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就在于它把全球生物圈的一切存在物看成是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并具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其理论旨趣在于深度反思并追问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真实目的在于寻求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价值以及现代生态型生活方式的合理构建，最终目标是包括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在内的生态自我实现。它的出现是人类现代环境运动，特别是生态意识形态由浅层向深层转换的时代标志。我国学者既关注对其理论具有的可能缺陷开展必要的学术批判，又注重其合理理论内核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价值。
关键词：深层生态学；生态创新；生态自我实现；生态中心主义平等
abstract: deep ecology, as the term suggests, holds that all things in the global biosphere have intrinsically deep association with each other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values.the research of deep ecology reflects and explores problems and the root caus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being and nature in the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purpose is to seek for the true value of human's social life and to realize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ecological life style and the ultimate goal is ecological selfrealization including the human community and the natural community of the earth. the research of deep ecology is a sign of the times which mean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nvironment movement, especially the ecological ideology, has arrived at a new stage. chinese scholars are making academic criticism on the possible defects of the theory, and in the meantim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theoretical core and the inspiring significance to china's eco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making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deep ecology; ecological innovation; ecological selfrealization; ecocentric equalitarianism
生态环境保护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热点话题和衡量发展的重要维度。wwW.11665.cOM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就在于它把全球生物圈的一切存在物看成是有着内在的深层关联并具有自身的存在价值，其理论旨趣在于深度反思并追问现代工业社会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种种失误及其背后的深层根源，真实目的在于寻求人类社会生活的真正价值以及现代生态型生活方式的合理构建，最终目标是包括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在内的生态自我实现。它的出现是人类现代环境保护运动，特别是生态意识形态由浅层向深层转换的时代标志。诚如王国聘教授指出，深层生态学所揭示的生态系统整体性、有机性、多样性，不仅提供了一幅和传统的机械论自然观迥然不同的世界图景，而且在这种生态世界观的内部孕育了一种强调生态的工具与内在价值同在的价值观。生态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发展已经证明，生态学是环境伦理学赖以生存的肥沃土壤。现代生态思维为传统的价值内涵进行实质重建和拓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1]我国学者既关注对其理论具有的可能缺陷开展必要的学术批判，又注重其合理理论内核及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价值。对此进行逻辑梳理与研究述评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产生背景及其思想渊源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是20世纪70年代伴随环境运动和对生态危机反思而在西方兴起的。由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提出，经美国学者德韦尔(bill devall)和塞申斯(george sessions)、澳大利亚学者福克斯（warwick fox）等人的发展，迅速成为西方生态哲学领域和环保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在深层生态学初创时期，除奈斯外，美国著名学者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通过其作品大力倡导深生态学生活方式，为推动深层生态学发展作出了贡献。他本人被马克斯•奥尔史莱格称为“深层生态学的桂冠诗人”。20世纪80年代随着深层生态学刊物《号兵》（trunpeter）在加拿大创刊，深层生态学与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 (social ecology)和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等激进的环保运动结合起来，成为西方有影响的四支激进环境主义之一。
关于深层生态学产生背景，学界的共识是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环境问题关注的结果，也是人们在观念和制度层面对环境运动全面反思的产物。李培超教授认为，深生态学的主旨是要对生态危机的成因进行“深层”的追问和反思。概括地说，这种“深层”的追问和反思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提出生态危机的深刻根源除了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上的失误外，还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二是它提出生态危机的解决必须通过在价值观、生活方式、技术使用方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做出变革才能实现。[2]王正平教授则全面细致地分析了深层生态学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一是现代西方环境运动的产物；二是西方环境伦理思想发展的背景；三是现代生态学科学认识发展背景。事实上，我们只有深入考察西方环境运动的发展，生态伦理思想的演进，生态科学技术的进步，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深层生态学倡导的各种主张的意义，才能对深层生态学的环境价值观念和实践运动进行正确评价。[3]
至于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思想渊源,卡普拉指出：“深层生态学的哲学和宗教结构不是什么全新的东西，在整部人类史中已多次提出过。在伟大的宗教传统中，道家提供了最深刻和最美妙的生态智慧的表达之一。它强调本源的惟一性和一切自然与社会现象的能动本性。……当此类生态原则被更早的道家圣人所阐述的时候，一种非常相似的流动和变化的哲学，由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教给我们。后来，到基督教神秘的圣徒弗朗西斯，已具有了深层生态意义上的观念和道德，并对传统的犹太教和基督教所共有的‘人’和自然的观点，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战。深层生态学的智慧在包括斯宾诺莎和海德格尔在内的许多西方哲学著作中也是很明显的，并在整个本土的美国文化中被发现，从惠特曼到斯奈德的诗歌里表达出来。它甚至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像但丁的《神曲》中被讨论，这些作品是依据在自然中观察到的生态原则来构造的。”[4]
雷毅博士在《深生态学思想研究》第三章中，从西方文化传统对深生态学的影响、东方文化传统与深层生态学、现代科学传统等三个方面来阐释深层生态学理论的思想渊源[5］63-90；杨通进博士在《深层生态学的精神资源与文化根基》一文中，梳理了深层生态学与西方传统哲学（古希腊哲学、斯宾诺莎、新黑格尔主义）、东方思想（儒家、道家、道元、甘地）以及现代西方思想（怀特海、后期海德格尔、人本主义心理学）之间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方面的联系，以图对深生态学提供某种跨文化的注解与说明。[6]
我国学界多从道教或佛教与深层生态学的关系进行论说。比如，陈谊通过对深层生态学、中国道家生态伦理思想的追述，对两者在生产实践的历史形态上、理论层面上、思维方式上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比较的现实意义[7]；佘正荣认为西方学者普遍把主张“顺应自然”的道家思想当作深层生态学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事实上中国道家的学统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自然之道”的深层生态学，这种东方古老的深层生态学有别于西方后现代的深层生态学，它根植于中国农业文明的深厚土壤，有着自身特定的文化传统内涵，为当代人类战胜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识度[8]；吴言生则从深层生态学与佛教的渊源关系进行诠释[9]。其实我们特别需要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借引进深层生态学思想之际，在解读深层生态学和各类思想渊源的关系基础上对其加以明辨，既有利于加深对其认识和剖析，也有益于其合理内核的凸现和展示。通过分析其理论来源，我们承认可以吸收各家之长而为我所用，但也可能产生疑义：深层生态学有将生态学上升到形而上学高度的倾向，甚至有将其作为一种宗教的味道而显得格外激进。此外，如此宽泛的理论来源，况且各种文化和宗教都各有其产生背景、问题情境和价值旨趣，作为信仰体系宗教和科学文化思想也是不可通约的，深层生态学却将其置于同一理论体系中，为人们深度追问埋下了种子。
二、概念内涵及其理论特征
关于深层生态学概念内涵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深层生态学指三个方面：一是指对环境伦理学以及环境问题根源的深层追问，它不仅仅是调整现行政策或修补传统价值观，而是要对潜藏在一些特定行为与态度下的根本世界观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这一层面讲深层生态学是一种对环境哲学与政策方法论上的探索；二是指环境保护主义者所共享的基本价值观的共同平台，这些价值包括确认自然的固有价值，承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呼吁减少人对自然的冲撞，关注生命的质量而非物质拥有量，致力于改变现行经济政策的自然观；三是指不同派别的基于上述深层追问和价值观平台而产生的自然哲学或生态哲学。[10]观点二，深层生态学是一种强调人与自然亲密、人对自然敬畏的精神学说，是最古老而又最现代的宗教，它不是一个特殊的生态哲学派别，而是贯穿于一切人类文化的共同基质。[10]观点三，深层生态学又称生态智慧(ecosophy)，是现代环境伦理学新理论，是当代西方环境主义思潮中最具革命性和挑战性的生态哲学。[11]观点四，何谓深层生态学？生态学是从物质层面研究生态系统，深层生态学是从精神层面研究生态系统；生态学是形而下的，深层生态学是形而上的；生态学是自然科学，深层生态学是哲学。[10]
第一种观点主要基于从某些终极原则中不一定能推出深层生态学纲领，而且深层生态学的8条纲领过于宽泛，以致没有反映出深层生态学最独特的内容：自我实现。故福克斯从形式的、通俗的和哲学的等三个方面对深层生态学进行论说；第二种观点主要从其与宗教的渊源方面界定的；第三种观点是从其核心理论方面定义的；第四种观点主要是从其与生态学的对比来界说的。综合各家观点，我们发现深层生态学是当代西方激进环境主义思潮中重要的流派，一般可将其划为两个层面：作为哲学或意识形态的深层生态学和作为生态运动的深层生态学。前者注重理论批判与内部构建，后者则主要是把深层生态学理论转变成深层生态实践，因而常常被称为深层生态运动。二者的关系是深层生态学理论的功能是为深层生态实践提供思想指导和行动原则，深层生态实践才是深层生态学的目标和归宿。其创始人奈斯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讲，‘深层生态学’不是哲学，也不是约定俗成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相反，实际所发生的是在运动和直接行动中各种人走到一起，他们形成一个有同种生活方式的圈子，别人会认为这种生活方式太俭朴，但他们自己却认为是丰富多彩的。尽管他们各自支持不同的政党，但在大量的政治问题上持有相同的观点。……也许影响最大的参与者是艺术家和作家，他们无法用专业哲学语言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能用艺术和诗来表达。由于这些理由，我用‘运动’而不用‘哲学’一词。”[12]在奈斯看来，深层生态学既是一种社会思潮，又是以这种思潮为指导的一场旨在改变现行的人类实践模式的社会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是由一系列基本原理构成的体系。它既受生态学的强烈影响，又有其世界观成分，包括哲学的与宗教的理论前提与基础信念。而作为一种社会运动，深层生态学又含有一系列指向具体社会实践的方法论内容及具体的行为规范与实际措施。
学界普遍认为，深层生态学的理论特征在于它与浅层生态学的比较中呈现。深层生态学之所以是“深层的”(deep)，在于它对浅层生态学(以人的利益为目标的价值伦理观)不愿过问的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并不断深层追问；这种深层追问方式既是深层生态学讨论问题的出发点和建构理论的重要工具，即力求通过深层追问而达到问题的本质，又是与浅层生态学区别之标志所在。奈斯曾明确宣称，“深层”的含义就是指追问的深度[13]，“形容词‘深层的’强调了我们问‘为什么……’、‘怎样才能……’这类别人不过问的问题。作为科学的生态学，并不考虑何种社会能最好地维持一个特定的生态系统，这是一类价值理论、政治、伦理问题。只要生态学家们狭隘地固守自己的领域，他们就不会过问这类问题。如我们为何反经济增长和高消费看得如此重要？通常回答是指出没有经济增长会产生的经济后果。但是从深层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我们对当今社会能否满足诸如爱、安全的接近自然的权利这样一些人类的基本需求提出疑问，也就是对社会的基本职能提出了质疑。我们寻求一种在整体上对地球上一切生命都有益的社会、教育和宗教，因而我们也进一步探索实现必要的转变我们必需做的工作。我们不限于一种科学方法，我们有义务用文字表达一种总体的观点”[14]。这表明深层生态学一方面与浅层生态学相对立,另一方面它更重视生态问题的深度，即从生态世界观层面研究人与自然及其关系。奈斯本人把深层生态学的特点概括为七个方面：拒斥把人与环境相分离的观念，认为人和其他有机体都是生物圈之网的网结，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只有在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中才会完成对人的定位；遵循生物圈平等主义的原则；多样性和共生性原则；反等级姿态；反对污染和资源枯竭；复杂但并不混乱；地方自治和地方分权。其最大特点就是注重整体，强调在生态问题上要整体着眼，特别是要注意探讨生态问题的社会背景和条件。[15]
雷毅就深层生态学与浅层生态学的内在逻辑关系，通过列表从自然观、价值观、经济观、技术观、社会观和政治观等方面对其进行简要而密集的比较。[5］31-34王正平从奈斯《浅层与深层：一个有序的生态运动》和《生态智慧：深层与浅层生态学》两文以及德韦尔和塞申斯在传统的人在自然界占主宰地位世界观与深层生态学世界观的比较中展示深生态学特点[3]；黄炎平基于奈斯的相关著作，从污染、资源、人口、文化样性和可行的技术、大地和海洋伦理、教育和科学事业等六方面对深层与浅层生态学对比而得出其特点。[16]这种比较研究有助于人们对深层生态学及其理论特征的深度理解和把握。
虽然学术界研究路径和方法不同，但普遍共识是深层生态学总是力图按对各种价值的先后顺序、按照其哲学与宗教信念来阐明主流经济立场背后的基本理论前提与逻辑假定，而浅层生态学根本不会深入到这种层面。借鉴各家观点，我们发现，深层生态学运动对人类面临环境问题的追问及其回答之所以是深层的，主要表现在：首先，深层生态学以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有机生态世界观，对于体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具有重大价值；其次，倡导所有自然物都具有内在价值和生命物种平等权利，对于人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存在给予足够尊重甚至充分张扬，具有重大意义；再次，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于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应该而且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最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实现”，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诚然，深层生态学尊崇对影响当代人生活实践的带有根本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进行深层追问，这种态度和认知行为具有积极意义。深层生态学没有停留于对一般生态系统理论的阐释，而是深入到西方哲学文化传统中对待自然的二元论、还原论和功利主义态度等层面，揭示当前出现环境问题或生态危机的实质。进一步说，它试图以生态系统整体观为基础实现价值观上的根本性的范式转换。但有的学者指出，生态危机的本质是社会危机而不是文化危机，因为文化作为精神现象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对物质利益的影响。将社会现象的最终根源归结于价值观有唯心主义的嫌疑，应找到相对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根源，应承认价值观作为精神现象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它附属于人类物质生活及物质条件，社会现象的最终根源在于社会物质利益层面。[17]
三、理论体系及其构成准则
关于深层生态学体系是学界关注焦点之一。奈斯构建了包括四个层次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位于第一层次的是终极原则与生态智慧；深层生态学八条纲领居于第二层次；第三层次为一般原则规范；第四层次为适应于特殊境况的特殊规范与决策。
第一层次由生态智慧与终极原则构成。关于“生态智慧t”，奈斯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极其扩展的生态思想，我称之为生态智慧。sophy 来自希腊术语sophia，即智慧，它与伦理、准则、规则及其实践相关。因此，生态智慧，即深层生态学，包含了从科学向智慧的转换。”[14］10-12“生态智慧t”中的“t”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人们通常把它与奈斯在他常登的那座山用石头搭成的小屋(tvergastein)联系起来，认为奈斯用的“t”就是指的小屋，但其助手大卫•罗森伯格(david rothenberg)指出，它表明奈斯个人独到见解；二是它表达了奈斯谦逊和宽容的学术态度，“生态智慧t”仅仅是奈斯个人思想，这意味着别人也可能提出自己的生态智慧(生态智慧a、b、c、d……)。[5］42
学术界介绍奈斯的金字塔式逻辑结构时意见几乎一致。但黄炎平教授根据米歇尔•齐默尔曼主编的《环境哲学：从动物权利到激进生态学》一书而释义道：这一图式直观地看，形状有点像一幅展开的围裙，所以奈斯又称围裙图，在图式中，哲学理论居中，而佛教理论和基督教理论则构成围裙图的双翼……这一金字塔的模式同演绎体系有许多共同特征。不过主要差异在于，顶部层次即最深层次的某些命题是规范性的，一般以命令式来表达。这使它得以在最底下的推论层次达成命令句式，即以各项决策形式出现。因此在图式的前提中，正如在其结论中，都存在着体现为“应当”的命题。作为演绎体系不应从“实然”推出“应然”，反之亦然。这样也就避免了休谟所说的实然与应然的两不关涉的困境。[16]但实际上在奈斯的这个体系内，并不存在从形而上学到伦理规范的概念推理，形而上学的“是”向伦理学的“应当”的转换是在第一层次里通过“直觉”来完成的。就直觉而论，斯宾诺莎和怀特海的“哲学”与宗教世界观一样具有规范的功能。如此一来，从“追问”方式看，一个人决定是否成为深层生态主义者并不需经过伦理学确证的环节而只须凭借对“最高前提和生态智慧”的直接领会、接受或拒绝。两者之间的“逻辑推导”只是一个幌子而已。该体系结构图具有“假说—演绎体系”特点，这表明奈斯本人在这方面的论证缺陷。要正确评价深层生态学理论，务须对其最高规范及基本原则有一个客观了解。而深生态学立论的基础是两条最高准则“自我实现(selfrealization)”和“生态中心主义平等(ecocentric egalitarianism)”。
“自我实现”是人的潜能的充分实现，使人真正成为人的境界。奈斯指出，自我的成熟需要经历三个阶段：从本我(ego)到社会的自我(self)；从社会的自我到形而上的自我即大我(self)。他用“生态自我”(ecological self)来表达这种形而上学的自我， 以表明这种自我必定是在与人类共同体、与大地共同体的关系中实现。自我实现的过程是人与自然不断认同的过程，也是人不断走向异化的过程。当一个人达到“生态自我”的阶段，他便能在与之认同的自然物中寻找到自己。[18]奈斯认为，最大限度的自我实现有赖于最大限度的生物多样性与共生，生物多样性保持得越多自我实现就越彻底。“我不在任何狭隘的、个体意义上使用‘自我实现’的表述，而要给它一个扩展了的含义。这是一种建立在内容更为广泛的大写的‘自我’(self)与狭义的本我主义的自我相区别的基础上的，在某些东方的‘自我’(atman)传统中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大我’包含了地球上的连同它们个体自身的所有生命形式。若用五个词来表达这一最高准则，我将用‘最大化的（长远的、普遍的）自我实现’！另一种更通俗的表述就是‘活着，让他人也活着(live and let live)’(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如果因担心不可避免的误解不得不放弃这一术语，我会用术语‘普遍的共生’来替代。当然，‘最大化的自我实现’可能被误解成为了集体而消除个性。”[12]“自我实现”既是环境保护的出发点，又是实现人与自然认同的归宿；它不只是指某个个体的自我完成，同时也是所有事物潜能的实现；它所要强调的是个体特征与整体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大卫•罗森伯格为消除人们对“自我实现”论的误解，提出“自我实现”中的“自我”是大写的“自我”而不是个人的自我和本我；一个人要扩展他的自我，利他主义不是必然的，因为更大的世界是自我自身利益的一部分；“自我实现”是一种行动的条件，而不是一个人能达到的地点。它类似于佛教涅木般境界。自我实现只是一个过程，一种生活方式。[19]
深层生态学“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准则的提出更多地来自于生态学原理，即生态系统中的每一个物种都担负着自己独特功能，人和自然存在物都是生态系统“无缝之网”上的一个“结”，而无价值上的高低贵贱，所谓高低只是人为划分的食物链能级结构而非实际地位和确定的价值。它所要强调的是，在生物圈中所有的有机体和存在物，作为不可分割整体的一部分在内在价值上是平等的，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其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故奈斯称其为“生物圈民主的精髓”。 但在生态平等问题上，其代表人物内部矛盾争议颇大。德韦尔、塞申斯认为生态中心平等主义内在地要求把内在价值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体，“生活和发展的平等权利在直觉上是清晰和明显的价值标准”[20]。福克斯则认为直觉并不包含内在价值是平均地分配给生态社会的每一社会成员，“价值的平均分配所带来的只能是一个死的宇宙”[21]。生物中心主义平等的内涵是应以对其他物种和地球产生最小的而不是最大的影响的方式来生活。据此深层生态学家们呼吁人们的生活方式口号为“手段简朴、目的丰富” (simple in means, rich in ends)。但由于人类面临着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故当人与其他存在物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奈斯认为可用两条原则来加以解决：一是根本需要原则（根本需要优先于非根本需要，不管需要的主体是谁），二是亲近性原则（当相同的利益或义务发生冲突时，那些与我们相同的存在物的利益具有优先性）。
深生态学的基本纲领是奈斯和塞申斯于1984年共同提出的。主要内容包括：地球上人类和非人类生命的安康和繁荣具有自身的价值，这些价值与非人类世界满足人的目的的有用性无关；生命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有助于这些价值的实现，并且生命形式的丰富和多样自身也具有价值；除了满足根本需要，人类没有权利来减少这种丰富性和多样性；人类生命和文化繁荣与人口数量减少是相容的，非人类生命繁荣也需要减少人口数量；当前人类过分干预了非人类世界，而且这种局面还在迅速恶化；政策必须进行改变，这些政策影响了基本的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结构，通过改变而产生的结果与目前有很大的不同；意识形态的改变将主要重视生活质量（寓于内在价值状态）而不是坚持提高生活水平，这将深刻地意识到质量高与数量大之间的差别；这些赞同上述观点的人都有直接的或间接的义务实现必要的改变。为了消除纲领中的笼统和歧义，使人们能普遍地接受它，他们对上述纲领进行了补充说明。[2］151-153这一纲领既是激进生态中心主义者行动的共同基础，也是判别深层生态主义者的标准。这一纲领实际上是对其最高准则的具体化，以利于深层生态学为人们所接受。纲领也集中反映了深层生态学本质特点，它既是一种新型环境价值理念，又是一种环境运动的行动纲领。近年来深生态学提出的一些重要环境价值观念，已渗透到西方发达国家的环境政策、环境教育、环境保护实践中。尽管在深层生态学内部人们对纲领的某些细节持不同看法，但他们都赞同这一纲领，从而使其获有较高的普适性程度。深层生态学纲领的目的是使赞同纲领的人们从不同途径走向同一立场，它不是一种系统哲学，只是力图成为旨在促使社会根本变革的生态中心主义环境运动的共同基础，它仅是一种可接受的表达方式不是最终形式。
四、学术成就及其理论缺陷
深层生态学对我们面临的环境事务既提出深层的追问又寻求深层的答案，并逐步从具体的环境保护转向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不仅要从科技角度研究环境问题，而且要从哲学、伦理、政治的高度探讨怎样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社会范型、经济活动、文化教育有益于人类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保证“人—社会—环境”协调发展，认为当今生态危机应追溯其深层的哲学根源，进而要求我们在哲学观上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它对生态问题的思考的确揭示了浅层生态学自身的局限，它对自然生态内在价值的肯定，对自然的整体主义观点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的确有助于抵消当今人们对待自然环境问题上的机械主义、个体主义和人类沙文主义的弊端；它以兼容并包的开放心态积极而主动地吸收人类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思想精华，标示着人类生态意识的深度觉醒，体现了对人类和地球命运的深切关怀；深层生态学关注所有生命体、自然物和生态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倡导认同对象扩展，相较西方传统机械世界观而言，它提供给人类一种新的生态思维方式[22]，促使哲学范式发生根本转换，为可持续发展和生态世界观的适时出场提供有益启示，但其理论缺陷也不容忽视。
首先，对于内在价值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便将其无原则地扩大到整个生物圈，对理论依据和评判标准最终是什么没有进行系统阐释，这表明其深层生态学本身知识学根基定位上的不稳固性。其理论主要依据于生态学，但生态学是经验科学而且是一门远未完善的科学，许多深层生态学家认为这门科学不只提供生态知识，而且能够提供一种“生态智慧”，借助后者便可以建立一个关于自然的信念体系，指导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实践，因此，生态学这门经验科学便一跃而具有了形上功能。
其次，过分强调整体价值从而使个体价值被弱化，推崇人与其他存在物之间的内在同一，忽视甚至消解了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23]从生态哲学维度审视，事物之间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区别的。克利考特亦指出：“深生态学也许是深沉的，但却不是生态学的，生态学也许启发了深层生态学，但它并未使深层生态学变得更有智慧。深层生态学那种粗糙的形而上学的整体论更是难以通过诉诸生态科学来加以证明。”[24]当然我们不该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深层生态学，因为深层生态学毕竟是一种哲学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但一种哲学如果不能反映时代的科学精华，其理论说服力也将大打折扣。
再次，片面夸大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抹杀人与自然的对立冲突。深层生态学根据人是自然存在物这个事实，以自然生态系统为基础，从人的自然性出发，把人还原为自然物质的一部分，把人同自然的关系视为自然界内部两个自然物之间的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关系。在维持人自身的自然性不变的情况下，试图让人的社会性围绕着人的自然性来发展，否定人的主体性，把人的意志降低到动植物的自然存在物的地位上，试图取消或减少人类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其实质是消解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的差异和联系，消解人对自然的实践关系，否定人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主体。深层生态学过分宣扬和谐而无视竞争的存在，这不符合生态学乃至社会发展规律。而所谓“和谐”不是抹杀矛盾，否认冲突，而是要在认识对立中把握统一，在开展竞争中取得动力，在化解矛盾中追求和谐！[25]由于深层生态学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特殊性没有予以重视，没正视通过人的努力改善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其整体主义价值观被指控为“生态法西斯主义”。对人的主体性忽视最终导致其实践上的操作具有难度。当深层生态学试图超越二元论思维模式的时候，由于其激进的环境主张而走向另一极端，并未真正摆脱二元论思维模式的窠臼。特别是其关于每一种世界观都有自己的合理性标准，任何一种世界观都不比其他优越，也没资格说自己比其他优越更好地反映了“实在”全貌的观点被疑有多元论和文化相对主义的倾向。
另外，自我实现作为一种呼吁人类追求的理想境界，是人可以趋近而无法达到的境界，这表明其本质是信仰体系或激进环境主义运动的意识形态特性，它只不过为环境主义运动提供合法性证明、推动环境主义运动发展而已。对“自我实现”产生更多质疑是“我们怎样才能认识到自然存在物的充分展现？我们所认识到的自然物的充分展现是它自身的真正展现，还是在我们的观念中的展现？我们怎样区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展现？如果我们无法认清这些问题，那又如何理解‘自我实现’？”[5］156-157这些表明自我实现论可能是一种生态伦理乌托邦。
最后，深层生态学的“生物中心主义平等”虽然对西方固有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念提出挑战，但其在环境伦理学意义上具有鲜明的“生物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论”的倾向。由于其过分强调人与非人类生物的平等，忽视人的价值被冠以具有“反人类的生态法西斯主义”的倾向，过分强调人与非人类生物的权利而忽视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权利而蒙上“西方生态帝国主义”的色彩。法国哲学家l•费里对生态中心平等主义价值观提出批评：“深层生态学遇到的两个主要困难，可以作如下归纳：第一个困难是因其明证性致使人不愉快的困难。自然既不是‘能动者’，又不是能够期待人作为其法律上的‘代理人’而进行相互性行动的存在。‘权利存在往往是对人而言的’，树木和鲸鱼作为自然的一种形态，能够成为与法律相关联的受尊重的对象，也是对人而言的，而不是相反。第二个困难是不那么明确。通过隐喻把‘自然’作为‘契约当事者’是可能的，尽管这一点一度被承认，但也必须弄清楚被看作拥有‘自然中’本质价值的所有者。深层生态学者每每回答说，因为‘生物圈’给予存在者于自身中的一切存在以生命，并且至少使一切存在有要能继续存在，所以‘生物圈’整体是一个问题。然而，这样一来，我们不是可以认真说，与海豹的幼仔一样，生物圈也要给予艾滋病毒以生命；与森林、河流一样，它也要给予鼠疫、霍乱以生命。艾滋病毒和人一样是权利主体。”[26]此外，其倡导的原则“人类没有权力减少这种丰富性与多样性，除非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与提倡打猎并将其视为一种接触自然界的途径以及相互间捕食是生命的生物本性，人类的存在带来了“杀戮、过分开采和压迫”相佐。其实，深生态学所说的“生态自我”与它所确认的人和自然本质融合是背道而驰的，它仅仅达到了一种生物学意义的融合，而未达到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结合。人与自然在本质上的融合应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融合，应该是人性与自然之本性的相融相合[27]，通过这种结合所生成一种新的自我和人性——生态自我。
然而，这并不妨碍人们从另类维度对深层生态学的实践形态及其启示价值进行解读。
五、实践形态及其启示价值
奈斯深层生态学思想中的深层生态运动作为深层生态学的实践形态而存在，它以寻求人与自然和谐关系以及满足人们最深层愿望为目的。
首先，进行价值观念的深层变革。价值观念的变革是深层生态学实践的前提基础，深层生态学价值观主要是摒弃那种寄希望于政府和专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一切以人为中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试图引导人们自觉地走向一种更深层的生态意识。其价值观的深层变革有两个特点：一是把自然价值观的变革与人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统一起来进行思考，即自然价值观的深层变革与生产理念和生活理念的深层变革密切相关；二是主张靠直觉、信仰和精神的提升来改变人的态度和观念，即希望人能够直觉到与天地一体与万物同流，从而产生保护生态、赞美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意识。
其次，推行“顺应自然”的资源管理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在资源保护立场上对目前实行的“科学的管理，明智的利用”提出批评，反对专家们的“抽象模型”管理模式，因为自然界最了解自己(nature knows best)，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深入到自然之中而不是关在房间里认识自然。“顺应自然”的管理方式是一种基于生态学的管理方式。这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面前无所作为，相反应尽可能地划定出荒野保护区，因为荒野是最真实的，是自在的自然，荒野的存在具有多重价值，真实性和原始性是其价值最重要的体现。在培养人与自然的认同意识中对荒野的认识和体验是现代走向真正成熟必不可少的步骤。在荒野保护区中应依靠自然法则来推行荒野的“自我管理”，人不应该干预荒野，但人应当深入到自然或荒野中来体验荒野。体验自然或荒野是保护它们的必经之途。这种体验过程能够促使人从大地的征服者角色向作为大地共同体中的普通一员的角色转换。深层生态学家之所以倡导保护荒野，其背后更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为什么生活。此外深层生态学在当代生态实践中提出自己的资源保护策略，其基本原则是：鼓励政府机构、立法者、财产所有者和管理者认识到应该顺应自然过程而不是控制自然过程；在生态实践中，提倡地方性社区(local community)范式，特别是生物区域(bioregion)范式工作。
再次，呼吁人们追求简朴的生活方式，重视生活质量，发动民众，从基层做起。为了更有效地把理论转化为大众接受的生态实践，深层生态学的创立者们力求将其理论通俗化，如把其思想形象概括为“手段简朴、目的丰富”，以反对现代西方把物质生活看成是生活的唯一追求的生活态度和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倡导生活目标多样性和追求高度充实的精神生活以及适度消费的思想。“活着也让别人活着”、“让河流尽情地流淌”、“轻轻地走在大地上”等都是用公众所熟知的格言而对其赋予新含义。深层生态学家认为，深层生态运动的展开需通过政治改革进行，而发动民众从基层展开有利于深层生态实践，因为政府机构通常只会给其设置障碍，通过改革既能获得群众基础，又能形成与生物多样性相协调一致的社会政治结构。
最后，重视国际交流与合作。采取全球性行动即跨国行动，通过非官方的国际性民间机构，以“基层对基层”的方式采取全球性行动，还可避免政府消极干预。深层生态学提出“放眼全球、着手全球”(thinking globally, act globally)的主张，认为“我们的环境问题被认为是全球范围内的，因此需要有效的全球合作”。这表明已经认识到建立国际公正对环境问题解决的重要性，尽管不同文化传统中环保理论与实践存在共同的东西，但实际上还是按照西方的思维方式做出的自然保护模式，是西方国家话语垄断、思维强式的折射，这也表明其忽视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
总之，深层生态学是实践哲学，通过深层生态运动向公众表达其思想内涵，在各方面提出富有见地的意见和建议，尤其是其关注并依据现实调整策略，使其理论既有鲜明的原则性，又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其对荒野的认识是深刻的，它强调荒野的本真内涵及多重价值，把荒野作为大自然和人文文化的遗产，反对把荒野作为经济学的还原。但同时也体现其对原始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现代生活的生态问题的无能为力。深层生态学以超越的名义掩盖现代社会尖锐意识形态的对立，试图以抽象的批判来回避意识形态中的矛盾，尤其是其过分强调保护而忽视了生存与经济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抽象地研究和论述人与自然的价值和伦理关系，忽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忽略现实世界存在的严重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对于国际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人与人的阶级关系、国家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做深入研究与解答；在实践操作层面将人类视为一个整体来理解，这是不恰当的，因为实践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都无法恰当地处理不同人类群体的利益以及人与自然利益的公正分配。在资源分配的国际不公正秩序下，这样的方案对第三世界来说是空洞甚至是有害的，其主要原因是忽视不同阶层的人对环境责任的社会公正问题，虽然逻辑上要求对现代意识形态和社会体制的批判问题上对所有国家都一视同仁，但这样做必然会带来操作上的困难，被发展中国家拒斥接受。这种不注重不同文化背景的做法也招致来自生态女性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和第三世界国家的许多批评。印度学者伽哈在总结深层生态学的四大特征后，就全球生态问题的实质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认为强调野生自然保护用于第三世界国家肯定是有害的，其实质是把资源从穷人手里直接转给富人，因为全球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工业化国家和第三世界城市上流阶层享有不成比例的资源消费。在生态问题上，第三世界似乎更强调平等与社会公正。在第三世界建立野生保护区是一种生态帝国主义的表现[5］151-152。在没有一个公正的国际分配秩序的情况下，推行野生生物保护方案究竟是富国的奢侈还是穷国的福音？究竟是西方国家以野生自然保护为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帝国主义”还是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深层生态学是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成熟而不断发展完善的理论，任何对深层生态学的赞成、反对、质疑、批评都在客观上扩大了其影响并使之日益被人们所认知。特别是在我们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创新时代，深层生态学的生态“大自我”的生态整体主义，“所有的自然物具有内在价值”，“生命物种平等”，“生命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物质上的足够使用和再利用”，“恰当的技术，非主宰的科学”，“控制人类人口增长”，“手段简朴，目的丰富”等思想，对我们克服由于生态哲学维度的深度缺失和生态思维方式的深层缺位，以往对文明成果与生产力发展的考察和评判所存在的严重的单向度的价值取向和过于简单化的历史时弊——人类社会生存与发展其中并由此须臾不能离开的生态环境，不是在文明和生产力评价系统之内，而是几乎统统在其评价系统之外[28]的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之致命弊端，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价值。我们有理由期待人类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从“人类中心”到“生态整体”的生态创新之范式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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