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杜威从其经验哲学的基本立场出发,否认科学与价值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认为科学本身蕴含着价值,而价值判断也具有科学的逻辑性。科学是一个具有多种结论的体系,其价值内涵是由国家政治、科学家个人的注意力与兴趣以及大众需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在文化结构中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通过改变人们的旧信仰,建立新欲望和新目的,从而展开其人文内涵。
关键词:杜威;经验;科学;价值;文化
abstract:starting from his basic standpoint of empiricism, dewey denied both the partition and opposition between the science and value he believed that science itself implies the value on which the judgement is scientifically logical science is a system composed of many conclusions, and the value as its connotation is actually the result of a process in which such factors as national policies, scientist's individual attention and interest and the common people's demand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then, the scientific method and scientific conclusion come together at the level of cultural structure to form new desires and purposes through changing human beings' original beliefs, thus exte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humanism
key words:john dewey; experience; science; value; culture
杜威将他的哲学叫做“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因为他反对以笛卡儿二元论为基础的近代哲学观,由于这种哲学观把经验与自然对立起来,最终造成了科学、事实和客观性领域与伦理学、价值和主观性领域的分离和对立。WwW.11665.Com杜威拒绝承认在经验科学和价值判断之间有任何分离。按照杜威的理论,自然包含所有的实在,知识是人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获得的经验,因此,价值判断既不是在一个理论推理的行动中被构思或想象出来的,也不是先验地存在的,而是在具体的情境中被经验到的。面对问题情境,人需要利用他的经验进行认识、判断与选择,因此,科学家即使不受伦理的约束,也会受逻辑的制约。在这一意义上,无论是价值判断还是科学假设,都是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产物,是人应付自然的工具。杜威因此相信经验判断能够被延伸到人文科学领域中,他说:“价值不在经验事实之中的观念和价值概念必须从外在于经验的来源中输入的观念都是人类心灵曾经接受的最奇怪的信仰”［1］。正因为如此,杜威否认在经验寻求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任何分离,他通过论证经验探究方法是一种既可以应用于科学假设,也可以应用于道德判断的方法,从而把科学和道德统一在了一起。
一、 科学已经内化为人类文化
与人性的重要构成元素杜威认为,人们在提出科学与价值无关的观点的时候,通常在“纯科学”和“实用科学”之间加以区别。他们争辩说,科学研究纯粹是以探索自然的奥秘为目的的,而技术的应用所导致的社会后果是与科学无关的,因此,从推动人们行动的目的和价值来说,科学是完全中立的,它至多只是为实现人的目的提供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而目的则是由完全独立于科学之外的需要和欲望所决定的。杜威对这样的辩解不以为然,他反问道:“科学的社会后果到底是什么?科学的社会后果,由于技术上的应用,是否真是那么不重要,因而社会利益超过了学术利益吗?……而我们知道科学研究乃是决定工业进程种种发明的源泉”［2］100。杜威认为,问题并不像有些人所声称的那么简单,从深层次上讲,这是一个文化与人性的问题。杜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
第一,杜威认为国家在决定科学的发展方向上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我们发现,在一切工业化的国家中,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在某些年代里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加强了国家利益和科学研究之间的联系。这从以下三点就可看出。①科学研究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调节,例如,纳粹德国规定了人类学中关于种族的科学真理,而莫斯科则决定了孟德尔主义在科学上是错误的,并规定了遗传学研究必须遵循的途径,国家对科学研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②国家往往在战时把科学研究人员组织起来帮助国家,这是国家对科学进行干预的最突出的表现。不仅如此,这种干预甚至在和平时期也比较隐晦地和在暗中继续着。③在现代生活中,工业地位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国家至上”的呐喊也是一道激励科学研究者的“正面的晕光”,因为它使人们相信科学事业的发展将增进社会的公共福利或者至少是国家利益。因此,“发明家把数学物理的公式转变成为机器和其他的设备,因而它对发明家的意义又十分不同。因为在他看来,它不是抽象的技术;它是在现存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之下发生作用的技术”［3］131。因此,科学的社会后果与科学密切相关,虽然科学研究是科学家个人的事情,是自由的,但科学活动的目的在一开始就负载着国家和社会的利益。
第二,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对其科学研究有没有影响?杜威不认为科学家个人的经济利益在指导他的研究中起着任何重要作用,但他同时提醒人们注意那些影响个别科学家研究的其他因素,例如,注意力和个人兴趣。杜威把注意力和兴趣看做是决定科学家活动的路线图,因为它们“是在一定的路线之内活动着的,而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着这些路线”［2］102。科学家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人,他们生活在社会共同体这个大环境中,这个共同体的文化形成了一种“舆论的气候”,影响着科学家的兴趣和注意力,这种“舆论的气候”决定着科研活动的方向,正像自然气候决定着农业活动一样。在科学史上,科学家的科研活动受这种“舆论气候”影响的例子并不鲜见,例如19世纪流行的关于科学的机械主义的信念就是工业生产中机器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间接产物,而当机器生产让位于电力生产时,基本的科学“概念”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可见,一旦科学通过技术的社会应用给社会带来了巨大效益,科学就必然会被社会共同体的文化所接受并形成一种科学文化,它反过来又在科学家的心理上产生一种敏感的反应,从而影响他们研究科学的兴趣与注意力。因此,社会的兴趣与注意力影响着科学家个人的兴趣与注意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科研选题和科研活动。
第三,对于那些不从事科学研究的普通大众来说,情形又怎样呢?有人认为普通大众崇尚科学不是因为他们从科学中学到了什么东西,而主要是因为科学满足了他们的欲望。杜威显然不同意这种把科学和人的欲望割裂开来的观点,他质问道:科学的发现仅限于加强了我们满足业已存在的欲望的力量的观点得到过证明吗?杜威的意思是,如果这一点没有被证明,那么,关于欲望和知识互相分割的观点就只能是一种臆断。这种把欲望看做是人性中固有的和固定不变的,是不能被知识改变的观点无疑是无法令人接受的,因为即使从表面上看,这种观点也分明和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不相符。正如杜威所说:“如果知识,甚至最可靠的知识,不能影响欲望和目的,如果它不能决定什么是有价值的而什么是没有价值的,那么对于欲望形成的未来瞻望就会是令人丧气的。……形成欲望和目的的将是一些非理性的和反理性的力量。”［2］105杜威正确地指出,人类的欲望是一定文化的产物,因此,科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和广泛的组成部分,可以通过文化这个中介,形成人类的欲望和目的。我们当然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集团还是个人,他们之所以仰慕科学,是因为科学能够明显地满足他们的欲望。但另一方面,也许是更为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人们之所以愿意接受从科学中引申出来的结论以代替旧观念,并非完全是,或者并非主要是由于直接的个人的和阶级的利益,而是由于从科学中引申出来的结论已经成为文化的一部分。杜威举例说,在航行和采矿中所获得的进步已经变成了文化状态的一个部分。而且正是由于它们是文化状态的一部分,所以,它们才倾向于代替适合于早期文化状态的信仰。从全体看来,应用物理与化学来有效地满足需要和产生新的需要,情况大致也是如此。
我们从杜威的论述中看到,无论是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还是他们的成果的社会应用都不可能是纯粹的,因为科学家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从国家的角度看,科学家的研究活动要受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家科技产业政策调整的影响;从社会的角度看,科学家的科研活动还受到大众对科学的认知程度和社会需求的影响。杜威由此证明科学已经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因而与价值不是分立的。至于科学既可以被统治者和将军们用来从事于大规模毁灭性的战争,也可以被人民群众用于和平艺术的目的,这只能证明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分裂状态,这取决于是战争的艺术还是和平的艺术会成为控制文化的因素。人的欲望和目的既非天生的,也非赤裸裸的人性,而是人性在与许多复杂的文化因素相互作用中不断变化的结果。科学当然是复杂的文化因素中的一部分,但只有当这个因素受到经济和政治的传统以及习惯的影响时,才产生出一定的社会后果。原因在于,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科学对于手段和目的两方面的影响都不是直接地施加于个人,而是间接地通过融合于文化之中才施加于个人的。
二、 科学态度承载着人们
的价值判断那些坚持科学“价值中立”观点的人会辩解说,科学只是一种探究和发现真理的方法,而不是获取物质利益的工具,它表现为一种“超利害”的兴趣。按照这些人的观点,科学方法主要包括:决不轻信,大胆怀疑,直到得到真实凭据为止;宁愿向证据所指向的地方去寻求而不事先树立一个个人偏爱的结论;敢于把观念当做是尚待解决的东西,当做尚待证实的假设来运用,而不当做一个武断来加以肯定,以及醉心于新的探究领域和新的问题(这可能是这一切之中最突出的)等。
杜威对这种观点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这种把理论和原则保留起来,不予以解决而等待证实的方法,是与一般的人类本性背道而驰的。因为人类本性中有一种天然地追求安定、排斥不安定状态的冲动,以至于人们通常宁愿确切地期望一个不幸的后果,也不愿意长久继续一种怀疑的、不确定的状态。基于这一原因,在科学产生以前,由于对未知的、变异的和新奇的东西的恐惧,人们总是执着于凝固的信仰和习惯。但科学的出现,使这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科学已经克服了使信仰发生变化的强大阻力,并在很大一部分人中建立起了新的欲望和新的目的。就是说,科学凭借其不可否认的社会服务性(能够满足许多个人和集团的欲望)深刻地影响到了人们的思想。正因为如此,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存在,即使在有限的范围内,也已经证明科学不仅是作为一种满足人们欲望的手段,而且科学的内在精神也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它起的作用和科学结论所起的作用是一致的。因此,在我们的文化构成中,科学方法和科学结论是完全结合在一起的。
当然,由于与科学的密切程度不同,不同的人或团体接受科学的影响的方式也不相同。对于那些少数受过科学教育的人或团体来说,由于全面系统地接受了科学方法的塑造,因此他们能够根据系统的和合格的研究所获得的凭据来构成他们的信仰。而对于大部分人和大多数的团体来说,只有在应用科学的时候才和科学发生接触,科学对他们来说就是它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意义,因此,由于没有直接接受科学方法的指导和影响,他们只能依据习惯、偶然的情况、宣传、个人和阶级的偏见来形成信仰。很显然,他们形成信仰的途径是有问题的。我们从杜威的分析中可以知道,应该从文化与道德层面去寻找产生问题的根源。在杜威看来,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科学态度或科学精神是与民主的命运相联系的,因为当我们从所研究的课题的角度来解释科学时,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或有希望变成一个科学家,这是可笑的,但事实是,民主的未来却是同这种科学态度的广泛传播紧密联系着的,这种科学态度是可能形成一种足够明智的舆论以对付目前社会问题的唯一保证。然而,教育的普及,书籍、报纸、定期出版的刊物,这些曾经在相当广泛的方面促进民主自由的东西,现在却可能在制造假舆论从内部来破坏民主。因此,当我们说这个问题是属于道德层面的争论时,意思是说它归根到底要追溯到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上去。正如杜威所说:“民主政治乃是公共舆论和公共情操的一个机能。但是把民主政治朝着民主的方向的形成当做就是民主地推广科学精神,使它家喻户晓成为人人所具有的通常本领,这就指明了这个争论的问题是属于道德方面的。”［2］114我们可以对杜威的这句话作这样的理解:在民主社会里,政治控制着舆论导向,从而控制着民众的兴趣取向和价值判断。因此,如果个人要用这种科学态度来代替骄傲与偏见、阶级利益、个人利益以及由于风俗和情绪方面的原因而形成的信仰,只有经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公众的选择与努力才能够产生,这必然涉及道德问题。
科学精神在科学家中间能够相互传播,但还远没有普及到广大民众的范围,从这一点上看,科学好像脱离了社会。正因为如此,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使得科学家必须担负起传播科学精神的社会责任,以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兴趣和科学精神。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彻底抛弃这样一种看法:即把科学同一切其他社会利益隔绝开来,似乎它具有一种特有的圣洁性。事实上,推广科学态度所具有的性质和传播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天文学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后者也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仅仅体现在知识传播的层面上,而科学态度的传播可以渗透到社会文化与道德的层面,影响人们的信仰、行动与思想。可见,科学态度与价值彼此关联,科学与价值的关系是在社会文化和道德的层面上得以建立的。
一定社会的文化是各种风俗习惯的复杂体,每一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独特的样式,是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一种状态。不管人性的构成要素是什么,只要它处于某种社会的文化的情境中,这种文化就必然对人的兴趣选择和道德判断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当科学的结果产生某种效用,当人们对这种效用的取与舍作出判断的时候,不论他选择的结果是什么,都必然是某种文化影响下的选择。从这一意义上说,人们的道德价值判断只不过是科学判断的一种继续。我们可以看出,正是在人类的文化传统中,人的科学判断和价值判断得到了联合和统一。
三、 经验科学的探究与道德判断在
人类文化中获得了内在统一我们看到,在杜威那里,科学无论科学的结论还是科学的方法已经变为人类文化结构中的重要元素,成为人们道德评价的一部分,因而是与人文价值密切相关的。当然,科学对于在其产生以前曾经存在的那些道德价值、目的、规则、原理等不能有什么影响,这是自然的。从历史上看,只有神学家及其形而上学同盟者才坚持科学不具有道德上的价值这一主张,他们之所以毫不含糊地提出这种主张,是为了他们独特的目的,即企图得出道德原则另有其他来源的结论。但科学现在正在通过它的物质技术成果改变着人们的欲望和目的,也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这时仍然认为科学是与价值无涉的,这只能说是在以科学的名义来否认有任何像道德之类的事实存在,而这就等于是把一个过渡阶段盲目地当做是最后的了。
从杜威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科学是否是“价值中立”的问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即科学是否能够影响人们所追求的目的的形成,或者它只是限于具有增加实现目的的力量,而这些目的的形成是和科学独立无关的,也就是说科学是否具有内在的道德潜能性的问题。上述问题之所以能够被提出来,如果不是由于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一种普遍的混乱乃至分裂,就是由于我们的民主出现了问题,因为这种把科学与价值对立起来的主张是以人与自然分离的信仰为前提的。杜威说:这种观点“完全忽视了广大民众的日常关怀和兴趣,而这种兴趣和关怀是和他们所面对的自然条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条件对于人类的福利和命运是有着巨大影响的”［3］129。根据这种观点,人被看做是超越于自然之上的存在,是控制自然的主宰,而没有看到人类在谋求生存和维持种的延续时对自然的依赖。杜威对这种状况深感忧虑,他警告说:“如果不能够发展决定这些关系的道德技术,那么现代文化的分裂就会变得如此深刻,以致不仅民主,乃至一切文明的价值都会毁灭”［2］116。就是说,科学的发展和道德的进步是相辅相成的,如果一种文化一方面允许它的科学破坏传统的价值,而在另一方面却不相信科学具有创造出新价值的力量,这种文化就是一个正在经历着自我毁灭的文化。
同时,那种主张科学与人文价值相互独立的论点,也勾画出一幅人类的价值与目的自身正处于危难中的图画,它表明我们今天的人文主义的进步实际上是一种虚伪的进步。因为从根本上看来,把科学看做“价值中立”主张的根源,来自于那些由于在政治、经济制度、道德和宗教以及教育等现有结构中已经取得利益,从而享有控制和管理别人权力的人们,他们反对引入一个由科学所带来的新的、更广泛的和更人道的秩序,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业已取得的地位和声望受到损害。他们分明看到了,在一定程度上,科学态度、观点和方法已经在一些人中间建立起了新的欲望和新的目的,以及在变革人类制度方面的意义。总之,他们的担心和害怕可以归结到一个问题,即谁和什么将有权来影响和指导人生。
在哲学上曾经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科学既然为我们认识人类以及人所生活的世界提供了唯一可能的正确方法,那么它在知识领域内就是至高无上的了,因为它已经包括了人类经验的全部,因此,哲学的存在就成为不必要的了。对于这样一种观点,杜威是坚决反对的,因为在他看来,人不仅是一个能知的动物,而且还是一个具有欲念、希望、惧怕、目的和习惯的能动的动物。人们所以崇拜科学,那是因为科学对于人所要做的事情和所要创造的事情有重要影响,它能够成为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如果人类不能够正确地看待科学的作用及其影响,那么,科学的应用就有可能给人类带来严重的和可怕的后果。从这一意义上讲,即使人类具有了广泛而正确的知识体系,他仍然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对于这种知识他将怎样办以及他将利用他所掌握的知识去做些什么［3］132。这样看来,科学不仅要关注存在的事实与原理,也必须关注它自身所造成的结果,即价值。而哲学就是一种对价值进行研究——研究人类行动所要追求的目的的一门学问。既然哲学在它自身以内无可避免地要包含着对价值的关涉,那么,它就具有一种实践的,即道德的功能。当知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出现了分裂,从而严重而有害地影响到我们的社会的时候,哲学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抵制这些有害的影响。如果哲学不承认自身的这一功能,不把它突出出来,那么,哲学最终就等于放弃了自己应负的责任,即在价值领域内对人类活动进行可能的指导的责任。
我们由此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经验科学的发展和道德观念的进步对于人类文明都是不可或缺的。科学与哲学虽然具有不同的品格,但在关注存在的价值上是一致的,而这种一致为它们的最终联合提供了可能性和基础。当人类从经验探究中获得的科学信仰和从价值判断中获得的道德信念产生丰富的交互作用,而作用的结果又能在一些关乎人类重大意义的实践中指导人类进一步活动时,人类文明就能够得到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diggins j p the promise of pragmatism［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246
［2］约翰·杜威 自由与文化［m］ 傅统先,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
［3］约翰·杜威 人的问题［m］ 傅统先,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