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沈从文乡土文学对人性的关注与城乡在道德和美学上的二元对立

　众所周知，怀乡，作为一种人类共有的情感现象，曾敷演了多少慷慨悲壮、甜蜜忧伤的故事，孕育了多少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篇章。故乡是中外许多文人墨客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在众多的乡土作家中，沈从文是一颗灿烂的明星。他的作品明显体现出对人性的关注。本文试就他的乡土文学的模式进行分析。
　　第一，对人性的关注
　　读完沈从文的短篇《丈夫》和《萧萧》，你总有种莫名的感动。语言上的文雅与民间口语的良好结合以及韵味上的隽永，就不必说了。感动我的是纯真的乡土风情，里面的丈夫、其妻子老七，萧萧、花狗，甚至非主要人物的五多，掌班大娘，萧萧的小丈夫，都呈现出浓郁的、温馨的人性之光辉来，这是在任何时代都可永恒地感染人的。
　　作品中丈夫和老七的情感写得非常好，非常朴素，也非常真。例如，他向水保的杂七杂八的诉说，其实是企图说给在船上卖身的妻子听的，这些话在他的肚子里憋了很久了。他有多少话想对为了生活而在外面挣扎的妻子说！他希望就小镰刀向老七道歉一事，则更体现出丈夫的细心、爱恋了，他把一件如此小的事情，也铭记于心，并不愿在如此小的事情上冤枉妻子，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质朴温情的丈夫了。老七的爱，不仅通过她为了这个家庭的奉献体现出来——她把卖身给士兵所得的钞票，交给丈夫带回，这是多么力透纸背的一笔！
　　《萧萧》让我们看到，那样的温情世界，是有一定的社会学土壤的。WwW.11665.COM这是一个常识、常情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萧萧与花狗私通，竟至怀孕生子，而没有被沉潭，其实正是这种常识、常情的反映，是民间世界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生命在性与爱的呵护中，得到旺盛的生长。最后以萧萧怀抱与小丈夫新生的儿子在篱笆间看热闹终结，也是神来之笔。这里面，没有对“封建礼法”的控诉，没有对“童养媳”习俗的批判，一切来自理论乌托邦的形而上学，都是被拒斥的。我们也可以设想，在《丈夫》中，丈夫与妻子回到家乡，他们完成了人性的复归，他们在这样一个世界，也可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因为这样一个世界是仁慈和常情的世界。
　　沈从文的代表作《边城》，讲述了湘西“茶峒”这个小山城里所发生的一切是是非非和爱恨情仇，讲述了天佑、傩送、翠翠三个人之间曲折、朦胧而又纯美的爱情故事。
　　完全一个田园牧歌般的世界，处处洋溢着古典诗意的氛围。山上翠绿的竹篁、丛中繁密的虫鸣、溪面上薄薄的轻雾、空中柔和的月光，都加剧了这种古典美的诗意氛围，烘托出一个和谐、清静、空灵、与世无争的世界，这就是沈从文笔下的充满了湘西风情的世界。
　　民风淳朴，人物豪爽仗义，坚强刚健，善良纯洁，品格高尚，这就是边地山城。老船夫为人朴直、无私奉献，无偿替行人撑船过渡，他守在小溪边数十年如一日，从来也不肯轻易接受别人一丝一毫的馈赠；翠翠是个天真纯朴的美丽姑娘，她在淳朴的民风里长大，保持了一颗善良纯洁的心，她性格乖巧，从不发愁，有着小动物般的机警，但同时也像小动物一样易受惊吓，稍有风吹草动，也便如小动物一样的逃避，这便注定了她日后的悲剧；天佑、傩送两兄弟，长年跟着父亲在风雨中走南闯北，炼就了强健的体魄，养成了勤劳能干、吃苦耐劳等种种美德；船总顺顺豪爽大方，无论谁有求于他，他都慷慨解论文联盟http://囊，替人解难……这便是湘西风情中的至美人性。
　　作者说自己“对于农人与兵士，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这点感情在我一切作品中，随处都可以看出”。确实，我们随着沈从文的笔，随处都可了解到湘西那片纯美的土地，品味到这土地上的至美人性。从《边城》所构筑的美去分析，我们都能找到一座精神的神庙，找到一份人间的至情。
　　的确，“人性”是他一直在探索与研究的。但这个“乡下人”从来就不愿意宣扬人性的丑陋，他一直苦苦地用一颗温和甚至调皮的心来解读他想像中的（或者说理解中的）乡村、苗人以及普通的“人性”。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这些都尤为明显：比如小说《丈夫》中的男子；《柏子》中的柏子，《贵生》里的贵生。他的代表作《边城》也是如此。他很少甚至没有去抨击、揭示里面的丑陋，而是用一种恬淡如水的口吻来叙述一切，他偏重于情与景的描写，往往用悲剧的结局让读者（也让他自己）来同情、掩饰或者说谅解人性的扭曲。甚至他赞赏一些常人看来无法理解的事，从他的《自述》与《湘行散记》里面可以看出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如此以来，倒是将人性的两个极端都极有分寸并合理化地结合在一起，使人物凸凹丰满极具人性）。
　　第二，城乡在道德意义和美学上的二元对立
　　作为一位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在沈从文的作品中，明显地体现着这样的模式：城乡在道德意义和美学上的二元对立。走进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到“乡下人的世界”是自然山水，荒莽而又秀美；人们单纯而又勇敢，他们不分平富、不讲地位，以诚相待，以善相亲，充满了温暖，而对于虚伪、做作、欺诈一无所知。“这些人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信，即便是娼妓，也常常较讲道德和羞耻的城市中的绅士更可信仰”。在大量的作品中，沈从文不仅描写了湘西人世代相袭的优秀品质，而且注目那些为世人所轻蔑、所不齿的方面，并大胆进行人的价值的评估，在野蛮中见雄强，低贱中见诚实，天真中见热情。他们是一群与自然完全契合的人，总是享受生活所赋予他们的一切，渲染生命的美丽与强健，同时也体现了生命的庄严与价值，在生活和感情的撞击下闪现生命的火花，呈现“乡下人”的内在精神实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实质，使沈从文对“乡下人”的世界一往情深，而对“都市世界“给予无情的嘲讽。
　　沈从文模式对中国乡土文学的影响是如此深厚，以至于我认为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沈从文的这一观点，得不到同志们的多少认同。
　　沈从文的模式就是城乡在道德意义和美学上二元对立的模式，尽管有的论者认为沈从文要复杂得多，但我认为，公平的看，他并没有超越那种道德意义上的二元对立，即城市（现代）丑陋和非道德化与乡村（传统）的美好与淳朴。
　　沈从文在一个普遍以背叛和决裂于乡土与传统为进步的年代里构筑了一个乡土神话，一个“家”的神话，诚如他自己所言，他是在神解体了的年代，重新给神以赞颂。这个乡土神话，是沈从文留给中国文学史的不朽遗产。
　　有的论者指出，沈的家乡湘西的人文传统，并非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而是其边缘，有点“圣人布道偏于此处遗漏的意思”。故此使得沈可以很超脱的看待新旧文化之争，并且，在自己的乡土神话的某些精神意蕴上找到与新文化的契合之点。
　　但是，说到底湘西和它的传统仍然属于中国旧的农业文明的一部分。沈从文对于这一传统的阴暗和丑陋的一面，不是说没有一点批判，但对此他始终缺乏象鲁迅那种五四立场下的“启蒙之痛”。这一点我们不妨看看那些他意图着力对自己故乡传统的丑陋的一面进行批判的小说，比如《雪晴》，就可以看出，他对此是没有鲁迅那样的沉痛的。他的作品说到底还是单薄的，非常美，但是单薄。旷新年说，沈实际上诗人而非小说家。