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又指出：“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20世纪，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注：冯契：《“通古今之变”与回顾20世纪中国哲学》，载《冯契文集》第8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8页。)在这里，他明确地指出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两种传统，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因为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直接影响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近代传统。冯契所说的中国文化近代传统，也就是笔者在本文中所说的中国文化现代传统。按照这种传统观，要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就不能只看到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意义，只强调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要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接上头，而且更要看到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意义，强调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正是来源于中国文化现代传统。也就是说，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有一个处理好中国文化两种传统关系的问题，有一个通古今之变的问题。
　　在今天，这两种传统观都对探讨国学与软实力的关系产生着影响。而笔者认为，只有后一种传统观，才能为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提供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据。离开了中国文化现代传统，只强调中国文化古代传统，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难以找到在中国存在的合理性的根据的。这一点，毛泽东在当年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论题时其实就已讲清楚了。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534页。)他在这里所说的“孔夫子”，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代表；他在这里所说的“孙中山”，则实为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代表。因此，他强调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中国文化遗产，实际上包括了对中国文化的两种传统的认肯与继承(注：参见李维武《“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如何继承？》，《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第6期。)。
　　因此，在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时，必须正确地看待“传统”问题。在这里，尤其需要有历史主义的态度。这种历史主义的态度在于，不仅认肯和尊重文化传统的存在及意义，同时也认肯和尊重文化传统的变迁与更新。文化传统尽管是文化中最具有稳定性的内容，但毕竟是历史的存在而不是超历史的存在，是可变动的而不是永恒的。文化传统本身就是在历史中形成的和变动的；只是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变动，与文化的其他内容的形成与变动相比，要更为缓慢，具有更大的历史惰性力。这种文化传统的改变与更新，一般来说是温和的、渐进的，但在历史上的个别时期又会是剧烈的、较快的。在这种文化传统的改变与更新中，特别是在历史上的个别时期的剧烈改变与较快更新中，会出现一种旧文化与新文化之间的断裂现象。但这种新旧文化之间的断裂，实际上只是文化传统的部分中断，而不可能是文化传统的全部中断，总有属于以往文化传统的东西在这历史的变动与更新中被保留、被延续下来。而对于文化传统的变动与更新来说，这种局部的中断本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因为文化传统的变动与更新，本身即意味着对过去文化传统的某种扬弃。由此来看自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实际上正是在中西古今文化的碰撞、交流、融合之中，实现了中国文化由古代传统向现代传统的转换。只是由于中国文化古代传统具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巨大的历史惰性力，又由于全球性现代化运动所引起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急迫性，因此实现中国文化由古代传统向现代传统的转换，需要在较短时间内有一种很大力量的改造，这种改造具有剧烈、较快的特点。由于剧烈、较快，这种改造不免带有种种的不足和局限，但其大方向、大趋势则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因此，我们讲中国文化传统，不应当只看到中国文化古代传统的存在与影响，还应当看到中国文化传统的转换与更新，看到中国文化现代传统的形成与发展。

　　总之，中国文化是只有一种传统还是有两种传统，是处理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时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只有既认肯中国文化古代传统，又认肯中国文化现代传统，才能处理好国学与软实力关系。这种对“传统”的理解，就为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所要解决的第三个前提性问题作出了回答。
　　
　　四、如何看待“中国”
　　
　　据上所论，“国学”概念中的“国”，当然指的是“中国”；而“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中的“软实力”概念，则直接关涉到中国当代意识形态。这样一来，不论是“国学”还是“软实力”，这两个概念都直接涉及到“中国”。可以说，环绕“国学与软实力”这一新论题，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中国”是一个关键词。但“国学”与“软实力”这两个概念所涉及的“中国”，其实是有不同含义的：“国学”概念所指的是“文化中国”，“软实力”概念所涉及到的则是“政治中国”；“文化中国”与“政治中国”这两个概念，并不是重合的、等同的。因此如何看待“中国”，成为了深入探讨国学与软实力关系的第四个前提性问题。
　　何谓“文化中国”？这是指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认同，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这种认同与凝聚力很早就产生了，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孔子儒家所主张的华夷之辨。用今天的语言表达，华夷之辨最为根本的，是文化上有无高低之分。“华”意味着具有文明与礼仪，“夷”则意味着野蛮与无礼。这种文化上的有无高低是可以转化的，并没有固定的地域与人群，即“诸夏用夷礼则夷之，夷狄用诸夏礼则诸夏之”。因此，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礼仪上的分野，而不是种族、民族上的界限。这种历史上的“华”发展下来，就形成了对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认同及其对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就是“文化中国”。韩愈在《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里的“中国”，用今天的语言说，就是指“文化中国”。
　　何谓“政治中国”？这是指对作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中国的认同，在这种认同中强调了中国的主权、领土及这个领土上的人口与民族。与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中国”相比，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国”的形成要晚得多。从世界范围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最近两百年来全球性现代化运动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罗宾斯说：“国家早就存在了，并且已经有5000至7000年的历史。但是，有共同的文化和传统、共同的语言或共同种族、共有领土的国家概念，则是19世纪欧洲的产物。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民族—国家时代的开始。”
　　② (注：［美］ 理查德•罗宾斯：《资本主义文化与全球问题》，姚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2、155页。)正是这样，“史前时代的国家——古希腊城邦国家、罗马国家、中国各代帝国——不同于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明朝帝国或罗马帝国的成员，往往不会认为他们自己是某个国家的成员，更不用说是某个民族—国家的成员了”②。可以说，直到清代、特别是经过鸦片战争后，作为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国”才最终得以确立。从那时起，中国在与西方国家的不断交往中，逐渐确立了自己的主权与疆域，凸显了中国人的国籍；在中国领土上生活的具有中国国籍的人口，不论文化上的有无高低，都是这个主权国家的国民，并由此形成了包括汉民族和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这就是作为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政治中国”。
　　由“文化中国”到“政治中国”，一个显明标志就是对华夷之辨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形成了新的“世界”观与新的“中国”观，使传统的文化意义上的华夷之辨转化为作为民族国家关系的华夷之辨，从而使“华”与“夷”都获得了一种具有主权国家意义的新理解。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
　　(注：(注：魏源：《海国图志》，《魏源全集》第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序第1页。)，就是在民族国家关系中对“华”与“夷”作了重新理解。书中三、四两卷，分列《海国沿革各图》、《亚细亚洲各国图》、《利未亚洲各国图》、《欧罗巴洲各国图》、《亚墨利加洲各国图》，标示世界各国方位、疆域与领土。书中卷七十四《国地总论上》的开篇《释五大洲》一节，十分明确地指出：“考万历中利马窦所绘《万国地图》及国朝南怀仁之《坤舆图说》，与天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