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沉沉墟里令无烟。哦诗直拟陶元亮，误落尘中忽卅年。”“令”当为“冷”字。
　　上述错误固然是错误，但并不影响立论，而下边两例则不然，而且显系作者之误。
　　203页引《寓夜》：“才悭胸竹难成节，春好心花尚留芳。”“留”字误，《槐聚诗存》作“勒”。因误字而造成误释：“一方面是由于身心困顿而无法发育士节，而另一方面又总是渴望着能够有好日子过。”原本作“勒芳”，语从“心花怒放”化出而反其意，殆指心花不放，与“有好日子过”的渴望了不相干。
　　作者为论证诗人所受“现实生活中种种礼崩乐坏之刺激和压抑”时，引《胡丈步曾远函论诗却寄》之一联：“中州无外皆同环，旧命维新岂陋邦。”（见《研究》221页）按，“环”字误，《槐聚诗存》为“壤”字。根据诗律的规定，此字应是仄声。而通过上下文不难见到，作者恐怕是误读“壤”字为“坏”（繁体），这才有“现实生活中种种礼崩乐坏”的理解。这是一个作者解读和编校质量的“连环错”。其实，此句典出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元文类》载）：“世之治也，三光五岳之气，钟而为一代人物。其生乎中原、奋乎齐鲁汴洛之间者，固中州人物也。亦有生于西方、奋于遐外，而道学文章、为世所宗，功化德业、被于海内，虽谓之中州人物可也。盖天为斯世而生斯人，气化之全，光岳之英，实萃于是，一方岂得而私其有哉？迨夫宇县中分、南北异壤，而论道统之所自来，必日宗于某，言文脉之所以出，必日派于某，又莫非盛时人物、范模宪度之所流衍。故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况在于中州者乎？……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岛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生并世之人。”
　　钱锺书在《表示风向的一片树叶》文中说：“我忆起一九四三年伏处上海，胡步曾先生自江西辗转寄来论旧诗的长信，附了一首七律。我的和诗有一联：‘中州无外皆同壤，旧命维新岂陋邦’；我采用了家铉翁《中州集序》和黄庭坚《子瞻诗句妙一世》诗的词意，想说西洋诗歌理论和技巧可以贯通于中国旧诗的研究。”研究当以作者自家的解说为准。
　　（二）结论武断。
　　文中说：“……那些有着家学渊源的现代学人，他们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和古代士大夫可以说如出一辙。”并说他们“必然要关心、批判现实政治”。接着引陈衍在《石遗室诗话续编》中对钱锺书评论的“家学自有渊源”等语并得出结论：“钱锺书先生在此一方面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现代学者诗人。”（见《研究》191页）作者的逻辑是：“有着家学渊源的现代学人”无一例外都“必然要关心、批判现实政治”，钱锺书有家学渊源，所以钱锤书在“关心、批判现实政治”方面“最具代表性”。事实上，钱年轻时确实写了很多感时之作，但其后期直涉政事的作品少之又少。即便作者力图揭示钱诗隐含的政治情结，也应该更多地通过实例而不是空洞的推论来完成。
　　文章不惜篇幅征引钱基厚在1947年无锡议会选举后发表的讲演词，将这种关心民瘼的精神气质归结为“幼承庭训”，并进一步指出：“从某种程度上讲，这当然也可以看作是钱锺书先生的精神基础。”（197-198页）同样地，作者并未为这一结论提供任何实质性的论据。
　　207-208页在数引钱诗后评价道：“它们用语、炼意及结体之奇崛、瘦硬，正是由于诗人之心的百般隐晦和千般曲折所决定的。”姑不论所引“才人失职误儒冠”等诗是否“奇崛、瘦硬”，将诗人的艺术追求强行理解为心境所致，缺乏有力的论据支持。事实上，奇崛、瘦硬等效果是江西诗派以及后来的同光体共同追求的艺术风格，如果要说这种风格上的追求与创作主体的心境有关联，那么，应当用实例加以论证。
　　（三）诗句误解。
　　作者在肯定钱锺书讽刺艺术的同时，认为这“不同于一般的俳优谐语”，指出其中“蕴藏着‘一把辛酸泪’”（199页），此论诚然独到，但过于笼统，忽视了钱并无深意的诙谐作品与言蕴深意的作品的区别，于是，造成了误读。所引作于1952年的《生日》一诗，其中一联“聊借令辰招近局，哪知许事蛤蜊前”，认为“聊借”句是“一种实际上不愿意与之过招的政治讽刺之义”。
　　该诗有自注云：“与家人及周生节之共饮市楼。”《谈艺录·序言》中说：“乃得李丈拔可、徐丈森玉、李先生玄伯、徐君调孚、陈君麟瑞、李君健吾、徐君承谟、顾君起潜、郑君朝宗、周君节之，或录文相邮，或发箧而授。皆指馈贫之困，不索借书之瓻。”周节之原名礼，又名礼予，字节之，60岁后以字行，号息柯，晚年又号雪柯，室名息柯簃。浙江宁波人，1920年10月生。幼承家学喜习书法篆刻，后受业于葛夷谷、沙孟海。中国书协会员、西泠印社社员、浙江省书协篆刻创委会顾问、宁波书画院画师。幼承家学，并受业于沙孟海，擅书法、篆刻。早年加入龙渊印社及中国金石篆刻研究社。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发表，或被收藏、刊石，收入《中国新文艺大系（1976-1982）书法集》等。出版有《周节之印存》。由序可见，周节之为作者友人，曾为钱著《谈艺录》出过力。因此诗中的近局乃是与家人邀好友小聚，并非作者所想象的虚与委蛇的社交场合。“聊借”句是说借生日之际邀好友小聚，是主动招邀，何来“不愿意与之过招的政治讽刺之义”？

　　213页在论述钱诗中“年命之嗟”时，引《昆明舍馆作》之一：“万念如虫竞蚀心，一身如影欲依形。十年离味从头记，尔许凄凉总未经。”该诗实为诗人回国后独自赴云南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所作，表达了诗人首次与夫人分离时的不舍之情，纯属怀人诗，“十年离味”正是从诗人结识夫人杨绛到做诗时的时间（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1939年留学回国），与“年命之嗟”并无关系。
　　作者云：“在钱氏诗作中充满了同光体的戾气和晦涩意境，所谓‘高词险语拓心胸’（《贺病树丈迁居》）……”（见《研究》220页）按，陈祖壬（1892-1966）字君任，号病树，江西新城人。师从陈三立（散原），与湘潭袁亮思（伯夔）、合肥李国松（木公）同出义宁门下，号为陈门三杰，以古文辞名世，诗得乃师之风，高迈硬健而喜用僻典，以增夭矫奇拔之气。这里的“高词险语”就是指这种风格，也只有如此才能“拓心胸”。否则，如作者理解为“戾气和晦涩意境”，与“拓心胸”是自相矛盾的。在这里，作者若不是误读，便是断章取义。
　　作者认为，从诗人“一生不肯轻易与人过从的孤傲性格，从他许多幽默文字对人性弱点的绝妙讽刺中，都可见出一种对现实政治相当曲折的抵制心理和行为意向”，并引诗为证：“滂沛挥刀流不断，奔腾就范隘而妨。”（《少陵自言性癖耽佳句有触余怀因作》其二，见《研究》221页）按，此诗与同题第一首皆为谈艺之作，诗人于1973年8月将这两首诗与另一首七律《寻诗》寄赠友人王辛笛，题为《谈艺三章》。所引诗句为形容创作时构思的奔腾万状和最终合于体裁韵律，与作者所谓“对现实政治相当曲折的抵制心理和行为意向”似无直接关系。
　　文中说诗人的“小雅之怨在很大程度上也往往转化为一种自抑和自嘲”，并引诗证之。所引《戏燕谋》首四句：“樗园谁子言殊允，作诗作贼事相等。苦心取境破天悭，妙手穿窬探椟蕴。”此为探讨诗艺时与老友戏谑之语，无涉小雅，更不是什么“自抑和自嘲”。而征引的《待旦》一诗，虽作苦语，却不过是怀人之作，同样谈不到“小雅之怨”与“自抑和自嘲”。（《研究》222-223页）
　　作者独具慧眼地提出知识分子“睡不够”的感觉，并提到钱诗中的“渴睡”情结，很有创见，然而引用《王辛笛寄茶》其一：“降魔破睡懒收勋，长日昏腾隐几身。却遣茶娇故相恼，从来佳茗比佳人”以证则不当（见《研究》225-226页）。按，此处“降魔破睡”只是运用与茶有关的典故，并非诗人自己“渴睡”。《博物志》、《本草》言茶能使人少睡，多为后世诗人采入诗句，如白居易《赠王十三》“破睡见茶功”，陈与义《陪诸公登南楼啜新茶家弟出建除体诗诸公既和余因次韵》“破睡及四座，愧我非嘉宾”，黄庭坚《催静公碾茶》“睡魔正仰茶料理，急遣溪童碾玉尘”等均是，而且还有很多。作者的“所引”与钱氏本人的“渴睡”并无关系。其实，钱诗最直接表现“渴睡”情结的是《雨不出》末联：“世间难得虚堂睡，更与尧章续旧题。”诗句化用南宋姜夔（字尧章）的诗《平甫招邀不欲往》：“人生难得秋前雨，乞我虚堂自在眠。”钱诗《山斋不寐》又有“睡如酒债欠寻常”句，借杜甫“酒债寻常行处有”之句而移喻渴睡之情。作者无视这些诗句而选用本是普通用典的句子，不免舍近求远。
　　（四）史实错误。
　　作者在提及《管锥编》时谈到：“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政局的缓和与好转，历史终于赐给了他一个可以自我实现的宝贵机会，因而他更是回避了所有的俗务而潜心于《管锥编》的著述。”（见《研究》216页）这段论述有明显的史实错误。《管锥编》作于70年代中期，部分篇章的初稿则更早在五六十年代的《容安馆札记》中即已完成，总之绝非70年代末期，1979年便已出版。“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