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敦煌》的美学特征及文化内涵

　　1988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由中日联合摄制的史诗式电影《敦煌》在日本上映，立刻在海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掀起了一轮强大的“敦煌热”，并于同年荣获日本电影学会奖。次年在中国国内上映，同样也成了许多人心目中的国内史诗电影经典，并且直至今日仍被公认为是反映敦煌历史的最优秀电影。
　　影片《敦煌》试图解释敦煌莫高窟千佛洞的由来，情节构思颇为巧妙。宋朝落第书生赵行德在探访西夏的途中被西夏军俘虏，编入汉人部队，后来在战争中搭救了回鹘公主，并与之相爱，但因事分别两年，归来时爱人已经以死殉节。汉人部队队长朱王礼在敦煌策动兵变失败，敦煌亦成一片火海。赵行德冒死设法将大批佛经藏入鸣沙山洞窟中，使之得以在战火中保存。影片在内容上虽然讲述的是中国历史故事，但由于它改编自日本文学大家井上靖的同名历史小说，并且由日本导演执导，这就使影片的叙述过程带上了深刻的日本文学的烙印，体现了日本传统的审美意识。因此，中国观众在欣赏这部电影时，往往有一种微妙的异质感，即对影片中的某些情节或者人物的心理状态乃至整部电影的意境感到难以适应，这是不言而喻的。通过对该影片美学特征的多元化视角审视，深入发掘影片蕴涵的文化内涵，一方面可以加深我们对日本传统审美意识的认知和理解，另一方面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电影的艺术文化价值取向。
　　一、“物哀”的美学意识
　　日本是一个四季分明、自然景观丰富的岛国，在这种自然风土的熏陶下，日本人形成了崇尚悲哀、风雅的气质和纤细微妙的感受性，进而成为酝酿日本艺术精神的底流，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艺术美学理念。www.11665.cOm“物哀”（もののあわれ）是日本艺术美结构的重要支柱之一，它指的是“一种悲哀与同情相通、爱怜与感伤并存的情绪，一种超越理性的纯粹精神性的感情，是将自身的情感与外部人事、自然融为一体的感情”[1]，它展示了一种哀婉凄清的美学世界。“物哀”作为日本固有的美学范畴，其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长的历史过程。在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中，“哀”的审美理念即开始萌发，及至中世的《源氏物语》等物语文学，逐渐形成了“物哀”的美学理念，并逐渐成为日本人普遍追求的艺术趣味和日本民族共同的审美意识，这一日本美的传统影响和支配着其后几百年间的日本文学艺术，成为构成它们的艺术生命和美学思想的重要因素。
　　这种“物哀”的美学意识在电影《敦煌》里同样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开始有一段意味深长的画面：沙漠中矗立着一座荒废的城市，飞沙之中唯有秃鹰和蜥蜴出没；一把被遗弃的宝剑逐渐被黄沙掩埋不见，却有一朵小花奇迹般地屹立。这些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符号构成了电影最初的舞台，渲染出了一种悲凉的情绪，让人不禁触景生情，联想到即将登场的各色人等的悲剧命运。同样的意境在影片结尾处也有所体现：无赖商人尉迟光欲强夺回鹘公主送给赵行德的珠链，于是二人在沙漠里厮打起来，最后尉迟光被疾驰而过的马队踩死。侥幸活下来的赵行德匍匐到不远处的一个小池塘，双手捧起水，却发现水池里有几条小鱼游来游去。如此场景不禁让人心生感动，这些可怜的小生命竟然能在这般恶劣的沙漠环境中存活下来，不能不让人慨叹它们顽强的生命力。而与之相比，那些战死于疆场的人们，其生命又是显得何等脆弱。影片中的这些描述不仅蕴涵着历史的沧桑感，而且还有一种诗意的抒情和淡淡的哀伤。这种略带感伤基调的叙事充分体现了将人的情感与外部自然相融合的日本传统“物哀”审美意识，并赋予了影片更深邃的内涵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二、“无常”与“宿命”的佛教色彩
　　日本列岛一方面风和日丽，景色宜人；另一方面，火山、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亦很频繁，“这样常常使一切美好的东西在转瞬之间化为乌有，从而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无常’感，而这正好与佛教所揭示的人生的虚幻感以及万物流转的‘无常观’相契合”[2]。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精神基础，佛教才能顺利地进入日本，并与日本本土的神道思想相融合，形成了具有日本文化性格特征的佛教信仰。这种日本化的佛教思想逐渐主导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它所宣扬的无常观和宿命观成为日本人的人生观。而这种“世事无常”的生命观为日本的文学艺术笼罩上了一层宿命的感伤色彩。
　　井上靖的历史小说《敦煌》无疑是这种文学精神的产物。并且，井上靖本人曾经多年在《每日新闻》社担任宗教专栏记者，阅读过大量的佛教经典，具有深厚的佛教素养。此外人生早期的孤独经历与挫折体验，使他对于佛教中的无常感和命运轮回的感悟十分深刻。因此，他的文学作品“大都带着一种神秘、宿命的佛教色彩”[3]。
　　回顾影片《敦煌》中主要人物的悲剧命运，不难看出，影片基本承袭了原作的艺术风格和佛教虚空色彩。科举不第的赵行德，在西域乱世中漂泊，经历了生生死死的流离，经历了人生的变幻不定。黄沙落日，城池楼阁，爱人友人，最后都埋葬在了这片变幻的天空下，化作了历史记忆中的遗尘。他本人也是到头来两手空空，唯有对人生无常、世事变幻的感慨和嗟叹；一向效忠于西夏的汉人部队首领朱王礼，当自己心爱的女人被李元昊逼死的时候，毅然决定反叛，伏杀李元昊。然而寡不敌众，身中数箭的他最终以自认为最英雄的死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美丽纯洁的回鹘公主亦不能逃脱宿命的安排，为了使族人免于杀戮，她被迫答应下嫁于杀父仇人李元昊，然而结婚当天，她刺杀李元昊失败，于是跳下城楼了结了自己短暂的一生，成为沙漠宿命的祭品，令人不禁为她的香销玉殒而扼腕叹息。影片中的这些人物无一不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或烈女，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却是渺小和无助的，最终都会成为历史的尘埃，逃脱不了他们悲剧的命运，而这种悲哀和无奈正是佛教无常观和宿命观的体现。

　三、文化内涵的超越性阐释
　　电影《敦煌》自上映以来一直受到海内外的强烈关注，直至今日，观众仍然能感受到影片强大的震撼力，其原因不仅在于影片史诗般再现了一幅悲壮、宏大、凄美的历史画卷，更重要的是影片还超越性地阐释了其文化内涵，即文化可以超越个体以及民族种族的界限这一理念。透过影片所描绘的这幅历史画卷，人们能读出文化的价值意义和片中那些历史人物的崇高精神，他们为保护、传承文化超越了自我和民族的藩篱，甚至甘愿付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这一点足以撼动人的心灵，让人如同接受了一次灵魂的洗礼。
　　影片的主人公赵行德因为两耳不闻窗外事，对西夏毫无了解，导致科举落第。作为一个读书人，所学的知识无法联系现实，只是一种与生命断裂的破碎的东西，毫无价值，这并不是文化。而后与西夏女子的邂逅，激发了他对新兴文化的向往之情。于是他决定踏上西行之路，去寻找那种值得用命来赌的东西。
　　影片中有这样几个情节：赵行德随敦煌太守曹延惠前往私人佛洞去参观私藏佛经典籍，在那里，他发现了曾经患难与共的战友志敏。然而不幸的是，志敏由于在战争中被敌人割断了舌头而无法说话。只见此时他正全神贯注地在洞壁上勾画着佛像，面对赵行德的追问，他显得茫然和麻木，只是无语地继续着他的画作，那种虔诚的投入显然是倾注了自己灵魂的表现。后来西夏王李元昊攻破敦煌城，战火中，僧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拼力保护佛典免遭战火焚烧，而志敏宁愿自己被争相出逃的杂沓人群所踩踏也要死死地掩护好掉落在地上的佛像画，因为这幅画倾注了他所有的心血，已经成为他生命的全部。目睹了这一切的赵行德深深地被感化了，此时此刻他终于明白，保护好这些珍贵的佛典文化就是他所寻找的那种值得用命来赌的东西，于是他利用无赖商人尉迟光冒死将大批佛经藏入了鸣沙山洞窟中，使之得以在战火中保存。
　　文化即生命。人的宿命是死，带不走世上的东西，那些留在世上的东西，汇集在一起，于是传承了一代又一代，超越了个人生命的终结。民族的文化是民族的生命，而终极的文化是全人类的文化，是全人类的生命集合。
　　影片的舞台——敦煌“自古以来就是多种文化融汇与撞击的交叉点，灿烂的敦煌文化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4]，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敦煌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人类。 正如影片最后场景所描绘的，赵行德匍匐到水池边，捧起了水中的一条鱼，然后放生了，这固然应了佛经里不杀生的信条，但这也似乎象征了文化本身就应该是自由的。敦煌文化也不是属于某个国家或个人的，而是超越了民族和种族界限的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也正是《敦煌》这部电影深刻文化内涵之所在。
　　四、结 语
　　《敦煌》虽然是一部中国历史题材的电影，但由于改编自日本作家的历史小说，所以自然保留着日本文学艺术的美学特质，即以“物哀”的美学意识和佛教的无常宿命观为代表的日本传统审美特征。
　　日本是东亚比较重视佛教文化的国家，敦煌莫高窟中的文物壁画也大多是佛教典籍，这是促使日本电影人竭力热情地将井上靖的这部小说电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影片主人公赵行德最后在战火中冒死抢救了经典，使佛教文化得以传承下去，可见他寻找的那种值得用命来赌的东西正是文化本身。影片借敦煌的故事，一方面表达了佛教的无常观和宿命观等义理，另一方面体现了文化传承的价值和意义，从而加深了影片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内涵。
　　尽管该片自上映以来已经过去二十几年，但是影片所蕴含的独特审美特质、厚重的历史感以及文化内涵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淡化，反而愈来愈彰显出巨大的艺术张力，它使人们重新认识到文化不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文化传承还可以超越民族和种族的藩篱，这也正是《敦煌》这部影片最大的艺术文化价值所在，而这一点在当今这个以商业利益为主流价值导向的泛娱乐化时代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