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科学道德理性　道德主体性原则　文化智力前提　道德客体性原则　物质基础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计划经济基础上，意识形态控制下的价值体系正在解构，但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和健全。在这种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出现人们行为的“崎变”，客观上需要一种科学道德理性来校正和克服。但这种科学道德理性的构建需要一种文化智力前提，并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拙上实现。因而，构建道德理性过程中就要始终树立治德先治愚的观念，坚持道德主体性原则，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树立治德先治穷的观念，坚持道德客体性原则，反对在道德建设中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
    一、现实呼唤道德理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计划经济条件下道德意识形态统治的状况正在结束，客观上推动着一种与之相适应的道德理性的形成。但是由于我国公民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比较低下，生产力水平还很不发达，社会结构正处于转型时期，旧的社会价值结构、规范体系在瓦解和变异，新的社会价值结构、规范体系的构建尚处于初级阶段，人们的价值取向呈现游移、随机和迷乱的特点，社会交往及其伦理道德处于一种“畸变”状态，导致社会生活出现非理性的，甚至是蒙昧的、极不正常的现象。在精神文化生活中，解放后已经被铲除的封建愚昧文化又泛滥起来—坏道门、迷信等，造成新的精神污染。wwW.11665.cOm在经济生活中，出现制假售假、地方保护等，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政治生活中，贪赃枉法、弄权读职等，危害社会主义政治秩序，侵蚀国家政治机体。要克服和消除这些现象，其中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唤醒和逐步构建现代的道德理性以提高人们的理性价值定位能力，逐步校正和规范人们的非理性化行为。现实呼唤自觉的道德理性，但这种道德理性的产生和形成，一方面需要一种科学文化的智力前提，另一方面需要一定的社会生活物质基础。良知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
    二、道德理性的智力前提
    道德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它不同于科学意识以事物的真伪判断为内容，并且在知行关系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分离。道德的直接对象就是事物及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它是以善恶价值判断和抉择为内容的，道德自觉本质上就是一种意志的自觉，表现为价值意识和意志行为的统一。因而，道德意识本身就是一种实践精神、实践意识。善念发动处便才有善事，道德意识首先包融着对善恶价值关系的认同和取舍的反省意识，即一种价值理性。人的道德价值理性是和人的道德主体性素质分不开的，即同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分不开的。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智力素质直接就规定和制约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从而，影响其价值意识、判断、认同和抉择。道德自觉水平的提高有赖于道德主体科学文化智力素质的提高是不言而喻的。
    (一)道德自觉以科学理性为特征。道德作为一种实践意识是对客观的社会伦理关系的认知、反省和抉择。在这个意识过程中，一方面形成个体的道德情感、意识和信念，另一方面形成一种客观化、社会化的道德规范体系。这种客观化、社会化的道德规范体系就成为道德主体善恶价值认知、判断、认同环境抉择的参照坐标系。而个体道德行为实质就是在这个坐标系中的准确定位，义无返顾地履行自己对他人、群体和社会的责任和义务。因而辨理明志方能达行，要明德，首先就要有对社会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意识自觉，反省自身的道德责任和义务。古人讲，“志士仁人，无求身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仁，就在于这种高度的道德理性的反省。我们不能苛求鲁迅笔下目不识丁的华老栓对自己手中捏着的革命党人的血馒头而顿生道德的自省、自疚，也不能贬责一字不名的祥林嫂为什么会对封建礼教及神权的束缚和压迫而逆来顺受，更不能想象那个生不知其姓，死不明其故，浑浑然的阿q会“反求诸己”想到对他人、社会有什么责任和义务。道德作为一种实践意识最终体现为人的需要的利益关系的自觉与调节，从而维护社会的利益秩序。道德的这种社会利益调节的实践功能的实现是基于对个人利益、他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关系及社会道德价值准则和规范的认知与接纳。即首先要有是非的明辨，然后才有善恶的价值判断、抉择，才会有准确的义利定位，最终实现“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的理想道德境界。孟子讲:“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就是指出道德理性的实践前提。德性醇化，必须先提高人们明辨是非、善恶的认知判断和抉择能力。

    (二)道德自觉的价值理性以科学文化为基础。苏格拉底曾提出:“美德就是知识”，或者也可以说“知识即美德”，“知识包括了一切的善”，善出于知，恶出于无知。中国古代亦有良知、良能之说。良能的获得和践行必须先通过诚信格物致良知才能实现。这些观点都说明，道德理性同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是密不可分的。道德意识是个人和他人、社会价值关系的认知，但“对象如何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道德的善恶价值认知、判断和抉择的性质与道德主体的素质密切相关，一定程度上，科学文化智力素质的高低反映出一个人道德自觉的科学理性水平。科学文化智力素质不仅是个人道德自觉的科学理性尺度，而且是一个民族道德自觉的价值理性尺度。在一个愚人的国度不可能产生形成真正的新的道德理性、道德精神。
    近代中国至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凭借船坚炮利对中华民族侵害日深，民族危机加重。早期的改良主义者提出:“富强国家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中国的贫弱其根本不仅在于军事力和经济力，而且在于其政治力以及文化力的退废腐朽。倡导学习西方科学文化以开民智，改良政制。甲午战争的失败充分证实了以封建官僚为代表的洋务派“徒袭其皮毛”，只注重船坚炮利器物之学的片面性，说明早期改良思想的真知灼见，一场全面的变法维新运动兴起了。但改良派兴西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立新政”是在不动摇封建旧道德文化的社会政治基础的前提下，最终难以奏效。旧民主主义革命以更加鲜明的旗帜倡导和传播西学，力图借助西方开明文化以改造中国千百年来迂腐的传统习俗和伦理精神。但是，“乡愿，德之贼也”。由于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低劣，科学的理性精神泯没，传统和习俗是唯一的价值遵从依据。开明的新思想、新道德遭到了顽固抵抗，难以在民众心中引起共鸣，扎不下根来。最终不得不败下阵来，出现资产阶级民主后袁世凯及封建军阀尊孔复辟，封建旧文化、旧政治卷土重来。近代历史文化思潮起落成败都说明一个事实，开民德首先要开民智，民智不化，则新德不举。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弘扬个性解放，倡导资产阶级新道德，冲决封建礼教、封建迷信极其陈腐习俗，昭兴科学理性，要求用科学的理性来审视一切。鲁迅先生呼唤用“科学”这一味良药来诊治中国民众愚味迷信和盲从的病。“五四”新文化运动首次把开启民智同思想文化解放相结合，这一科学的思维解放新举措为中国共产党所运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过程中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和提高革命队伍中工农科学文化素质相结合，真正起到了洗涤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传播革命思想，塑造革命新人的作用。
    三、道德理性的物质基础
    道德自觉的形成不仅取决于道德主体的科学文化智力素质，更根本地取决于其生活的物质条件、社会关系和生产活动的方式。一般来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道德意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也不例外。“个人的狭隘性和相应的品质是生产力狭隘的历史阶段的结果:既是财富的也是创造财富的方式的狭隘的历史阶段的结果。”
    (一)物质生活条件是道德理性产生形成的自然物质基础。穷山恶水出刁民，“精神一开始就很倒霉，注定要受物质的纠缠”。恶劣的生存环境造就恶劣的生活习俗、精神心态，从而形成恶劣的价值观念、道德意识。物质生活条件影响和制约着人的道德理性的生成。人首先是一种自然实体，有着种种和他生命存在紧密相关的自然需求，当生命处于困顿，人的自然求生本能就会愈加强烈，人的社会价值意义就会悄然失色，精神就会陷于窘困，生活意志就会直接关怀自身，一般地他人的存在与否及与自己关系的道德考虑就显得漠然，对象和自身的社会价值意识就会降低到极点，而更加突现出来的是他自身与对象的自然价值关系。“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也就是怎样”。不仅如此，物质生活条件直接决定人的道德理性。“仓凛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人穷志短，马瘦毛长。马斯洛曾把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等级，最基本的就是人的生存需求，最高级的就是人的荣辱等精神需求，并指出了其中的逐变特征。孟子则更明确地指出:“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川显见道德理想、信念等道德理性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生活基础上的。

   (二)物质生产方式是道德理性产生和形成的社会物质基础。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是道德理性的自然物质前提，但是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状况本质上是由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消费资料的任何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道德理性的内容和性质最终取决于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物质生产方式对道德理性的决定作用表现为:其一，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的性质(包括社会的道德关系的性质)，从而直接决定道德意识。而“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道德意识就是对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意识和调节。同时，这种现实社会关系中最本质的就是社会生产关系，因而“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交换的经济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其二，生产力是道德意识发展的最终动力。生产关系决定社会关系的性质，从而直接决定道德意识，但是“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狭隘的关系”，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生产力的发展不仅生产出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而且生产出新的需要，新的生产力及要求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新的生产方式。进而生产出新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道德理性。
    (三)物质生产活动本身是道德理性的实践基础。道德意识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及生产这种物质条件的生产方式，但这种决定作用不是僵死的，而是在生产实践的运动中实现的。“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在物质生产中，“生产者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改造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生产实践活动生产出道德意识的直接自然物质前提，即社会财富，再生产中生产出新的物质需要，以及满足这种需要的新的生产力;生产出新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道德关系;生产、推动着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形成;生产出道德理性的社会物质基础。同时，道德意识产生形成如同一般意识一样源于实践，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也是道德意识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包括道德在内的社会意识的生产，本质上是实践的。道德理性只有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即在通过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活动中才能获得自身发展的源泉、动力，实现其目的、功能和作用。
    四、构建社会主义道德理性的根本途径
    构建道德理性首先重视道德的智力前提(包括智力素质、智力氛围和环境)和社会物质基础的建设，”坚持两个结合”。“两个结合”，即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同大力发展科学文化素质教育及营造科学文化氛围相结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与深化改革，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实现这两个结合，创造道德理性的智力前提和发展其社会物质基础，就要从根本上坚持道德主体性原则，树立治德先治愚的观念;坚持道德客体性原则，树立治德先治穷的观念。
    (一)坚持思想道德教育与发展科学文化素质教育相结合。要辩证地看待科学文化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的关系，坚持道德主体性原则，全面、准确地理解提高两个素质的内在关系，充分认识科学文化素质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思想道德素质的智力部分，是道德自觉的科学理性基础。要始终把提高科学文化素质当作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根本前提，营造科学理性的自觉意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不应忘记，在那个时代为什么会发生封建旧文化沉渣泛起，人们的行为处于一种迷狂状态，理性沦丧，伦常声微，发生儿子斗老子，学生斗老师的现象。究其根本不能不说和人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及社会的科学道德理性氛围存在密切联系。它是一种缺乏科学理性的表征。愚人道德往往导致一种道德蒙昧主义，导致一种不道德，对现代化的道德建设要求格格不人。这就要求我们在实际的道德建设运作中树立治德先治愚的观念，反对愚人道德。在处理思想道德教育与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关系时，在思想上一定要把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放在基础的地位。在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宣传、鼓动和灌输的同时，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避免在道德建设的实际操作中空喊或片面突出思想道德教育宣传和灌输的重要性、迫切性，但实际上忽视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础地位，漠视道德自觉的主体性特征。道德建设过程中必须克服道德蒙昧主义，把治标和治本相互结合，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教育事业。
    (二)坚持道德建设与发展经济相结合。首先要坚持道德客体性原则。人的现实本质就是他的实际生活过程，任何道德意识总是人们社会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克服把道德建设与道德的自然物质前提、社会物质基础及客观社会实践动力相割裂的倾向，树立治德先治穷的观念。我们反对道德经济决定论，但现实中富足和贫困地区思想道德发展水平的差异说明，贫困地区传统思想、旧的道德习俗顽固，新的思想道德建设难以深入，且困难重重。这固然与那里的科学文化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但落后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及社会生活实践状态是其根本原因。因而，在道德建设的实际过程中，就要始终把思想道德教育宣传、灌输同发展经济，增加社会财富，改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相结合;把思想道德教育同深化改革、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和完善的步伐相互结合;把思想道德教育同引导人民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塑造新的道德意识和观念。领导干部要真正树立治德先治穷，实施和贯彻“两个结合”，就要克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工作作风，把思想道德建设与为人民办实事相互结合，克服道德建设过程中的唯心主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