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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辩证法就有了儒家辩证法、道家辩证法、兵家辩证法三大传统流派,而它们的经典代表作分别是《周易》和《论语》、《道德经》和《庄子》、《孙子兵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都留下了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其影响的痕迹:改造“求实”的学风,进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改造传统的知、行学说,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改造阴阳学说,形成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文主要阐述儒道两家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早在三千多年前殷周时期,即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出现前半个世纪,就产生了哲学思想的萌芽,我国的哲学约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它的繁盛时期,哲学各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大部分已被提出,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思想,而当时产生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特点,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殷周之际《周易》这部充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作问世,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论语》中关于名与事、文与至、言与行的关系的辩证法观点;《老子》书中关于“反者道之动”、“大成若缺”、“福祸相倚”的学说;战国的《易传》中阴阳刚柔的思想;荀况的“天人相分”和王与霸、礼与法的思想;韩非子的矛与盾,君臣以计相合的思想;宋代张载关于“两一”的学说;王夫之关于对立两端的统一关系的学说,等等,形成了一个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Www.11665.COm[1]
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比较起来,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一样,是在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形成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次,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用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它把客观事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事物各个部分和整体之间以及事物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都有密切联系;牵动一部分,就要带动和影响其余各个部分及整体。从这点出发,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内部包含着的矛盾,既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长处和优点。综上所述三个方面的优点与长处,使得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有许多共同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某些概念、范畴和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表述的形式上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把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使两者融为一体,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有了中华民族气息,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是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影响下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内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根本的理论内容和世界观体系来说,不是从继承与改造中国自身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学习而来的,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可以离开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和形成的科学的哲学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可能离开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不能不带有中国的民族色彩。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矛盾论
毛泽东从小接受儒学的熏陶,《周易》则是儒学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是国学教育的必读书,因而《周易》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事实上,直到毛泽东成为我党的领导人之后,他还经常引用《周易》中《易传》的语句,如:“乾坤或几乎息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的核心范畴正是阴阳,因此,毛泽东也熟谙“阴阳变化之道”。《道德经》对毛泽东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引用“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道理。在《哲学批注集》中,他引用“反者道之动”来说明军队运动战中的以退为进;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相互转换。[4]
《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意思是说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构成了形而上之道或宇宙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受其启发,抓住阴阳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上述命题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他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明确把阴阳关系规定为两点论,阴阳就是矛盾双方,缺一不可,少了一方就不再成为矛盾,也就没有世界。由此看来《易传》中这个古代辩证法的命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两点论的现代哲学命题的形成影响深远。
“一分为二”是中国辩证法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5]和《易传》“太极生两仪”都蕴含了“一分为二”的基本思想,道或太极分解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由此生成万物。朱熹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归结为“一分为二、节节如此”,“一分为二”因而成为对立面无往而不在的代称。[6]老子集前人的思想资料和他本人对社会实践的观察,还提出了诸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福祸、荣辱、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老子》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对立现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认识到这些
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受其影响,毛泽东根据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述,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表述“一分为二”,他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7]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代表作,他在文章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他从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检验标准的各个角度,全面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画龙点睛地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8]这很明显地说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辩证思想对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完成《实践论》之前,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过全面的总结,特别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的理论。因此,他在《实践论》的大标题下,加上“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的关系”作为副标题,指明了《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的直接的联系。《实践论》中的知行观深受中国古代传统知行观的影响,但它高于以往任何知行学说,包括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在内。正如《实践论》开头所强调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离开人为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就是对传统知行观的真实写照。
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就在探讨知和行的问题。春秋时期,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同时又强调,少数上等智慧的人是“生而知之者”。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知和行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孔子肯定自己是“非生而知之者”,另一方面,又说有人是“生而知之”,不需要行动、实践就能够获得知识。这说明孔子没有也无法解决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他能做的就是在知和行的两极上不停地摇摆,并最终因为他肯定“生而知之”而倒向唯心主义。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观点,提出:“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9]人天生就有良知、良能,不需要实践,就可以认识某些事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孟子所谓的“不学而能”的知行观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观。荀子较早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10]很明显,在知和行的关系上荀子是赞同先行后知的。通过阐述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荀子肯定了行或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的王夫之也有相似的行先知后的认识。王夫之说:“由行而行则知之。”概括起来说,这些先辈们论述知和行时,要么是趋向唯心主义,要么在坚持唯物主义时,没有把知和行作为对立统一的范畴,辩证地论述在实践基础上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另外,他们对实践的理解也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毛泽东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就使他能在唯物辩证地理解实践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前人的观点。首先,毛泽东接受了荀子等人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离开了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人只能先行而后知,很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其次,他又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1]这又体现了他在知行观上具有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因而突破了前人,表现了知和行关系的真谛。
三、结语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内容。它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之中,成为风趣形象、通俗易懂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毛泽东对古代辩证法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吸收,使之在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大发扬,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科学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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