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毛泽东科技和文化教育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组织方式，其战略是扫盲中的提高。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注重发挥知识分子主导作用成为科普组织工作的首要方面；强调科普工作的精神文明作用，其战略服务于经济中心并以提高带动普及。第三代领导人明确了科普内涵，发展了前两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科普工作受到空前重视并已成为党的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在强有力的政策引导下，广大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自觉自主地投身于科普工作。
【关键词】领导集体/科普思想/科普实践

【正文】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现代世界历史的精辟洞见，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思想指南。由于科技第一生产力对经济、继而对政治和文化的决定性作用，科学精神必将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科学思想必将作为一切思想的先导，科学方法必将构成人们行为的基本准则，科学知识必将成为人类知识的源泉。正因为如此，作为科技工作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技术普及已不仅仅是一个实践课题，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课题。本文以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时间为界，把我国科普工作分为三个时期，目的在于探讨各个时期的指导思想与实践形式、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当前科普实践应有的方向和任务。
　　　　一、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一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十分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学习。他在许多文章和讲话中都运用了科学知识的例子和比方，他领导制订的“农业八字宪法”就是一种成功的科普典范之作。wWW.11665.cOM1942年，他在《文化课本》的序言中就已强调“一个革命干部必须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自然常识”（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54年底，根据他的指示，中科院在京科学家向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负责人宣讲了原子能科普知识。1955年初，他还主持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并观看了现场演示实验。这一时期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内容与文化教育形式的紧密结合，因此，毛泽东科技思想和文化教育思想是第一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在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原理，阐明了科学与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说：“自然科学是人类争取自由的一种武器”，“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1963年12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103～114页（转引自龚育之文）。）。以上论述是马克思主义科技思想在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新的发展，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科技思想。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6页。），建国初，周恩来把这一文化指导思想运用到教育上，提出“新民主主义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8页。）。同时，文化的大众方向包含了普及思想，毛泽东写道：“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7页。）科普工作是一项综合性的文化事业，普有科技的内容、教育的形式、文艺创作的方法和新闻出版的传播途径，是科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毛泽东科技和文化教育思想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具有反封建、反迷信、提倡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干部思想改造的功能。毛泽东指出，文化的科学内容“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⑦。1952年周恩来在爱国卫生运动发起之初多次强调要提倡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1958年2月，毛泽东在签发农技工作的文件时指出，“种试验田是一种彻底克服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方法，可以打掉官气”（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5～20页，第415页。），可以教育干部。这些论述和指示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观第我国科普实践中的体现。
第三，由于“大众的文化”决定了科普的主体是工农群众，科普的文化教育方式决定了科普主导是知识分子，因此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相结合是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组织方式。1958年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农技科普的通知中首次提出“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群众相结合”的组织方式。1963年初，周恩来在上海科技工作会议上重申了“认真实现领导、专家和群众的三结合”（注：《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65页，第578页。）。
第四，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知识分子队伍不够大，工农群众的文化觉悟不够高，因此这一时期科普的具体组织方式以比较容易发动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1952年发起的爱国卫生运动极大地普及了卫生科学知识、科学的生活方式及其观念。1955年底毛泽东发动的除“四害”运动普及了害虫害畜的生态和生活史知识。1956年初，毛泽东发起的“向科学进军”的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科学观念、科学方法和科学知识的普及运动。
第五，由于工农群众中文盲占有相当大的比例（1949年为80%），第一个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乃是把科普作为扫盲之后的提高。1956年5月，周恩来指出：“要普遍提高科学水平，一定要先扫除文盲。”（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03页。）这一战略使得业余教育成为科普的重要方式。1950年，政务院共颁布了七个关于业余教育的文件，指出：业余教育以扫盲为主，兼以技术普及教育。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工厂和绝大部分农村都进行了业余教育，仅1958年就有6000万人参加。1958年开始实行的半工（农）半读教育是在文化提高中进行科普的重要方式，至1966年，全国有此类学校4000多所，农业中学和其他职业中学61600所。
第六，正规的经常性的科普工作体现在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工作和技术推广工作中。中华全国科普协会成立于1950年8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科学技术普及”这一概念），到1956年该会拥有27个分会和983个支会，18万余会员，其中有15位中科院学部委员。仅1956年，该协会就举行了20多万次演讲，3000多次展览，还广泛深入工厂、农村进行科普。50年代初开始发展的农业技术推广站负有培训农民的使命，至1957年达每区一站，60年代初则达到每公社一站。
第七，运用传播媒介进行科普宣传。1955年10月毛泽东指示：“要出版适合农民需要的通俗读物和书籍，发展农村广播、电影放映队。”（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还在50年代初期，科普协会就创办了《科学大众》和《科学画报》两种科普月刊，1956年发行量达10万册以上；1956年又创办了《知识就是力量》和《学科学》两种月刊，其发行量最高分别达23万册和11万册。1956年还成立了科学技术普及出版社，全国出版了3000多种小册子，248种科普小册子发行890万。电影是这个时期仅次于出版而以传播方式进行的科普途径。1952年5月政务院就组织拍摄放映了宣传反细菌战的科教片；1949～1955年间优秀影片的授奖中有科教片8部，优秀创作人员8人；1957年，北京师范学院建立了首都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扩展为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50年代发展起来的农村广播网到70年代已深入到农户，极大地宣传普及了农技知识。
每次科技重大突破而伴随的声势浩大的科普宣传也是这一时期的特色，如“两弹一星”的宣传等。
　　　　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指导思想与第二个时期的科普实践
“文化大革命”一方面破坏了有组织的和行之有效的科普工作；一方面又将科普工作庸俗化，严重地阻碍了科技水平的提高。十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胜利召开，开创了科普工作的新局面，“出现了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新风尚”，“一个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热潮正在全国迅猛兴起”（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在会上说明《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时强调要做好普及工作，1981年4月，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重申了这一点。第二代领导人也十分注重对自身的科普教育，1980年7月，中央书记处邀请科学家讲授农业、能源、人口、环保、计算机、空间技术、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第二代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科技的作用，更强调全民科技意识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科普指导思想和科普实践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邓小平科技思想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科普指导思想的基础。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在全国科学大会上，他又详细地论证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根据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学说阐述了科学技术与生产力要素的关系，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1988年9月，这一论断更进一步表述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178页。）。这一思想是毛泽东关于科学技术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思想的更具时代意义的发展，是唯物史观的当代形态。由于这一时期科技工作包括了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思想也包含了科普指导思想。
第二，科普工作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着极大的重要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最早是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大会上提出来的，其中包括“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1982年11月，彭真“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谈到精神文明时提到：“发展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普及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有极大的重要性。”（注：《中国改革全书》文化体制改革卷第207页。）1986年9月，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提出要“努力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教育科学文化的普及和提高”（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页，第170～172页。）。这是党的历史上中央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到科普，是党对科普工作理论认识的一个里程碑。同月，国务院转发有关文件的通知中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冲击和改变着陈旧的社会观念”，要“发挥科学技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并提到了“传播、发扬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
第三，由于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是这一时期一切工作的组织前提，因此尊重和强调知识分子主导及其作用是这一时期科普组织工作的首要方面。这一时期，邓小平重新肯定了“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并多次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4～275页。），“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包括科普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地位和待遇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得到大幅度提高，从而为新时期科普工作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第四，由于这一时期党的工作重歇移到经济建设上，也由于要实现对科普工作庸俗化的拨乱反正，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战略也就是服务于经济中心所决定的人才培养战略，是以提高带动普及。1977年5月，邓小平指出，教育“既注意普及，又注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学、重点大学”（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同年8月，中央决定恢复高考，实行全国统一招生制度；次年2月，国务院拟定88所重点大学，1981年增至96所；1980年10月，国务院作出分批试办重点中学的决定，至1989年，全国共有2187所重点中学。提高性科普方式还有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广播电视大学和自学考试，1989年这三种方式在校考生分别为630万、42万、300万，另外还有634所普通高校实行函授和夜大学。这些提高性教育极大地带动了科学普及。
第五，由于要“在全民族范围内扎扎实实地组织”科普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科普工作的具体组织形式改变了过去过于简单化的群众运动方式，而代之以高效的有层次的体系化方式。这一体系化方式主要体现在各级科协组织和基层科技推广的科普活动中。1978年11月，中国科协召开了第一届二次全会扩大会议，1980年3月和1986年6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都强调要“大力做好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此期间恢复并极大地发展了各级科协组织；地方分会延伸至县乃至公社、乡、镇，据统计，1982年全国公社级科普协会由近4000个发展到15000多个；专业分会则延伸至三级学科，每个专业分会都有科普小组，发起了城市职工的读书学科学的热潮，1983年全国有1000万职工参加，1984年则达1500多万。1981年开始了科技推广的整顿与改革，此后中央和国务院多次召开有关会议，到80年代末已经基本建成农村技术推广体系，其中有关机构22.8万个，参与人员达150万人。与科技推广体系配套的是1986年启动的“星火计划”和此后实施的“燎原计划”，至1990年，两个计划在推广了大量实用技术的同时，共为农村培训各类技术人才650万人。
第六，传播媒介的科普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科普工作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81年4月，国家科委指示“科普出版部门”要“出版更多更好的科学普及读物，要利用电视、广播、讲座等形式组织丰富多彩的科学普及节目”。（注：《中国改革全书》（科技体制改革卷）第222～230，第170～172页。）这一时期的科普出版呈现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是中初级科普读物为主，内容以知识普及为主，兼及科学思想如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老三论”）等。第二个高峰是80年代中后期，转向高中级科普，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的普及逐渐成为主导，许多科学新思潮被介绍入我国并在社会科学方面得到普及性运用，如所谓“新三论”（耗散结构论、突变论、超循环论）、科学方法论以及与科学相关的哲学等。两次出版高峰的共同特点是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的加盟和丛书形式发行，有影响的丛书如“三个面向”和“走向未来”等。同时，报纸和期刊的科普活动也得到迅速发展，各种合适于青少年和家庭阅读的期刊都广泛进行着科普活动；《中国科学报》、《科技日报》、《中国科协报》、各地方科学报纸的创刊或复刊都极大地带动了科普工作。这一时期的电影科普在80年代初期达到顶峰，科教影片以“加映”形式在群众和学生中大量放映；1980年首届“金鸡奖”有3部科教片获奖，而文化部获奖影片中有7部科教片，1983年则为11部；同时，科教片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声誉，80年代有10余部获得各种国际电影节奖。80年代后期居民电视普及，中央台和各主要地方台定期或不定期设立了科普节目，较有影响的如中央台的《动物世界》等。

　　　　三、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与当前的科普实践
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提出一个很有远见的设想，他说：“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是一个政治中央，还不是科学中央，将来，中央委员会就是一个科学委员会了。”（注：《人民日报》1989年12月20日。）第三代领导人及其中央委员会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央，也是一个科学中央，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科技教育。江泽民在多次重要讲话中谈到了科普工作。1989年12月，在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江泽民认为“要抓好科技普及工作”（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1991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指出要“坚持宣传科学精神、科学方法、科学态度”（注：《人民日报》1996年5月28日。）；1996年5月，在中国科协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强调“坚持普及科学知识和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7年9月22日。）；在十五大报告中，又一次谈到了科普工作，要求“普及科技知识”，“树立科学精神”，“掌握科学方法”（注：《人民日报》1994年12月5日。）。1994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从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三个方面推进科普工作”（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6～90页，第40～41页。）。1994年6月起，中组部、中宣部等联合举办的现代科技基础知识讲座在人民大会堂开讲。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和当前科普实践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坚持充分发挥科普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的同时，对科普工作的内涵作了高度的概括，在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同时，把科普工作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一种实现方式。这是对前两个时期科普指导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第一代领导人强调科学精神中反封建反迷信的方面和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功能；第二代领导人把这些功能拓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第三代领导人把科普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进一步明确科普的内涵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思想三个方面，它们形成了一个文化体系。邓小平曾指出：“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者”（注：《人民日报》1991年5月24日。）。那么科学技术如何才能同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相结合呢？江泽民指出：“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注：《人民日报》1991年8月26日。）这里明确了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在于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都包括了科普，因此可以说，科普工作是第一生产力的实现方式之一。
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的科普思想在对以往科普实践总结的基础上，强调了科普的层次性。如前已述，第一个时期侧重于实用技术知识和初级科学知识普及；第二个时期继续技术知识普及并转向了科学前沿知识普及，注意宣传了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第三代领导集体则在强调各个层次的科技知识普及的同时，把宣传普及科学思想、方法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从而把科普区分为知识、方法和思想三个不同的层次。
第三，由于党的领导人对科普工作空前的重视，科普工作已成为党的一项独立的文化事业。第三代领导人的科普思想有三个历史性的“第一”，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第一次谈到科普（1989年12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到科普（十五大），党中央下达了第一个关于科普工作的专门文件（1994年12月）。1991年5月，江泽民提出科普内涵的讲话是科普作为一项独立文化事业的理论标志；1994年12月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是其实践标志（该项举措曾成为1994年十大科技新闻之一）；而十五大报告则是其政治标志。在这一科普思想中，科学不只是文化的一个方面，而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文化活动，因为科学知识、方法、思想与科技体制及科技成果满足着文化的观念方面、制度方面和物质方面的要求。十五大将科普工作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意义的，因而发展了上两代领导集体的科普思想。
第四，当前科普组织工作最重要的特征是政策引导力度的加强。江泽民等领导人的多次讲话和中央各种相关会议、文件中再三强调科普工作及其重要性。国家设立了各种科普奖励，如优秀科普作品奖、优秀科普工作者奖以及建国以来成绩突出的科普作家的评选。尤为重要的举措是1995年5月中央确立了科教兴国伟大战略，科普成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普立法则是政策引导的集中体现，《宪法》和《科学技术进步法》都有国家鼓励科普工作的条文，《科普法》是专门的科普法律，使科普走向了规范化和法制化。同时，科技成果推广取得新的进展，各县市在农技站的基础上普遍设立了科普示范乡，从而以行政行为巩固并扩大了成果推广中的科普成就。
第五，在政策引导下，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自觉自主地投身于科普工作是当前科普实践的主流。知识分子自主地开展了各种科普活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国际科学和平周”活动，百名院士百场科技报告，迈向21世纪的中国科技暨中国青年科技发展论坛，大学生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中国科协四届和五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等。传媒是当前科普宣传的主要形式，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策划参与。全国各电视台几乎都设有经常性的科普栏目，影响较大的有中央台的“科技博览”、“走近科学”、武汉台的“科技之光”等，中央电视台还专门开辟了科普宣传的第七套节目；同时，各大报纸都辟有科普专栏或报中刊，如《光明日报》的“科学周刊”、《中国科学报》的“大众科学周刊”、《科技日报》的“科学前沿”和“追科星”栏目等；期刊方面则创立了不少地方科普杂志，一些学术杂志辟有科普专栏或已改为科普杂志。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身的科普教育，其内容之一是诠释科学中的人文成分，如科学思想、方法、史趣等。目前，全国54所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已圆满完成，正向全国高校推广。有两项活动最为强烈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参与科普的自主性。第一项是90年代初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发起了反对伪科学的活动，至今仍活跃在传媒界和出版界，极大地宣传了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如一些科学哲学家发起了“保卫科学精神”的活动；第二项是90年代中期发起的科学与人文精神大讨论，这一讨论促使人们反思了科学和科学精神，从而从更深的层次上加深了对科学的理解，是一次很有特色的高级科普活动。
第六，当前科普实践中出现了科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良好势头。在1994年，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三次科普出版热潮，像“第一推动”、“科学大师系列”等丛书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科普出版的繁荣是适应文化市场需要的结果。市场行为最强的科普活动是商业宣传中的科普，这一时期产品广告的显著特色是科技知识迅速增长。另外，这一时期科普场馆建设和使用也是政策引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较好方式。中国科协认定的177家科技馆中，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由国家投资兴建的，但也开始有企业参与投资兴建场馆。一些地方开始采取经营方式使用场馆，据报道，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已有6家“海洋馆”以经营方式使用，社会和经济效益良好。
由于党对科普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国当前科普事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欣欣向荣。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普事业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我国目前尚有1.7亿文盲，适龄青年大学入学率不足5%，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青年亦只占10%，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仅占0.3%，广大公众必须通过社会教育和科普教育增长科技知识，提高科学素养；另一方面，科普人才的流失较为严重，相对需求而言，科普设施严重不足。面对这一形势，我们必须解决几个首要的问题。
第一，面对知识经济的挑战，在坚持普及和宣传科学知识、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同时，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以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普人才的创造热情。为什么科普人才会严重流失？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以往有意无意地把属于科技创新的科普工作当作重复性劳动，科技专业人员不敢理直气壮地从事科普工作，科普工作者的成果难以得到有关方面的承认（尤其是人事组织方面）。朱丽兰撰文认为，知识创新是包括了科技创新、商业创新和文化创新等在内的一切知识创造活动。（注：《光明日报》1998年7月24日（转引自陈建强文）。）其实，知识创新又可以分为原创性和再创性两个层次，科普是对科技原创性知识的再创新，科技知识与哲学、艺术、文学、传播媒介乃至宗教等正面或反面的结合，构成了一项全新的文化创新活动。江泽民1996年5月讲话指示要“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进行科普；1991年8月，李瑞环在一次讲话中要求科技宣传“做到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32)。其实，这些指示已经要求我们把科普作为一项传播上的文化创新活动。今年6月，我国正式启动知识创新工程（江泽民就此发表了重要讲话），我们应抓住这一机遇，把科普工作定位于知识创新上，充分调动和发挥科普人才的积极性，使之更好地投身于知识经济的大潮。
第二，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在坚持政策引导的同时，必须加强科普工作自身的改革，建立和完善“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应该说，我国目前科普工作的政策引导已经达到相当完善的程度，但并不等于贯彻和落实得很好了；政策投资由于财力原因，其增加程度将是十分有限的。对此，新任科学技术部部长朱丽兰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否促进科普工作有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尽快建立一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33)我们认为科普工作在走向市场时应该注意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应该对必须由政策主导的公益科普和可产业化的科普有一个基本的区分，不能搞一刀切，以避免公益性科普的萎缩滑坡；其次，要改变自身单一功能模式，尽可能地与其他丰富多彩的文化形式如旅游业、娱乐业、影视业等相结合，以便能更深入多样地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刺激企业的投资热情。在这一方面，科普出版有着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多地学习国际上的先进经验。
最后，面向新的世纪，科普工作应勇敢地肩负起中华民族文化全面复兴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这是科普工作的最高任务。为什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我国公众科学素养如此之低？其深层原因恐怕在于我们文化中的消极积淀。无疑，中华民族有着优秀而灿烂的文明成果，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我们的文化中缺乏科学的成分。江泽民在九届人大闭幕式上提出新的世纪里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他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因此民族复兴的重要标志是文化的复兴，即让中华文化进入世界主流文化。要实现这一目标，首要的任务是在我们民族的文化中整合入当今世界的主流文化因素——科学文化并使之普及化。文化的接受是一个心理过程，它要求我们采取国民乐于和易于接受的形式——这一形式只能是民族形式而不是其他。我们文化中的许多形式如古代诗词、对联、神话传说、散文（尤其是游记）、小说、戏剧等都可以与科学的内容结合起来。科学本身没有民族性，而文化却是有民族性的，科普工作者应当注意把科学的内容与民族的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产生有生命力的科普结果，从而加快实现中华文化全面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