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一批理论家，凭借他们敏锐的洞察力认识到，启蒙在帮助人们摆脱了神话的控制，并且声称要为人们带来完全的自由和彻底的解放的同时，又将人类带入了另外一个温柔的陷阱——一个更加美丽的神话当中。因此，如何揭穿这个虚伪的神话就成为了他们首当其冲的任务。
　　【论文关键词】启蒙；神话；工具理性；文化工业；价值理性
　　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的理性时代。从此，人们不必再祈求神的力量和权威为自己的一切“正名”，单单凭借自身的理性便可以达到目的——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这看似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情。然而，在这兴奋的背后总会有些不和谐的因素出现：在20世纪的30至40年代，法西斯主义猖獗，反犹主义犯下了种种令人发指罪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切给刚刚还在庆祝自己解放的人们泼了一盆冷水，“被彻底启蒙的世界却笼罩在一片因胜利而招致的灾难之中”。原因何在呢?就在对启蒙理性的反思之中，法兰克福学派粉墨登场，其理论也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该学派的第一代领军人物，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举起了批判启蒙理性的大旗，他们认为，这一切灾难都源于启蒙的自反性——启蒙曾经战胜了神话，但是最终仍旧没有逃脱再次回归神话的命运。独裁统治、工具理性、大众文化，这不是启蒙被误用的结果，而恰恰是启蒙内部蕴含的毒瘤。下面，笔者将就此问题作详细梳理，以求在对启蒙理性的认识上能够更进一步。
　　一、历史上的启蒙观念
　　关于启蒙，一般有狭义的和广义的两种理解。广义的启蒙概念早已有之，它指的是以光明照亮黑暗，是对光明的追索。WwW.11665.cOm在这个意义上讲，启蒙是一种智慧的表现。不过，人们一般在狭义的角度上理解启蒙，这就与近代理性精神的确立有直接的关系了。这个意义上的启蒙，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它意味着一种祛魅化的过程。由于在此之前，人类一直生活在自然和神祗的权威之下，始终无法摆脱对它们的恐惧和依赖，作为主体的自我的地位始终没有挺立起来，因而启蒙的作用，就明确地表现在帮助人们驱除蒙昧，成为独立的、自主的主体，成为真正的自由人。人们相信，经过启蒙，我们可以获得翘首以盼的解放，不再为外物所拘束，并且能如康德所说的那样，“为自然立法”。启蒙正是背负着这样的历史重任上路的。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就可以将启蒙和理性连接在一起了。人们通过启蒙获得自由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人类理性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过程——启蒙事实上就是在树立人类理性的权威地位。经过启蒙运动洗礼的思想家们，坚信单凭自己就可以认识外物，而且，科学的发展也似乎证明了这一点。启蒙开启了理性之门，同时给人类带来更多更大的希望。
　　不仅如此，与启蒙相联系的还有现代性的概念。在启蒙之前，人们解决一切问题都乞求于外在的力量，他们不可能为自己设立标准。因此，在那个时代，人类在神话中、宗教里、传统中寻找自己的行为准则。那是闭塞的、没有时间意识的时代，未来是无止境的重复，人们唯一可以做的，仅仅是在无尽的过去中寻找已经陈腐不堪的“宝藏”。然而，启蒙在这时打破了人类理性的沉闷，一个新的时代随之到来。由于启蒙解放了人类的理性，人们第一次在世界上真正站立起来。他们的眼光由仰视天堂转而俯瞰地面，自然和神灵的奴仆翻身成为世界的主人。这种胜利的意义是巨大的，人们认识到了自身力量的强大，也就不再期求自然神秘物帮助，而是对自己充满信心。这便加强了人们对未来的期许与渴望，因为他们相信，理性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它有足够的能量帮助我们实现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便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精神。时间不再停滞在过去，它倡导一种前进的步伐和不断开放的意识，它要求人类去寻找更多的自由和更大的解放。自我确定的主体性和现代的时间意识成为这个时代的重要标志。
　　由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启蒙，就意味着驱除蒙昧，树立人类理性的自信，从而为人们带来一个彻底解放的、无拘无束的新时代。也正由此，启蒙、理性与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构的。
　　二、启蒙的“狡计”
　　虽然启蒙的“成熟状态”给予我们如此诱人的承诺，然而，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看来，启蒙的本性并非如此温存与善良。在美丽的面纱之下，启蒙有着它的阴暗面。这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l、从启蒙的发端处说起。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承认，在某种意义上讲，启蒙的确帮助人摆脱了神话的控制，使人类走向自主与自立。但是，这种“摆脱”并非是一种完全、彻底地与神话传统的断裂，因为，追根究源，启蒙甚至可以说是发源于神话的。用他们的话说，“启蒙始终在神话中确认自身”。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这种论断并非没有缘由，他们通过对启蒙和神话的具体分析认识到，两者之间最大不同在于：人的统治代替了神。而这种界限，又很容易被模糊开来：“许多神话人物都具有一种共同特征，即被还原为人类主体。俄狄浦斯(oedi—pus)对斯芬克斯之谜的解答：‘这就是人!’，便是启蒙精神的不变原型”。也就是说，在启蒙中标榜的具有理性的人类的地位，事实上在神话世界中已经有所展露：物永远是被统治的对象，而在神话中虽然人被神统治着，但是神与人始终有着“同形”的亲缘关系。这就意味着，启蒙并非如它标榜的那样展现着与神话的彻底决裂——“神话自身开启了启蒙的无尽里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启蒙的历史似乎没有它所宣称的那种“清白”。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似乎还可以对启蒙展现出一种宽宏大量，因为，启蒙运动毕竟还是完成了将人置于神灵之上，将神话转为“人话”的过程。因此，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还是将更多的精力集中于对“成熟”启蒙的批判上，他们认为，正是这种启蒙的完成式，才是最具威胁的。
　　2、启蒙的成熟态。诚如以上所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承认启蒙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摆脱了神祗的控制，挺立起了个人的自主性。但是，两位理论家的分析并未止于此，他们发现启蒙为人类布下的更大的陷阱：它在帮助人类从原始的神话当中摆脱出来的同时，又让人类陷入了另一个神话——理性的神话。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说：“启蒙为了粉碎神话，吸取了神话中的一切东西，甚至把自己当作审判者陷入了神话的魔掌。”正是这种“陷入”，导致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种种暴劣行径，更有甚者，它还制造了文化工业对人类的隐性控制。如果说某些恶行更容易引起人的深思的话，那么，文化工业则常常扮成糖衣炮弹的样子，引人爱慕。因此，在这一部分的论述中，笔者除了对启蒙理性的自反性做出一般的分析之外，着重在于阐述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文化工业的批判。
　　(1)普遍性论述。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认为，在启蒙确定了人类主体性地位之时，首先导致的是人与自然的二元分裂(这种分裂其实在古典的神话中就有所展现，这也就是神对自然物的统治)：自然从此成为人们肆意欺虐的对象，一切都要按照人类的指示来行动，一切都要服从于我们的目的。于是，理性就演变成了纯粹功利的工具理性。不过，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看来，这似乎还不是最为严重的——在这样的情态之下，人们只要可以把握自己，自主的理性就仍能够为我们出谋划策。然而，由于工具理性意识的无所不在，它最终还是侵蚀了人类的自主性本身(这便类似于传统神话中神对人的统治了)。这种侵蚀首先意味着人对人的统治和压榨：一部分精于算计的人获得了更大的权利，他们将其他人看作工具，为实现自身目的而任意操纵。不过，当这些“当权者”限制了他人自由的同时，他们自己也面临着异化——异化于工具理性的奴役意识，放弃了对价值理性的追求。于是，道德、公正让位于精确的算计和缜密的运算，所有的东西都由数字来操控和把握——我们自身被理性异化了。在这种情况之下，理性似乎具备了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性质——那种绝对的、自由的本性，而人类此时就成为了它展示自身的工具。由是，启蒙的狡计欺瞒了人类的眼睛，人类的解放再次成为幻影。通过以下对文化工业的分析，我们则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2)文化工业：一个很好的例证。对文化工业的具体分析出现在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文化工业：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这篇文章里。通过对文化工业全方位的剖析，两位理论家揭示出在“和平年代”，启蒙理性是如何凭借它隐蔽的权力遮盖人们的视听，奴役人类的心灵的。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在文章的开始就指出，文化工业作为人类理性发展的产物，其特点之一就在于它的生产的大批量性以及重复性。这主要表现在：
　　“不管是在权威国家，还是在其他地方，装潢精美的工业管理建筑和展览中,到处都是一模一样。辉煌雄伟的塔楼鳞次栉比，映射出具有国际影响的出色规划，按照这个规划，一系列企业如雨后的春笋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这些企业的标志，就是周围一片片灰暗的房屋，而各种商业场所也散落在龌龊而阴郁的城市之中。”不过，以上的分析对启蒙理性并没有造成冲击，因为在大多数人看来，这种批量生产恰恰满足了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使得过去稀缺的东西变得充足，这正是理性的胜利而非缺憾。
　　但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仅将上面的描述当作一种表面现象，而最根本的则在于这种大批量生产的本性：为消费而来。也就是说，虽然在常人看来，产品的生产的确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然而，从根本上说，这种兴趣和需要，常常是为消费制造出来的。人在无意识当中就被物所控制了。
　　那么，做出这种判断的理由何在呢?如果生产是“为消费而来”而非因喜好而起，我们为什么还对这些应当是“无聊”的东西津津乐道呢?这两个疑问事实上涉及到两个问题：其一，生产是因为消费而来这个论断的根据何在?其二，即便对第一个问题的分析是正确的，那么，已经被理性开蒙的人们怎么会受到如此的摆布呢?

　　对于第一个问题，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这样几句话就能将一切说明白：“利益群体总喜欢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文化工业。据说，正因为千百万人参与了这一再生产过程，所以这种再生产不仅是必需的，而且无论何地都需要用统一的需求来满足统一的产品。”“……技术用来获得支配社会的权力的基础，正是那些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最有实力的广播公司离不开电力工业，电影工业也离不开银行，这就是整个领域的特点，对其各个分支机构来说，它们在经济上也都相互交织着”。这也就是说，事实上，对产品生产的最终决断权是来源于“支配社会的最强大的经济权力”的。经济权力制约着技术的发展方向，技术的发展方向由此也决定了产品的类型以及人们的喜好，一切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被产品，进而被产品背后的利益团体所操纵了。这样，启蒙理性的工具性特征也便暴露无遗，它不再是人类解放的基础，反而制造出了对人类的无形的奴役。
　　讲到这里，似乎还有一点没有清楚，那就是我们明明感到了对产品的需求和兴趣，但却并不认为是受到了什么东西的教化的。上面的分析只能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而已。这个问题也便是上面第二个问题的变种：我们怎么会受到摆布呢?
　　对于这个问题，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分析认为，其原因就在于文化工业在批量生产的同时，也制造了某种虚假的风格：正是这风格，满足了人们对自由的热望和对解放的向往，以及对个性的追求。他们认识到，这所谓的“风格”，也只不过是工具理性骗人的把戏。它并非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事实正相反，这种风格控制了人们对真正的解放的追寻，因而只不过是捆绑人们的一套更加奇巧的工具罢了。以娱乐为例，他们说：……娱乐工业也借助符咒的力量，确立了自己的语言，确立了自己的语法和词汇。要想获得符合原有模式的新效果，就会持续不断的产生某种压力，这种压力变成了另外一种规则，每当新的效果带来脱离原有秩序的危险时，这一规则就会进一步强化习俗的力量。每个细节都固定不变，如果它不是与生俱来或一见中意的事物，那么什么都不会出现。”这就是说，文化工业的风格并非是真正的解放，与此相反，它的目的是要保证文化产品被接受。特殊正是为了普遍而设置，“所谓文化工业的风格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抑制无法驾驭的物质冲动来检验自身了，它本身就是对风格的否定。”因此，风格也产生了自身的“辩证法”：它追求新奇，但这种追求的目的却是为了更好地被普遍的大众所接受，普遍和特殊之间被共同的目的调和起来。
　　就是这样，人们被工具理性制造的文化工业彻底征服了。我们似乎还发出了快乐的笑声，好像它真的发源于我们内心深处，愉悦我们的身心。我们被培养着微笑的习惯。而事实上，“幸福的时刻是不会有笑声的，……笑声是一种疾病，它不仅与幸福作对，而且还把幸福变成了毫无价值的总体性。”我们的真实情感被埋没了，却还以为是获得了更真实的感受。我们在虚幻的世界中追求自由与解放，殊不知理性的绳索将我们越拉越紧，窒息了我们真正的理想。
　　以上便是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工业文明的分析。他们以此为例，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由启蒙而来的工具理性，在看似满足我们对未来追求的美好面纱之下，遮盖了我们的视听。面纱制造出虚幻的未来，我们被蒙蔽在其中却以为看到了那个充满希望的世界。理性制造了这关于美好世界的童话，人类在摆脱了神秘物之后却落入理性的神话之中。
　　由工业文明编织的温柔的陷阱为我们清楚地展示了启蒙的“狡计”，它骗过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正是这理性，招致了上世纪初的各类灾难：人类强大的控制欲导致了种种恶行的发生。只是，一切都被理性设计的周密而又完善，因此即使陷入无底的深渊，我们还在幻想着在它的尽头是一片光明。
　　三、小结
　　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的批判是透彻而又深刻的。他们没有被启蒙的假象迷住了眼睛，而是发现了潜藏于其中的分裂因素：启蒙从一开始，内部就蕴含着分裂，这种分裂首先表现在人与自然之间，即人对自然的绝对的控制、掌握；进而在人与人之间也产生了这种可怕的利用关系，人被异化为物的形态；最终，它甚至发展为令人迷惑的和谐，而人类在这种虚伪的和谐中彻底丧失了价值自我。
　　在很多人看来，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这种分析似乎太悲观了，由此才有了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不是理性太多，而是理性太少。现代性并非是洪水猛兽，而是一项未竟的事业。笔者认为，相比较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似乎更完善一些。这是因为：
　　其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启蒙理性的分析有失偏颇。他们将启蒙理性片面地理解为工具理性，殊不知，我们的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提倡的，不仅仅是支配自然、利用自然的这种理性，它们同时还强调人类自身的价值、尊严与道德的力量。从这个角度说，哈贝马斯就要公正的多：他从韦伯那里继承了对理性的分析，承认人类在具有工具理性的同时，也有价值理性，而目前社会的状况，仅仅是由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失衡造成的。因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我们没有必要对启蒙如此的失望，只要通过对价值理性的重建，我们解放的信念就一定能够实现。
　　其二，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对工具理性的分析也缺乏标准。众所周知，人类认识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技术的加速进步，是发展的必然，当然也就具有合理的一面。两位理论家固然可以对其提出批判，但是，如果考虑到这种发展的必然性，他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下，这种必然是在怎样的限度之下的，也就是说，我们以怎样的标准来衡量工具理性发展到哪一步是必然的，而越过这一步，必然性就变成了滥用。而从他们的分析当中，我们看到的仅仅是批判，而找不到标准和限度。这就意味着，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口头上，却不能适时地给我们指出行动的界限。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的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存在不足的，他们太过于强调启蒙的消极方面，而忽视了其积极的意义，同时又缺乏实际的认识与执行的标准，因此，从总体上来说过于悲观而且具有较少的可实施性。这也正是哈贝马斯提出重建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原因之一。不过，霍克海默和阿道尔诺仍旧是功不可没，他们对启蒙理性的批判，引起了人类对自身生存境遇的反思，从而帮助我们识破启蒙的神话，走向真正的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