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哲学界开展了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讨论。人们对重大问题的不同看法，表现了对哲学性质和功能的理解等哲学观的差异，特别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理解的差异。本文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终结了理论形而上学，但保留了传统哲学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理想，保留了传统哲学超越的形而上学维度。只有进入和保持在哲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才能有哲学意义和性质的重大问题研究，哲学思维方式仍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十分关注重大问题的捕捉和凝练，力求通过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发挥哲学的功能和作用，重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社会声望。但人们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如何捕捉重大问题等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不同，是实践的理论、理论的实践，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重大问题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有的学者则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往哲学优秀成果的结晶，只有继承和吸取全部哲学的精华，才能在哲学水平上理解我们时代的现实，才能准确捕捉我们时代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有学者从“后形而上学”的哲学理解出发，认为寻找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思路即是“形而上学”，这是一种还原论的宏大叙事的构造，哲学研究有很多问题，不能归约出若干所谓重大问题。仔细思考这些不同的看法，显然对哲学性质、功能等的不同理解的哲学观差异是分歧所在，尤其是对马克思哲学革命实质的理解，从根本上决定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看法。在这样的意义上，哲学观问题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第一个重大问题。wwW.11665.COm

　　一  不同哲学视野中的哲学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为什么要捕捉、提炼重大问题？是什么情境催逼我们做出这样的发问？在提问背后汇集着哪些焦虑、困惑和茫然？在对提问的前提追究中，我们触及到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复杂格局和深层矛盾，触及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希望和期待，感受到变革哲学观念，创造新理论的雄心壮志。但是，哲学根本观念的变革，一种新的思想方向、思想道路的开拓，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说话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创造，终究是历史上少有的时刻。这不仅需要外在于哲学的时代发展，亦即时代现实生活自身的高度主题化，所谓历史的转折关头、生或死的重大抉择的出现；也需要哲学自身的问题积累达到一个限阈，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走到了尽头，其弊端和禁锢已充分显露，哲学革命才能到来。我国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显露出来。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虽然仍是重大的路线、方向问题，但已不再是生死抉择的唯一问题。民生问题、民主问题、环境问题、文化建设问题等现实问题的多样化，分散了哲学思想的力量，哲学难以聚焦于足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重大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随着现实问题的多样化而出现碎片化、微观化、分散化的研究局面，而且也出现了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根本性质的不同理解而多样化的研究范式。至少以下三种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规范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或风格。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理论的理解。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是伟大的哲学革命，它不仅是一种新世界观，也是一种新哲学观。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怀疑主义的解释学颠覆了西方近代以来的意识哲学。力求为全部人类生活提供内在意识确定性、明证性的近代西方哲学，自身却是要从人们的存在亦即实际生活过程中得到解释的意识形态。马克思宣告“独立的哲学”消失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理论和理论的实践成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实践要素，只能内在于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离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离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就没有独立存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所有问题都是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根本目的和绩效标准都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效果。着眼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问题，必然触及社会主义建设不同领域的具体问题，如文化问题、经济问题、政治问题和价值问题等。我国学者近些年来分别致力于文化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价值哲学等领域的研究，初步形成了一些有一定影响的部门哲学研究成果。但有两点值得思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多年来形成的中心化、主题化、整体性的传统，使研究者难以安于局部的、细节的具体问题研究，宏大的抱负和急切的体系化意识总要构造宏大的理论叙事。一方面，各种部门哲学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各自的研究视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唯一或至少是最重要的研究范式。文化哲学即是关于人作为文化存在的人学，即是一种元哲学。同样，政治哲学转向意味着它是当代哲学的主题，或者是当代哲学的唯一合法话语。在这样的意义上，部门哲学是一种元哲学的自我意识。另一方面，部门哲学以各自的研究视角把社会现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问题主题化、归约化，把各自的研究问题视作实践的根本问题。显然，上述哲学观的跃迁和实践问题的归约，都难以有充分的论证。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和客观知识体系的理解。按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大学的学科体系是工业化生产规范和塑造的，它使大学的教学和研究服从于工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把人才培养规范为生产技能型的人才培养，把大学的知识传授规范为工具理性的知识传授。但也许基于所有文明国家共同具有的文化传承的需要，古老的哲学知识作为非生产性的知识仍存在于大学的学科体系中。可是，大学教育的体制性力量难以关注这种不同知识性质的区分，在教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统一模式中，哲学也被不同程度地纳入到客观知识、工具性、生产性知识的管理观念中。大学的哲学教师群体深知哲学的理论性质和功能，必然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地抗拒对哲学的生产性、工具性的知识规范，而来自古希腊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的学术精神和哲学作为自由学术的哲学理解，成为反对一切外在于哲学的规范要求的最好理由。在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哲学教学和研究中，以纯粹理论的态度，把哲学作为纯粹客观知识传授和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种影响很大的趋向或范式。

　　作为客观知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由马克思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写下的著作或文本的集合体。倡导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注意对马克思的手稿、最新版本著作的研究，关注马克思文本中引证、批判的文献和学者的思想研究，直至马克思著作的汉译、不同版本的区别、考证等研究，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十分引人注目的研究趋向。客观地说，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译介到中国以来，上述文献的翻译、考据等工作一直是很多学者从事的基础性工作，但只是近几年来它才成为一种自觉的带有研究纲领或范式的主张。但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纯粹的、客观的知识体系，以纯粹理论的态度、纯粹学术或学术史的态度加以研究，也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①]。理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理论性质，从根本上说不是学院化的知识体系，它的产生、发展和传播从来不仅仅是在大学的学院里发生的学术事件，而是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社会运动。用伽达默尔的说法，马克思是学院外的世界观哲学家。[②]我们也可以说作为革命家的马克思是思想和行动、理论和实践、学术和生活高度统一的存在哲学家。所以，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仅仅是文本的解读、学术的研究肯定不够，也可以说马克思的思想在他的文本之外。要理解马克思，需要了解他的实践和生活，需要像马克思那样去实践和存在。

　　第三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思想的研究范式。这可能是许多中老年哲学工作者习惯的、和自身哲学使命感契合的研究范式。他们一方面不能满足于纯粹学院化、学术化的客观知识研究，多少保留着哲学知识不同于经验科学知识的知识等级意识。即使他们知道现代社会已经不能接受知识等级的霸权，知道后现代主义哲学对形而上学、同一性哲学的指控，他们仍然期望哲学有超出学术意义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也不能满足于哲学作为一般实践要素的实践哲学理解。他们肯定马克思哲学革命的重大意义，但力求把握马克思本人所占有的哲学史资源，力求在时代生活中把握时代精神，充当文明的活的灵魂。用思想把握时代，用哲学引导和塑造时代精神的宏大抱负，也使这一研究群体超越了学科化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史教养，不同程度反映和表达时代精神的各派现代哲学、乃至实证科学、人文科学和大众心理文化的普遍性动态，都为这一研究范式所关注。他们所从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实际是如德里达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思想”[③]研究，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哲学思想的研究。

　　用思想的形式把握和推动时代的发展，必然要关注和建构时代生活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寻求和思考主要是这种哲学观和研究范式所关注的。然而，这种哲学思想家的工作方式在今天的时代是否合乎时宜，有无合法性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带有传统形而上学哲学观色彩的理性的自信，这种对现时代重大问题的想象和建构，难道不是对形而上学霸权的迷恋和新的形而上学的恐怖吗？

　　二  在“后形而上学时代”我们还能问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吗？

　　经过整个二十世纪对传统哲学的批评，传统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知识形态已经声名狼藉。即使如哈贝马斯这样被认为仍未完全摆脱形而上学怪影的哲学家，也明确使用“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判断。[④]看来形而上学真的已经“终结”或“完成”了。当代哲学的任务只能像维特根斯坦那样为了取消哲学而研究哲学。但这样的判断也许过于轻率。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有两千年历史的西方形而上学并非是完全同样的货色，也并非是某种单一的思维方式。至少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发表后，已经有知性形而上学或独断论形而上学与理性形而上学的原则区分。西方现代哲学一百多年拒斥形而上学的论证，大都是对知性形而上学的否定，并未动摇理性形而上学的根基。[⑤]问题似乎非常简单：是否有有限的经验对象与无限的超验对象、有限的知性思维规定与无限的理性观念的真实区分？是否存在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与理性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真实区分？像康德、黑格尔所说的世界、灵魂、自由、上帝等理性观念是否与经验科学的基因、电子等概念性质不同？这些观念没有与其相应的经验直观，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做出有限的思维规定。如果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规定这些对象，只能是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或者承认有无限性的观念，但认为这些无限性的观念只是诗意的想象或单纯的信仰，而不是可以逻辑地思考的对象，那么也没有理性形而上学。现代西方哲学拒斥形而上学的论证，只是证明了不能用经验科学的方法去规定那些无限的观念，证明了哲学不是经验科学。但这是康德、黑格尔早已明确论证的结论，而并未证明没有一种理性的高级的思维方式可以思辨地解决这些无限性的问题。至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对思辨唯心主义宏大叙事、马克思的“解放叙事”的批判和怀疑，很难说是严格的反驳和论证，而更多地是有些牵强的联想甚至是文学的想象。比如，利奥塔认为黑格尔的同一性哲学是“死亡哲学”，要对奥斯维辛大屠杀负责。人们都知道，黑格尔强调内在必然性的自由，主张在客观的伦理秩序、法律规范中才有人的真实自由，这使黑格尔哲学具有保守的国家主义倾向。但据此并不能直接逻辑地或事实地推出奥斯维辛的悲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形而上学包括理性形而上学是哲学意识形态，但它并不直接就是政治法律形式的意识形态，更不直接是如纳粹主义这样的具体意识形态。所谓形而上学恐怖一类的指控可能是隐喻的、修辞学的策略，并不具有摧毁理性形而上学的论证力量。

　　我们尚不能轻言进入了“后形而上学时代”。按照马克思的形而上学批判，只有现实社会生活不再产生和制造形而上学的无限性观念，只有现实的社会关系不再受抽象的形而上学力量的统治（如资本统治），形而上学才能真正终结。我们的时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多了一些形而上学的力量，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资本主义制度的跨时空的移植，海德格尔所说的“技术座架”的逼索，以及文化资本化、市场化运作而生产的大众文化等等，都使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受到某种抽象实体的支配，我们生活在从未有过如此强大的形而上学的时代。后现代主义哲学对渗透于几乎是全部社会生活领域的体制性、结构性的同一性的揭示和拆解，不是说我们真的走到了“后形而上学”的时代，而恰恰是说形而上学的同一性已经完全统治、规范了我们的生活。经过几十年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的拆解、解构、摧毁和炸裂，我们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形而上学似乎并未因之而减弱，至多只是多少改变了一些人的观念，使人们对形而上学多了一些警惕和厌恶。这又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真理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⑥]。仔细思考我们时代的形而上学问题，即使仅从理论上考虑后现代主义的形而上学批判，也有一些疑问需要澄清。如果人本身就有康德所说的自然形而上学倾向，人的意识必然产生超越的无限性观念，那么人就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存在。如果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普遍交往，随之必然产生规范交往的秩序和规则，普遍的、抽象的实体的统治就难以避免。最为重要的是，如果像黑格尔那样理解人的自由，自由不是主观任意，因为主观任意的自由是受人的自然生命情欲支配，因而恰是自然的偶然性，不是自觉自为的自我决定的自由。因此，作为内在必然性亦即人自我发展规律中的自由，一定是在普遍的、客观的规定性中才有真实的存在，自由就是规律和规则。所以，没有为了个体自由而厌恶形而上学普遍性、同一性的理由。如果以上三点都有合理性，那么不仅要在理论形态上区分知性形而上学和理性形而上学，还要在社会现实中区分合理的形而上学同一性和不合理的形而上学暴力，亦即在理论和现实上都有好的或坏的形而上学的区分，而不是简单的拒斥一切形而上学。

　　马克思对形而上学的分析和批判比后现代主义哲学更为深刻和全面。马克思既认识到如黑格尔哲学那样的形而上学的思想的由来，即思维极度抽象的结果，一切事物的最高抽象是逻辑范畴，一切运动的最高抽象是抽象形态的运动，从而有纯粹逻辑范畴的运动[⑦]；马克思也指出黑格尔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现实根源即资本的抽象统治；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并未简单抛弃黑格尔的形而上学，而是把思辨唯心主义的叙事改造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学说。人的自由不再是个体精神在逻辑范畴和历史客观规定性中的自觉提升，而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改变的实践中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同步发展，是幸福和德性现实、现世的统一。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批评马克思“解放叙事”的形而上学，批评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的信念，批评马克思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性规划对自由的威胁，用罗蒂的说法这是“对怀疑的怀疑”[⑧]在我们看来，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创立，确实以一种怀疑主义的解释学颠倒了内在意识形而上学，终结了独立存在的理论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秘密就在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之中，形而上学问题的解决，也只能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活动中创造条件，首先是创造物质生活条件，其次也需要先进分子创造理论和精神条件，最终在历史过程中得到解决。马克思否定了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形态，但并未抛弃形而上学的目标和理想，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历史目的。

　　按照我们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马克思哲学可以叫做区别于理论形而上学的实践形而上学，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哲学的这种特殊的理论性质，使其具有一种内在的张力。一方面，它作为理论的实践，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现实过程，而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起伏曲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声望和历史命运也在变化。另一方面，它作为实践的理论，也要反思、规划实践的方向和道路，从而具有理论的形态，具有超越现实、构建现实的前提性理论预设和理想性目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在活的现实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由于东西方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条件、不同阶段的实践任务各不相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出现不同的致思取向和理论形态。粗略地说，在东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要组织动员人民群众参加革命和建设，就必须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给予人民以确信不疑的解放承诺，这就是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实践根源。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面对的则是有较高教育和文化素质的群众，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具有文化的先进性，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才能吸引和组织人民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强调哲学主体性原则的实践根源。但历史的吊诡是，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争取人民群众的过程中不得不适合人们现实的物质利益要求，从而滑向工联主义、工团主义。而东方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往往背离自己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突出强调的客观规律和客观性原则，陷入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理想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固有的理论和实践、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内在张力，把握住其作为实践形而上学的理论性质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际问题。

　　三  哲学思维方式是哲学研究的根本问题

　　对我国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做探索和思考，既表现了一部分哲学工作者对自己研究工作重大社会影响的期待，也表现了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似乎是无处发力的困惑和茫然。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复杂化和社会矛盾乃至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和价值追求的多样化等，是产生哲学研究困惑的现实原因；而现代西方哲学包括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怀疑，是产生疑虑的理论根源。在后现代主义哲学的语境中，任何重大哲学问题的提问，都有被指控为形而上学同一性的危险。在我们粗略地考察了这些现实的和理论的根源之后，基于对马克思哲学观的理解，可以较有信心地追问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但是，即便我们获得了提问的合法性自信，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仍会有许多不同的看法。

　　在我们看来，关于哲学研究重大问题的不同理解其分歧所在仍是哲学观的问题，这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如何理解哲学发挥作用的形式和特点，亦即哲学功能实现的问题。按照通常的想法，凡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解决重大理论和实际困难的哲学问题，就是重大的研究课题。但是，哲学研究和哲学问题的解决是否与经验科学相同，是否能直接解决经验操作层面的问题而直接显示出其理论效果？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毛泽东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但这些形象的说法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物质性的工具一样，拿来就可以使用，甚至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作为认识的工具或思想的武器，必须是内在于认识和思想过程中获得的，是作为黑格尔所说的具体普遍性的概念和原理而获得的，这实际就是对学习者的教化和改造，就是思维方式转变的过程。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可能比使用这一工具和武器更为艰难，更为重要。

　　马克思哲学作为学院外哲学，其哲学宗旨贴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固然容易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和理解，但绝不能轻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困难。我们经常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两千年西方哲学史发展的最高成果，这如果不是虚假的赞誉之词，而是真实的理论判断，那就意味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对两千年西方哲学的内在超越，是对所有学院化的理论哲学的创造性地继承，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真正吸取了两千年西方哲学的积极成果。对此，列宁有自觉的意识，他讲“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⑨]，“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⑩]按照我们前文对经验科学和哲学、知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区分，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大困难是能否进入和建立哲学的思维方式，能否从我们习惯的常识思维、知性思维中挣脱出来，能否坚持用哲学思维方式，在哲学思维的水平上提出和思考问题。

　　哲学思维方式决定了哲学提问的水平和质量。哲学研究的问题不是直接摆放在那里的东西，而是哲学思考所建构的。按照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的看法，我们要进入到哲学的发问状态就得进入到自由思考的状态，就得摆脱、悬隔我们通过教养所获得的种种成见，如此才能“孤寂地独立在那里沉思默想”[11]，自由地奠定哲学思考的起点。否则我们就只能从自己的教养所获得的常识、其他学科知识或别人已经提出的问题作为现成的研究问题，而不能创造性地提出问题。在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中，很多人主张应从现实出发，提出和关注重大的现实问题研究，这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从黑格尔以来，现实已不再是单纯的经验直观，现实是理论和实践构建的现实，是被某种已有理论理解和规定的现实。从现实出发，实际上已是从某种既定理论预设出发，提出某个重大现实问题，必定是基于某种理论框架所理解的重大问题。如果缺少哲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我们提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就可能是基于其他学科视野提出的经济学问题、政治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甚至是普通百姓也在思考的社会常识问题，而不是真正的哲学问题。

　　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深入，使现实生活呈现出复杂的矛盾结构：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环境、民生与民主、自由和秩序、多元与和谐、理性规划与自然演进等悖论性的存在，使价值选择和价值判断难以有单一的、明确的是与非、对或错。这一方面使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分散化的局面，另一方面也使澄清自思想解放运动以来我国实际发生的思维方式变革的任务变得更为迫切。比如，如何从哲学思维方式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如何理解我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在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作用？这是一些复杂重大的哲学问题。

　　首先，我国社会的复杂矛盾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意味着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无法把握和驾驭中国社会的发展。按照黑格尔的看法，知性思维无法摆脱主观与客观、有限规定之间以及有限与无限的对立[12]，要把握生命、精神和社会这些无限性的对象，必须有无限的哲学思维方式。“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是经验科学意义的“科学”发展观，而是哲学“科学”的发展观。只有从哲学思维方式理解科学发展观，真正从我国社会发展的“事情本身”的自身规定、自我发展的逻辑出发，才能内在地而不是知性的外在调和社会发展的诸多对立和矛盾，才不会陷入“今天抓发展，明天抓治污”的忙乱之中。真正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需要真正的辩证思维的启蒙。

　　其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需要反思人之为人的根本，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亦即人的存在论问题。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根据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学说，已经充分论证了“以人为本”即以每个人、每一个体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本的思想。[13]但问题并未就此终止，海德格尔在“晚期的三天讨论班纪要”中对马克思“人是根本”的存在论实质提出质疑和批评。海氏认为，“人是根本”的命题只是以人的优先性取代了意识优先性，马克思生产过程的本体论来自黑格尔生命过程的本体论，马克思并未超出主体形而上学的存在论。[14]如何回应海德格尔的批评，表面看似乎只是一个纯粹理论的问题，但深入思考就会备感它的意义的重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无存在论的前提？经济和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发展是什么关系？人们如何在自由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安全感、幸福感？如何能有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这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存在论问题。我认为，马克关于共产主义自由王国、共产主义劳动的概念中，已经包含了既非意识规定，也非劳动改造的存在，从而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统一的存在概念，它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存在论基础。

　　第三，我国的科学发展观是每个中国人的自由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理论成果都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深入思考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基础，它既不是经验科学的知性思维方式，也不是某种纯粹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其中必有五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所规定的思想方向和思想道路的作用。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一种哲学思维方式规定了一种“思”的方向和看待世界的轨道、视域。如果没有重大的哲学革命，它的“移居”或转变很难实现。我们今天也许仍不同程度地在中国传统哲学规定的方向和道路上滑行。我个人认为，黑格尔辩证法具体普遍性的观念、胡塞尔现象学“意向充实”和“范畴直观”的理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等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已经能够使我们比较清晰地阐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实质和特点。而这一澄清的过程必定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生成，一个新的思想方向的开放，它将从根本上影响中华民族未来的历史命运。

    [①] 王南湜：当代中国“马学”的一种自我理解，《新华文摘》，2007年第17期。

　　[②] [德]伽达默尔：黑格尔与海德格尔，《哲学译丛》，1991年第5期。

　　[③] [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载于《海德格尔选集》（下），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

　　[④] [德]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⑤] 王天成：黑格尔对形而上学的改造，《吉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页。

　　[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6页。

　　[⑧] [美]r·罗蒂：哈贝马斯和利奥塔论后现代性，《世界哲学》，2007年第4期。

　　[⑨]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⑩] 列宁：共青团的任务，载于《列宁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11] [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0页。

　　[12] [德]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3页。

　　[13] 叶汝贤：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孙正聿：提出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重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14] [法]f.费迪耶：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哲学译丛》，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