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换，美学观念及学科的建立是中国文化和学术现代性的标志之一。可以说，蔡元培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是中国现代美学第一观念，它确立了中国现代美学的价值内涵和实践方式。后来，陈独秀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林风眠提出了以艺术代宗教，沈从文和朱光潜也主张以文学代宗教。李泽厚在《己卯五说》里也提出了“以审美代宗教”。显然，它们都是对“以美育代宗教”的接着言说。

也有学者认为，“以美育代宗教”是“中国美学的百年迷途”，是一个美学的假问题。“20世纪中国美学成也在兹，败也在兹”，新世纪中国美学应该重新开始自己的发展路径。由此看来，以美育代宗教是一个值得重新反思的命题。
　　一、美学何为：情感慰藉与思想启蒙
　　民国初年，孔教复兴，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潮流。1912年，民国政府颁布《临时约法》，以宪法形式肯定了公民信教的自由。也是在这一年，康有为就发起成立中国孔教会，各地广设分会，提出要“尊崇孔圣”，“请定孔教为国教”。上海还成立了“灵学会”，出版有《灵学丛志》，宣称“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企图通过国会立孔教为国教，1916年，国会投票否决了立孔教为国教的提案。早在1906年，王国维就首倡美育，并提出用美育取代宗教的缺位，所谓“美术者，上流社会之宗教”。1915年，蔡元培对此做出回应，提出“以文学美术之涵养，代旧教之祈祷”。两年后，他在北京神州学会上发表演说，明确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认为它是“于我国有研究之价值”的问题，宗教“在彼欧西各国，已为过去问题”，宗教内容也“以科学的研究解决之”，但国人却将它作为“新知”，“以基督教劝导国人”，还“以孔子为我国之基督”，“组织孔教，奔走呼号”。WWw.11665.cOm由此可见，以美育代宗教的提出有着明确的现实背景，目的是为了反对宗教，推动现代思想文化的启蒙。有关宗教问题还引发了一场大讨论。1920年，“少年中国学会”明确限制宗教信仰者人。也有为宗教辩护的，李石岑、周作人等则将宗教审美化和情感化，认为宗教可以满足人的情感生活，与审美情趣相一致，由此说明宗教有其合理的价值。也有主张宗教功能替代说的，陈独秀就提出过“以科学代宗教”，用科学代替宗教的社会功能。后来，他又有所反思和改变，认为新文化内容，除了新科学、新道德、新文学之外，还应有“新宗教”，“宗教在旧文化中占很大的部分，在新文化中也自然不能没有他”。他还明确提出基督教之于中国文化的建设性意义，“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对耶稣人格和情感力量的推崇，显然也合乎现代性的感性原则。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彻底反叛之后，现代文化出现了情感空虚和伦理资源的缺位，用什么来做它的价值补偿或功能替代?科学、文学、宗教、美学等都是新文化运动者们思考的对象。
　　蔡元培所提出的“以美育代宗教”学说，就是希望以美育去代替宗教的情感功能，强调感性启蒙与道德人格建立的统一，既注重个体人格的培育，也不忽略民族精神的弘扬，由此整合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矛盾。自1917年发表“以美育代宗教说”专题演讲之后，演说词先后刊载于《新青年》第3卷第6号和《学艺》杂志第1卷第2号。“以美育代宗教”命题便在当时的教育界和文化界引起了巨大反响。蔡元培也不断加以补充和发挥，发表演讲和撰稿，直到30年代还在解释自己的想法和意图。1938年，他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证成此议，所预拟的条目有五：(一)推寻宗教所自出的神话；(二)论宗教全盛时期，包办智育、德育与美育；(三)论哲学，科学发展以后，宗教对于智育、德育两方面逐渐减缩以至于全无势力，而其所把持，所利用的，惟有美育；(四)论附宗教的美育，渐受哲学、科学的影响而演进为独立的美育；(五)论独立的美育，宜取宗教而代之。此五条目，时往来了余心，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尚未成书，真实憾事。”显然，蔡元培是从宗教历史角度思考它的价值，把宗教看成历史的产物，人类既皈依宗教，又逐渐宗教中走出来，宗教也被其他思想观念所代替。这也是蔡元培提出以美育取代宗教的依据。在他看来，“宗教只是人类进程中间一时的产物，并没有永存的本性”，“将来的人类，当然没有拘牵仪式、倚赖鬼神的宗教。替代它的，当为哲学上各种主义的信仰”，何况“中国自来在历史上便与宗教没有甚么深切的关系，也未尝感非有宗教不可的必要。将来的中国，当然是向新的和完美的方面进行，各人有一种哲学主义的信仰”，“没有宗教存在的余地”，“宗教上的信仰”，也必然“为哲学主义所替代”。另一方面，“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宗教中兼含有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原素”，但“从科学发达以后”，智育、德育、体育都与宗教无关，“宗教上锁被认为尚有价值的，止有美育的原素了”，但美育也与宗教发生了分离，走向了自己的独立之路。并且，现代社会的美育和宗教也是矛盾的，美育是“自由的”“进步的”和“普及的”，而宗教则是“强制的…保守的”和“有界的”。

　　蔡元培1903年从日文翻译了德国科培尔的讲稿《哲学要领》，认为哲学的问题主要是“物界”和“心界”，心界则分为三个方面，“知识”“感情”和“意志”。后来，他将人的精神分为“知识”、“意志”和“感情”三个方面，美学被分在了感觉和情感领域。这也是他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的依据。他认为人类的知、意、情在开始都附丽于宗教，成为宗教的附属物，特别是在宗教极盛时期，文学、美术都曾“取材”于它，后来却“已渐渐薄弱”而转取“历史风俗”，“文学、美术与宗教的关系，也将如科学一样，与宗教无关，或竟代去宗教”。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文化的分化，知、意、情都渐渐获得了独立性，摆脱了宗教的束缚。科学发达以后，不但自然历史、社会状况，都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识、幽灵一类，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上的解说也不攻自破，所以智育与宗教无关。历史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发达以后，知道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随地、随时而不同，所以现代人的道德须合于现代社会，绝非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前之圣贤所能规定，宗教上所悬的戒律，

中，都存在着以“道”、“理”、“逻各斯”或“神”等来制约、扼杀审美的感性欲求，现代美学的目标就是对感性力量的追求和抗争。
　　但是，用美育来“代宗教”就有无的放矢的嫌疑，有着典型的西方话语的逻辑思路。当然，现代中国美学之所以能够兀然崛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从一开始便受到了西方美学思想的触发和影响。它不是以中国美学为本位，而是以西方美学为本位，采用西方美学理论和观念来阐释、修正和改造中国传统美学。虽然它能够在对中国美学的反观中看见其不足和局限。如对中国传统“大团圆”悲剧的反思与批判，但也易将中国美学作为西方美学理论的注释和陪衬，出现中西美学相互杂糅与混合的现象。如朱光潜用魏晋玄学来诠释康德的非功利美学和布洛的“距离说”，将“静穆”视为诗的最高境界，也曲解了古人的意图。
　　中国没有自己独立的宗教，特别是作为国民教育的宗教。宗教要进入知识教育过程，需要有政治的支持，特别是政教合一，而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宗教参与知识的生产、传播和接受的机会非常有限。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也没有受到神学的束缚。将西方美学历史作为了中国问题的依据，虚拟了对象，悬置了历史，在语境上出现了错位。以美育代宗教，显然是对西方理论的移植，是一种观念的想象，忽略了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和历史背景，也使中国现代美学在身份认同上出现了混乱。人类的现代化运动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通过理性的启蒙，把人类从传统的神话——宗教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类获得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它的工具理性原则又把人的存在束缚在技术中心和效益至上的追求，剥夺了人类存在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人类面临着理性与自由、技术与生命、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和痛苦，美学在现代社会也承担着救赎性的工作，有着传统宗教和伦理的使命。
　　宗教替代说是现代西方审美主义的历史逻辑，产生的背景是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它从科学的自然观反对宗教信仰的上帝的存在，从民主与人权角度批判宗教给社会带来的束缚。西方现代美学有非宗教的诉求，中国美学的背景主要是儒学和道家，禅宗不是压抑而是丰富了美学，非伦理化才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目标。中国现代美学却是在西方美学的影响下发生和形成的。事实上，中国现代美学思想也不可能完全由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胚胎发育而成，也不是传统美学思想在现代的回光返照，更不是对传统美学思想的挖掘或提升的产物。现代中国美学确立了西方美学的中心价值，无形之中排挤了传统美学的地位，甚至以西方美学价值为基本准则，忽略或贬低了中国美学的价值和意义。
　　美育能否取代宗教，关键在于有无被取代的宗教以及可以取代宗教的美育。在中国这样一个宗教还没有获得统治地位的国度，宗教教育并没有出现，以拥有感性体验、超越精神的美学教育去替代宗教缺失留下的情感空白，虽有理论依据，却无实施路径。“以美育代宗教说”本来就是蔡元培基于对西方社会和文化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西方社会的进步得力于科学和艺术。在他看来，“外人能进步如此的，在科学以外，更赖美术”，“世界各国，为增进文化计，无不以科学与芙术并重”，“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在当时，“美术”、“艺术”和“美学”的含义是重叠的，鲁迅说过，“美术为词，中国古所不道，此之所出，译自英之爱特(art or fine art)”。“美术”是广义的艺术，是一个美学意义上的概念，后来，“艺术”取代“美术”，“美术”变成了狭义的视觉艺术概念。蔡元培把科学和艺术(美学)看作是欧洲文明发展的两大动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需要倡导科学精神，也需要提倡艺术和美育，科学与艺术相互融合，共同促进，“我向来觉得美是各种相对性的调和剂”，于是，他呼吁“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文化进步的国民，既然实施科学教育，尤要普及美术教育”。蔡元培提倡美育，目的放在思想启蒙。他反对宗教，把宗教看作是美育的对立面，说宗教是非科学的、保守的、强制的，有派别界限，在理论上是成立的，也符合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但对现代中国而言，以美育去进行文化启蒙，推动新式教育，都是合理的，但要代替宗教，却有悖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也给中国现代美学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尴尬和混乱。身份认同是西方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个人与群体对特定的社会文化的认同，涉及到“主体”“本质”和“权力”等问题，既是社会现代性矛盾的产物，也是进行文化反思和社会批判的话语方式。
　　西方美学在现代社会依然拥有宗教和伦理学的功能。人类的现代化运动，一方面，借助理性的启蒙，把人类从传统的神话——宗教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获得了精神的自由，另一方面，它的工具理性原则又把人的存在束缚在技术中心和效益至上的追求，剥夺了人类存在的价值、目的和意义。人类再次陷入理性与自由、技术与生命、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和痛苦，审美主义有了救赎的意义。中国现代美学面临的基本问题，既不是单纯的中国传统美学，也不是西方美学，而是由美学所折射的现实问题，美学能否或者说是如何为人与社会的生存提供思想和精神的资源?
　　中国现代美学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美学的社会基础，与中国古典美学也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理论与现实是中国现代美学面临的三重矛盾。在中西美学之间，该以何种美学为基础和价值取向去重构中国美学?在现代性的发生过程中，应如何阐释和延续传统，让其焕发出新的生命?在历史与理论之间，应如何将西方美学理论和概念与中国美学历史、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将丰富的中国美学历史纳入现代美学体系，并在美学理论与社会现实之间实现意义的契合，由此，中国现代美学就能建立起真正的自己的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