而不是科学使之逐渐发展的人的想像力的价值。羞耻的是我们，如果我们不使科学在理智上像在物质上成为我们世界一部分，以致我们最终可以用相同的价值支持这半边天的话。

其次，科学能帮助我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我们人道地生活。米奇利看到，科学处理有趣的主题，能够强烈地影响我们看待人的生活方式。例如，宇宙秩序的概念是我们思维的决定性的背景，我们思考我们自己的种族和其他生物的关系是形成我们内心地图的基本要素。他引用了沃丁顿的言论：“科学独自能够向人类提供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首先是自我一致的与和谐的，其次对于实行我们物质进步所依赖的客观理性来说是自由的。就我能够看到的而言，科学的心态是今日唯一在这两方面合适的态度。还有许多其他有价值的理想可以补充它，但是我无法看到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能够作为正在进步的和丰富的社会基础而代替它。” 科恩对此也有自己独特的视角：“科学提供了摆脱迷信和人道地生活的一种伟大的质——客观性。如果我们希望确立一个没有错觉的，自主的，自我估价的，为自己判断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可几的以及如何借助不充分的证据选择最可能路线——概率和不确定性的生活是科学的生活——的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必须看到客观性在我们的文化中始终教导我们。”
第三，科学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古希腊哲学家的一句耳熟能详的格言，但是在科学出现之前，这种要求根本无法完全实现。这是因为，没有科学的视野，根本不可能认识人的自然属性，也无法深入认识人的社会和心理属性；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人的本性的至高无上的美存在于科学之中”（圣托马斯•阿奎那语） 。科学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比较全面、比较深刻地认识自己的可能性。“科学实际上向我们阐明了我们与世界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理解和指导我们的行为。” 威尔金斯指出，达尔文和弗罗伊德大大改变了人对他自己和他的价值涵义的态度，使我们了解人的动物本性和心理，认识人与人之间宽容的基础。他说：

当神经生理学和心理学有效地相互渗透时，我们可以预期进一步阐明我们的本性，这样的自我认识会大大影响我们的价值。于是，借助科学给予的自我认识，科学是有价值的。由于我们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研究那个世界的整体，以便更充分地理解我们自己。我相信，全部科学的价值正在此处。

舒马赫举出六个伟大而重要的思想，可以充实人的头脑，用以思考并通过这些思想使世界、社会以及他自己的生活变得可以理解。它们起源于19世纪，现在仍然支配着“受过教育的”人们的头脑。 其中，进化的思想，竞争、自然淘汰、适者生存的思想，弗洛伊德的下意识理论，均直接来自科学，而其他三个在观察事实基础上取得的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以及阶级斗争理论，相对主义的普遍概念，实证主义的胜利概念）也多少与科学直接或间接有关。
第四，科学使我们的生活更有兴趣和意义，从而促进人生境界的提升。薛定谔认为，科学是人的高尚能力的自由显示，这种有效的能力超越纯粹的功利主义，能引起自己和他人的愉快，从而普遍提高了人们的生活兴趣。 韦斯科夫揭示了科学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功能：包括科学在内的人的创造性的多数形式，具有一个共同的方面，即尝试给各种各样的印象、激情、经验和行为给出某种涵义，从而给我们的存在赋予意义和价值——要知道，人不能在没有意义的情况下生活，否则他活着就是空洞的无趣味的、“无意义的”。 艾肯则点明，科学能使人生达到一种新的存在之境界。他是这样论述的：人必须创造他自己的生活的目的和存在的意义，力求使生命表面上的无意义与个人对目标的追求协调起来。人的这种精神的饥饿不再能够被传统的宗教满足了，需要的是理性和情感的整合，科学的东西与心理的东西的整合，从而达到浪漫的存在主义（romantic existentialism）的人生境界。
第五，科学有助于涤荡人性的污垢，纯洁人的灵魂，培养人的良好素质，树立健全的人生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邦格的一段话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这一切：

从科学态度的广泛传播，能够期望在个人和集体二者的眼界和行动方面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态度的普遍采纳可以使我们变得更明智，它能使我们更谨慎地接受信息，保持信念和做出预见；它能使我们更严格地检验我们的看法，更宽容地对待其他人的见解；它能使我们更热切地自由探究新的可能性，更迅速地除去神圣化的神话；它能提升我们对理性指导的经验的信赖，以及我们对用经验检验的理性的确信；它能激励我们更好地计划和控制行动，选择目的，寻求与这样的目的和可以达到的知识一致的行为规范，而不是寻求与习惯和权威一致的行为规范；它能促进对真理的热爱，乐于承认错误，强使改善和理解不可避免的不完美；它能给我们以永远年青的世界观，这样的世界观建立在已检验的理论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死硬的、未被检验的传统的基础上；它能鼓励我们坚持人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观点。

威尔金斯强调科学对人的心智或智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他说，科学的价值必然主要在于，它对人的心智的成长或经验的扩张有巨大贡献。理性是人的心智结构的本质构成成分，甚至科学的批评家也承认，人的发展必须包括理性的和思维的方面。我们不能把科学从这个方面排除出去，科学的价值正在此处。 考尔丁指出，人的精神和意志的成长离不开科学。他说，科学在促进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即通过智力、首创、纪律等科学生活的训练，促进精神和意志的成长。物质福利只是人的发展的条件，科学对精神和意志成长的潜在贡献被低估了。科学唤起对真理和理性首要地位的重视，能够成为理性生活的学校，必然有助于追随它的人的个性发展，从而成为一个健全的人。这样的人是社会的根本财富，因为他能够弘扬文明赖以建立的理性的价值，以对抗暴力、偏见和激情。 密立根注意到科学对人的行为的积极影响：“科学认为阻止人们过分匆忙地得出结论是它的主要功能，即使对于它的信徒来说也是如此，虽然它并非总是成功的。不管怎样，它的影响始终强使人们用思考的、明达的、理性的行为代替恐慌的、激情的行为。”
科学知识是一种具有严格论证、严密逻辑、缜密思想的理论体系，在所有理论中是独领风骚的。拉特利尔关于理论与人生的一席话值得我们认真深思：“理论并不是对一个除了表面的、消逝着的和浮华的光彩之外什么也不是的世界徒劳无益的景仰。理论也不是毫无意义的劳作，不能改变事物分毫而只会在生活的不幸之上再加上过分强化的毫无用处的沉思。它是人自身中的‘逻各斯’，是至高无上的努力。它把一种偶然的、明显地屈从于天命和注定要湮灭的人生，提高到一种无可挑剔的与处于现象世界核心的因素相一致的至善生活的崇高境界，与真实或真理相一致的观念，绝不是要在外来力量面前退却，而是反映了可能是人的一种内在要求，即在人生中追溯原初创造力的足迹。”
使我们感兴趣的是，1923年，在中国思想界爆发了一场有名的“科学与人生观”大论战。其实，在此之前，一些科学思想家已就科学与人生问题就做过细致的思考。任鸿隽早在1915年就坦言：“无科学知识者，必不足解决人生问题”。他论证说：

凡人生而有穷理之性，亦有自觉之良，二者常相联系而不相离。谓致力科学，不足“自知与知世”者，是谓全其一而失其一，谓达其一而牺牲其一也，要之皆与实际相反者也。人方其冥心物质，人生世界之观，固未尝忘，特当其致力于此，其他不得不暂时退听耳。迨其穷理既至，而生人之情，未有不盎然胸中者。于何证之?于各科学应用于人事证之。方学者从事研究时，其所知者真理而已，无暇它顾也。及真理既得，而有可以为前民利物之用者。则蹶然起而攫之，不听其废弃于无何有之乡也。而或者谓好利之心驱之则然。然如病菌学者，身入疫疠之乡，与众竖子战，至死而不悔，则何以致之，亦曰研究事物之真理，以竟人生之天职而已。是故文学主情，科学主理，情至而理不足则有之，理至而情失其正则吾未之见。以如是高尚精神，而谓无与人生之观，不足以当教育本旨，则言者之过也。

杨铨在题为“科学的人生观” 的讲演中认为，宗教的人生观(悲天悯人，以救世为怀)、美术(艺术)的人生观(趋重感情方面，以美术的眼光解释人生)、战争(竞争)的人生观(物竞天择，竞争为人生重要之原素)、实利的人生观(做事立说均求实用，以利为先)均各有弊病，应以科学的人生观补救。何为科学的人生观? 他的回答是：科学的人生观乃客观的、慈祥的、勤劳的、审慎的人生观也。何谓客观的?不以一己之是非为是非，凡一切事物俱以客观态度觇之。曷云乎慈祥?即与宇宙之形形色色表有同情。见动植物之外表，同时念及其种子之如何传播营养，土地气候之影响如何，能知动植物生活状况而了解其生命之艰难，且发生同情之观感焉。曷云乎勤劳?以求真理为毕生之事。求真无终止之日也，故科学家亦无作工休止之日，从无家拥巨资或手握大权得富贵而停辍者。如历来发明家，只求真理，不知实利，有至死不休者。曷云乎审慎?凡有所闻，必详其事之原委条件，无囫囵入耳之言，亦无轻率脱口之是非。盖科学家对于一切事物俱存怀疑态度，忍耐求之，不达真理目的不止也。在杨铨看来，科学的人生观是与科学精神相通的，欲明前者须明后者，因此他在讨论了科学精神之后，总结出科学的人生观的三大特色。第一，科学的人生观与德谟克拉西（民主）。科学的人生观颇具德谟克拉西精神。无强弱，有是非，不似世之人情。其拥护真理也，无宗教，无阶级，无国家，惟知有真理而已，可以见科学精神之大同矣。科学的人生观无阶级，无虚荣心，至高尚也。由一些著名科学家之出身低贱，以证斯言之非虚。第二，科学的人生观之实事求是。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怨天，不尤人，不以处境微贱而易其志。法勒第[法拉第]、瓦特、牛顿，皆是代表科学实事求是之精神也。第三，科学的人生观之甘淡泊。抱实利主义者只知金钱，不知其他。科学家之研究科学，其所希冀之报酬即在求科学之进步，故有淡泊精神。难怪他断言：实验室正足以养浩然之气。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针对张君劢“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的主张，丁文江力主人生观与科学不能分家。王星拱则认为：科学是凭藉因果和齐一两个原理而构造起来的；人生问题无论为生命之观念，或生活之态度，都不能逃出这两个原理的金钢圈，所以科学可以解决人生问题。科学为智慧发达之最高点。智慧之维持生活与改良生活，在经常的状况之下，总要比本能高千万倍。 胡适宣布了他的新人观的大旨，即科学让人知道：空间无穷之大；时间无穷之长；宇宙中万物的运行和变迁是自然的；生物界的生存竞争的浪费与惨酷；人是动物之一种；生物及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和演进的原因；一切心理现象都是有因的；道德礼教是变迁的，是有因可寻的；物质是活的和动的，不是死的和静的；个人有死，人类不朽，“为全种万世而生活”是最高的宗教。胡适认为这种新人生观是建立在二三百年的科学常识之上的大假设，也许可以加上“科学的人生观”的尊号，但为避免无谓争论起见，最好叫“自然主义的人生观”。他最后强调：

这个自然主义的人生观里，未尝没有美，未尝没有诗意，未尝没有道德的责任，未尝没有充分运用“创造的智慧”的机会。

任鸿隽表示，科学可以间接、直接地把人生观改变，这就科学的性质上方法上可寻得出几个缘故来。第一，科学的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是无穷无边的，所以研究科学的人，都具有一种猛勇前进，尽瘁于真理的启沦，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观。第二，因为科学探讨的精神，深远而没有界限，所以心中一切偏见私意，都可以打破，使它和自然界高远的精神相接触。这样的人生观，也不是他类的人可以得到的。第三，科学研究的是事物的关系，明白了关系，才能发现公式。这样关系的研究，公式的发现，都可以给人一种因果的观念，而且这个因果观念，在经验世界里面，是有绝对的普遍性的。研究科学的人，把因果观念应用到人生观上去，事事都要求一个合理的。这种合理的人生观，也是研究科学的结果。由此可见，科学自身可以发生各种伟大高尚的人生观。
最后，我们再讨论一个问题：科学能否给人以幸福？自科学诞生以来，这个问题就困扰着人们，至今依然是有关科学的争论的焦点。
什么是幸福？一般而言，幸福意谓生活、境遇使人称心如意。据一辞书解释，幸福的希腊词eudaimonia意为“人的兴旺”。该词由eu（好）和daimon（神灵）组成，字面意义是“有一个好的神灵在照顾”人类最高的善。英文一般将其译为happiness，但并不确切，因为它仅包含快乐和情感满足之意。这只是希腊词eudaimonia的部分含义，而该词的另一含义在哲学上是重要的，即人作为主动存在物的本性的满足。eudaimonia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涉及人的整个一生的状态，因此也被译作“福祉”。许多希腊哲学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伊壁鸠鲁，都认为eudaimonia是值得过的生活状态。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eudaimonia乃是一个人最深刻地实现其本性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的完满目的。他把eudaimonia定义为符合德性的生活，故对幸福和对德性生活的真诚追求是一回事。在具体生活中，eudaimonia一般是指符合道德德性和实践理性的活动。 古希腊思想家梭伦早就认为，财富并不能决定幸福，还必须要有德行。伊壁鸠鲁指明，幸福的两个维度是“身体的无痛苦和灵魂的无纷扰”。中世纪的神学家认为“幸福是德行的报偿”。近代神学家把追求幸福视为人的天赋权利和自然本性。
中文“幸福”一词由二字组成：“幸”有逢凶化吉、幸运、庆幸、幸亏、祈望等义；“福”指富贵寿考等，《尚书•洪范》列举了“福”的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幸福二字同时出现或连用，谓祈望得福。其例可见《汉书•高帝纪下》：“愿大王以幸天下。”颜师古注：“福喜之事，皆称为幸。”《新唐书•李蔚等传赞》：“幸福而祸，无亦左乎！”由此不难看出，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幸福概念的理解是有诸多相通之处的，特别是把幸福与德行或德性联系起来，并强调幸福的精神维度。
科学是否给人以幸福？对这个问题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答案。科学乐观主义者、科学的信奉者回答“是”，科学悲观主义者、怀疑伦者、反科学者回答“否”。莱布尼兹也许是较早持肯定态度的思想家，他说：“既然幸福在于心灵的宁静，既然心灵的持久的宁静依靠我们对未来的信心，既然那一信心建立在我们应有的关于上帝和灵魂之本性的科学基础之上，因此可以说，为了真正的幸福，科学是必须的。” 帕斯莫尔认为：“科学——通过技术起作用——是否在事实上增加了人的幸福？在这里撇开反对任何发明的原始主义或尚古主义（primitivism）不谈，可以有理由地回答：科学给人更多的帮助。无疑地，世界还有相当多的人生活在恶劣的、短缺的境况中。但是，人借助科学在原则上获知，如何控制大规模的疾病，如何转动开关利用电力供他支配。如果这些好处还未普及，那肯定不是科学的过错。”
持否定观点的也大有人在。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游归来，以悲凉的笔调描绘了当时的社会思潮和相当多的人的心理景况：

讴歌科学万能的人，满望着科学成功，黄金世界便指日出现。如今总算成功了，一百年的物质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它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这便是最近思潮变迁的一大关键了。

梁氏的说法即时遭到科学派的反驳，他们强调不能把战争不幸的责任归咎于科学，那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过错，责任主要在政治家、教育家而不在科学家。薛定谔也对科学赐福怀有疑义：“在自然科学突飞猛进地推动下，技术和工业的不断发展，是否增加了人类的幸福？对此，我深表怀疑。”他以神奇的现代交通工具为例说，它使时空缩小，但却使旅费大增，于是分散在地球各处的亲友无缘相见，从而蒙受分离之苦。他反问道：“这带给人民的难道能称之为幸福吗？” 现在，谁都明白，薛定谔的怀疑是不必要的，现代航空业的发展和普通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已使他的担心成为多余的。
有意思的是，彭加勒似乎没有径直地从正面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他转换了看问题的视角：科学起码可以减少我们的痛苦，不至于使我们更加不幸。他的潜台词是：要不，你由明变盲，退回到无科学的时代试试；你要是感到遗憾的话，你可以像兽类一样，在极乐世界幸福地生存去吧。彭加勒的论述值得人们仔细回味：

但是，假使人们害怕科学，那尤其是因为它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显而易见，它不能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询问，兽类是否比人类少经受痛苦。假使人与兽类无异，不知他必然要死，自以为长生不老，而视地上为极乐世界，我们会因此而感到遗憾吗？当我们品尝了苹果，痛苦并不能使我们忘记它的美味。我们总是能够回味它。它会是另外的味道吗？我们进而要问，一个由明变盲的人是否就不渴望光明呢。于是，人类不能通过科学而得到幸福，但是若没有科学，人类今天便会更加不幸。

当然，仅靠科学而无其他，并不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幸福；然而，没有科学，人的幸福感无疑会大打折扣。套用一句口头禅：科学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行的。尤其是在当今这个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发展的时代，幸福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生活——无论如何离不开科学的助力。不过，话说回来，科学必须与人文珠联璧合，才能最大限度造福于人类，单打一是行不通的。罗素说得对：“在思想领域，清醒的文明大体上与科学是同义语。但是，毫不搀杂其他事物的科学，是不能使人满足的；人也需要有热情、艺术与宗教。科学可以给知识确定一个界限，但是不能给想像确定一个界限。” 有论者在讨论科学和人文在共建幸福中的功能时这样写道：“科学提供幸福的物质前提，人文提供幸福的精神条件；科学产生出物质生活的富裕，人文产生精神生活的充实；科学解决人的生理平衡问题，人文解决人的心理平衡问题；科学使人获得现实的利益，人文使人享受理想的快乐；科学以实在的方式使人感受适意，人文以超越的方式使人体验怡然自得的意境；科学将有限的、具体的满足赐福于生活，人文将无限的、永恒的激情灌注于人生；……” 这种两分法的说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不免绝对化了。因为科学之内本来就包含着诸多人文因素，而且还在继续生发出新的人文精神。我们前面论述的科学的精神价值，以及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不都说明科学能够给人们的精神生活增添幸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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