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形而上学“视界”化的本质及其意义的论文_西方哲学论文

西方形而上学“视界”化的本质及其意义

　　这是一个器物的时代，人们每天都在为这些器物——能给予和满足人们形形色色的享受——疲于奔命，生活到处为器物所充斥。“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为器物膨胀的时代是鲜言形而上的时代，形上之“道”遭致祛魅，不再神圣，不再崇高；形下之“器”登上历史舞台，为人们所力捧和追求。时代放逐和摒弃着形而上学，但形而下的器物时代制造家园的陨落景象，招致人内在精神生活隐隐的不安和莫名的失落。在这类现象的背后，我们要一直不断地追问：现时代是否需求着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于我们这个时代到底意味着什么，形而上学是否能转换成合适的表现形式切合时代精神？我们的追问在哪个层面以何种方式切中形而上学的本质决定着对问题追问的可能路向。形而上学的本质是由形而上学的天命给出的，形而上学的天命植根于形而上学的历史之中。深入此种嵌入方式，在形而上学的历史性之中沉思形而上学的本质，把握形而上学在当代发展的进路和取向。深入和沉思不是作为外来的闯入者介入形而上学，它们遵循形而上学生命特征，内契形而上学的本性规定。对形而上学本质的把握、对形而上学的历史追问，把我们带入了本真的形而上学的发展历程之中，让我们真切地感触到形而上学在当代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形而上学的天命让形而上学的意义位于澄明状态，昭示追问的意义，对追问的问题给出应答。我们惟有响应形而上学的天命给出的应答——形而上学的“视界”化，才能昭明形而上学发展的时代意义，对人的内在精神生活给予抚慰和安顿。WWw.11665.coM
　　一
　　“形而上学”一词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是后人整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提出来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从词的字面意义上来说是“元物理学”。但此“元”并不是物理学产生之前的某种理论深层的依据，基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本意，“元”是基于物理学知识的前提之上所提出来的，可见，“元物理学”在这里通释为“后物理学”甚合亚里士多德的本意。亚里士多德在知识之“后”的层面上来理解形而上学，将其视作在对知识的普遍概括的前提下探讨知识的原因。亚里士多德高度发扬了苏格拉底的归纳思辩精神，他认为归纳就是求知中最为科学的方法，应由个别的感觉经验渐次进入事物一般的普遍性的认识进而认识其本性，大众修学的程序就是从个别感觉经验最通俗的知识向本性上最难知的理论进军，先求于个别之小善而后才能求之于普遍之大善，探求宇宙中绝对不易晓的大义。为此亚里士多德把知识分为两个层次：实践知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较之实践知识更具普遍性判断，具有普遍性的知识，更具真理性与智慧；知识研究的最高层次是集智慧与自由于一体、适合于神的神圣学术，即第一哲学、第一学术，研究存在的存在的学问。亚里士多德的理路就是在经验知识的不断累积的过程中追求第一原理。“物理学”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应理解为广义的自然之学。在普遍的自然学知识之后经由普遍概括追求宇宙的最高原因与原理，是在自然学基础上产生的普遍性的解释。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的开篇——求知是人类的本性——就为形而上学自身的性质定下了基调，形而上学的原初意义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形成，即追求知识之后的具有最高最普遍的原理与原因。
　　“物理学”从一开始就规定了形而上学的历史与本质，不管在其后怎样转换理论思路，形而上学也还是“物理学”，海德格尔精辟地概述了形而上学的理论特性。形而上学的物理学本性、形而上学的对象性本性在柏拉图那里已初具雏形，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引称“我们对于最完美的事物的知识是从眼睛开始的”；柏拉图还更确切地把哲学家定义为“渴望观赏真理的人”。西方哲学对视觉文化的推崇在柏拉图这里可见一斑，古希腊哲学对视觉的推崇决定了形而上学的历史本质的命运。我们所有获得的关于最完美的事物的真理都由视觉而来，我们充分应用自己的视觉感官去看真理获取的最初的原因。哲学家本着“自己求知的本性”尤其重视“视觉”。哲学家充分利用视觉去观赏捕获真理，柏拉图的“理念”本身就注入了观看的因素。在观看、观赏的过程中，哲学家自觉不自觉地把外界万事万物作为异于观赏者的对象而承受下来。视觉文化要求在观看、观赏的过程中看出事物的真实，看出万物的理念，获取永恒的第一原理与第一原因。因此，形而上学的物理学本性把万物都作为对象来研究，以“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来研究宇宙的对象，力图看出宇宙对象的永恒的理念，看出对象的“其然”与“其所以然”，逼近第一学术的原理与原因。对象性的形而上学的基调定位于视觉哲学，从历史上规定了形而上学的本质，形而上学追求的就是一种永恒的不动作为至高存在的理念、真理，作为人类的安身立命之本。
　　形而上学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面临着巨大的危机，形而上学的历史本质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对象性的形而上学在作为一种知识学的科学面前面临着分解。形而上学的知识本性由科学来承担，武断的对象性的形而上学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形而上学的“物理学之后”的本性受到了质疑，形而上学首先需要为自身的前提作出证明，因为“meta”一词又带有“超越”的意义。超越不是对知识的概括，超越是一种破除，意味着在知识之外，这样具有“超越”含义的“meta”就不是知识之后，而是在知识之“前”了。形而上学必须在一切知识之前为自身的合理存在作出论证，武断的对象性形而上学遭到了历史的否决，合理的方法作为对象性形而上学的前提被给出，“方法”的形而上学可以说是为知识的合法性作出论证。形而上学越出知识之外在知识之前为知识的存在提出合乎真理性的证明，由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转换到获取对象知识的途径与手段。而这种途径与手段只能来自于摄取对象的主体自身，方法的形而上学基于主体性的角度提出。

　　方法的形而上学在历史演进中面临着自身内在的危机，它为解决武断的形而上学面临的困境而提出，但方法的形而上学一旦倾注于为知识学作出论证，却忽视了形而上学所特有的形而上的本性。无论是为人类的安身立命寻求第一原理和第一原因，还是在知识之前给出知识合法存在的证明，映衬的是不拘泥于现状的超越品质，印证着形而上学所特有的形而上的本性。论证知识学存在的事实取向并不能涵摄形而上的价值取向本性，形而上学本身还具有高于知识学的内在理论旨趣。方法的形而上学面临着进一步分解，对形而上学的事实与价值的分界从学理上来说满足了形而上学内在的形而上的渴望。哲学在自身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三种变迁正好印证了形而上学的内在发展逻辑，对哲学论证的三种方式展现了形而上学的三个发展阶段，佐证了形而上学的历史命运，这三种方式分别通过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神学向度、笛卡儿思想的知识学向度、康德思想的哲学向度这三者加以体现。对三种论证方式的逻辑梳理，勾画出形而上学的当代发展如何能在内在异质性和外在条件的制约下转换理论形态和表现形式，表征重新理解形而上学的时代意义。
　　二
　　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年代由于人类理性能力的不成熟和有限性，人们渴求为自己设计出一个自足性的目的论的实体来作为自己安身立命之本，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的实在的对象性形而上学应运而生。对象性形而上学从希腊神话中析离出来，受希腊视觉哲学文化传统的熏陶，追求世界的本体。亚里士多德为人类设计了一个至高至善的目的本体——神，人类仰仗神这个本体而生活。人虽然是一理性存在，但由于受质料因素的限制，注定不能成为亚里士多德体系中的至高点；人通过理性可以知晓自足性的目标，但质料的限制注定人终生不能达到目标。在思辩中，在对质料因素的剥离中、在对概念的抽象化过程中，理性在自身之外设计自足性的目的性的外在实体作为人类理性所希求达到的自由的境界，而这个实体在亚里士多德的思辩体系中就是经过理性的抽象、对经验质料因素的不断剥离、最后达至形式的完全实现——神学。神学是亚里士多德对象性的形而上学的最高的中心之点。人是形而上的存在，人渴求自足性的存在，渴望自由，但人由于自己的有限性，受质料、肉体等因素的限制，人虽然弱小但又有一种能力唤起对未来的憧憬，这个时代的哲学家通过理性的概念的抽象化，沉思形式的完全实现这一至高至善本体——神。神性的智慧追求静而全的智慧，没有涉猎到认识主体的认识能力问题，是一种武断的、与人无关的智慧，于人来说，这种智慧太遥远，也太沉重，人承受不起，也无力去承受。哲学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形而上学的发展，亚里士多德其后的哲学家首先面临的就是他的哲学体系的困境，这是一道跨不过去的坎。
　　近代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日渐增强，自然科学的兴起发展，实在的对象性形而上学内部面临着分解。人类理性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一个至善的本体，而是为了论证由自然科学的兴起而产生的知识学的合法性存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在问题。笛卡儿时代的哲学精神旨趣已经发生了转变。笛卡儿把这种武断的对象性的形而上学体系纳入我思反思的范围之内，只有在我思之中被意识到的观念，才有可能进一步成为真实性的东西。为了保证思维的纯粹性，保证由思维观念而来的知识的真实性，他抽空思维的所有规定性，这种被抽空规定性的思维具有无限的自由与纯粹性，足以保证思维观念的纯粹性与真实性。受中世纪的影响，笛卡儿只有也只能并且必然借助上帝这个幌子作为他的知识学体系真实性的保障，只有借助上帝，思维才能被注入丰富的规定性来赋予知识的真实性。理性的目光由外在切入到内在、由对象转换到我思，这在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乃是一件大事——意味着主体自身的发现。笛卡尔在主体自身之内做过短暂的停留之后，却没有深入下去，没有真正发现主体的智慧；当他把目光投向上帝时，亦奠定了他的体系的最后的归宿是知识学。尽管主体在他的知识学中体现着某种程度的能动性，但他却压抑了主体自身的本性，这种智慧是知识性的智慧，没有体现智慧的真正本性。知识学向度的智慧从某方面来说发现了主体的自由价值，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却终结了人向上不断超越高于知识智慧的可能性。把哲学的主旨归结为知识学，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降低了哲学的精神旨趣，压抑了人在可能性维度的自由发展。
　　对象性的形而上学受方法论影响，内部出现了松动，形而上学有归于知识学名下的危险，面临着被摒弃的生存危机。人类不能在哪一个时刻不需要形而上学。康德一生致力于建立的可能的形而上学体系就是为了弥合对象性的形而上学受方法论影响内部出现松动而产生的裂隙，试图在形而上学内部找到一个联结点来论证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存在。这个联结点就是人的本性，人就是目的。康德推进了笛卡尔方法体系，通过对理性的批判、对理性使用区域划界，充分展现了主体理性的光芒，主体不仅具有知识性的特征，主体还有自由的特征。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本性区分、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的本性区分，奠定了实践理性与道德形而上学的优先与统筹地位。纯粹理智概念和自然形而上学只能作经验的使用，不能体现人性的自由；实践理性和道德形而上学超越经验的使用，突破自身经验的限制，充分体现人性的自由，展现人的超越性和应然性特征。康德把哲学发展的目的归于以人的自身发展为目的，确立哲学最高的目的在于人自身，人自身就是目的，人并不需要追求一个外在的最高目的作为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这在哲学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哲学终于回归到了人自身，哲学的奥秘就在于人。把形而上学区分为自然形而上学和道德形而上学根源于人自身的二重性，人既是自然的存在者又是自由的存在者，人促使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自然形而上学与道德形而上学共属一体。康德的哲学向度所进行的二重区分，为形而上学的本真生命的澄明奠定了理论可能的基调，为重新理解形而上学的内在意蕴提供了新的视野，为形而上学发展在当代的形式转换提供了路向。
　　形而上学一旦形成体系，成为知识性的“真学”，从本性上来说不能满足形而上的渴望；形而上的本性总试图超出形而上学的知识体系之外，追求面向尚未不断超越的境界。方法的形而上学从主体的角度去思考形而上学，客观上孕育着进一步理解形而上学的可能；对形而上学的划界将形而上学追求永恒的真理的内在矛盾外在化，从而将追求的知识学的事实维度与价值内蕴区别开来。基于这样的前提，才有从新的“视界”上理解形而上学原旨的可能，使得形而上学所固有的功能同人的本性相互关联并加以理解。无论是追求永恒的至高的理念的对象形而上学，还是为知识学的合法存在作出论证的方法形而上学，都不能满足形而上学内在的形而上的渴望，因为两者反射的都只是形而上学单向度的固定化的追求样式，它们无视于形而上超越的渴望，而对形而上学的划界正视了形而上维度的渴望，“视界”的形而上学为形上之维的伸缩偏好敞开了生存空间。形而上学隐含着形成体系性知识的冲动，形而上维度不断突破超越这种体系，形而上学与形而上的矛盾从本质上来讲根于人的本性。

　　三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的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的哲学流派的争论中，努力去认识自我这个目标一直未改变和动摇过：这个目标被证明为阿基米德支点，是一切思潮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认识自我是所有的哲学学派都不可回避的问题。自苏格拉底改变了自然哲学家学派向外界宇宙自然寻求万物本原的方向以来，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的伦理学转向反躬自身内求永不消逝的“真实”才真正使得哲学开始关注自身。西方哲学在苏格拉底那里开始了自己特有的精神传统——哲学关注的是由内在自我追求的某个层面的真实。“人”开始得到特别的关注是近代以来的事，但并不是说近代以前没有关注“人”。在古希腊哲学那里有很多关于人的闪耀点，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就已振聋发聩了。几千年的哲学传统一直在研究人，但却总也穷尽不了人的意蕴；哲学最大的奥秘在于人。人在远古神话里令诸多天使神迷、向往、妒忌、扼腕叹息；人素有“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之称誉。
　　“人是一种自身矛盾的存在，它有两个我组成。既是一个肉体的我，还有一个灵魂的我。”人既有物性的一面又有神性的一面。肉体的我通向自然牵引人的物性世界，灵魂的我通向自然的彼岸牵引人的神性通往令人神往的理想的真实的世界。人总是立足于自己自然物性的一面，但人的内心却有一种渴望，不满足自己的现存，不满足自己的物性的一面，人总是试图超越——超越自己的自然物性，超越自己自然本性中的缧绁，超越自身肉体的羁绊，追求一种心灵无所牵绊的自由、一种具有神性的思想的富足。灵魂执行了这种功能。在对人自身矛盾认识的步伐中，肉体的我一直处于贬低的地位，灵魂处于优先的地位；肉体的自我障碍了人获得真知的途径，灵魂的自我引导人迈入理想的殿堂。柏拉图的“理念”、“灵魂回忆说”甚是凸显人内在矛盾的两个方面所处地位的鼻祖。灵魂是人获得真知的领路人，但人由于肉体的诱惑而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只有在灵魂的引领下我们才能获得真知的理念。柏拉图极其推崇灵魂自我的主导地位，而相应地贬抑肉体自我的作用地位。自此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路途中对灵魂自我的研究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肉体自我的研究虽然多少抬高了肉体自我的地位，但从哲学理路上来说灵魂的自我还是牵引着哲学研究的方向，灵魂的自我处于优先的地位，其理论魅力是肉体自我所无法比拟的。
　　灵魂自我的理论魅力让人无限神往人的神性的一面，灵魂自我总是引导着人超越自己的物性达于神性。在超越的进程中人总是立足于未来、缺场、尚未，以未来的眼光来度衡自己的现状，并对这种现状给予批判的否定，扬弃命定的本然的规定，人就是在超越自己的进程中不断丰富自己的本性。灵魂自我的优先地位决定了对人来说最重要的应该是“未来”而不是“当下”。“未来”并不是某种可以预期的未来，不是即时成为现成在手的未来，而是一种可能性，体现的是一种不断超越的可能性；“未来”立足于现存，未来是在对现存不断的否定中肯定进行超越，立足于现存对未来尚未进行不断的筹划，集中体现了人的应然逻辑。“现实”与“可能”的区别，既不对低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也不对高于人的存在物而存在。人是所有存在者中具有独特地位的存在者，人是一种现实性的存在者，但人一直力图突破外物的限制追求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人是一个理想性的存在者，他不断地把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外在世界中。在对象化的实践活动过程中，人的意愿得以实现，外在世界逐渐向人的世界升华。人的实践活动与外在世界的动态开放关系让人在“现实”与“可能”之间不断地转化和超越。人的超越本性、人的应然逻辑决定了人不能用概念统筹为一种永恒的规定，人放眼于“尚未”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生成性的存在，不能用概念一劳永逸地进行规定。概念、范畴体系都试图对人性作出某种规定，但这种规定总也无法穷尽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总是溢出这些规定之外。海德格尔横空一句惊醒梦中人，为我们研究人提供了新的视野：“对人的本质的规定绝不是答案，而根本是追问。”“无论我们对人的本性作出何种规定，这个规定绝不是终点，而只能成为我们不断追问不断超越的起点，人的本性是生成性的，是在不断的追问过程之中溢出规定之外从而在生成和超越之中充分展现自己的本性。
　　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人的形而上学的本性根源于人的自身矛盾，形而上的维度体现了人的本性。形而上学的“真实”追求的是绝对的单向度的“真实”，这种“真实”忽略自身内在的矛盾追求片面的“真实”而结果体现的却是“不真实”。形而上学追求的理念、神学的智慧距离人太远，只有神才拥有的纯粹的现实的智慧对于人来说体现的是一种极度的“不真实”，人不能承其之重；形而上学固定化构筑的一切知识学体系对人来说亦体现了另一种极度的“不真实”，人无法承受其轻。形而上的维度体现了人的应然本性，形而上的真实根植于人的双重化本性。形而上的真实在动态的不断生成的追求过程中对未来进行不断的筹划，立足于现存并不断地进行超越，没有把努力追求的“真实”固定化、对象化为永恒的理念、在场，而追求的现存在场显示的是永恒的“不在场”、“不真实”。形而上的真实就是人的真实，人立足于现存，超越内在的阈限和物性的羁绊，追求被赋予神性的灵魂存在，追求“缺场”、“尚未”，体现人本有的应然逻辑与人的自由。
　　四
　　对象性的形而上学追求绝对的至善实体，这种至善实体外在于人，是有限性的人类无法通过经验来把握的，只能通过理性思辩、通过绝对信仰来把握；笛卡儿的知识学向度压抑了人的本性自由，企图让形而上学向知识学靠拢，归于事实的实然性的层面；而康德的哲学向度力图通过划界，把实然与应然区别开来，把事实与价值划归到各自的名下，为在一定的“视界”内理解形而上学和人的本性指明了进路。形而上学总是力图使自己的体系固定化为理念与体系，但又不满足实然的事实的限制，在不断的超越与不断的自我批判中体现其形而上维度。“形而上学”从品位而言乃是强调价值、意义因素的重要性，虽然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容纳“事实”的东西，这样新的“形而上学”不是抹杀“对象”，排斥“方法”，而是在批判性的保留之中，将“形而上学”定位于一定的“视界”之内。换言之，“形而上学”不是永恒的“对象”，也不是绝对的“方法”，而是特定的“视界”之中所观察与提升的“形而上学”。其实，形而上学依其本性应当在一定的“视界”内发展，为人的生存和精神安顿提供真实的视界（世界）之维。人天然地具有形而上的冲动，人总是立足于现存，生活在“未来”之维，形而上学总是试图为一种可能生活作出论证，它们之间天然地内在关联、契合在一起。形而上学只有从人的不断生成的“尚未”向度才能描述自己的发展方向，人作为一种可能性的有限性的存在规划了形而上学只能在一定的“视界”之内才能切中时代的发展脉搏，表征时代精神。
　　人作为目的，不能仅仅停留于工具性的存在层面，不能纯粹为了知识学追求事实性的存在，人还追求体现自己真实生存的价值性存在。人的本性是不断超越，追求形而上的境界，形而上学植根于人的本性。我们在任何时代都不能拒绝形而上学，除非在这个星球上人作为独一无二的此在缺场了。人渴求形而上的超越境界，时代需要形而上学。由形而上学的天命而来，对形而上学的历史性追问与对形而上学的本质沉思，意味着时代的命运和人的精神安顿在主要程度上决定于形而上学是否能依其本性归属于自身的天命中。本真的形而上学不是追求永恒的“对象”，不是诉诸绝对的“方法”，而是让自己契合人的本性，给出人发展与反思的空间和维度，进入特定的“视界”，对时代的命运和人的精神安顿给出应答。在这个器物时代，当把对时代和人类命运的思考纳入“视界”的形而上学的问题域中时，我们就会与形下之“器”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能做到不同程度的“泰然任之”，而不至于迷失自己的境界追求，失落内在的精神生活。真正能给予和满足人们真实的生活享受是形上之“道”，但形下之“器”于人的真实生活亦须臾不离。“视界”的形而上学追求形上之“道”，但不排斥形下之“器”，在对形下之“器”的不断批判、不断超越的生命历程中，葆有形上之“道”的理想品格，无限地追求和切近形上之“道”的精神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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