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周恩来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的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周恩来深邃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外交学说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而且还折射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火花。从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进一步探究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传统 周恩来 哲学文化 外交思想
周恩来从小受到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他的思想中处处可以找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打下的烙印。外交思想是周恩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当中可以看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的影子。周恩来曾提出：外交行动要“见机行动”，要抓住时机，“守如处子、动如脱兔”；对待外交矛盾时要“恪守后发制人的原则”，“决不开第一枪”，“退避三舍，“有来不往非礼也”，“要礼尚往来”；要善于根据不同的外交问题，分别采取“针锋相对”，“外松内紧，引而不发”，“有备无患”，“细水长流”，“见缝插针”等方法区别对待处理。周恩来在外交场合曾公开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其外交风格的影响。他在1963年会见埃及客人时就阐发过中国办外交的思想：“我们中国人办外事有这样一些哲学思想。要等待，不要强加于人………这些优秀的哲学思想来自我们优秀的民族，不完全是马列主义的教育”。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的角度去进一步研读周恩来外交思想。
一、和平共处与中国传统“和为贵”的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和为贵”、“尚和合”的哲学思想。这种和合不是异质事物简单相加堆砌，而是各种不同性质的事物相互对立、冲突继而融合趋同的一个辩证过程。wwW.11665.cOM《国语》中就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是以和五味以调口，刚四肢以卫体，和六律以充耳”、“和乐如一。夫如是，和之至也”之论；《庄子》中也提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中庸》的作者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体现了中为本，和为道的思想。《易传》则强调“天人合一”，靠“和”来协调融合。《易传》中有“夫大人者，与天地和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之说。以上这些都反映出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天人合一”、“和为贵”的思想内核。这些论述着重强调了异质事物对立斗争，再而融合再生的过程。这更是一种和谐共生共存之道。周恩来在外交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的精髓。“和合之道”成了其和平外交思想的重要一“元”。
周恩来外交思想的重要方面就是和平共处。在周恩来经历的众多外交事件中都体现着他追求和平共处，互不侵犯的外交理念。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周恩来被任命为总理兼共和国的首任外交部长。新中国成立伊始，外交政策、方针和外交任务究竟是怎样?中国的外交往何处去?这不仅是外界所关心的，更是新中国外交事业不容回避的问题。新中国的外交政策一开始就坚决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将“和平共处”“革命不能输出”的思想贯彻始终。
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做过这样的论述“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个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同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情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是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和平成为我国外交的一大目标。1950年，正当美国企图将朝鲜战争扩大化时，周恩来就约见了印度大使潘尼迦，他指出“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在和平中建设。过去一年中我们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极大的努力。美国政府是靠不住的”。1953年6月，周恩来在阐述国际问题的主要矛盾是战争与和平问题这一重要思想时就指出“我们主张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一切国际纠纷。”“帝国主义既怕和平，又怕战争，我们都不怕，不怕和平也不怕战争。我们主张和平，反对战争”。 1954年，周恩来正式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不仅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事件，而且对世界外交事业深刻的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经作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争取和平，在和平中共处事是周恩来在外交事业中孜孜以求的。
二、求同存异与中国哲学的异同观
“同”与“异”是一对哲学命题。中国哲学文化中对这对哲学命题有十分精辟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和”与“同”是相互区别的两个哲学范畴。古人有道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古代的哲人一方面强调事物之间的差异性，明确地指出承认差异性的必要性。《荀子》中写道“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知异名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荀况从名实相副的角度论述了承认事物差异性的意义。宋朝哲学家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指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阳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气顺布，四时行焉”。这段话说明了“太极”是基于“异”存在。另外一方面，古代哲人又辩证的看到事物的差异不是绝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对立双方可以实现转化。有“求同”的可能性。在这方面有比较深刻论述的是道家创始人老子。他在《道德经》中指出“反者道之动”，“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做于易；天下大事，必做于细”。老子通过阐述大小、难易、高下、祸福、有无等一系列矛盾在特殊情况下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以上的这些论述都是关于“同”与“异”关系的思辨。这里两者的内涵应该是“和合”而不是“去异”。承认差异并不是一定要消灭差异。“和谐统一”是一种新的境界。
“求同存异”的外交思想是周恩来对中国哲学辩证思维在外交领域的创造性发挥。周恩来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外交风云，他总是冷静沉着，细心观察，善于在对立中积极寻找一致性，以更好地减少对立冲突，尽量扩大共识。这一点也是周恩来高超的外交艺术的生动体现。对于“求同存异”，他在会见埃及客人时谈到“处理涉外分歧的时候要等待，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事情总是勉强不得的”。1955年，周恩来率团参加亚非会议，当会议遇到逆流陷入僵局时，周恩来发言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的共同之处是“是要解除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与支持，而不是相互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与对立”。纵览周恩来的一生，他总是诚挚而又耐心地实践着“求同存异”的原则。时至今日，这一点依然是指导着中国办外交的重要哲学思想。
三、互谅互让与儒家“仁学”理论
中国哲学深受儒家“仁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一直是由儒家思想文化作主导的。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明“理学”的高度发展都可以看出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是“仁学”理论。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其核心思想就是“仁”。《论语》中关于孔子论“仁”的记述甚多：“子贡日：“如有博施予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日：“何事于仁!必也圣乎!荛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臂，可谓仁之方也已”。这里，孔子认为将实施“仁”上升到“圣人”的高度来论述。另外，“仲弓问仁。子日“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孔子不仅提出了“仁”的重要性，而且还解释如何“行仁”。即推己及人的思想。继孔子以后的孟子，对“仁”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从性善论出发论证了“仁”。其后，孟子更将“仁”推行到政治领域，即实施“仁政”。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提出“民本思想”就是要论述推行“仁政”的重要性。
互谅互让的外交理念从哲学文化层面上看，是周恩来继承中国传统“仁义”思想在外交事务中的表现。我国和周围邻国的很多国家都存在若干的历史问题，特别是边界问题。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始终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通过平等协商予以解决，绝对不会“得理不饶人”。1955年7月，他在人大会议上就阐述了和缅甸政府解决边界问题的指导思想。他说“我国政府和缅甸政府商谈中缅边界问题过程中，一向强调双方相见以诚，按照五项原则友好协商，求得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国较好的解决了与巴基斯坦、蒙古、阿富汗等邻国的边界问题。周恩来在处理这些外交事件的过程中不仅维护了国家的利益，而且表现了宽厚仁义的东方大国风范。
四、灵活变通与中国哲学思想中的“变易”精神
中国哲学著述中不乏有详细阐述世间万物恒常变化发展思想的经典之作。《易传》将宇宙万物的普遍变化法则称作“易”或“道”。《易传》道“生生之谓易”，“一阴一阳谓之道”，“一阖一辟谓之变”。这些命题道出了宇宙万物是个变动不已的洪流，而这一变动不已的洪流就是一阴一阳、一阖一辟的对立统一过程。在这基础上，《易传》进一步指出“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从方法论上告诉人们必须注意适应变化，调整策略。先秦法家思想家韩非不仅承认事物的变化发展，而且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历史进化观。韩非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进步的。因此，人们解决问题的方法决不能一成不变，而应因时制宜，因事而变。《韩非子·五盎》载“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要根据不同时代和不同的事情，采取不同的方法，灵活变通，解决不同的问题。
周恩来独特的外交魅力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灵活变通、因势利导的外交思想。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76年，周恩来一直主持中国的外交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的20多年里，我国所处的外交环境和国际形势跌宕起伏，风云万象。加之，国内形势随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进行而变得异常复杂。这给新中国外交工作带来了重大的考验。在极为纷繁芜杂的环境下，周恩来始终用“变易”观点来看待问题，分析矛盾。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相统一。这使得我国外交事业能化被动为主动，趋利避害，不断发展。这一点在周恩来晚年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上世纪60年代末，国际关系得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美苏争夺日益激烈。1969年初，周恩来看到了美国调整对华政策的苗头，指示相关部门仔细研究美国的政策动向，积极探讨和美国进行接触的可能性。接着，周恩来游刃有余地导演了一场“小球推动大球转”的“乒乓外交”。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欢迎尼克松的宴会祝酒辞上说“中美两国的社会制度根本不同，在中美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分歧。但是，这种分歧不应当妨碍中美两国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更不应该导致战争。”“我们希望，通过双方坦率的交换意见，弄清楚彼此之间的分歧，努力寻找共同点，使我们两国的关系能够有一个新的开始”。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周恩来善于突破陈规，灵活变通的外交思想的生动展现。
五、启示
周恩来外交思想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外交学说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文化进行批判、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外交思想。这给与了我们很大的启示：
周恩来外交思想启示着我们要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周恩来外交思想是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外交学说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文化相结合的成果。这种外交思想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历史与实践证明，周恩来外交思想正确地指导着我国的外交事业的发展，使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令之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使之不断发展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我们应从周恩来外交思想的成功实践中不断学习、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